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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城市规划思想的历史发展及相互影响

中外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进程及相互影响

【摘要】:

千年历史,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经过各种思想的演变和方式的改革。

中西方因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自成体系。

当代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发展迅速,中西方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规划思想也在相互影响中向着更加自然和和谐方面发展。

【关键词】:

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影响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

考古证实,我国古代最早的城市距今约有3500年的历史。

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在政治、伦理和经史书籍中。

几千年来,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几经演变。

西周是我们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代,形式了完整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法礼关系,对城市建设制度也有严格的规则。

《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代王城建设的空间布局: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因此,周代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最早形成的时代,《周礼·考工记》的“营国”制度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活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及文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时期。

各种学术思想如儒家、道家、法家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并传承后世。

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商业的发达,战争的频繁以及筑城与攻守技术的发展,形成了当时城市建设的高潮。

因此,东周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多元化时代。

既有与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维护传统的社会等级和宗教礼法,表现为城市形制的皇权至上理念;也有以管子为代表的变革思想,在城市建设上提出:

“高勿近阜而水用足,低勿近水而沟防省”,强调“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自然至上理念,从思想上打破了《周礼》单一模式的束缚。

到了西汉的武帝时代,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最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

礼制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等级和宗法关系,《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正是礼制思想的体现。

从此,封建礼制思想开始了对中国长达3000年左右的统治。

从曹魏邺城、唐长安城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完整的体现。

与此同时,以管子和老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影响也是长期并存的。

许多古代城市格局表现出利用自然而不完全循规蹈矩。

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位于通航交会处、水早路交通交会点的城市的布局开始冲破礼制约束,如汴梁(开封)、临安(杭州)等。

(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型格局

1、唐长安城

长安城始建于隋,建成兴盛于唐,所以通常称为隋唐长安城。

长安城是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结束了数百年南北朝分裂、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后,在原汉长安城东南新建了规模空前的都城。

先筑城墙,修排水系统,开辟道路,划分坊里、建宫殿,然后逐步在坊里中兴建宅第,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长安城总人口达到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体现了《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城市形制规则。

唐长安城的居住分布采用坊里制,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4个坊里,每个坊里四周设置坊墙。

坊里实行严格管制,坊门朝开夕闭。

东西西处市肆内的道路呈井字形,道路宽度一般为14-16米,街上密集布置着店铺,也是日出开、日暮闭。

2、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

从1267到1274年,元朝在北京修建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

元大都继承和发展了国中古代都城的传统形制,是继唐长安城之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又一典范,并经明清两代的继承发展成为至今留存的北京城。

元大都城市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三套方城、宫城居中和轴线对称布局。

三套方城分别是内城、皇城、宫城,各有城墙围合,皇城位于内城的南部中央,宫城位于皇城的东部,并在元大都的中轴线上。

皇城东西分别设有太庙和社稷,商市集中于城北,体现了“左祖右社”和“面朝后市”的典型格局。

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北京城并未遭战乱毁坏,保存了元大都的城市形制。

明北京城的内城范围在北部收缩了2.5公里和在南部扩展了0.5公里,使中轴线更为突出,从外城南侧的永定门到内城北侧的钟鼓楼长达8公里,沿线布置了城阙、牌坊、华表、广场和宫殿,突出庄严雄伟的气势,显示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

皇城前东西两侧各建太庙和社稷,又在城外设置了天、地、日、月四坛,在内城南侧的正阳门外形成商业市肆。

清北京没有实质性的变更,城市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

(三)中国规划思想来源

中国自古就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它寄托着古代人们对环境的崇拜和对自身的认识。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

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

无论是传说中的哪座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从夏、商、周代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

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

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从周代早期城市的建立中,围合感强烈也是中国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个城都有城墙、外城、内城。

每个城之间距离较远。

二、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一)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

欧洲的古代文明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巨卷。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经历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几个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政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带来不同城市的兴衰,而且城市格局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

1、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的民主政体,形成了一系列城邦国家。

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odamus)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这种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以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城邦精神。

这一模式在其规划的米列都(Milet)城中得到完整的体现:

城市结合地形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棋盘式的道路网,城市中心由一个广场及一些公共建筑物组成,主要供市民们集合和商业用,广场周围有柱廊,供休息和交易用。

古罗马时代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繁荣阶段。

公元前300年间,罗马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地区,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

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

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中间十字形街道,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

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的影响。

随着国势强盛,领土扩大和财富的敛集,城市得到了大规模发展。

除了道路、桥梁、城墙和输水道等城市设施以外,还大量地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和宫殿等供奴隶主享乐的设施。

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30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奥古斯都称帝)城市建议更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继续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和宫殿外,城市还成为帝王宣扬功绩的工具,广场、铜像、凯旋门和记功柱成为城市空间的核心和焦点。

古罗马城是最为集中的体现,城市中心是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形成的广场群广场上耸立着帝王铜像,凯旋门和记功柱、城市各处散布公共浴池和斗兽场。

2、中世纪的欧洲城市

古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的中世纪。

由于以务农为主日耳曼的南下,社会生活中心转向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十分萧条,城市处于衰落状态,古罗马城的人口也减至4万。

中世纪的欧洲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封建领主王国,封建割剧和战争不断,出现了许多具有防御作用的城堡。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势力十分强大,教堂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教堂的庞大体量和高耸尖塔成为城市空间布局和天际轮廓的主导因素,使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景观具有独特的魅力。

10世纪以后,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起,一些城市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成为自治城市,公共建筑(如市政厅、关税厅和行业会所)占据了城市空间的主导地位。

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继续繁荣,不少中世纪的城市终于突破封闭的城堡,不断向外扩张。

3、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城市

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科学、技术和艺术都得到飞速发展。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中世纪的城市进行了改建,改建往往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

意大利的城市修建了不少古典风格和构图严谨的广场和街道,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在17世纪后半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庇护,资产阶级与国家已结成联盟,反对封建割据和教会势力,建立了一批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国家。

在城市建设上受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祟尚抽象的对称和协调,无论在平面布局或立面构图上,都不遗余力地强调轴线,强调主从关系。

其中以巴黎的改建规划影响最大,轴线放射的街道(如爱丽舍田园大道)、宏伟壮观的宫殿花园(如凡尔赛宫)和公共广场(如协和广场)都成为当时城市建设模仿的典范。

(二)西方规划思想来源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

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

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西方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

西方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

因而西方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

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

因而,西方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

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有城市中心,是由集中到分散的格局。

二、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相互影响

现代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主要城市规划思想多受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

城市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及现代工业技术的推波助澜,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等思想。

英国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是一种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理论,倡议建立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重要的社会改良学说,田园城市理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市政改革运动普遍开展,大量吸收西方最新的市政体制和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成为这一改革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

田园城市理论引入中国,希冀改善每况愈下的城市生活环境,防止中国的城市建设重蹈西方城市过去因“激进进展”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覆辙,打破城市与乡村两者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此外,还可应对新的战争形势下城市防空的需要。

中国提出了详细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实施计划。

然而,他们的实施计划只是在片断式解读和简单套用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的基础之上,对其物质技术形态和西方其他一些市政改革潮流成果进行拼筹的结果。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霍华德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城市”的社会改革思想。

中国为保证城市发展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进行,强调分散主义原则和对城市进行功能的分区规划,开始注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反对城市繁荣发达、乡村破败落后的畸形发展状态,注重城市里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等等。

在欧美先进的市政理论对中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合力”作用下,田园城市理论在民国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局部片段式的“田园城市”印迹,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主要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新村建设、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开辟等方面。

就总体影响而言,一是城市新区的规划,这与霍华德避开日益膨胀的伦敦市区,在郊区进行莱切沃斯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做法如出一辙;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多主张分散主义,这又显然与田园城市理论及源于田园城市理论的卫星城市、有机疏散、邻里单位等分散主义的规划理论密切相关。

而民国时期各地所进行的“新村建设”和城市“模范住宅区”建设、城市绿地系统的详细规划和布置及其取得的一定成效,则是时人对田园城市模式进行了局部解读和仿效的结果。

当前,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

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

19世纪末,美国“城市美化运动”,英国“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

“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

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

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

“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

”中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和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

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

当代,“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城市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

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traditional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Demand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

中西方在规划思想和规划方式等方面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中西方都在规划思想的发展和相互影响下,向更加和谐的城市建设上前进。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西方城市相比,其存在的缺陷因素》.城市规划》.2010.(6)

2.羲和特约城市研究员.《城市形态的理论与方法——探索全面与理性的研究框架》.2008.(8)

3.《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4.《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5.问红光.《中国古代城建思想研究》.西北大学.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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