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镇江金山大战考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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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镇江金山大战考实

宋金镇江“金山大战”考实

——宋金黄天荡之战研究之一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不认为宋金黄天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一场战役。

由于《宋史·韩世忠传》等史传的生动记述，加之清人钱彩的《说岳传》以及民间戏曲的渲染，宋金黄天荡之战的故事及巾帼英雄梁红玉的事迹，在中国民间已是广为流传。

然而，有关这场战役的史料讹误和虚妄成分却极多。

周宝珠先生在其《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一文中，对金军开河、黄天荡之战的时间以及具体战斗事实等问题都做了有益的探讨，澄清了一些问题。

他认为宋金黄天荡之战实际上是包括了韩世忠和兀朮两军先后在镇江和建康的两次战事，并将这次战事的大概轮廓勾勒如下：

建炎四年三月十五日，金兵北归时，从常州至镇江，韩世忠事先屯兵焦山以邀之，降其将李选。

十七日以后，宋、金双方约日会战，大战地点为金山附近之大江中。

战斗之前，兀朮亲带四骑，登金山对岸之银山龙王庙以观察形势，为韩世忠侦知，中宋军埋伏，兀朮突围幸免。

……宋、金会战，主要在金山一带进行，韩世忠妻梁夫人击鼓助战当在此时。

金兵失败后，沿长江南岸西行，韩世忠水军沿江北岸堵截，将金军逼进黄天荡之中。

黄天荡自老鹳嘴度白沙，横阔三十余里，港汊纵横，只有一个出入口，然而宋兵并不能靠近金兵船只。

四月十二日，金兵水师再出，与韩世忠军大战金山下，兀朮再败，求世忠假道，世忠不许，时挞辣已遣金将孛菫太一率军围扬州，进抵长江北岸，但无法解救兀朮之困境。

十二日夜乃开芦门河出走，企图过江，奔往真州。

十三日，韩世忠发觉金人谋图，乃尾追西上，金水师渡江不成，进至建康，韩世忠船队也在建康北边江中驻守。

四月二十四日，金兵企图渡江未成，为韩世忠军队所败。

四月二十五日，金兵开白鹭州新河成，其水军居世忠军上游。

当天无风，宋大型海船行动不便，金军用小舟靠近宋船，然后用火箭射烧宋船帆蓬，开始向宋军猛攻。

世忠战败，顺江而下，金水军追逐七十余里。

适巧长芦崇福禅院行者普伦等带强壮百姓千余人，应韩世忠之约，“驾小舟千余艘，皆裹红巾、立红帜来策应”。

金兵乃退。

兀朮渡江至六合（安徽六合）。

五月十一日，金军大队人马焚建康后渡江北去。

岳飞乘机尾袭，收复了建康。

不过，由于周先生的研究只是从考订史料讹误及其相互矛盾入手，而没有注意到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史料讹误及其相互矛盾主要是因史料虚妄而引出的，因此并未能真正澄清问题。

限于篇幅，本文只拟对所谓有韩世忠之妻梁氏击鼓助战的宋金两军在镇江的“金山大战”做一考证，以求得其实。

一

其实，所谓宋金黄天荡之战，应包含三次战斗，即镇江之战（此战主要是在金山江面进行的，故又称“金山大战”）、“黄天荡之战”[以下凡加双引号的“黄天荡之战”，均指从属于黄天荡之战的小战]、建康之战。

关于这次战役的见存史料，从编撰时间区分，可分为两大体系：

一是出于宋人的撰述，一是出于元人的编述。

而从战役内容区分，则可分为五种体系：

一是只记述有镇江之战的，如《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师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致仕赠通义郡王韩公（世忠）墓志铭》、《中兴小纪》、《嘉定镇江志》等；一是只记述有镇江之战和建康之战的，如《避难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一是将镇江之战、“黄天荡之战”和建康之战混记的，如《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以下简称《韩世忠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韩世忠传》、《大金国志》等；一是将镇江之战、“黄天荡之战”和建康之战分记的，如《金史·宗弼传》等；这些不同系统的记载相互矛盾，讹误极多。

但统而言之，除《避难录》、《三朝北盟会编》和《金史·宗弼传》之外（以下将这类史料简称为A类史料），其它诸种史料均将宋金在镇江江面的“金山大战”记为一场规模较大的水上会战（以下将这类史料简称为B类史料）。

不过，我们只消按其编撰时间的先后，将B类史料进行排列对比，就很容易发现其逐步被人为夸大的问题。

南宋孙觌所撰的《宋故扬武翊运功臣、太师、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咸安郡王致仕、赠通义郡王韩公（世忠）墓志铭》（以下简称《韩世忠墓志铭》）大约作于绍兴二十年（1151年）八月，即韩世忠死后不久。

其对宋金镇江之战的记述如下：

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诸种数万骑，绝淮泝江，鼓行而南，如践无人之境。

一时将吏望风逃散，窜伏草莽间，无一敢婴其锋者。

当是时，太师、镇南武安宁国军节度使、咸安王韩公以两浙西路制置使提孤军驻扬子之焦山，募海舟百余艘，具糗粮，治具器械，进泊金山下，连舰相属为围阵，东向邀其归路。

植一帜，书姓名，表其上。

金人望见，大笑曰：

“此吾几上肉耳！

”平旦，拥千舟噪而前。

先是，公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遍授诸军之伉健强有力者。

比合战，分蛮舶为两道，出其背。

每纵一绠，则拽一舟沉之。

敌帅立万马江上，锐为救［援］；熟视噪扰，莫能进一步。

曾不逾时，掩获数百，舟几尽，遂大败，闭壁不敢复出。

乃已，并出城西南隅，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潜师渡建康，而地势高仰，潮不应。

一日，乘南风，纵火十余栰抗吾师。

破巨浪、冒百死趋瓜洲渡。

公曰：

“穷寇勿追。

”纵使去。

于是，录俘囚，束之沈江中；金帛尽分麾下赆遣吾人之被系者，书妇女（于）［乡］里姓氏，揭诸道，以访其家；然后献捷行在所。

[《鸿庆居士集》卷36，文津阁《四库全书》本]

仅就这段记述看，我们就能发现这中间有两处最不合情理的地方。

一是能通过运河出江的船只吃水都很浅，不可能与海船相抗，更何况当时金军的船只都是满载着所掳掠物资的运输船，而非战船，因而金军不可能在未找到对付海船的办法之前便贸然与宋军在长江中交战。

二是鉴于当时宋军所能俘虏的金兵甚少，韩世忠在获胜后要向朝廷报捷，不可能采用将俘虏“束之沈江中”的极端作法。

此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金军为什么不利用运河河口出江，反而要劳神费力地“并出城西南隅，凿一大渠”出江？

这个问题将在下面胡舜申《避难录》一文中找到答案。

熊克所撰的《中兴小纪》，成书约在宋孝宗乾道元年至八年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嘉泰禁私史》：

（乾道八年）“秋，商人载十六车私书，持子复（熊克字）《中兴小历》（《中兴小纪》别名）及《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

”可见《中兴小纪》成书于乾道八年前]。

乾道六年（1170年）六月十七日，陆游入蜀时路过镇江时，熊克正担任着镇江府学教授[（宋）陆游：

《入蜀记》卷1]。

其后，熊克还撰有《镇江志》十卷（已佚）[《宋史》卷204《艺文三》]。

应该说，熊克对镇江的地理是比较熟悉的。

《中兴小纪》卷8，夏四月癸丑记事对韩世忠与兀朮两军在镇江交战的情况做了以下记述：

兀朮回至镇江，而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已提兵驻扬子江焦山以邀之。

……时敌众百万，世忠战士才八千人。

兀朮遣使与世忠约日合战。

世忠募海船百十艘，进泊金山下，仍立一旗，书姓名于上。

敌望见大笑曰：

“此吾几上肉耳！

”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联为长绠，贯一大钩，遍授诸军之强健者。

平旦，敌以千舟噪而前。

比合战，世忠分海船为两道，出其背。

每缒一绠，则曳一舟而入，敌不得去。

复遣使愿还所掠及献马五千，世忠不听。

曰：

“只留下兀朮乃可去。

”时达喇所遣之兵在仪真，江之南北两岸皆敌众，而世忠据中流，与之相持。

知扬州张绩亦命偏帅控扼要处，与世忠为援。

兀朮闭门不敢出，乃即城之西南隅，凿渠三十里，欲潜师渡建康，而地势高，潮不应。

金之在仪真者，又于城外凿大渠三十里属之江，以通漕。

兀朮刑白马，杀妇人，自刃其额以祭天，幸风涛之息，使载以逃。

世忠谍知之，悉师督战，而风弱帆缓，我师不利，统制官孙世询、严永吉死之，所掠金人又为夺去。

金以轻舸绝江而遁。

先是，世忠视镇江形势无如龙王庙者，故来必登此望我虚实，因遣将苏德以二百卒伏庙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遣人于江中望之，戒曰：

“闻江中鼓声，岸下人先入，庙中人又出。

”数日，敌至，果有五骑至龙王庙。

庙中之伏闻声而出，左骑者振策以驰，仅得其二。

有人红袍白马，既坠，乃跳驰而脱。

诘二人者，云则乌珠也。

是举也，俘获杀伤甚众，金所遗辎重山积，又得龙虎大王舟十余艘。

龙虎大王者，乃伪封王爵而监龙虎军，乌珠之婿也。

与《韩世忠墓志铭》相比，《中兴小纪》增加了六点内容。

一是交待了韩世忠的兵力，二是提到了宋金双方的战场谈判，三是交待了金将达喇驻兵仪真以接应兀朮、并“在仪真者，又于城外凿大渠三十里属之江，以通漕”的情况，四是交待了宋方张绩在扬州对韩世忠的策应，五是记录了宋军战死统制官的姓名，六是增加了龙王庙设伏。

另外，在金军战俘的问题上，两者的记述完全不同——《韩世忠墓志铭》是“录俘囚，束之沈江中”，而《中兴小纪》则是“所掠金人又为夺去”。

其中，“龙王庙设伏”最为重要。

像这样重大的事情，《韩世忠墓志铭》居然只字未提，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

这件事情，估计是熊克在建康期间得之于耆老的口碑传说。

比《韩世忠墓志铭》晚出26年的《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以下简称《韩世忠碑》）是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时任礼部尚书的赵雄奉宋孝宗之命所撰写的。

其云：

兀朮入寇，车驾复幸临安，命杜充以尚书右仆射守建康，王守镇江兼制海道。

王方治舟秀之青龙，无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

……车驾又幸四明。

王闻之，亟以舟师赴难。

未发，兀朮闻王在京口，遽勒三十万骑北还。

王即奏：

“愿留江上剿除，使绝南牧之患。

”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获先锋将“铁爪鹰”李选。

……兀朮遣使通问，王亦遣使臣石皐报之，约日会战。

战数十百合，虏终不得渡。

复使致词，愿还所掠以假道。

不听。

请益以名马，又不听。

虏乃益兵仪真，势接建康，兀朮军于南，挞辣军于北。

王提海舰中流，南北接战，相持黄天荡四十有八日。

兀朮窘甚求打话。

王酬答如响。

……又数日，求登岸会语。

王以二人从，见之。

复伸前恳而言不顺。

王怒且骂，引弓将射之。

亟驰去。

虏自知力惫粮竭，久或生变，而王舟师中流鼓枻，飘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绝。

乃一夕潜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之江，以通漕渠。

刑白马，剔妇人心，兀朮自割其额血祭天，幸风涛少休，窃载而逃。

王谍知其谋，悉舟师督战。

风弱帆缓，虏得以轻舸渡去。

土人称为番人河，其后秦桧主和，更名新开河。

先是，王治兵镇江，尝曰：

“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

敌必登此观我虚实。

”乃遣偏将苏德以二百人伏庙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约曰：

“闻鼓声，岸兵先出，庙兵继出。

”数日，虏至，果有五骑趋入庙。

庙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骑振策以驰，仅得二。

有一人红袍白马，既坠，复跳驰而脱。

诘二人者，云即兀术也。

是举也，兀朮仅以身免，俘获杀伤者不可胜计，所遗辎重山积，所掠男女获免者不知数；又获龙虎大王舟千余艘。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13]

与《中兴小纪》相比，增加了俘获金将李选的内容，并将“龙王庙”增写为“金山龙王庙”，还多出了“黄天荡”这个地名，并明显将镇江之战与建康之战混记在了一起。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成书约在宋宁宗末年到宋理宗初年（约1210—1230年）。

李心传已将镇江之战与建康之战分开予以记述。

其对镇江之战的记述如下：

（三月）丁巳，金人至镇江府。

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已屯焦山寺以邀之，降其将铁爪鹰李选。

选者，江淮宣抚使溃卒也。

完颜宗弼遣使通问，世忠亦遣使臣石皋报之，约日会战。

世忠谓诸将曰：

“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此觇我虚实。

”乃遣偏将苏德将二百卒伏庙中，又遣二百卒伏庙下，戒之曰：

“闻江中鼓声，岸兵先入，庙兵继出。

”敌至，果有五骑趣龙王庙，庙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骑振策以驰，仅得其二。

有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驰而脱者，诘二人者，即宗弼也。

既而战数十合，世忠妻和国夫人梁氏在行间，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

复使致词，愿还所掠假道，世忠不从；益以名马，又不从。

时左监军完颜昌在潍州，乃遣贝勒托云趣淮东，以为宗弼声援。

夏四月癸未，……初，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与金宗弼相持于黄天荡，而贝勒托云围扬州。

朝廷恐守臣张绩力不能支，许还屯京日，绩不为动，敌乃趋真州。

绩，金坛人也。

时托云军于北，宗弼军于南，（赵雄撰《世忠神道碑》，云“乌珠军于南，达赉军于北”，误也。

是时，达赉止在潍州，遣兵来援。

张汇《节要》所记甚悉，今从之），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

将战，世忠预命工锻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

平旦，敌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而入，敌竟不得济。

乃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于所佩金凤瓶传酒纵饮示之。

宗弼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

世忠曰：

“是不难，但迎还两宫，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

”……时敌众十万余，而世忠战士才八千。

宗弼求登岸会语，世忠以二人从，见之。

宗弼语不逊，世忠怒，引弓且射之，亟弛去。

丙申，……是日，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及宗弼再战于江中，败绩。

宗弼既为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

或献谋于金人曰：

“江水方涨，宜于芦场地凿大渠二十余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

”宗弼从之，傍冶城西南隅凿渠。

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

世忠大惊。

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金人终不得济。

与《韩世忠碑》相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又增加了“世忠妻和国夫人梁氏在行间，亲执桴鼓”的内容。

其依据何在，李心传却未作交待。

出于元人之手的《宋史·韩世忠传》，则系综合《韩世忠碑》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编写而成。

其曰：

会上元节（正月十五日），（韩世忠）就秀州（今浙江嘉兴）张灯高会，忽引兵趋镇江（今江苏镇江市）。

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巳先屯焦山寺。

金将李选降，受之。

兀朮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

战将十合，梁夫人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

尽归所掠假道，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

挞辣在潍州（今山东潍坊市），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朮。

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

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朮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

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

兀朮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

世忠曰：

“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

兀朮语塞。

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驰去。

谓诸将曰：

“南军使船如使马，奈何?

”募人献破海舟策。

闽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载土，平版铺之，穴船版以槕桨，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匆出。

海舟无风，不可动也。

又有献谋者曰：

“凿大渠接江口，则在世忠上流。

”兀朮一夕潜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计，刑自马，剔妇人心，自割其额祭天。

次日风止，我军帆弱不能运。

金人以小舟纵火，矢下如雨。

孙世询、严允皆战死，敌得绝江遁去。

世忠收余军还镇江。

初，世忠谓敌至必登金山庙，观我虚实。

乃遣兵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岸浒，约闻鼓声，岸兵先入，庙兵合击之。

金人果五骑闯入，庙兵喜，先鼓而出，仅得二人。

逸其三，中有绛袍玉带、既坠而复驰者，诘之，乃兀术也。

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

帝凡六赐札，褒奖甚宠。

拜检校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

综上所述，B类史料从《韩世忠墓志铭》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述的镇江之战，经历了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夸大过程。

实际上，在B类史料中撰写最早的《韩世忠墓志铭》在其撰成时，尽管离镇江之战已有二十年，但经历过镇江之战的韩世忠亲属及文武部属还大有人在，而作为墓志铭，它自然也必须得到韩世忠家属和部属的首肯，对韩世忠的战功只能是夸大而不会贬低，更不会遗漏任何胜利。

因此，后人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增补的夸张情节，都是虚妄的，极不可信。

下面，我们再从A类史料入手，来看一看宋金镇江之战。

二

在现存有关史料中，最早记述镇江之战的应是南宋胡舜申所撰的《避难录》[《避难录》一书载于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

王明清称其为《己酉避难录》，乃误将其开篇之语“己酉，先兄待制（讳舜陟，字汝明）帅建康”的“己酉”冠于“避难录”前。

己酉，乃宋高宗建炎三年，而《避难录》所记乃建炎四年之事。

“己酉”二字，仅是胡舜申记叙其兄“帅建康”的时间]。

胡舜申乃时任徽猷阁待制、两浙宣司参谋胡舜陟之弟。

宋高宗建炎四年三月十七日，胡舜申和其兄胡舜陟及其家人被韩世忠部将董旼强行带往焦山避难，在焦山住了三天。

事后，他在《避难录》中记下自己当时在焦山的所见所闻。

据胡舜申所记，三月十七日白天，宋金两军在镇江对峙的情况如下：

小泊于焦山，杂于韩军杂物船中。

既至焦山，船中隘不可居，入寺中，占其方丈，老幼悉安堵。

但日游于焦山而已。

时金已破镇江，日见胡骑驰逐于江岸。

坐见其焚甘露寺，但留双铁塔。

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

敌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沉船纵横也。

世忠军皆海船，阵于江中。

中军船最大，处于中，余四军皆分列以簇之，甚可观。

辎重船皆列于山后。

予日登焦山顶观之，山前但见作院等船耳。

工人为兵器于寺前。

又有镇江现任官及寺中之船皆于寺前。

太守李汝为亦在焉。

汝为，亦韩军中人，世忠命为太守者也。

在胡舜申的记述中，“世忠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

敌船实不可出，以闸口沉船纵横也”这句话非常重要，也非常合乎当时的实际。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宋金镇江之战的战役背景——

公元1129年（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冬，金军为了消灭刚逃到江南、立足未稳的南宋朝廷，兵分两路渡过长江，一路自滁州、和州一带渡江进攻江东，一路自蕲州、黄州一带渡江进攻江西。

进攻江西的金军由拔离速、毂英、耶律马五统领，目标是活捉在洪州的隆祐太后；进攻江东的金军由兀朮（宗弼）统领，目标是活捉在杭州的宋高宗。

兀朮率军渡江后，攻占建康（今江苏南京），并经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湖州安吉县（今浙江安吉），连破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后，因宋高宗已从明州航海南逃，金军深入敌境，处境日益困难，公元1130年春，被迫退兵。

由于金军掠夺了许多财物，“以辎重不可遵陆”[《大金国志》卷6《太宗文烈皇帝四》]，只得用船载运，沿浙西运河北撤，水陆并行，破秀州（治今浙江嘉兴）、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占常州，拟由镇江出运河渡过长江北返。

在这种情况下，韩世忠采用“以江船凿沉于闸口，拒金人之出”而的办法，也就非常合于情理。

不过，既然金军船只无法出江，那双方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大江之中进行会战。

而到了三月十七日夜，金军的船队趁东北风大起、宋军麻痹大意，另开一河出江。

在十八日凌晨时分，在没有受到宋军战船拦截的情况下逃离了镇江。

而宋军发现后，也立即尾随追赶。

对此，《避难录》的记载十分清楚：

三月十七日晚，东北风作，至夜益甚，江中飘水皆成冰。

予尝夜独宿船中守行李。

……风作之甚。

又思其索旧且朽，愈不遑安。

是时，金兵在南岸，碇索若断，必随北风至彼，当碎身与船于敌手矣。

船为风震，不得睡，思之，惶恐无限。

及晓，幸吾船无恙，但不能举头，以恶心故也。

……及伸首船外，视焦山之前，惟吾一船而已，余皆不知所在。

……点心时，待制以予在船中，遣小舟来，因得登焦山之岸。

其去死亡，一发耳。

予寻登山顶，望世忠军，极目江中，无一船之存。

辎重在山后者，亦略不见其一。

又一、二日，山前之船稍集。

先是，世忠既塞闸口之河，金人乃别开一河出江。

焦山初不知之。

这个情节，与《三朝北盟会编》卷138所记大致吻合。

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兀朮既胜，欲之建康府，谋北归。

而世忠海船扼于江中，不得去。

或献谋于金人，曰：

‘江水方涨，宜于芦阳地开掘新河二十余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皆世忠之上流矣。

’兀朮信之，乃命掘河。

一夜河成，次日早出。

世忠大惊。

金人悉趋建康。

”[这里所谓“兀朮既胜”，并不是指宋金两军在镇江作战时金军获胜，而是指金军“扫荡”江南地区获胜而归。

另，“芦阳地”，疑为“芦场地”之字误]除细节问题之外，《三朝北盟会编》也肯定金军船队在逃离镇江时，与韩世忠军并未交战。

再将这个情节与《韩世忠墓志铭》“并出城西南隅，凿一大渠，亘三十里，欲潜师渡建康，而地势高仰，潮不应。

一日，乘南风，纵火十余栰抗吾师。

破巨浪、冒百死趋瓜洲渡。

公曰：

‘穷寇勿追。

’纵使去”的记述做一比对，剔除《韩世忠墓志铭》讳言纵敌逃脱的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出：

《韩世忠墓志铭》也基本上承认在金军船队在利用开挖的新河从运河驶入长江、进而逃离镇江时，宋金两军并无激烈的对杀。

金军之所以要“别开一河”，无非是为了让满载物资的船队绕开运河河口的沉船地段而进入长江。

利用一些小河道、旧河道、低洼地开挖一条新河，自然要比下到水里去清除“闸口沉船纵横”的障碍物要容易一些。

而在金军“别开一河”之前，金军船只又怎能进入长江，与韩世忠军在长江中的金山下展开会战呢？

由此可见，B类史料所谓“金山大战”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尽管宋金两军没有在长江上会战，但在镇江的陆上确曾有过一次小规模的交战。

上引《避难录》的作者胡舜申及其全家到达镇江焦山的日期为三月十七日，但金军到达镇江的时间却在十七日之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金军到达镇江的具体时间，在相关史料中都没有准确记载。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建炎四年三月丁巳（十五日）“金人至镇江府”记事的注文里，李心传曾对此有一考证。

其曰：

宗弼至京口不得其日。

案：

《世忠碑》云“相持四十有八日”，而赵甡之《遗史》“世忠以四月丙申（二十五日）败于建康”，逆数之，其初与宗弼相遇，当在三月戊申（初六日）、己酉（初七日）之间。

据诸书，宗弼以三月癸卯（初一日）去平江，壬子（十日）陷常州，则到镇江又必在壬子之后数日。

以时计之，疑是三月十八日。

今且附此，当求他书参考。

李心传并未见到《避难录》，因而尽管他推测金军到达镇江的时间“是三月十八日”，但他最终还是把金军到达镇江的日期定在了三月十五日。

元人所编《宋史》，也将金军到达镇江的日期定在了三月丁巳（十五日）。

从《避难录》所记述的情景看，金军到达镇江的时间似乎也是在三月十五日，但其完全占领镇江应是三月十六日。

在三月十五日，金军刚抵达镇江时，遭到了韩世忠所部宋军在陆上的伏击，金军前锋小受挫折。

关于这次伏击战，《金史·宗弼传》有记述：

“宗弼（兀朮）还自杭州（今浙江杭州市），遂取秀州。

……阿里率兵先趋镇江。

宋韩世忠以舟师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汉军没者二百余人。

”但所谓“宗弼舟小”一语，实际是说金军前锋部队在运河里进行的“舟小”，载人不多，是为金军的失利开脱。

如不注意，很容易使人误会成宋金水军的交战。

这也就是《韩世忠碑》及宋方有关史料所记载的“获先锋将‘铁爪鹰’李选”一事。

而《中兴小纪》所谓宋将苏德率兵在龙王庙设伏一事，也应是在这次伏击战中。

至于《韩世忠碑》将“龙王庙”改成“金山龙王庙”，则毫无事实依据。

据《方舆揽胜》卷3《浙西路·镇江府》记载，金山“在江中，去城七里”；焦山“在江中，金、焦山相去十五里”。

但《方舆揽胜》所记述的距离是以“大江在城北六里”起算的，实际距离并没有这么远。

总而言之，“焦山在扬子江中，与金山相对”[（宋）林景熙：

《霁山文集》卷2《焦山寺》]，两山都在长江中。

北宋后期，张舜民曾游览过甘露寺。

据他当时的所见：

“寺临大江，踞崇岗。

金山、焦山皆在指掌。

东眺海门，北见扬州，天下绝致也。

”[（宋）张舜民：

《画墁集》卷7《郴行录》。

《笔记小说大观》本]可见金人只消站在北固山上，何可将江中情景一收眼底，而用不着非要登上金山去观看宋军虚实。

更何况金山还是由韩世忠军队所控制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

胡舜申《避难录》记载：

“初，予在焦山，见世忠陈兵江中，而镇江江口山上有兀立不动、下视吾军者。

世忠船特大，早晚诸将来禀议，络绎不绝，皆用小舟。

明知大者为世忠。

自余五军船，历历可数。

吾尝自念：

‘吾军中事，金人莫不目见耳闻；而敌人军中事，吾军略不知之。

亦可虑矣。

’”

在这个问题上，周宝珠先生引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将“金山”改为“银山”，纠正了这一错误。

《读史方舆纪要》云：

“银山。

在（镇江）城西二里江口。

旧名土山，以山形壁立。

俗名竖土山。

……临江耸立。

上有龙王庙。

宋建炎四年，干世忠屯焦山以邀兀朮归路，兀朮遣人约日会战。

世忠谓诸将曰：

“是间形势无如金山对岸龙王庙者，寇必发此，观我虚实”。

乃遣兵伏庙中及岸侧。

遣人乘舟望之。

戒曰：

“闻江中鼓声而发”。

贼果至，擒其两骑。

俗本作金山龙王庙，误也。

”周宝珠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金山在镇江西北七里大江之中，为韩世忠军队控制之地。

银山在镇江西二里，与金山对峙，上有龙王庙，兀朮乃以骑兵入庙内，可见是在江南岸陆地上之行动，而不是登金山。

顾祖禹认为是‘金山对岸龙王庙’，解决了过去史料中的讹误问题。

”[周宝珠：

《关于宋金黄天荡之战的几个史实问题》，《史学月刊》1985年第5期]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是金军在镇江开河出江的具体地点。

二是金军逃离镇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