古代汉语语法概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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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语法概要

《《古代汉语语法概要》.txt》全本_

 第一章. 绪论

1. 历史概要

很多世纪以来，汉语是整个东亚文明和文化的主要传播工具。

在今天，说汉语的人也比说任何一种其它语言的人多。

距今最早的书面汉字实例是所谓的“甲骨”。

它们是从商代最后的首都安阳出土的占卜记录，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50年。

随后的若干世纪，在周代铸造术出现之后，在青铜容器记录皇室捐赠和其它一些类似事情的铭文出现了。

最早的汉语经典（《易经》的一部分，《书经》和《诗经》）也都出现在周代早期。

所有这些文本都是用一种汉字的古老形式书写的。

而这种字形被看作是古典前期的文字。

从严格意义上讲，古典时期始于孔子 （前551--前479）时代，经过战国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全国并建立秦王朝为止。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主要的哲学家，也出现了第一批记述历史的作品。

虽然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都使用古代汉语，但它们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语言差异。

毫无疑问，这是地域分散和地方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的结果。

这两个因素使得不同的地区方言变成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文献传载工具。

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对于这些不同语言差异的详尽研究仍然需要继续，但至少有一点可以区分，就是：

（1）一种文学语言的古典形式使用在诸如《左传》和《国语》这样的历史文本之中。

这种语言可能以中央方言为基础，并展现出与《诗经》共同的特点。

（2）《论语》（语言更古老）和《孟子》（语言有所发展）中使用了鲁方言。

（3）《离骚》和《楚辞》中的其它早期诗歌使用了楚方言。

（4）在《庄子》、《荀子》和《韩非子》这样的文本中出现了一种三世纪方言，这显示出语言正朝着一个共同的文字标准发展。

但是在不同的文本中仍然存在显着差异。

随着秦、汉帝国的统一，一种向着共同文字标准的运动在逐渐加速。

不仅由于政府权力的集中，而且由于一种语言使用上倾向性的增强，即比之活生生的口语，人们更喜欢模仿语言的古典模式。

从这个方面来看，儒教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影响。

它使得儒家经典成为了教育以及在政府部门中晋升的基础。

在比较早期的文本中，如《史记》，人们仍然可以发现口语的影响。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文言像西欧的拉丁文一样，渐渐从当时的口语中分离出来，一点一点变成一种死的语言。

文言从来不是完全静止和统一的。

连续不断的文学运动使得不同的文风盛行并且为了诸如政府文稿或是佛教著述这样的特殊目的，也会产生不同文风。

但规范的语法并没有得到发展，中国人通过模仿早期的语言典范来学习写作，而不是像西方人学习拉丁文那样，通过服从清晰的语法规则来学习写作。

口语的影响总会存在一些，甚至在纯文学和诗歌当中。

而更多的影响还是存在于那种更具实用性的著作当中。

结果，即使那些精通古典文本的人，当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诸如清代官方文件这样晚期的资料时，也会感到困难。

2. 读音

汉字有时被认为好像可以直接代表某些概念。

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即使很多汉字是图形化的或是起源于其它一些图画，但它们作为一个书写系统时，是表示一些特殊口语词的传统符号。

因此同义词（这样的词拥有相同的意义，但读音不同）通常用不同的汉字书写，而同音词（这样的词拥有相同的读音，但意义不同）可能用同一个汉字书写。

举例来说，“quǎn”根据象形文字表示“狗”，写作“犬”。

而“gǒu”也表示“狗”的意思，写作“狗”。

“狗”字由“犬”和“gǒu句（钩）”组成，“gǒu句”表示读音。

另一个方面，表示“如何？

哪里？

”的“ān”和表示“和平、宁静”的“ān”都写成“安”。

和其它各种语言一样，汉语也是以口语形式是主。

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人们希望尽可能接近的复原隐藏在汉字下面的实际读音。

不幸的是，由于汉字代表整个音节且不提供直接的语音信息，读音经过几个世纪又发生了重大改变，复原实际读音只可能通过一个困难的重建过程。

使用最广泛的重建系统是高本汉出版的《汉文典》（修订本）（1957）。

这本书提供了两个重建系统，其一作者称为古代汉语，其二作者称为远古汉语。

前者是以公元602年的韵书《切韵》为基础的，后者是以《诗经》的韵律为基础的。

而《诗经》所在时期大约中止于公元前600年。

蒲立本《早期中古汉语、晚期中古汉语和早期官话中语音构拟词典》（1991）中有一个对《切韵》重建的修订后的系统，被称作早期中古汉语。

它同时也包含了一个新的元代早期官话的重建系统。

这个系统和一个对唐代晚期中古汉语重建的系统，一起取代了高本汉的古代汉语系统。

因为可利用的证据越来越支离破碎，比早期中古汉语更早的重建时期存在着更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同时两个事实为韵母的演变提供了证据。

一是已被清代学者解决了的《诗经》的韵律模式。

二是从《诗经》以后到《切韵》之间不同时期的诗人们作诗的韵律。

证据表明，相比为不押韵部分、词首辅音或是辅音群提供的系统证据，音节的押韵部分的证据是缺乏的。

任何声称将成为一个完善的古汉语重建系统，诸如高本汉的古代汉语系统，目前都一定有些不可靠。

在这本《纲要》中，有时为了说明性目的，将使用早期中古汉语或是晚期中古汉语中重建的读本。

有时也将使用古代汉语中尝试性的重建部分，并标有星号*。

除了建议使用真实语音音值的重建系统之外，还有一些集注作者们使用的传统方法也是古典文本读者应当注意的。

这些传统方法是为了指明一些汉字应该如何去读，包括被称为“反切”的传统拼写系统和用小圆圈画在汉字四角标注四个古音的系统。

（1）反切

这个术语的字面意思是“翻转--切开” ，即把“fǎn反”（翻转）和“qiè切”（切开） 结合到一起。

这是后汉时代集注作者们发明的一种用两个其它字拼写一个字读音的方法。

这两个字中，一个和本字有相同的元音，一个有相同的辅音。

举例而言，“dōng东”（东方）可以写成“dé德”（道德）+ “gōng工”（工作）。

在这一时期，这种拼写方法成为了韵书的基础。

韵书通过韵律将汉字分类，然后，在每个韵律内部，按照相同的无韵部分分为同音字群。

这些韵书现存最早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陆法言于公元601年完成的《切韵》。

它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增补最终在公元1008年形成了《广韵》。

该书今天仍然存在。

虽然《切韵》的原始形式已不存在，但敦煌出土的大量原稿残片已得到复原。

并且还存在一些部分的或完整的介于“两韵”中间阶段的修订版本原稿。

随着语言的变化，人们意识到反切这种拼音方法变得过时了。

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存在于诸如《康熙字典》、《辞源》和诸桥辙次编写的《大汉和词典》这类字典当中的反切拼音法，通常是从唐、宋时期的词典中照搬过来的。

如果按照反切的方法翻译现代北京话，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2）声调

按照传统说法，中古汉语有一个四声系统，是五世纪由沈约率先认可并命名的。

这四声称为“平”（水平）、“上shǎng”（上升）、“去”和 “入”。

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和普通话相同，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

旧的“平”声按照词首辅音清浊，分成了北京话的一声和二声，首字母不发声的旧有‘上’声或词首是流音或鼻音的字发北京话的第三声。

旧有‘去’声字和‘上’声字中原始音阻塞或产生摩擦的发北京话的第四声。

中古汉语‘入’声字中原始音以–p,-t,或–k结尾的，仍然保留在广东话中。

这样的结尾在北京话中已经丢失，而这些字被怀疑可能存在于北京话四声的任何一个中。

 因为许多汉字有不只一个读音，通常有不同的声调。

集注作者们不得不边读边作出注释。

一种方法是给出反切拼音法。

另一种方法是在有问题的汉字四角从左下角开始画一个小圆圈或是半个圆圈。

通常一个汉字最普通的读音并不被标注。

例如，“wáng王”（帝王），平声，并不被标注。

而“wàng王”（称王），去声，在文本中使用这个系统被标注为“王°”。

本书始终是由现代标准语言“普通话”标注汉字读音。

而普通话是用新的标准拉丁字母“拼音”拼写的。

而古代汉语教师们有时喜欢使用基于古代读音重建系统的拼写系统。

这种拼写系统的优势在于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古代语言的读音和现代语言非常不同，并且从一个力求正统的人的角度来看，使用这种系统似乎是合理的。

但是目前关于古代语音的共同认识并不确定并且很缺乏，这似乎是把一个人为的、并不需要的负担强加给了学习者。

换个角度来看，古代语音似乎只有作解释性目的的时候才需要。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

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是用当前使用的口语语音大量取代专业的文学读物用语。

而这种用语晚到本世纪上半叶仍然习惯性的出现于古典文本的读物中，且台湾和其它地区保守的学者们至今仍然在使用。

有时候上述情况存在着令人遗憾的结果，即一些东西遮蔽了上述两者的重要差别。

当书面语音系统流行的时候，这种差别仍然是一目了然。

在这部作品中，我仍然沿用了我在《词典》（1991）中采用的原则，即在下面这些情况下，坚持更古老的书面读音。

适用这种原则的字词包括（口.=口语）：

“chí治”（治理）（口.zhì）,“guō过”（经过）（口.guò）,

“jū俱” （口.jù）,“qí期” （口.qī）,“tuō他”（口.tā）,“Wéi微”（口.wēi）,“Wéi危”（口.wēi）,“yì曳”（口.yè）。

3. 符号

许慎在大约公元2世纪初期编着了第一部汉字字源字典《说文解字》（解释图形并且分析汉字），将汉字分成六种形式：

（1）“指事”（指向某物），即图形直接表示概念，如：

“上”和“下”；

（2）“象形”（模仿形状），即字形源自图形，如：

“日”和“月”；（3）“形声”（形式和声音），即字形有两个简单部分组成，一个表示声音，一个与意义有关，如：

“江”和“河”。

这两个字左边部分源自图形“水”，右边部分与字义无关，但在读音上与整个字相似；（4）“会意”（组合意义），如：

“鸣”（叫）由“口”+“鸟”组成；（5）“转注”（转换注释），一个罕见的类型，明显是按意义划分的例子，即不同读音但意义相似的字写成相似的字形，如：

“老”（年老的）和“考”（年老的）；（6）“假借”（借用），即一个字借用另一个读音相同或相似的字，如：

“安”（平安）被用作疑问代词“ān”（哪里？

怎样？

）。

这“六书”中，

（1）、

（2）、（4）和（5）是不表音的，就是说，意义直接用图形的方式表现，与读音无关。

（3）和（6）两种类型基于表音原理，它们一起解释了大部分汉字。

在（3）和（6）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且牢固的界限。

外加语义的决定因素（偏旁或词根），一个假借字变成了一个形声字，通常这个术语叫“谐声”。

汉代以前，偏旁的增加是不固定的。

因此，“女”字开始表示“nǚ”（女人）的图形，在早期被假借为“rǔ”（你）。

后来“汝”字，将“水”部作为偏旁，开始作为一个形声字表示河南汝水的名字。

后又被假借为规范汉字 “rǔ你”。

偏旁的选择可能也是变化的。

例如“说”字，用“言”作偏旁，之后意思限于“shuō”（解释；说明；学说；理论；故事；（后来的）说话）和“shuì”（劝说）。

在汉代以前也经常用作“yuè”（快乐）。

最后，加上“心”部作偏旁，规范字变成“悦”。

直到近期官方文字简化字的出现，汉字的印刷形式才得以规范化。

在台湾，人们仍然使用楷书字体作为汉字印刷形式的规范字体。

楷体是从汉代以前的早期隶书字体演变而来的，而隶书又是以小篆为基础的。

小篆是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时，作为李斯文字改革的成果产生的。

在汉代，先秦时期弃而不用的书写形式被认为是古文。

一种更早的汉字形式，传统上认为是周宣王（约前827-前782）的史官籀创造的。

这种字体被认为是大篆。

4. 音节和字

在古代汉语中，通常一个音节和一个汉字相对应。

一个单独的汉字写成一个音节。

但也有一些例外，可以被分成如下情况：

（1）黏附式复合词，即词义不能通过组成该词的单个语素简单推断出的词。

举例来说，“君子”（先生，有地位的人，绅士的）由“君”（统治者，国王）+“子”（儿子）组成；“庶几”（几乎，可能地）由“shù”（许多）+“jī”（很少）组成（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多少”）。

在古典汉语中，这样的黏附式复合词数量不大。

通常两个语素组合在一起使用时，整个词的意思都能很容易的从单个字的意义中推断出来。

（2）完全或部分由单音节重叠而成的双音节表现形式，如：

“须臾”（片刻）是由“须”（等待）演变而来的。

这些词经常组成富于表现力的形容词或副词，如：

“濯濯”（有光泽）（用以描写鸟的羽毛）、“觳觫”（颤抖，恐惧的）。

这种方式也经常组成一些昆虫和小动物的名字，如：

“螳螂”、“蟋蟀”（早中汉“sit swit”）。

（3）多音节的外来词，如：

“沙门”（佛教僧侣）来自梵语；“橐驼”或“骆驼”，是汉代早期借自于一种可能是匈奴语的不详的外国语言。

很明显，这类可确定的词在汉代以前是没有的。

（4）一些情况下，两个单音节字可以缩合成由一个汉字表示的单音节字。

这好像现代汉字中的“别”（不要）来自“不要”，或是英语中的“don’t”来自“do not”。

在古典汉语中这类缩合词包括：

① “诸”=“之乎”。

其中“之”是宾语代词，而“乎”既可做句末语气虚词也可做介词“于”（在，去，从）（见第四部分）（“诸”也可单独成词，意思是“全部”）

② “旃”=“之焉”（稀少）

③ “耳”=“而已”（唯一）

④ “盍”=“胡不”（为什么不）

⑤ “与”（也写作“欤”）=“也乎”

⑥ “邪”（也写作“耶”）=“也乎”，可能是⑤的方言变体。

（5）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单音节虚词表示两个语素，即它等价于两个语素的意义。

即使其中一个部分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字出现。

例如来自于动词的虚词“焉”就等价于想象中的“于之”（在这里，到这里等）的意思。

虽然“于之”（在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随着不同的专门语法的使用，同样的形式在一些其它词中也有出现，像“然”就等价于“如之”（像这样，是这样），以及“云” （说）和“曰”（说）（见第九章.1.（3）.⑦）。

5． 词法

在现代汉语中，很少有词法的问题，即通过词形的改变表达不同的意义。

除了名词后缀，像“们”、“子”和“儿”，及动词后缀，像表示时态的词“了”和“着”。

“们”是代词的复数形式，用于表示一群人的名词中。

“子”和“儿”是最初形成的小词缀。

然而，仍然有一些词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读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

有时候，会有一个汉字有两个不同读音的情况，如：

“hǎo好”（好的），也可读成“hào”（喜欢，爱），或是“cháng长”（与短相对）”，也可读成“zhǎng”（增长，变老）。

在另外一些情况，不同的汉字共有相同的语音成分，例如：

“zhāng张”（延伸），“zhàng胀”或“涨”（膨胀）（最初也写成“张”）和“zhàng帐”（门帘、帐篷）（即“被伸长的东西” ）。

所用的这些词在语义上都与 “cháng长”相关；或是“xìng性”（（天生的）本性）和“xìng姓”（宗族名，姓”），在读音和意义上都和 “shēng生”（出生，活的，活着的）有关。

“性”和“姓”都把“生”作为它们书写符号的读音部分。

在古代汉语中，上述这种情况存在的更多。

并且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存在，即完全不相关的书写符号表示明显相关的字词。

例如：

第一人称代词“吾”和“我”（早中汉  ），或是第二人称代词“尔”（早中汉 ），“汝”（早中汉 ），“若”（早中汉 ）。

这些字被称作字族。

随着我们对古代汉语语音体系理解的加深，使得按照不同词缀解释这样的词法变成可能。

下面是一些最重要的类型。

（1）存在很多这样的事例，即一个读去声的字是明显从对其它三声的字中派生而来的。

这可能反映一个古汉语后缀“*-s”和藏语中后缀“-s”是同源的。

在一些情况中，派生词是动词，例如：

“wàng王”（称为君王）是从“wáng王”（君王）派生而来；“hào好”（喜欢）是从“hǎo好”（好的）派生而来；“wù恶” （憎恶）是从“è恶”（坏）（早中汉  ，入声）派生而来。

在其它一些情况中，派生词是名词，例如：

“shèng乘”（车辆）是从“chéng乘”（骑、乘）（在一种交通工具上）”派生而来；“zuò坐”（早中汉 ，上声）（坐下）和“zuò座”（早中汉 ，去声）（座位）；“duó度”（早中汉  ，入声）（测量）和“dù度”（早中汉 ，去声）（刻度，度数）。

其它一些语义关系可能比较复杂。

（2）中古汉语中无声首字母和有声首字母的交替经常分别出现在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或是中性意义的词中，例如：

“jiàn见”（早中汉  ）（看见），也读“xiàn”（早中汉  ）（出现）（现在表示这个意思时写成“现”）；“zhǔ属，嘱”（早中汉 ）（隶属于，嘱咐），“shǔ属”（早中汉  ）（隶属于，属于）。

这可能反映了前缀“*a-”和藏语“ha-chun”及缅甸语“ ”是同源的。

（3）在古汉语中介于元音/ /和元音/a/之间的替换或元音变换 可能传递一个相似的语义差异，例如：

“tán谭”（早中汉  ）（谈论）（一些事情），“tán谈”（早中汉  ）（谈话（不及物）；交谈）。

包括前缀“*s-”和中缀（或前缀）“*r-”在内的其它一些词形变换的痕迹也能够找到。

 即使在知识封闭的国家，迄今为止，人们对上述知识的认识已取得如此成就，可见了解这种形态模式的重要。

了解同一个汉字可以代表两个或者更多的虽然相关但不相同的词，并且重视古代集注作者们对这类词作出区分的资料，也是特别重要

第二章. 古代汉语句法的一些基本规则

1. 词类

尽管词法的痕迹仍能够被辨析，但古代汉语的字词并没有正式而明显的语法机制。

不过，在句法形式中，词被分成了明确的类，即与其他语言中诸如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样的词类相应的类别。

传统汉字用法分为实字和虚字。

前者也称为实义词，包括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这些词能够表达主要语义内容。

后者是主要表现语法关系的虚词。

相对语法虚词而言，另一类传统词是“词”。

在实词中，最基本的部分是名词和动词。

两者通过它们所显示出的句法结构类型得以区分。

动词是天生的谓词，需要一个或多个名词、名词短语来表达动词完整的意思。

例如：

一个不及物动词如“来”表示某人或某物“来”。

而一个及物动词如“杀”，表示某人或某物“杀” 某人或某物。

与动词正相反，名词如 “马” 、“石”和名词短语（见第七章）根据它们的意义而各自独立，且需要特殊的机制结构才能作谓词。

例如：

句末虚词“也”和特殊否定词“非”（见第三章）。

所谓名词化，是一种允许动词和动词短语在句中扮演名词角色的结构（见第七章.2）。

关于用作动词的名词用法，见第四章.3。

在包括英语在内的许多语言中，形容词形成一个单独的实词类别。

在汉语中，虽然如我们所见，形容词有一些特殊的性质使它们有些像名词，但形容词属于动词的子范畴。

数字和数量表达也在句法方面表现的像动词。

与英语介词相对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动词，称作“介字”。

和其他语言一样，汉语词可以从一种语法类型转变为另一种语法类型。

从名词派生出动词的规则、从动词派生出名词的规则，从不及物动词派生出及物动词的规则、从及物动词派生出形容词、使役动词的规则，都将在下面的文章中给出。

然而，据说（并不是事实）汉语中的词可以在任意语法类别中自由使用。

2. 主语和谓语

和英文一样，通常汉语的句子可以被分成两个主要部分，主语和谓语。

虽然有时候主语可能被省略。

汉语中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主语是一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而谓语是一个动词。

例如：

1.孟子 见 梁惠王 （《孟子》 1A/1）

 孟子 拜见 梁国的惠王

 主语 谓语

通常，英语中一个陈述句需要一个显性主语。

因此形式主语“it”被用在无人称动词中。

例如：

“It is raining.”或者当谓语存在时，感叹词“there”在动词“ be”前占据主语位置。

例如：

“There are evil men in the world.”另外，第二人称主语代词“you”做主语，在祈使语气的动词前，通常被省略。

如果出现，表达一种特殊的强调“You open the door!

”请比较“Open the door!

” 在古代汉语中，陈述句中的主语通常被省略。

（1）当人们可以通过上下文来理解句义时

（2）当主语不确定时（3）当主语是无人称的（即当主语在大体上被理解为环境或世界时）。

示例如下：

2. 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 1A/1）

 （我）确信有仁爱和正义（提供给你），不过如此。

主语“我”可以通过上下文理解出来，因为孟子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

3.不违农时 （《孟子》 1A/3）

 （如果一个人）不违反适当的农业季节。

在汉语中，不定词“一个人”不被表达出来。

这在从句中是非常普遍的。

4.未有仁义而遗其亲者也 （《孟子》 1A/1）

 从来没有一个人自己是仁爱和正义的，却遗弃他的父母。

动词“有”通常在与人称无关的谓语中被使用，有点像法语中的“il”。

另一方面，在祈使句中，第二人称作主语且未暗示任何特殊的强调，是一种很平常的表达。

这意味着只有通过上下文才能区分陈述句和祈使句。

（见第十四章.1）

谓语可以是名词或名词短语，而不是动词。

在这种情况下，谓语采用特殊的形式（见第三章）。

相反地，主语也可以是一个名词性动词短语（见第七章）。

3. 词序　

和现代汉语一样，古代汉语的基本词序规则是：

（1）主语位于谓语之前，

（2）修饰成分（形容词、所有格名词、关系从句、副词）位于其所修饰的词之前，（3）动词位于其宾语之前。

所有这些规则都有其例外，如下：

（1）正常的主谓顺序在感叹句中被颠倒（见第十四章.3）。

（2）动词宾语或一些其他的动词后成分，为了主体化、对比或是强调的目的，可能被置于句子前部显露的位置。

（3）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古代汉语的代词宾语位于动词之前，甚至在代词宾语并未显露时。

贯穿古典时期，有两个规则被人们使用，它们是：

①疑问代词宾语位于动词之前（见第九章.3）；②当动词是否定式时，非重读的人称代词位于否定虚词和动词之间（见第九章.1.（5））。

在《诗经》和诸如《左传》、《国语》这样相对早期的古典文献中，一个显露的宾语习惯性地被一个代词重述。

这些代词最常见的是“之”或“是”，它们也出现在动词前。

后来，重述代词取代了其位于动词后的常规位置，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守旧的表达中，仍保留着早期的词序（见第八章.1）。

请注意，在古代汉语中这样两个规则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

一是主语位于动词之前，一是修饰词位于被修饰部分之前。

因为当动词短语名词化时，名词从属的虚词“之”位于主语和动词之间（见第七章）。

也就是说，主语被看作是名词化的动词修饰词了。

第三章. 名词谓语

1. 名词谓语

在古代汉语中，当名词或名词短语构成一个句子的谓语时，通常情况下句子里没有像英语中动词“to be”或是现代汉语中“是”这样的系动词。

在这种情况中，句子习惯上以句末语气词“也”结束。

同时，用特殊否定词“非”代替常规的动词否定词“不”。

我们可以建构这样的公式：

A（非）B也（A（不）是B）。

5.非我也，兵也

 不是我，是武器。

（《孟子》 1A/3）

通常情况下，在下面这样的句子里，谓语是一个动词短语。

它被看作名词（未标显的名词化成分—见第七章.2a）或是以“者”取代中心词的关系从句。

（见第七章.2.（3））

6.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是不去做，不是不能做。

（《孟子》 1A/7）

7.畏天者也

 …是畏惧天的人。

（《孟子》 1B/3）

请注意：

当包含“所”字的关系从句在从句中代表动词宾语时，“者”字可以省略。

（见第七章.2.（4））

 8.叟之所知也

 这是你所尊敬的（老人）知道的（事情）。

（《孟子》 1A/7）

（1） 疑问句

在出现于《左传》的古代汉语早期形式中，疑问语气词“乎”用在“也”之后，构成问句。

在其后的文本中，“与”（也写成“欤” ）或“邪”（也写成“耶” ）替代了“也乎”。

“与”、“邪”两字可能是彼此的方言变体，也是“也乎”两字的语音融合形式。

只有在以《论语》和《孟子》为代表的鲁文本中，才出现“与”字，而在其他的战国时期文本中，都是“邪yé”字占多数。

9.夫非尽人之子与

 难道不全是一个人的儿子吗？

（《孟子》 7A/36）

10.其正色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