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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驱动力

第二章30年河东30年河西

——寻找企业驱动力

中国企业的成长过程面临各种怪现状，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却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

这种情况说明：

过去30年，在总体上讲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时代，外部“机会”对中国企业成长的贡献率远远大于内部“管理”；这种情况同时还说明：

中国企业是通过粗放式经营换来短期高速成长，中国经济是通过企业的前赴后继换来长期高速增长。

既然如此，过去30年中国企业成长的驱动力到底来自哪里？

这些驱动要素目前发生了哪些变化？

未来中国企业成长的驱动力又会是什么？

寻找企业驱动力，既是企业持续成长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追根溯源：

过去30年，是什么在驱动企业成长？

过去30年，虽然从微观上讲，驱动中国不同企业成长的具体要素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上讲，我们发现有三大关键要素，即：

“机会”驱动、“激情”驱动和“人力”驱动。

见下图：

1、机会驱动：

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一个充满机遇的经济发展环境，这种机遇可谓是空前绝后。

面对这种环境，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中国人，爆发出巨大的追逐机会能量，这种能量先从“无产者”开始、从“体制外”开始，逐步向“有产者”和“体制内”延伸。

只要是敢干、肯干、能干、会干的人，基本上都能够成为中国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暴富机会众多，从区域发展来说，创办经济特区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营造了大量的机会；从企业性质来说，国企改革与国退民进营造了大量机会；从全球经济一体化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带来大量机会；从经济发展大势来说，互联网和新经济的兴起带来大量的机会；从经济热点来说，“股票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等带来大量的机会……，如此等等。

有的机会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把握，而大量的机会只要你是否有胆量、有眼光就可以参与。

以下是有人总结的10次暴富机会，基本上老百姓都有可能把握：

第一次暴富机会：

80年代初，成为“个体户”和“投机倒把分子”

这个机遇在当时往往被人看不起，还要冒着被抓住坐牢的风险，所以敢去抓住、能去抓住这个机遇的人基本上都是体制外、特别是体制外中的“无业游民”。

他们率先成为中国第一批“万元户”，其经济地位类似于今天的亿万富翁。

第二次暴富机会：

90年代初购买股票认购证

当时股票刚发行，大部分人对这一新鲜事物不敢接触。

为了“推销”股票，政府甚至发红头文件要求各单位“吃国家粮”的干部带头购买。

后来几乎所有的股票一上市就疯涨，很多人一夜之间莫名奇妙地成了百万甚至千万、亿万富翁。

于是，很多人来到深圳通宵排队购买股票，很多人的第一桶金由此而来。

第三次暴富机会：

90年代中期炒期货

当时期货市场刚开始，因为游戏规则不完善，给胆大的那批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当然没有及时见好就收的人最后结局也很惨。

而那批赚了就转投实业或收手了的人至今依然活得很滋润。

第四次暴富机会：

90年代后期的国退民进

庞大的国有资产廉价贱卖，民营资本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不知道多少个“胆大的人”利用种种渠道，抓住了这样的廉价买卖机会，为自己奠定了强大的后续发展产业基础。

据说当年某内地城市的一家占地几百亩地的工厂，一百多万元就卖给了私人，几年后，一转手就是几个亿。

第五次暴富机会：

90年代末期股票暴涨

股市大幅上涨，只要买入一支股票都能赚到一倍以上。

在当时，炒股票被社会认为是“不务正业”，不但名声不好，而且被人看不起。

然而，这些被人认为不务正业的胆大的人，却由此收获了巨大的财富。

第六次暴富机会：

2000年初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无论是开网络公司还是买网络股，无论是开网吧还是到网络公司打工，胆大的人都在当年的“网络乱世”中获得了一桶金。

第七次暴富机会：

2000年到2007年房地产楼市暴富

拿一块地，盖几栋房子，几辈子都吃不完。

或者你随便买几套房子，到今天你已经是千万富翁了。

第八次暴富机会：

2003年的非典暴富机会

一瓶白醋卖到100多元，一袋板蓝根卖到几十、上百元，一转手就可以赚几十倍。

在很多胆小的人恐慌、悲观、害怕传染，甚至在等死的时候，胆大的人已经通过这样千年不遇的突发事件赚得盘满钵满。

第九次暴富机会：

2003年到2007年的股市大涨

这期间，出现了6000点的大牛市。

如果你参与投资非流通股，几年后开始变成全流通股，1块钱获得的股改后来卖到十几块甚至几十块；原来跌到1元、2元的股票不到半年就可以涨3倍、10倍甚至20倍。

第十次暴富机会：

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

2008年末开始，国家推进4万亿“投资盛宴”。

当时，你只要有一个身份证，就可以以买房、买车、装修、消费、办公司的名义从银行大笔大笔地低息贷款，再用这些贷款去投资，从而参与到十年难遇的国民财富重新分配当中。

由于整个中国社会充满发展机遇，再加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具有超强的把握机会能力，因此，在各种机会的驱动下，中国绝大部分企业虽然寿命并不长，但都可以赚钱，呈现出一派“生机”。

2、激情驱动：

无穷的创业激情，全身心的工作投入

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斗争仍然是社会的“主旋律”。

这种特定的社会背景，让很多人感到有力无处使，整天盼望着有机会施展才能。

所以，当中国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一大批“无产者”首先迸发出无穷的创业激情，接着从“无产者”漫延到“有产者”，从“体制外”漫延到“体制内”……

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比较大的“下海潮”：

第一次是改期开放初期，80年代中期左右，代表人物是柳传志、王石等；第二次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即90年代初，代表人物“92派”；第三次是新世纪，2000年附近，代表人物马云。

尽管不同时期的激情来源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激情澎湃”却是高度的一致。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成天在搞阶级斗争，忙着开“政治讨论会”。

所以，当国家突然间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把人放出来，那是一种什么心情。

著名的企业家枊传志回忆说：

自己确实有一种“活在这世上，一直被压抑着，永远是阶级斗争，就这么闷着活一辈子，不甘心”的感觉！

他说，自己心里真的是有点像鲁迅的书里写的，一个铁屋子里的人，大家都睡着了，你先醒了，那屋子里一点都不透气，你憋得慌，这种感觉不是身临其境，很难体会。

所以，国家真的改革开放了，这时候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有用不完的劲。

接着，就释放出了一大批人，“傻子瓜子”什么的全都是在那时候就释放出来的。

有一种特别有趣的现象可以体现出这一批企业家们完全不同的个性和理想追求：

许多新兴企业的名称都与原来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庆”、“胜利”等等完全不同，如联想、四通、希望、华为、新太、海星、拓普……，如此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92派”。

也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们。

1992年，改革开放到了关键时刻，前进还是倒退，整个社会迷糊不安。

所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给出“定心丸”之后，大批精英（包括官员、公务员、学者等）纷纷下海，“92派”表现出的“激情澎湃”成为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万通的冯仑、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有人形象地描述说，中国老板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在工作，创业者们以无穷的创业激情和充沛的工作精力驱动着企业快速成长，从而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明星企业，它们以特有的光芒闪耀在中华大地之上。

3、人力驱动：

极大的人口红利，极低的人本需求

中国企业不仅有幸赶上充满机遇的时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业激情，而且创业的过程获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支撑。

中国老一代农民工具有罕见的吃苦耐劳精神，对物质财富的要求极低，更不用说所谓的“人本需求”。

据说很多工厂在同一厂区内对农民工采取的都是“夫妻分居”的管理方式。

这种中国式的“人力资源”供给，让中国企业享受着“低成本”廉价劳动力充足供应的美好时光。

即使是知识阶层的60后、70后们，由于长期受正统教育的影响，他们的“付出”与“回报”的要求也是不成正比，很多人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付出意识。

这一点，与后来的“80后、90后”有着明显的差异。

据说，富士康事件后，“一虎一席谈”著名主持人胡一虎主持了一个特别节目，他分别邀请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人进行访谈，问他们到底如何看待“富士康事件”。

50后的人说，我们是党培养出来的，听党的话，绝对不会跳楼，党叫干啥就干啥；60后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知道今天来之不易，我们会很珍惜今天的机会。

只要能够获得劳动所得，宁愿受点委曲也再所不辞。

面对着50后、60后、70后这些老一代农民工和老一代知识阶层，再加上引入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使得中国企业的发展得到了中国式“人力资源”的有力支撑。

“机会驱动”、“激情驱动”和“人力驱动”，共同构成了前30年中国企业成长的三大驱动要素。

二、成长拐点：

企业驱动因素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走过了30余年的美好时光，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进入了增长放缓的新时期，与此相对应，驱动中国企业成长的三大要素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机会正在变化：

显在机会明显减少

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市场足够大，有大量的“荒地”等待开发，只要肯干、敢干，愿意跟随，基本上都有可能“发财”。

与原来遍地都是“机会”的黄金岁月相比，经过30多年的发展之后，显在机会明显减少，人们需要去挖掘才能发现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机会”，几乎你能想到的项目别人已在做，要挖空心思才能赚钱，“项目找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2、激情正在减退：

老板们染上“动力缺乏症”

与“机会”变化的趋势相伴的是，老板们的创业激情正在变化，不少老板染上了“动力缺乏症”。

作为这一症状的主要表现，近年来，不少企业的老板们都在忙着出国，忙着转换生活方式，忙着投资奢侈品，忙着资本运作，忙着上市……真正愿意踏踏实实投资实业，通过劳动“赚辛苦钱”的老板越来越少。

2013年6月1日，中国企业家最高端社交网络平台——正和岛在北京举行“岛邻大会”，共同把脉中国企业家必须面对的“十大判断”。

每一道题出来以后，由全体现场观众（企业家）投票，然后再请评议专家来点评。

其中，在“你觉得近年来民营企业家的移民潮将会呈现何种趋势？

”的调查中，认为“直线上升”的占59.9%；在“为什么很多中国年轻企业家都想提前退休？

”的调查中，认为“想换一种生活方式”的占58.2%。

和这种情况相伴的是，近10年来，原来的“下海潮”不见了，反过来，社会趋势出现了“倒流”现象，“国考热”不断升温。

以下是自2004年至2012年我国“国考”报考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

“累”着做企业，曾经是中国老一代企业家无法摆脱但却“痛并快乐着”的选择。

虽然靠企业家个人驱动的企业成长方式既不是理想方式，更不是健康方式，但是，如果反过来，大批的企业家们都染上“动力缺乏症”，这同样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出现的大批知名企业家（包括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退休现象”、民营企业家的“移民潮现象”和整个社会出现的“国考热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

是什么偷走了中国企业家和中国老板们的激情？

从92年10万公务员下海至2012年15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其背后体现出中国企业家和中国老板们怎样的无奈？

“92派”曾经是中国一个时代的激情释放，如今，我们却需要通过电影来纪念“青春”。

3、人力正在变化：

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管理难度不断加大

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产业链在全球重新布局，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关要素（土地、能源等）管制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不仅对相关要素（土地、能源等）的管制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原来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更是大大减少。

“人力”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18岁-22岁适龄人口的供应量已明显减少，加上新劳动法的实施，从而导致企业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形成与老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的特点，作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知识工作者更是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仅依靠“人力资源技术”进行管理，其难度已起来越大。

三是原来的60后、70后职业经理阶层出现新需求。

经过二、三十年拼搏，他们很多人已经成为企业的中高层职业经理，经历从“创业”到“守业”的历程，不少人的心理需求已发生明显的变化。

他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考虑“成长”问题，而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归宿”。

要么选择自己创业，要么希望与企业共存共荣……

2006年，我曾在中山大学“管理论坛”策划主持了“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相处之道”专题，当时我们分别请了两位老板、两位职业经理人、两位学者进行互动对话，讨论异常激烈。

会后，有一位老板很郑重其事地向活动举办方投诉说，设置这样的专题是在挑拨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似乎职业经理人就是打工者，根本不需要给予公民待遇。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大家早点重视这一问题，在企业早点重视形成“老板与职业经理人”的共赢关系，也许我们的企业现在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三、转型升级：

未来的驱动力来自哪里？

前面的分析说明，前30年驱动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目前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外部机会在变少，老板的激情在减退，企业的人力成本在上升并且管理难度加大。

既然如此，那么，未来企业成长的驱动力将来自哪里？

1、三大变化，突显企业成长新问题

前30年驱动企业成长的三大关键要素，目前正在发生变化，而三大变化突显企业成长面临三大新问题。

见下图：

原来意义上的显在机会越来越少，说明企业仅靠把握显在机会已经远远不够，只想跟着“机会”走所产生的风险在不断加大。

因此，企业需要进行机会创新，需要进行明确的战略规划。

原来意义上的老板动力越来越小，说明仅靠原来意义上的老板“激情”推动已经难以运行，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

需要改变管理方式，需要下沉成长动力。

原来意义上的人力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说明仅靠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驱动已经难以形成企业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需要巩固人力优势，需要开发心理资本。

2、企业成长，需要构建新的驱动系统

企业前30年和未来的关键驱动要素变化情况，见下表：

前30年驱动要素

未来的驱动要素

机会驱动

战略驱动

激情驱动

机制驱动

人力驱动

人本驱动

前30年驱动要素与未来的驱动要素，从表面上看只是一字或两字之差，在内容上却存在本质性的区别：

机会驱动与战略驱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是被动地跟着“机会”跑，还是主动地选择机会。

激情驱动和机制驱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是靠老板个人在推动还是靠运行系统在推动。

人力驱动和人本驱动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将人作为资源、作为对象（物）还是将人作为真正的主体。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要想保持持续健康成长，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变化，及时构建新的驱动系统。

见下图：

在本模型中，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成长。

驱动企业成长的有三大要素：

一是战略驱动；二是机制驱动；三是人本驱动。

三大驱动的基本机理为：

（1）通过“战略驱动”联通企业内外，保证企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企业的成长空间首先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包括外部宏观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

俗话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因此，谁能够把握外部环境，顺应行业发展趋势，谁就能够为企业成长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2）通过“机制驱动”和“人本驱动”保证员工行动起来，并通过不断创造绩效推动企业持续成长。

在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明晰的前提下，驱动企业成长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有形的“机制驱动”；一条是无形的“人本驱动”。

“机制驱动”的最本质特征是通过“压力”产生绩效。

“人本驱动”的最本质特征是通过“动力”产生绩效。

通过新系统的构建，成功实现从“机会驱动”向“战略驱动”的跨越，真正将企业发展建立在系统把握机会的能力之上；成功实现从“激情驱动”向“机制驱动”的转型，及时终结个人英雄时代，让机制的力量充分彰显出来；成功实现从“人力驱动”向“人本驱动”的深化，扎根人本需求，汇聚和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