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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大观圣作之碑资料
蔡京（1047－1126）
宋代重意 2009-07-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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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进士。
徽宗朝，拜尚书左丞、右仆射。
大观中，拜太师。
二年封鲁国公。
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精工书法，尤擅行书，形似米南宫，字势豪健，痛快沉着。
或谓“
宋四家”苏黄米蔡之蔡，原指蔡京，后人恶其奸邪，易以蔡襄。
传世墨迹有《节夫帖》，《宫使帖》、《鹡鸰颂跋》等。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
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
“字势豪健，痛快视着。
”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
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
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
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节夫帖》32.3X42.3cm
《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
册页。
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
本幅纸本，墨迹。
纵32.2厘米，宽42.3厘米。
行书。
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
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
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
京再拜。
昨日终日远劳
同诣。
下情悚感。
不可胜言。
大暑。
不审
还馆
动静如何。
想
不失调护也。
京缘热极。
不
能自持。
疲顿殊甚。
未果前
造坐次。
悚怍。
谨启代
面叙。
不宣。
京再拜。
节夫亲契坐前
蔡京尺牍《宫使帖》
释文：
京顿首再拜。
晚刻伏惟
钧候。
动止万福。
久违
墙宇。
伏深倾驰。
台光在望。
造请未遑。
跂引之情。
不胜
胸臆。
谨启诇候
动静不宣。
京顿首再拜。
宫使观文台坐。
蔡京《元祐党籍碑》
北宋刻石，亦称《元祐党人碑》、《元祐奸党碑》。
宋徽宗即位后，听蔡京之言，将哲宗元祐中任职、曾对王安石《新法》不满的大臣数百人列为“元祐奸党”，并将其名单刻石，颁布全国。
这就是有名的《元祐党籍碑》。
共有三种：
一，崇宁元年（1102）徽宗赵佶正书，刻于内府端礼门。
未几即毁。
二，崇宁二年（1103）蔡京书，勒令诸州据以刊石，次年亦奉诏毁。
三，崇宁三年（1104）刻于朝堂。
正书，无书人姓名，已毁。
碑文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奸党，亦毁。
今传世者，惟广西自治区有两刻石：
一在桂林龙隐岩石壁间，为庆元四年（1198）戊午梁律刊，后有吉州饶祖芫跋，字较大，石已剥落，且被镌刻八分书已漫漶三分之一；另一，在融县真仙岩壁间，系嘉定四年（1211）沈重刻，下有跋。
沈乃“党籍”中列名的沈千之曾孙，家藏有此碑旧拓。
《金石萃编》云：
“赵佶、蔡京书法，皆为一代高手，以书法故，此碑自未可以人以事全废也。
”
《唐玄宗鹡鸰颂题跋》行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坐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
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
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
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
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
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
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
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
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
《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
《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
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
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
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
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
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
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
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
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
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
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
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米，安置在三层石
台上。
《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
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
第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制，在114块石碑的两面刻有650525字，内容包括了几乎儒家全部经典著作，通称“十三经”，其中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尔雅》、《周礼》、《孝经》等。
当时刻板印刷不普遍，手抄容易出错，《开成石经》就成了读书人的范本。
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
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O位景教人士的名字。
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
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
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
《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
《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
《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
《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
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
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
《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
另有宋代赵佶、黄庭坚，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清代皇帝的书法手迹。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轨迹。
爱好书法的人可以在馆内选购影印的碑贴。
在碑林中漫步，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书法艺术，还可以看到碑石上精美的图案花纹。
如清代的《关帝诗竹图碑》、明代《魁星复斗图碑》、宋代的《唐兴庆宫图》。
石刻艺术室和游廊收集了陕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东汉的石兽、画象石，唐代的蹲狮、犀牛。
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有四骏保留在这里。
这里陈列的唐代供应石灯十分引人注目，灯分九层，无论造型还是灯案的图案，都十分精美。
日本奈良附近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灯就是仿此唐灯所造。
此外，还有出土移此的东汉石刻墓门，唐代石椁。
石椁阴刻的星相乐舞，仕女图，椁外浮雕彩绘文武侍从和骑龙驾凤仙人，都是历史和艺术珍品。
来到碑林，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高2，5米、重6吨的景云大钟。
每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发出的钟声就是出自这个巨钟。
泰安
宋《大观圣作之碑》与“瘦金体”
宋徽宗赵估，治国荒唐，但书画颇工。
他独创一体，自名曰“瘦金书”。
宋徽宗的书法先学初唐薛稷、薛曜兄弟（薛氏均师其舅褚遂良），后又学同时代书家黄庭坚。
徽宗信奉“书贵瘦硬”的古训，用笔源于薛氏，结体笔势取法于黄，将他们清瘦恣纵的特色加以融贯，又吸取画坛前辈的笔法，并揉人工笔院体画的勾线功夫，创造出新体楷书“瘦金体”，亦称“瘦金书”。
徽宗所作楷书瘦金体笔道瘦细有弹性，运笔挺劲犀利，具有秀美洒脱的风骨。
其结体特点为抑上扬下、抑左扬右。
笔画尖削，行笔细劲，尾钩锐利。
横竖起笔如利切人，撇捺的末端如竹叶形。
整体感觉剑拔弩张，斩钉截铁，体现出运笔的力度并具有行书的舒畅风貌。
字体多呈长方形，上半部紧凑，重聚散，右下部多开张，圆满秀丽。
这种中宫内收，四面开张的字体造型，带有一种锋锐迫凑的强烈感及明显的飞动效果。
并把长锋狼毫的弹性及提捺强调到突出地位。
通篇则重法度，写作态度一丝不苟。
严格说来，历史上许多以皇帝的身分而为书法家者，大多是徒有书法家的虚名。
而作为北宋皇朝的第8代皇帝的徽宗赵估，即使他未曾贵为天子，其所自创的“瘦金体”也足以使他在书坛上名垂后世。
泰山《大观圣作之碑》是“瘦金体”代表作，其特点在于：
“点画瘦劲冲融，粗细殆无变化。
细细审视，每一个字都有其一二纵笔作全字的主笔，只是长横的末端多加顿挫，悬垂之势的竖画末端，亦如是。
其捺笔的末端则呈柳叶状。
这些，均为赵佶“瘦金体”的特点，“瘦余体”的结字造型遵循抑上扬下，抑左扬右、抑内扬外的一般结字原则，但方口形的字和偏旁如“口”、“里”、“昆”、“皇”、“东”等，一般呈偏状，取横势；而“月”“目”、“日”竖画长横画短的字则格外强调竖画的纵势。
这样的结体，恰恰由瘦劲的线条所构成，遂显出其清越绰约的风流姿态，挺拔脱俗的儒雅神采。
“瘦金体”虽是楷书，但运笔却不斤斤楷书绳墨，其中许多笔致实际上已是行书的风神，其运笔的速度较疾利，因而“瘦金体”在气韵上给人以舒畅流丽的感觉。
金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党怀英，自幼勤奋好学，至二十多岁时，因“应奉不得意，遂略世务，放浪山水之间”。
他隐居徂徕山，自筑“竹溪庵”，读书吟诗，著《竹溪集》三十卷。
至今，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党怀英篆书“竹溪”二字石刻。
他工书法，尤擅籀篆，现存书刻有《天封寺碑》、《谷山寺碑》等泰山周围石刻百余处，以及孔庙中“杏坛”碑刻等。
我市重要历史文物——
大观圣作之碑
2006-5-16发表于《铜川日报》第3版 稿件作者：
秦凤岗
“大观圣作之碑”，矗立在我市耀州区文庙院内、大成殿前面。
其正式名称是“御制学校八行八刑之碑”，是宋徽宗在大观年间亲自撰文并书写的。
碑额刻“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书写者是蔡京。
该碑是我市重要的历史文物。
宋徽宗（１０８２—１１３５），即赵佶，是北宋末年的一个腐朽昏庸的皇帝。
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奸臣，拚命搜刮民脂民膏，使得民怨沸腾，国内危机四伏。
公元１１２７年，金兵攻陷京都汴梁。
他被俘虏，后死于今黑龙江省。
宋徽宗在政治上虽然低能，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
《书史会要》写道：
“徽宗……初学薛稷，变其法度。
”其楷书结体修长，笔姿瘦劲挺拔，极有特色。
徽宗亲自为这一字体起了个名字——“瘦金体”。
“大观圣作之碑”，就是用瘦金体书写的。
宋徽宗的书法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宋柳贯诗云：
“扇影已随鸾影去，经纨留得瘦金书”。
直到今天，一些人为中国画题字时，依然喜欢使用瘦金书。
宋徽宗之所以要撰写“大观圣作之碑”，是为了给当时的学校制定一套校规。
他写道：
“朕考成周之隆，教万民而宾兴之以六德六刑，否则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
”他还说：
“近因余暇，稽《周官》之书，制为法度，颁之学校，庶几近古。
”宋徽宗在”大观圣作之碑”中，将《周礼》中的“六德六刑”，发展为“八行八刑”。
宋徽宗所谓之“八行”，指八种德行。
他写道：
“诸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
”
“孝”、“悌”、“忠”、“和”、“睦”、“姻”、“任”、“恤”，即“八行”。
这“八行”中，以“孝、悌、忠、和”为上，而以“孝悌”为根本。
中国古代儒家十分重视“孝悌”。
《论语》云：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
”也就是说，“孝悌”是“仁”的根本。
而“仁”，是儒家政治哲学思想之核心。
孟子曰：
“尧舜之道，孝悌而己矣。
”也就是说，儒家之政治哲学，就是“孝悌”。
宋徽宗在“大观圣作之碑”中强调，学校要“敦孝悌”。
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伦明，风俗淳，人材成，刑罚措”的社会效果，从而实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宋徽宗要求学校对于具备“八行”的学生以及至少做到了“孝、悌、忠、和”这“四行”者，要给于奖励，对他们“优加拔用”，使之“释福”，也就是作官。
“八刑”是对违背“八行”者的惩罚。
其中对“不忠”者的惩罚最为严厉，规定对犯有“谋反”、“谋叛”、“谋大逆”、“诋讪宗庙”、“指斥乘舆。
（即批评皇帝）的人一定要严惩，对于“不孝”、“不悌”、“不和”者也要给予惩罚，使他们“终身不齿，不得入学。
”
“大观圣作之碑”碑额之书写者蔡京（１０４１—１１２６），仙游（今属福建）人，进士出身。
徽宗时，因勾结太监童贯而当上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他无恶不作，臭名昭著。
长篇小说《水浒》中，揭露了蔡京及其家族的累累罪行。
但蔡京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米芾齐名。
人们称赞道：
“苏、黄、米、蔡，宋朝四绝”。
后人嫌蔡京是奸臣，将其从“四绝”中剔除，代之以名气不太大的蔡襄。
留存至今的蔡京书法作品，十分罕见。
宋徽宗制定了“八行八刑”制度后，惟恐各级学校贯彻不力，便亲自撰文并书写刻碑，并命令全国各地刻立此碑：
“立之学宫，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都邑。
”随着星移斗转，到了九百年后的今天，“大观圣作之碑”已如凤毛麟角一样稀少。
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尚存此碑，是西安文庙的。
另据资料，兴平市文庙也有“大观圣作之碑”。
去年５月，我去该庙寻觅此碑，但未见到。
耀州文庙里的“大观圣作之碑”。
是用当地产的青石（石灰石）刻制的。
青石有个缺点：
易受雨水侵蚀，此碑由于一直陈列在露天，文字已经看不清。
“大观圣作之碑”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书法名碑，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建议耀州区有关部门在新建碑亭内妥善保护此碑。
文庙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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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20
文庙大成殿在兴平市内东街文化馆内。
大殿为歇山顶木构建筑，面阔五间，为明代所筑。
殿前有铁制焚纸楼一座，高约7米，亦为明铸，并有北魏时石狮一匹，及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之碑一通。
殿内藏有唐刻白玉覆莲瓣塔刹刹座一个，直径约1.5米，是1958年拆毁的兴平南塔塔刹遗物。
另有明代巨型铜造像两尊，颇为珍贵。
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咸阳城西２５公里处兴平市东城区县门街。
占地246.92平方米。
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坐北朝南，五大开间，面宽18.5米，进深14.3米，柱径56厘米，柱高4米。
殿阶下东西两侧竖有明崇祯二年（1629）铸造的铁塔2座，高5.4米，另有一北魏石狮和宋徽宗御制大观圣作碑一通。
殿内藏有唐代白玉塔顶盘一个，直径约1.5米，另有明代巨型铜造像两尊。
1964年进行了修葺，目前保护完好
蔡京题额《大观圣作之碑》
《大观圣作之碑》碑文是宋徽宗赵佶用瘦金体所作，当时的书法博士李时雍摹写上石后，由石工刻成的。
额上“大观圣作之碑”六字是蔡京所写。
此碑现藏于西安碑林第三室，据调查，河南新乡、河北赵县、山东泰安等地均有此碑出现。
耀州区博物馆收藏的石刻
2006-10-10发表于《铜川日报》第3版 稿件作者：
王建域
在耀州区博物馆（耀州文庙），保存着自宋代创建文庙以来各时代的记事碑和碑刻，其中以北宋末年的“御笔手诏”、“大观圣作之碑”、宋元祜九年的“耀州重修州学记”和元延祜七年的“耀州新修尊圣庙门庑记”碑最为有名。
记录了当时朝廷治学和维修文庙的史实，是我们研究古代庙学、书法以及碑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御笔手诏”碑，刻制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是文庙现存最大的一通碑刻，高387厘米，螭首圭额，由唐碑磨制复刻而成。
碑额楷书“御笔手诏”四个大字是当时的丞相蔡京之子蔡 书写。
碑文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是宋徽宗的瘦金书，字迹还可以辨认。
大致内容是“建学校、兴贤能，以待天下之士”，“修政事、理人民，以立太平之基”，是为教导天下学子尊崇儒学，以便学成之后都能“知尊君亲上之义，无复暴戾邪僻之行”，从而起到教化民众、流传千古的作用，并希望达到人才辈出，为国所用，使江山永固的目的。
下半部是李邦彦（也曾作过丞相）记述徽宗颁发诏书及刻碑的过程，碑文为楷书。
由碑文而知，当时天下庙学都曾刻立此碑，但是留存下来的仅此一件，非常珍贵。
“大观圣作之碑”，刻制于大观二年（1108年），也是宋徽宗的瘦金书，碑高358厘米，碑首半圆形，碑额行书“大观圣作之碑”六个字。
此碑风蚀严重，字迹难辨，但从少数字可以看出是瘦金体，字比前碑略小。
根据清代王昶《金石萃编》收录的碑文得知，碑额六字是蔡京书写，碑文则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宋徽宗“瘦金书体”摹写于石，先立于宫学、太学、辟雍，后立于全国各郡县学校。
“大观圣作之碑”存世较多，西安碑林、山东岱庙、河南新乡文庙、河北赵县等地都有，形制和内容基本一致。
“耀州重修州学记”碑，刻立于北宋元礻右九年（1094年），螭首圭额，高305厘米，是维修文庙的记事碑，由唐碑磨制复刻而成。
碑文为小楷，记录了耀州文庙创建的具体时间、创建人和第一次维修的史实，是研究耀州古代庙学历史的珍贵资料。
“耀州新修尊圣庙门庑记”，刻立于元延礻右七年（1320年），螭首圭额，高342厘米，是元代维修文庙的记事碑，亦由唐碑磨制复刻而成。
碑文为隶书，具有较高的书法研究价值。
这几通碑的形制与刻立于贞观二年（627年）的“隋故桂州总管、武康郡公（令狐熙）之碑”基本相同，都是存世较少、保存较完整的唐碑。
另外，耀州文庙还收藏着各种碑刻，有唐至清的墓志、题名碑、记事碑和造像碑等，是研究古代耀州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在1989年全省文物调查时征集到一块“北周道教马宝四面造像碑”，高48厘米，宽24.5—26.5厘米，厚13—13.5厘米，上下留有榫头。
正背两面龛内浮雕一天尊二侍者，天尊坐于莲座之上，有胡须，二侍者侍立两侧。
龛楣线刻火焰纹，楣上饰草叶。
碑两侧龛中均为单尊坐像，龛楣饰线刻莲帐，帷幔下垂至龛两侧束起。
下部为供养人画像和题名，但无发愿文和年款。
此碑保存完整，品相甚好，堪称北朝造像碑中的精品。
还有明代维修文庙的“重修庙学之记碑”，除记载维修文庙学校之外，还记载了嘉靖三十四年（1557）的嘉靖（渭华）大地震，是研究陕西地震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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