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民主的陷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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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民主的陷井
徐晋如：
继第一讲“现代性的癌症”、第二讲“科学的魔咒”之后，第三讲我们要探讨民主的问题。
今天这一讲可以冠名叫做“民主的陷井”。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一个至高无上、不可纠结，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五毛”的这样一个词语。
当一个词，当一个概念，已经变得任何人都不能够去反思都不能够批评的时候，这个概念它究竟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邪教，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得清了。
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思考一下，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背后的哲学底蕴又是什么，它是否跟我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国民性可以配合得无间，所有这一切很少有人思索。
我有一位朋友，是香港人，叫做潘加惠。
潘先生他师从于我在当代最景仰的思想家之一霍韬晦先生，上一讲我也特意提到了霍先生的大名。
所以他经常在微博上表达自己对于民主的批判，他一旦发表这样的言论，马上就有无数人上来，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言词来攻击他，用广东话来说就经常“问候佢（他）老母”，非常非常地没有教养的一些人。
潘先生是一个涵养功夫特别好的人，他每次都会把这些骂他人的那些恶毒的词语都给收集在一起，再给他们转帖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下流。
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
这一群人，这一群没有任何教养的暴民，如果由他们来当家作主，该是何等地可怕！
其实，如果说这些人但凡有一点理性，他们认真地看一看潘先生他的微博上面的话，会发现潘先生经常强调，说我不是反对民主，我只是认为民主可以更好，而我们现在没有能够做到更好。
所以这种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严重缺乏的。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两个响入云天的口号，一个是“赛先生”——上一讲我们剖析了“赛先生”背后的那颗魔心，一个就是“德先生”。
因为崇尚“德先生”，所以就认为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中国的传统又被认为是孔子所树立的，所以就把孔子批得一无是处。
当时有一位大学者叫做柳诒徵，字翼谋，江苏镇江人。
柳诒徵先生和王伯沆先生并称为“南雍双柱”——所谓“南雍”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两个柱石，两个最重要的教授。
柳诒徵先生在当时跟新文化派唱反调的杂志《学衡》——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在《学衡》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中国近世之病原》，他开头就说，今天这些新文化派都在那里骂孔子，他说我本人不是孔教会中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像孔教会中人那样把孔子当成教主的人。
如果说新文化派骂孔子骂得有道理，中国近代的种种的病征都是由孔子所造成的，那么我会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并且我会跟着你们后面一起骂。
但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孔子有没有教你卖国？
有没有教你贪污？
有没有教你不守诚信？
有没有教你面对敌人那么软弱、不敢打？
这些全部没有教嘛。
他说我平生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凡是那些认真地读孔子的书，按照孔子的教诲去认真地行事的人，在社会中就有一个词来称呼他们，这个词叫做“书呆子”。
他说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我们的孔学、我们的正道其实都是由这群“书呆子”坚守。
你把这些当官的、贪腐的、军阀的各种种种恶行都归结到孔子的身上，这不是大为荒谬的一件事情吗？
胡适有一个经典的为学的方法，叫做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这句话我见到过的最幽默的用法出自于一本书叫做《1957：
新湖南报》（应为：
《1957：
新湖南报人》），《新湖南报》就是今天《湖南日报》的前身。
当时反右派的时候，《新湖南报》不像其他单位所规定的右派一般5％，最多10％，多的地方到10％，而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成了右派。
所以这些成为右派的人，几十年之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所遭受的厄运就说到，某一些人把他们打成右派，某一些人对他们进行阶级敌人式的搜查的时候，从来不惮于大胆地假设，但是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
这是我所见到的对这句话最幽默的用法。
那么胡适在批判孔子的时候，却从来只是大胆地假设，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
他在做他的最得意的一门学问，就是做通俗小说的考据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答。
这种问题意识当然是现代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好，我们就是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用胡适当初的方法来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体是专制的吗？
第二个问题，孔子是否应当对中国的专制负责任？
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就知道胡适以及他的同道对于孔学、对于儒家的批判究竟是不是有道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治主流究竟是什么样子？
钱穆大师说过一番话，他说中国近代以来的这些学者特别喜欢稗贩西方的学说以为能事，就是做西方学说的二道贩子，比如中国历史上本来没有奴隶制社会，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西方意义的封建社会，可是郭沫若就拿马克思主义的五段论来套中国的社会。
同样的，郭沫若的那些先驱们，他们看到西方的国家是“君权神授”，欧洲很多国家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国王是必须要经过教皇的册封的，你不经过册封，这个政权是不具备合法性的，这叫做“君权神授”。
由此带来的是君主一个人独揽大权，这叫做“君主专制”。
中国呢，没有一个君权神授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问题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了。
但是呢，他们说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没有考据出来，我们中国既然古代没有宪法，既然没有君主立宪，那么必然就是君主专制。
这就是这些拿西方学说当成标尺来衡量中国的这些学者他们所共同具有的一脉思想，却不知道中国的政权是“君权礼授”——礼乐文明的“礼”，克己复礼的“礼”。
礼是法天则地叫做礼，它强调的是对天道的一种遵从——你顺应天道，你的政权就具有合法性；不顺应天道，你的政权就不具有合法性。
那么什么是天道呢？
《尚书》里面说得也很清楚：
天听自民听之，天视自民视之，一切是要以老百姓他的幸福、快乐、很好地成长作为标准。
所以古代会认为，假如一个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子还没有娶上媳妇，一个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子还没有嫁一个好人家，这就是国家没有道的体现，因为它必须要顺应天道。
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国历史的牵强附会都不是真正的探究学问的态度，你只有认真地去探究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你才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结论。
所以认为中国没有民权，老百姓没有权利，就是君主专制，忽视了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特点——中国的社会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阶层，这个阶层就叫做“士”——士大夫的“士”。
他们来自于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你能够考中科举，你马上就由普通老百姓跻身到士大夫的阶层之中。
而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又不具备一种阶级对立，他本身就来自于这些群众，他只不过在知识上、在美德上比普通老百姓要高尚一些而已，这个是他们的特点。
他们对这个政权起到的作用使得这个政权更主要地是依靠这些读书的、有美德的这群人来统治，而不是由皇帝一个人来统治。
所以钱穆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这篇文章里面，他详细分析历朝的政治体制，认为在秦朝以后——秦朝当然毫无疑问它是一个专制社会。
秦朝这个社会极其地坏，从它很早很早，就它还是偏于一隅、作为西鄙之国的秦国的时候就非常地坏。
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东方各国都是非常文明的，打仗，把敌人打死了，那么是不会把他头砍下来的，是把他的耳朵割下一只来，回去以后报功。
为什么呢？
因为东方各国人认为说你把人家的头砍下来，人家的鬼魂就回不了家乡了，这是一种文明。
但是秦国是叫“尚首功之国”，他跟人打仗，打死了以后，他要把人家的头砍下来，砍一个头颅，他在军队里面的地位就升一级，可以二十级，砍二十个头颅的人级别就特别高了。
所以东方各国都怕跟秦国打，为什么？
就你无所畏惧啊！
两个人打架，在力气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人能够获胜呢？
就是谁更凶残谁容易获胜。
所以秦国它统一六国，它打败了东方的各个文明国家，并不是因为秦国在制度上比东方各国更好、更顺应老百姓的民心，而是因为它更加凶残。
而当时东方各国信仰的是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秦国呢，它分成三个营，首先是这种青壮年有一个军营，然后呢有女性的军营，年纪大的老人、小孩有一个军营，它是全民皆兵的动员，所以是非常地可怕。
那么秦国有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人君他治天下而不为天下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秦国的国君，他掌有了一切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的束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制社会。
秦国以后，这样的社会其实是非常少的。
所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来说，特别注重选贤与能。
我的官位不是给我的亲信的，是要给贤能的人的，是要经过有贤德的人的推荐——这是察举推荐这样的一种制度，或者是经过一种严格的考试——这是科举制度——来获得。
那么要首先确定好每个人各守其职，当然，这点呢从秦朝以后，秦朝本身已经有这样的一种雏形了，从秦朝以后，一直在踵事增华，使得它越来越完善，这种思想其实是从战国时候的一批儒家来，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周礼》，这个书里面寄托了很多儒家的政治理想，其中包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应该采取六部制，工部、礼部、什么吏部这种六部制，这种方式一直到近代都延续下来了。
我曾经看过一部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那里面就讲有一个小孩特别聪明，他在井边上，就在假扮丞相，然后呢就让那些小孩假扮文武百官，正好就被一个退休回来的大官看见了，就跟他对答，发现这个小孩非常聪明。
这小孩就说皇帝其实很容易做，他说皇帝找好一个好宰相，那皇帝的工作就卸了一半了；宰相呢再去找好文武百官，宰相的工作又卸了一半了。
其实这个是用一种非常通俗的说法把中国古代政治运作的方式给表达出来了。
我说过，在宋代的时候宰相另有一个名称，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一个词——政府。
中国从古以来，绝大部分时候，我们的政府和皇室是有严格的区分的，政府干的是统治国家的事，皇室呢他只是作为一个地位最尊崇的国家地位的象征。
钱穆先生也说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皇帝？
因为中国的幅员辽阔，太大了，那么你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天下之共主——从周朝开始的这种天子的话，那么人人都生有异心，人人想的是“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太平的时候，永远处在战争当中。
皇帝有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骂中国传统的人所指出来的——皇帝是世袭的，你出了一个坏皇帝，你出了一个非常昏庸的皇帝，这怎么办？
“昏君”这个词呢我们要知道经常会被提起。
这些骂中国传统的人忘记了他们自己平常还经常说的另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美国的制度保证了美国即使选出一个极其平庸的总统，这个国家也能够平滑地运行。
怎么到了中国这里这个道理就行不通了呢？
其实中国历史上皇帝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更多地还是由宰相所统率的文武百官——他们作为一个士大夫阶级来实行的一种统治。
所以呀，钱穆先生称宰相叫做“副皇帝”，这句话说得非常大胆，但是也说得非常地精辟，非常地有道理。
但是明清两代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从明朝开始，朱元璋他就要削弱相权。
明朝实际上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丞相。
所谓的“阁老”只是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就皇帝他把政府干的事他也给揽过来了。
因为朱元璋这个人呢，他生活在是元朝的统治之下，然后靠起义起家，他所接受到的这一套全是元朝那种蛮夷的统治方法，所以他把这套东西就变本加厉，再加上他又出身特别地贫苦，所以他内心里面呢对于知识分子是仇恨的是提防的，这就造成了明朝以后整个的万马齐喑的一种景象。
整个大明朝，一直到明朝灭亡，才出现了几个了不起的大诗人——钱谦益、吴梅村和陈子龙。
在此之前，两三百年里面，明朝没有出过一个拿得出手的诗人。
我们知道诗人是最自由的心灵。
明朝缺乏具有自由的灵魂的人，为什么会这样？
明初的几个了不起的大人物——高启、刘基全部被朱元璋杀掉了，所以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昭示了后人，在这样的一个残暴的统治之下，你要有独立人格，你就只能够去死。
所以在明朝，它是一个相对非常黑暗的朝代。
中国古代的政府，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是从社会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来的，只要这个人的父亲不是屠夫，不是皂隶——就是衙门里负责打板子的那种人，不是唱戏的等等这一类的职业，他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这在西方一直到近代才成为现实，此前是无法想象的。
唐代的时候，还专门有一种对皇帝的意见进行复核、进行否决的一种官员，那么这种官员后来到了清代以后才开始取消，但是即使是清代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专制的时代。
西太后当时特别恨一个人，她当时想把那个人杀掉都没有办法。
当时有六个郎官嘛，就大家一起起来反抗，我们就是不愿意来给你签署杀掉他的这样一个通令。
包括同治皇帝想杀一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些都是被一些非常严谨的学术笔记所记载的事情。
清朝呢，我的看法就跟钱穆先生不太一样。
钱穆先生认为在秦朝以后，大部分的时代都是相对的比较宽松的一个时代，不是什么君主专制，他认为明清两代比较的糟糕。
但是我觉得，清朝相对于明代还是要宽松了一些。
在这方面，比如说宋朝的时候，你贬官，唐宋的时候贬官都是这样，你当天被贬官，你立刻要离开首都，你不能在首都再呆了，清朝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多的时间让你去跟朋友道别啊等等等等；那么明朝的时候，它会让道士、木匠这些人能够做到很大的官，清朝的时候只有士大夫才能做大官；又像元朝的时候，它是有种族歧视的，那么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域的那些眼睛有黄色、绿色这些颜色的这种人叫色目人，第三等呢是汉人——契丹人、金人叫汉人，第四等原来的大宋的子民叫做南人，这些人他们是没有资格去做官的。
但是清朝的时候，它是满汉一体同仁，都能够做官，而且清朝一开始科举考试的时候，对满族人相对比较宽松一些，但是后来也非常地严格。
大家都知道康熙年间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词人，就是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他参加考试的时候他也是考不上就考不上，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当时他的老师徐乾学就很为他惋惜，他就给徐乾学写了一首词，这首词是徐乾学送了一种果子——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吃过，北方很多，现在深圳也有的卖，叫红菇娘，叫菇娘，里面是红色或者是黄色的，外面包了一层膜——叫菇娘，然后他就有一首词咏这个菇娘，里面说了两句叫做“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说你自己去爱这个花你要自爱，不要只是为这个花而感到怜惜。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清朝它对于科举考试是非常看重，对它的公正性也非常看中。
鲁迅的爷爷当初就是因为科场舞弊，被抓起来差点把头给砍掉了，好几次被赦免，好几次又说不行，精神彻底地变态，回到家以后就一不高兴就把他那两个成人的儿子给狠狠地打一顿，鲁迅从小在这样的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所以他内心里面充满了阴暗的东西，对于整个的中国文化就刻骨仇恨。
所以另一位跟鲁迅差不多同时的学者周策纵先生就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所谓的封建大家庭带来的那种压抑，带来的那种压制人性的东西，我恰恰是感觉到这种大家族带给我的温暖。
而我想，周策纵先生的这种感受可能是更多的人的真实感受。
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治传统究竟是什么呢？
它既不能说是君主专制的政权，也不能说是一个贵族制的政权，而是一种士人政权——是由士大夫来掌握政权，来统治国家。
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受中国的影响，古代的朝鲜，它在这方面就非常地明显，大家如果看韩剧的话就会发现，这些大臣他们是非常有力量的。
它是一种中性政权，既不是来自于某一个利益阶层，比如说来自于商人，也不是来自于军人，或者来自于什么第四阶级，像法国巴黎公社一样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中性政权，是对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一视同仁的。
它是以德性、以学问作为衡量的标准。
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他说他理想中的社会是由自然贵族所统治的社会。
什么是自然贵族呢？
就是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因为自己的知识和美德而高贵的这些人叫做自然贵族，由这些人统治的国家是最完美的。
其实我们中国的士人政府就是跟这个自然贵族政府最接近的一种政治形态。
中国传统的政治主流是君臣各守其分、各司其职，所以政府跟皇室的职能在大多数时候是有非常严格的区分的。
而且宋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家法，这个不成文的家法是由北京大学已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提出来的，叫做“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当官的，你并不要给他太多的工作，当官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是进行教化，是让一个地方的风俗变得淳朴，让一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变得彬彬有礼，这是当官的最重要的工作，而大量事务性的工作交给“吏”，像宋江这种阶层的人——宋江原来就是小吏——由这种人来完成，叫做“不任官而任吏”；“不任人而任法”，这是一种法治精神，所有东西我们都是有规矩的，按规矩来。
所以这套家法——宋代的家法，其实就是现在英国的文官制度的前身。
英国现在也是这样，你真正的做官的人，做官的人，他们是通过议员从政，或者说经过上面的任命等等各种方式来做的，但是大量事务性的工作是由英国的文官——称之为叫officer——由这些人来做的。
而现在所有的研究都认为英国文官制度实际上就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来的。
所以英国从“光荣革命”以后，它才有了这样一种光明的气象，就是不是由君主一个人说了算，它是由来自于各个阶层的人来参与到国家的运行当中去，一种中性政权，其实我们中国呢都已经实行了两千年。
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孔子一生最伟大的贡献，其实就是树立了一个士人政权的政治哲学。
我曾经说过，其实儒学在政治学上就是十二个字，出自于《礼记·礼运》篇：
“大道之行也”——这五个字不算——“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十二个字。
这“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十二个字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学的最核心的东西。
贤士大夫主政的政府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比什么四大发明要重要得多。
以前有人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这第五大发明又比前四大发明都要重要得多，这句话说得是非常到位的。
自然贵族跟贤士大夫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什么分别，由自然贵族去统治的代议制的政府既然不能够称之为专制的政府，同样的道理，这些来自于各阶层的士人所组成的政府也不能称之为专制的政府。
两千年中国的政治传统跟孔子是密切相关的，但是孔子教给后世的绝对不能什么专制主义，按照我们近代的自由政府的标准，两千年来，中国的政府实在可以算得上是自由政府。
说这样的话并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并不是在那里胡言乱语。
康有为当时就指出来，他说我们拿欧洲跟中国来比一下，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平等要求的是哪些东西呢？
第一，废除封建领主，这些封建领主本身都有自己的庄园，可以随意地狩猎——在这个庄园里面狩猎，随意地审判——农奴人身不得自由，封建领主可以审判你，甚至于还有“初夜权”——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无耻的，就是农奴要结婚了，那个女孩子的初夜先要给封建领主，那么当然我们中国在元代的时候也曾经实行过——这种蛮夷政权也曾经实行过。
法国大革命要求的自由：
废除这些农奴的赋税——（不）给封建领主赋税，只跟国家交税，保护私人财产，取消长子继承制，平民可以进入仕途，教会不能够征求什一税，当时教会都能够征税的，然后准许宗教言论出版自由，限制国王虐杀，开国民议会，民权选举等等。
那么我们中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子呢？
停止掉这些封建型主的不被制约的权利，禁止他们去在领地里面随意狩猎、审判，让这些老百姓只给国家交税，不用给这些地方豪强交税，老百姓能够做官，做文武百官，我们中国从秦汉的时候已经开始了，这样的自由平等开始了两千年，在罗马还没有出现之前。
六朝的时候，和尚庙、尼姑庵是最大的地主，那么到了唐朝武德年间，经过了朝廷的一番淘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宗教团体、宗教组织他们能够有特别多的财产，能够向老百姓征收赋税、征收地租这样的事情出现。
所以这样的事情呢是在日耳曼民族统治之前，其余像中国古代财产私有从来都是天经地义，改朝换代，你有地契，别人谁也夺不去。
中国古代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孩子你都可以分到同样多的财产。
小时候我就听说这样的一个传统，就是你分家产的时候一定要请舅舅来，因为被认为舅舅是跟两个孩子最亲，而且是最公正，来分这个家。
不像西方，只有长子有继承，那底下的孩子没有继承权，只能出去，到处去打工、流浪，所以为什么像《格林童话》里面那么多的最终娶了公主的、做了国王的全部都是小儿子，这是因为他们受了压迫，所以在那里做他们的欧洲梦。
像信教自由、出版言论自由，从汉朝、晋朝、唐朝以来，中国的法律一直都没有说禁止你出版一本书，不许你说话，从来没有的。
而像佛教、道教、景教……各种宗教，民间的信仰从来都是非常自由的。
除非有那种它要通过宗教的形式去推翻政权的，国家才会管一管，否则中国历史上它这个宗教的自由是西方人无法想象的。
而这些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存在的。
在1903年前后，当时有个著名的“苏报案”，那个时候中国近代媒体已经出来了，而且媒体自由得不得了，可以在那个报纸上随意地说西太后应该下台，没有人管的。
所以古代中国对于人民自由的保障是从古以来没有第二个西方国家能够比得了的，只不过这样的自由它不是以现代我们所鼓吹的民主、共和这样的面目出现罢了，它没有这样的名，而有这样的实。
所以康有为要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
“我国人以孔子经义之故，经秦汉大革之后，平等自由已极，今知之（我们现在懂得了），应大呼孔子万岁，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而已！
”这番话不是康圣人说梦话，他说的是历史的实情。
刚才我们尝试着解决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中国两千年的政治传统是专制的吗？
我们再来解答第二个问题，孔子究竟是不是专制的教父。
康有为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与南北美洲同胞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书》，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之了得。
康有为说，我们统计欧洲十六个国家，除了法国一个国家以外，实行革命，其他的都没有实行革命，法国一个国家实行革命的特异性，就像十六个国家只有俄国实行专制一样，其它的国家全部是订立宪法，限制国王的权利，而没有说我要革命。
但是，他说法国倡导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那些谈革命、谈老百姓要享受权利的那些人，马上就自己又成了君主，对老百姓进行压制，比如拿破仑，已经是拿破仑和拿破仑第二嘛。
他说假使法国的制度是欧洲十六国里面最好的，假使法国的国力是欧洲十六国里面最强的，假使法国的人民又是欧洲十六国里面最快乐最幸福的，那么我们会认同法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这个革命是值当的。
但是现在，这是他1905年左右写的，他说现在在欧洲的国家里面，法国的法律是最不好的，宪法也是最不完善的，国家虽然号称民主，但是又不能强大，能够革掉了一个君主的命，但是却革不掉一个根深蒂固的利益阶层。
它的那些当官的对老百姓的残酷要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老百姓所享受到的自由和幸福在欧洲各国里面是最少的。
所以，康有为的观点其实很简单，你看是革命呢，还是立宪呢？
你不要看他说怎么样，你就要看他最终效果如何。
所以呢，沿用康有为的思路，我们可以问一下，假如打倒了孔子，我们中国就真的进入了文明社会，那我们也可以认了，可是，我们把孔子打倒以后，我们不但没有进入文明社会，我们反而比以前更加野蛮了，这个时候难道我们不能够去反思吗？
不应该去反思吗？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答，我一个好朋友叫眭（suī）谦，他的笔名、他的号叫伯昏子，当代的诗写得最好的人之一，他学问也特别好。
有人问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一直不理解，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认为孔子、认为儒学是现代文明的阻碍，只有把儒学给彻底粉碎掉，中国才能进入现代文明，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话。
伯昏子非常简练的一句话，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你可以问他，现代中国儒学不是已经彻底灭亡了吗？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了吗？
”问得极其地有力。
究竟是反孔不彻底，还是反孔压根儿就反错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把中国近代以来的腐败落后全部归咎于孔子，这个发明权不是中国人，是一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做远藤隆吉。
他说：
“孔子出于支那（日本人称中国叫支那），则支那之祸本也。
”中国的愚昧、落后、野蛮、不文明，日本人当时骂中国人叫“脏筋斗”，筋斗就是猴子的意思，脏兮兮的猴子，他认为中国人是非常不文明的。
把这些全部归根到孔子那里去，这是日本人的发明。
但是当时就有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章太炎就相信了这一点，攻孔不遗余力，他的弟子鲁迅、钱玄同、周作人，这些人后来和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一起成为了反孔的急先锋。
这里面有一个根本原因，这里面有一个大家所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它一心想要称霸亚洲，称霸亚洲最大的敌手就是中国.而中国当时是非常庞大的，以日本那样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我上一讲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性的念错的字就这个蕞（zuì）尔小国，我一向习惯性地念成了“撮”尔小国——就是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它必须要让中国内部先分裂，让中国先乱起来，它才能有机会。
所以它从两路下手，一路就是在文化上瓦解你，把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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