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关系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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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关系剖析

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关系剖析

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

19世纪60至90年代，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开明派倡导主持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指中国人要学习和引进洋人所务的某些方面，包括：

中国需要学习，引进的西方“长技”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

[1]还包括懂得这种长技的人才，如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及出洋参观等。

还包括仿效西方，设立外事机构，使外交近代化，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

关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史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也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应该积极肯定的阶段；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给中国准备了某些争取国家独立，培养资本主义萌芽，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条件，但当时保留着自己的全部矛盾性和落后性，很难发展近代化；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开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却“没有为持久的近代化创造条件”。

[2]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加快，也就是说评价历史事件的参照系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改革开发以来，重新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认识洋务运动，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运动，成为新时期的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以中国的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为参照系，洋务运动便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发轫阶段，是中国迈向近代化的第一步，其作用不可低估。

1.洋务运动在军事和民用工业方面的举措

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化有着不同的背景。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一般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资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有能力担当领导责任。

而中国在19世纪中叶所进行的改革，主要反映民族自卫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条件尚未成熟，资产阶级还没有产生。

因此中国欲实现近代化，就不能照搬西方近代化的现成模式。

中国的近代化应该走什么道路？

怎么样才能克服、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封建传统势力的束缚？

中国古代从未提出过发展的概念。

在政治上，封建君主独尊儒术。

以孝道伦理治天下，缺乏法治观念；在经济上，封建君主实行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政策，除了少数与农业和维系大一统有关的天文、地理、水利等学科外，封建政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以应付当前政事为满足，即使最有眼光的改革家，也只是针对积弊提出或兴或革的建议，缺乏久远之方。

在鸦片战争之后，道光皇帝仍然固守着“八旗根本，骑射为先”[3]的祖宗家法，坚持认为只要随时粘补修理,清政府这所大房子就可以一律整齐，而无需从根本上进行变法。

显然，以这种头痛医头脚痛的办法对应付数千年未有的变局无济于事。

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中国的刀茅弓箭抵挡不了西方的洋枪大炮，因而他们通常并不反对购买西方的坚船利炮。

这就为洋务派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即以军事近代化为突破口，把改革的理想付诸实施。

李鸿章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方便可敛手。

”[4]左宗棠断言，中国欲谋自强，必应防造轮船方可夺其所恃，化西方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曾国藩也强调，自强应首先从军备的近代化入手。

他们认识到，全凭购买有丧失主权、受制于人的危险，因此他们强调掌握制器之器的重要性，并进而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如果一味依赖外国，不但利权外泄，而且一旦有事，易于为敌人所把持，认识到基础工业对于近代化的意义。

于是采取了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的基础上加以消化，以自修自造自用为主的方针，并建立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基础工业和部分轻工业。

这一战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1以军事近代化为中心

从1865年起，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先后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一系列以军工为代表的洋务企业，从而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洋务运动。

兴办洋务，在19世纪60年代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创办军工企业

从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起到1894年张之洞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共创办了大小24个军工企业。

这些企业在当时大都采用机器生产，尽管当时机械化程度不同，在生产中仍然大量采用手工生产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但它们毕竟是中国大地有史以来第一批近代企业，开了中国近现代化之先河，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作用。

尤其是这些军工企业的创办，生产了大批的枪支弹药，改变了以前清朝军队的刀茅弓箭，土枪土炮的落后状态，这对于维护清朝统治和抵抗外国侵略者起了一定的作用，增强了清王朝的国防实力，为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第二，新式军队的建设

洋务派在建立军工企业的同时，也注意到军队的建设，并将其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军事工业的目的之所在。

1862年在天津成立洋枪队；1866年总理衙门组建练军共1500人；李鸿章在上海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湘军便成了新式陆军。

1888年李鸿章又筹建北洋海军，1894年又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共有舰艇六七千艘，已具有相当规模。

这样，我国军事史上首次出现了海军这一新的兵种。

虽然当时海军的装备、军事素质、军事力量较西方有很大差距，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终于成为清政府一支重要的国防力量，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

新式陆军的建立固然是为清王朝统治服务的，但它的存在也对西方侵略者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历史明确地告诉我们：

镇南关大捷，清军给法军以沉重的打击；黄海海战，北洋海军首战重创日本舰队并迫使日舰首先退出黄海，显示了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因而我们在肯定洋务运动有镇压人民的一面，也不可否认它有“自强”的目的和卫国反侵略的一面。

虽然南、北洋海军在李鸿章等的操纵下，未能起到真正保卫国家的作用而于1894年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中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了，但不能由此而认为洋务运动完全失败了。

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是经济利益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

军事失利包括多种因素，如政治体制、政府态度、军队素质、敌我力量对比程度、经济势力、权利斗争等等，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复杂的失败过程归咎与洋务派的工业活动。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

[5]在当时的情况下，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以“自强”为口号，购买和制造一些枪炮船舰武装军队，其主要目的希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并借此与西方侵略者抗衡，以图自保、免遭沦陷，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诚然甲午海战中国军队失败了，但中国军队装备需要现代化，中国需要现代化军队的客观事实是存在的。

在以后若干年里，中国军队在向现代方面努力。

中国军队再也不会以刀茅弓箭来装备自己了。

它们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武装自己。

这种现象在今天已成为了现实。

因而洋务运动所塑造起来的追求进步、不甘落后挨打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1.2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为基础

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到7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工业，转向以“求富”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民用工业日益处于显著地位。

1873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正式揭开了民用企业发展的时代，以后，近代民营企业陆续出现，至1895年，共建成民用企业一百一十七家。

为解决技术人才问题，洋务派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又先后创设了上海工艺学校、福州电气学堂、广州西学馆、天津电报学堂、南京储才学堂等近代学校，为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紧急、文化个方面输送了人才，为中国近代化作出了相应贡献，同时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派遣留学生

中国人出洋留学从容闳开始的，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另外七批留学生，共二百余人。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上各方面的作用都具有开创性：

它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篇章，留学生把西方先进文化带到中国，并以不同的形式，传播西方文化，普及近代科技知识，逐步缩小了中西文化差距；留学生回国后取得的成就，雄辩地说明：

中国人能够握西方先进科技，外国人做到的，中国人同样做得到。

归国留学生成了中国近代化建设队伍的骨干，逐步在各个方面取代了洋员：

如设计制造的艺新、登瀛洲、泰安等船，物美价廉，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等，都说明他们具有巨大的潜在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强大祖国的信心，成功的派遣留学生，否定了一些陈腐的观念，打击了顽固派，证明西洋之利器不仅要学，而且能够学，归国留学生，尤是严复之译著，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广开人们的眼界，激起了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情，对当时思想界以巨大冲击，从而推动了思想意识近代化的进程。

2.3传播科学知识

随着洋务运动各类学校的创设,留学生的派遣,逐步培养了一批懂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他们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深刻影响,使他们的思想上希望按照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科技著述，培养出我国近代早期的一代甚至二代科技工作者，并且其中一些学者如徐寿等成为国内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颇有名望，从而提高了国人的自信心。

总结：

在经营近代企业的实践中，洋务派逐渐认识到，欲求富强，必须重视学习近代科技知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

他们认识到，西方的算学、重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致理，如果一味仿效而不求其所以然，就不能独出奇异，只能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一旦有事，还要受其挟制。

因此，他们一方面聘用西方人才，借西士为先导，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一方面大力培养本国的科技人才，洋务派聘用了当时中国的一流科技家李善兰、徐寿，聘用了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容闳，以及精通算学、机器、天文、法律的专家一百多人。

他们设立新式学堂，鼓励知识分子以西方近代科技为身心性命之学，还改革科举制度，为西学人才开进身之路。

由此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留学生事业的起步，并为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的建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在借鉴西方文化，努力更新自身文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有关中西文化的总体原则“中体西用”。

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的缩语。

意思是把中国封建主义传统的纲常名教和君主专制制度作为安身立命的主题，把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坚船利炮和生产技术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以改革满清往常的现状。

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到七、八十年代，几乎所有洋务派成员均表达了类似思想。

它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首先，鸦片战争后，华夷之辩观念渐趋淡薄，封闭的自我中心的心理倾向有所改变，人们认识西方也有优于中国之处。

其次，洋务派既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要求以学习西方来维护国家民族地位，但他们毕竟也是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必然从总体上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再次，洋务派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及他们接受中西文化的理论依据导致了中体西用原则的出现。

尽管中体西用论不那么科学，但它产生了很大影响:

它指出为了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必须变成向西方学习,从而打破了固步自封的思想习惯,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提倡把学习西方近代学术与坚持中国传统中的长处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文化融合是更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它继承了经世派的优秀传统,把着眼点放在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上,而不是沉溺于无谓的名分之争。

因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满足了实际需要,有助于克服在社会上和人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华夷思想的阻力,使西学扩展到深受孔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中,为中国的近代化作了人才的准备。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所包含的中国意识也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起到了强化民族整合性,加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它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促进了60至80年代中国社会改革思潮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它的自身缺陷在于,它既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的矛盾,也不能分清中国封建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界限,使它在90年代后失去了指导中国改革的作用。

4.不足之处及其原因

洋务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起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洋务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并未实现富强的初衷，没能像日本那样，逐步摆脱殖民枷锁，走上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其原因在于：

首先，洋务运动的发展重点主要放在军事、科技等领域和经济、教育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把改革逐渐扩展到政治结构、管理体制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方面。

其次，由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在于顽固派合作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情况下取得权力，从事改革事业，因而不仅王朝末期的腐败因素和腐朽势力没有肃清，阻碍着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他们也无力单独对抗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不得不与他们妥协，因而无论在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兴办的各项事业中，都带有很深的封建烙印，使改革不能不受到较大的牵制。

洋务时期所建立的近代企业，虽有官办的保护，但也难以避免各级官吏乃至皇室的勒索；洋务派内部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地域集团，彼此缺乏协调，兴办近代企业时往往分散引进，浪费了宝贵的资金和人才；在企业内部，官商作风严重，没有充分注意利用时常机制，常常无偿或低价调拨企业的产品，因而企业缺乏发展内在动力。

有鉴于此，中国在近代经济竞争中，起步虽然不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没有走在近代化的前列，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近代企业的产生，新的阶级的出现和成长，西方思想的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恶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洋务运动的发展方式产生怀疑和批判。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的政治势力的兴起，新的改革主张的出现，洋务运动便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5.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化实际上是指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运动过程。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是伴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开始的。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8]、“求富”[9]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但我们看待洋务运动与中国的近代化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把洋务运动与近代化二者混同起来。

一个社会的近代化应包括这个社会旧的、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全面变革与转化，“近代化”[10]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949年以前的中国，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都可归结为中国近代化的总进程。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传统文化表层——物质文化的一个变迁的过程，在当时至多实现了生产力（主要是生产工具）和部分生产关系的转变，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定发展。

它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属于一种低层次的变革，为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的初始阶段。

而洋务运动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作用与目的。

对内便是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基本上走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路；对外是制造枪炮、船舰，以绝列强觊觎之心，防止新的冲突，避免中华民族的进一步殖民化。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加深，对外的需要逐渐突出，为维持和局，也必须有一定的实力，否则，中国半殖民地秩序就可能被破坏而完全殖民地化，中国就会灭亡。

正因如此，较为开明的洋务派承为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

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及铁矿厂，创办了第一家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培养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早期维新派。

所有这些，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为开通资本主义的道路准备了一定必要的条件。

尽管洋务派主观上不想发展资本主义，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洋务派主观意志所不能控制的。

综上所述,发生在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虽未能达到其预定的目的,在短时间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毕竟揭开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序幕,使中国迈向了近现代工业化的道路；虽然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军队未能阻止外国侵略者的入侵,但它毕竟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虽然它所创办的民族工业未使中国富裕起来，但由它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正是在它的影响推动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跨出了近代化的艰难的第一步，为开始创建新社会准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洋务派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从而揭开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序幕；洋务运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学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声，推动了社会思想意识的近代化；洋务运动使中国的陆海军开始有新的近代化的武器和装备，初步奠定了近代国防的基础，收回了某些权利，一定程度上推迟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洋务运动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生产力与新兴资产阶级，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力量，为以后中国近代后道路做出铺垫，使近代化成为近代发展的主流。

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是中国近代化历史链条上不可忽视的第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