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汉光武帝何以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起用文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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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汉光武帝何以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起用文吏
[图文]汉光武帝何以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起用文吏？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谓东汉光武当朝，有“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举，此事史证甚多，无庸赘言。
问题在于，建武功臣中的许多人物与在政治上取代他们的文吏阶层，实际上具有相近的学术素养和行政经验，王夫之称他们“皆出可为能吏，入可为大臣者”，光武何以却要舍近求远，罢退功臣，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呢？
再者，光武称帝时功臣势力之大，足以改变三公人选，他们何以又接受光武处置，相继让位于文吏呢？
笔者以为：
“退功臣而进文吏”的局面虽形成于建武后期，但光武利用功臣内部不同集团的彼此制约，压抑一部分急剧增长的功臣势力，却是从他即位时就开始的。
光武建国后南北、新旧功臣间及功臣、文吏间地位的消长变化，牵涉建武一朝皇权的运作，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光武屡屡调整国家的权力结构，造成皇权强化的趋势，应是认识建武时期皇权与功臣、文吏间关系的主要线索。
笔者试图依循这条主线，重新探索东汉建国初期的一段历史进程。
一、南北功臣的制衡
光武“以征伐济大业”，故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初即位时，非但不能“退功臣”，而且还要任之以显职。
据万斯同《东汉将相大臣年表》，其时除太傅卓茂外，大司马吴汉、大司徒邓禹、大司空王梁、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虎牙大将军盖延、建义大将军朱祜（大将军杜茂与以上四大将军官次相当，亦应入表）、前将军耿纯、右将军万修，均为开国功臣。
又建武二年（26年）正月分封，以“功次轻重”为标准，功臣自然是主要的受益者。
《光武帝纪》：
“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
”博士丁恭引古制以谏，光武竟宣称：
“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
”遂遣谒者即授印绶。
相形之下，文吏尚未能获得与功臣同等的优待。
《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
霸以“明习故事”，累迁至大司徒，建武十三年（37年）卒于官，光武下诏吊曰：
“唯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
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
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
呜呼哀哉。
”文吏爵赏不得超越功臣，直到11年后仍为一项通行的原则。
功臣在东汉新政权中的地位远远高于文吏，由此略见一斑。
建武功臣拥戴光武称帝，同时对皇帝权力又有所干预。
《后汉书》卷二二《景丹传》：
“世祖即位，以谶文用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众咸不悦。
诏举可为大司马者，群臣所推唯吴汉及（景）丹。
帝曰：
‘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
然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诛苗幽州、谢尚书，其功大。
旧制骠骑将军官与大司马相兼也。
’乃以吴汉为大司马，而拜景丹为骠骑大将军。
”孙咸经历未详，由“众咸不悦”的情节，可知其军功不及吴汉、景丹之辈。
此例说明功臣最初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拥有极大的发言权，有时甚至会压倒光武的声音。
功臣的官爵既由其军功所决定，就难免对皇权表现出一种独立性。
《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
建武二年，光武遣大司空王梁与大司马吴汉俱击檀乡，“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而梁辄发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梁复以便宜进军。
”光武以梁“前后违命”，派尚书持节往军中斩梁，但最终又将其赦免。
尽管功臣并非都像王梁那样肆意妄为，然而他们无疑要比文吏难于控制。
范晔论光武“退功臣、进文吏”事，着眼于他从武功到文治的转变，固然不错，但其中还有另外一层背景：
即光武为了确立他在东汉政治体系中的绝对权威，需要对功臣有效地加以制约，用文吏为施政的爪牙。
本文第三节将就此问题作详细论述。
但是，功臣们毕竟已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光武开始只能通过南北功臣相互制衡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
光武转战河北时，手下功臣大致有南北的分野。
“南人”即从南阳、颍川追随光武进入河北，充当其大司马、破虏大将军府早期僚佐的人物。
“南人”见于记载者有邓禹等十余人，除朱浮为沛人，陈副原籍不明外，其余均出自南阳、颍川二郡。
袁宏《后汉纪》卷二谓光武刚到河北时，“官属腹心皆南方人”，不为无据。
这些“南人”地域观念十分强烈，《后汉书》卷一九《耿传》：
王郎发难，耿投奔光武，建议北征渔阳、上谷兵骑以击王郎，“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
“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
”此谓“光武官属腹心”，即指邓禹一班“南人”，他们身在异乡，总是怀念桑梓。
“北人”则泛指光武抵达河北前已活跃于该地，后又相继投入光武幕府的人物。
“北人”以河北土著居多，其中王梁等6人，《后汉书》有传。
另如耿况、彭宠、景丹、吴汉、耿诸人，籍贯虽不在河北，但由于长期滞留此地，大多已供职郡县，乡土意识逐渐淡漠，在政治上与河北人士趋于认同。
冯翊栎阳人景丹，王莽时拜朔调（即上谷）连率副贰，降于更始后复为上谷长史，及附光武，光武遂称之为“北州大将”，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所周知，光武“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奠定其建国的基础。
而北人特别是上谷、渔阳诸将，在平定河北的大小战役中尤为光武所倚重，军功也比南人更显著，所以他们在建武元年的权力分配中占有突出的优势。
万斯同所列三公、诸大将军，为当时最高官阶，其中北人5名，南人仅3名；而且，大司马位居三公之首，群臣所推荐的大司马人选又都是北人。
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特别提及景丹“北州大将”的身分，似乎仅凭这一点，理所当然应该入选。
景丹作为上谷长史，在往援光武的同郡僚佐中位次最高，故获“大将”之名。
此事又反映了一种舆论，即北州诸将在选官时是普遍要优先的。
光武放弃初衷，改任吴汉为大司马，是被迫向群臣论功授官的要求作出让步。
但《北堂书钞》卷五二引应劭《汉官仪》，录明帝甲辰策书云：
“高密侯邓禹，元功之首。
”邓禹以“元功之首”任大司徒，位次反在大司马吴汉之下。
《三国志》卷五六《吕范传》注引《江表传》载：
孙权谓光武受更始使，抚河北，“未有帝王之志也。
”邓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
”可知邓禹称“无功之首”，功在定策，不在军功。
另据高似孙《史略》引《东观汉记》曰：
“天下既定，将帅论功，吴公（即吴汉）为大。
”建武时期群臣中军功最盛者，当属北人吴汉。
邓禹初封侯，胡三省曰：
“盖以禹功比萧何，故封之。
”是有道理的。
然邓禹、吴汉终依军功高下排定位次，又与萧何军功低于曹参而位次列在第一的故事迥然不同。
建武初，北人权势凌驾南人，光武的基本对策就是借助南人钳制北人。
如上所述，北人军功超过了南人，但光武选择的第一位三公却是南人。
《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所载光武遥授邓禹大司徒之策，其中只字未提河北战事，证明邓氏在河北的军功微不足道。
事实上邓禹于河北平后始拜前将军，位在北人吴汉、耿诸大将军之下。
光武即位5天之后，建武元年六月甲子，邓禹破更始将王匡于安邑；仅过了7天，七月辛未，光武便匆匆以“平定山西”之功，发表邓禹为大司徒。
邓禹就任后，其他功臣才陆续得到安置。
虽然光武迫于压力，容忍众多北人占据军政要职，但南人中仍有邓禹、朱祜、杜茂等数人，跻身东汉最高统治层。
光武扶持亲信的南人以便尽快驾驭新政权，其意图显而易见。
光武力求维持南北功臣权力的平衡，这种意图在其分封活动中亦有所体现。
《太平御览》卷二○○引《东观汉记》云：
“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三年（37年）四月条：
“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
”建武年间大规模的分封，载入史籍的仅有建武二年正月、十三年四月两次，上引《东观汉记》所录应是建武二年的那一次，故受封人数大大少于建武十三年。
“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被史臣特意提示，可见其地位高于“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他们疑即诸史所谓“建武元功”。
这28人是否即为明帝图画于南宫云台的28位“前世功臣”，尚难确认。
不过，“云台二十八将”皆从光武征战河北，也都是东汉开国元勋，况且，“云台二十八将”同样以邓禹为首，数量又与“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相等，这些皆非巧合。
二者可能就是一回事，至少“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多数人，已在“邓禹等二十八人”之内。
“云台二十八将”中有南人16名，北人12名，双方大体上平分秋色。
建武二年分封时的形势，可信是与此近似的。
南人凭恃皇权与北人抗衡，皇权则利用南人遏止北人权力的膨胀，由此构成建武前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光武大力提携南人，在当时人们议论中也有体现。
如《后汉书》卷三一《郭伋传》：
建武十一年（35年），郭调任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光武引见，“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
”史云光武“纳之”，表明所谓“选补众职”“专用南阳人”，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郭西汉末任渔阳都尉，王莽时又拜上谷大尹，与北州人士有着特殊的渊源关系。
光武在渔阳郡将彭宠叛乱平后，立即将郭转为渔阳太守，大约是想借助郭在当地的声望以安定局面。
因此，郭批评光武用人，也有可能代表了一些北人的看法。
光武此后的做法的确有所更张，《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叙其建武十二年（36年）死前之事曰：
“时人归其长者，以为有宰相器。
”寇恂最终卒于执金吾任上，光武并未顺从“时人”的意愿，选寇氏为相。
比照前引建武元年光武更换大司马一事，可以看出光武与功臣间地位的消长变化。
又据《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载：
建武十三年，贾复罢左将军官，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
“朱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
”贾复为南人，力荐贾复的朱祜也是南人。
寇恂系北人，推举寇恂的“时人”是否亦为北人，尚不清楚。
至少我们知道南北两大功臣集团，一直在设法维护自身的利益。
然而，光武将北人寇恂、南人贾复统统排斥于三公之外，又是借南北功臣权力的制衡，为其他新兴的政治势力，进而也为君主专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光武在建武中后期相继解除功臣的兵权，是其处理功臣问题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史家已多有论列。
此事的开端在建武十三年四月，《后汉书·光武帝纪》该月条：
“罢左右将军官，建威大将军耿罢。
”按左右将军分别为贾复和邓禹，同书《贾复传》揭示了这次罢官事件的内幕：
“（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
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官。
”“功臣拥众京师”，是东汉初年的普遍现象，光武颇为忧虑。
《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条云：
“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
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
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现有史料足以证明，建武十三年以前东汉功臣拜将军官者，并非“事讫皆罢”。
功臣带将军名号，就有权领兵，故光武解决“功臣拥众京师”之隐患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削夺功臣的军职。
其时中都官中地位最高的武官是建威大将军、北州大功臣耿，但光武并不是从耿开刀。
南人贾复、邓禹揣度人主心思，率先“剽甲兵”。
光武“深然之”，遂罢其左、右将军官。
尽管我们无从断定光武同贾复、邓禹是否密谋在先，然而贾、邓二人的免官，无疑给包括耿在内的其他功臣造成巨大压力。
耿明于“时之度数”，范书本传说他不久便“上大将军印绶”，拱手交出了兵权。
这实际上是耿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得已之举。
此事清楚地表明：
南北功臣间彼此制约，真正获利的是光武本人。
二、“新臣”与“旧臣”的兴替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陇、蜀既定，光武命窦融与河西五郡太守奏事东都，“融到，诣洛阳城门，上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安丰侯印绶。
引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
数月，拜为冀州牧，十余日，又迁大司空。
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
融小心，久不自安，数辞让爵位。
”
窦融进京在建武十二年，当时东汉朝臣有新旧之别，史载甚明，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新臣”与“旧臣”如何界定。
前引《窦融传》中一段话，即“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云云，使人易于产生误解：
仿佛“旧臣”就是“功臣”，而“新臣”则不是“功臣”。
但同样据《窦融传》载：
建武八年（32年），融率河西诸郡兵，配合汉军共击隗嚣，及“嚣众大溃，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诏以安丰、阳泉、蓼、安风四县封融安丰侯”。
由此可见，卑恭以“新臣”自居的窦融，其实正是一位功臣。
“新臣”、“旧臣”的划分是相对的，二者的界限在于其依附光武特别是入朝的先后，而不在于是否已取得军功。
具体说来，窦融等河西功臣在陇右平后始奉诏进京，他们此前既未参与光武经营河北的活动，也未投入光武征伐关东及关中的战争，其经历与上面提到的“南人”、“北人”颇为不同。
两汉之际，河西长期和中原隔绝，由窦融主持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处于割据状态。
窦融等人虽然久奉东汉正朔，接受光武封拜，但他们在朝廷中尚无一席之地，所以同建武元功邓禹、吴汉等大批“旧臣”相比，就只能算是“新进”了。
耐人寻味的，是光武对待窦融一班新人的态度。
如果说窦融获光武召见，“就诸侯位，赏赐恩宠，倾动京师”，还只是一项虚誉，到他拜冀州牧、迁大司空时，就已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势了，故连他本人也感受到“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的显赫。
如果进一步联系建武十三年前后光武选相，于“（南、北）功臣并不用”的事例，便会发现对窦融的任命是非同寻常的。
光武优宠“新臣”的又一个显著迹象，是新臣多与皇室结亲。
《窦融传》：
“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阳公主，（融弟）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涅阳公主”。
《后汉书》卷三四《梁统传附子松传》：
“松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再迁虎贲中郎将。
”按梁统本传云：
“（建武）十二年，统与（窦）融等俱诣京师，以列侯奉朝请，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为郎。
”梁统以武威太守随窦融进京，也是一位“新臣”。
统子松尚主，当是窦融、梁统等人在洛阳定居后的事。
据《后汉书》卷一○《皇后纪》载：
光武共五女，长女舞阴长公主，嫁给梁松；次女涅阳公主，嫁给窦固；另外三女分别嫁给韩光、郭璜及阴丰。
韩光家族背景待考，郭璜、阴丰则出自光武后族。
窦、梁二氏得与椒房之家比肩联姻皇室，在当时又是其他功臣可望而不可及的。
“旧臣”逐渐丧失军权后，“新臣”仍被光武委以军事重任。
《窦融传》：
建武二十三年（47年），窦融代阴兴行卫尉事，融弟友为城门校尉，“兄弟并典禁兵”。
光武建国后，长期由功臣任禁卫官职，直到建武十九年（43年），明帝被立为皇太子，始以阴皇后异母兄（明帝舅）阴识守执金吾。
《后汉书》卷三二《阴识传》：
“帝每巡郡国，识常留镇守京师，委以禁兵”；同年，识弟兴拜卫尉，“典领禁兵”，从此开启东汉以外戚执掌禁旅之端。
窦融步阴识后尘，也是“兄弟并典禁兵”，证明光武对窦氏比其他功臣更为信赖。
另一位“新臣”马援，原系隗嚣部将，后归光武，从平陇右立有大功。
建武中后期，马援是光武最为倚重的大将，“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他“北出塞漠，南度江海”，屡建功勋。
建武二十四年（48年），他62岁时，仍获准远征五溪，“触冒害气，僵死军事”。
这在建武功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建武、永平之际，窦、梁诸家权势炙手可热，已有凌驾旧臣之势。
《窦融传》曰：
“窦氏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与并时。
自祖及孙，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数，于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梁松传》云：
松以尚主，再迁虎贲中郎将，“与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禅礼仪，常与议论，宠幸莫比。
”以至马援诸子要对马援说：
“梁伯孙（梁松字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
及光武崩，梁松“受遗诏辅政”，地位更是盛极一时。
新臣异军突起，不免引起旧臣反感。
《马援传》：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马援所率4万汉军在壶头遭五溪阻击，士卒多疫死。
其时，马援裨将耿舒与其兄书曰：
“前舒上书当先击充，粮虽难运而兵马得用，军人数万争欲先奋。
今壶头竟不得进，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
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
伏波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以是失利。
今果疾疫，皆如舒言。
”得此书即奏之，光武遂使梁松乘驿责问马援，而援竟染疾身亡。
马援一向以晚辈看待梁松，故其死后仍为梁松所陷，此是新臣间门户、长幼之争，与本题无关。
耿舒对马援的进军路线持有异议，而两条路线本来各有利弊，光武也难于决断，未必就是马援用兵的失误。
不过，耿氏兄弟俱为旧臣中重要人物，耿更是北州名将、建武元功。
《后汉书·耿传》后论曰：
“然自克拔全齐（指建武七年灭张步之役），而无复尺寸功。
夫岂不怀？
（李贤注：
言岂不思重立大功乎？
）将时之度数，不足以相容乎？
”范晔所谓“时之度数”，其意不明，我怀疑暗指光武一朝抑制旧臣的趋势。
尽管从史籍中看不出耿有任何激烈的反应，但是只要他确“思重立大功”，便不会面对新臣如马援辈军事上一再得到重用，而他本人却数年“无复尺寸功”的窘境无动于衷。
“伏波类西域贾胡”，是相当鄙夷的语气，流露出耿舒对马援等“新臣”所存的偏见。
耿参与对马援发难，耿氏兄弟，可能还有其他旧臣，在此问题上显示了一致的立场，他们实际上将矛头指向光武的用人方针。
那么，光武何以非要“舍旧臣而任新进”呢？
我认为，光武此举依然是出于制御功臣、伸张皇权的目的。
如前所析，作为“旧臣”骨干的南北功臣，在建武前期形成庞大的政治势力，光武的专制地位不断受到其冲击。
南北两大功臣集团内部又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暗通声气，彼此呼应，往往难于动摇。
相反，“新臣”在东汉朝廷中势孤力单，缺乏党援，唯有攀附皇权才能立足。
光武极力拉拢新臣，并借以压抑旧臣，恐怕是他在当时形势下的唯一选择。
《后汉书·窦融传》说他“每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
”双方是为各自的利益加快结合，如果仅强调君臣之际意气相投的一面，就会背离问题的本质。
《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
“光武闵伤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上浊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荣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耳。
”按照《东观汉记》的看法，光武是接受前朝教训，面对外戚干政严设防范。
阴、郭之家固然是外戚，而窦、梁之家同样也是外戚。
窦融位至三公，“在功臣之右”；梁松“贵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惮之”，均已见诸史籍。
“前代权臣太盛，外戚与政”，酝成王氏篡权的恶劣后果，此事对于在新莽废墟上建国的光武帝来说，无疑是殷鉴不远。
然而，他最终还是赋予外戚极大的权势，未能真正脱离西汉的窠臼。
《后汉书》卷三二《阴识附弟兴传》载建武二十年（44年）夏，“帝风眩疾甚，后以兴领侍中（按兴本官为卫尉），受顾命于云台广室。
会疾瘳，召见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
”尽管此议终因阴兴固让作罢，但由阴氏出任三公中最为显赫的大司马一职，已在光武考虑甚至实际安排之中。
这表明所谓“后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的结果，实非光武本意，《东观汉记》之说并不确切。
我想，出现上述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光武从前代继承的政治体制中，官吏权力相互约束的机制尚不完备，光武必须反复寻找新臣以牵制旧臣。
而外戚由于与皇室关系特殊，容易得到信任，如果他们同时也具有从政能力，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光武优选的对象。
东观史臣议论东汉外戚问题，拘泥于“后族阴、郭之家”，而对窦融、梁松之辈避而不谈，甚至忽略了光武曾准备以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的重要事实。
纵观东汉时代的历史，窦、梁、马诸家得以发展成强大的外戚势力，影响政局达百年之久，其根源就在建武年间光武扶植新臣之举。
三、文官与武官的进退
《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东汉初年“退功臣而进文吏”之事，将“功臣”与“文吏”并举，是以有无军功作为二者区分的唯一标准，可知此外所谓“文吏”，应包含文法之吏和儒学之士两部分人。
这与将“文吏”与儒生相对而言的场合，意义有所不同。
征诸史籍，建武年间获光武重用的文吏，确实普遍具备儒学的背景，如太傅卓茂、大司徒（后改司徒）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大司空（后改司空）杜林、太常桓荣、光禄勋伏黯、刘昆、席广、大鸿胪洼丹、大司农高诩、少府丁恭、司隶校尉鲍永诸人，西汉之际或“通经名家”，或“避世教授”，多为儒者所宗。
然而光武一朝功臣也颇具儒者气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东汉功臣多近儒”一条，引述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况、耿、祭遵、李忠、朱祜、郭凉、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十余位功臣事迹，证实“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
这是史家所熟知的。
据此可知，建武时期在朝的“文吏”与下野的“功臣”，学术素养本来是相近的，虽说后者一般不如前者在经学方面那样久负盛名。
《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称：
光武选用“文吏”时，对于“名儒旧臣”尤为青睐。
也就是说，光武不但关心候选者在学界的声望，而且注重其参政的经历。
本节上面提到的卓茂、伏湛、侯霸、欧阳歙、蔡茂、杜林、鲍永，及未提到的大司空宋弘、张纯、光禄勋张湛、尚书令郭、申屠刚，于西汉末和新莽时或拜九卿，或任郡太守、县令长，或应辟为郡县掾史，均已得到了“旧臣”的资格。
我们再来看看建武功臣在同一时期的仕履，《后汉书》等史籍记载：
邳彤为和成卒正（王莽分巨鹿为和成，卒正职如太守），耿况为朔调连率（莽改上谷为朔调，太守为连率），马援为新成大尹（莽改汉中为新成，太守为大尹），李忠为新博属长（莽改信都为新博，都尉为属长），岑彭守棘阳长，景丹为固德相，迁朔调连率副贰，寇恂、盖延、陈俊、坚镡、冯异、王梁为郡吏，贾复、马成为县吏，耿纯为纳言士（莽以尚书为纳言，下置士）。
可信他们又与卓茂、伏湛之辈，有着类似的行政能力和经验。
光武中兴之初，为使东汉国家机器得以充实、运转，急需大批儒学之士和文法之吏，这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光武麾下功臣中本不乏此类人才，他偏偏弃而不用，执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后汉书》卷二二朱祜等传后论剖析光武用人之道，颇有深意。
范晔这样说道：
“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者乎！
若格之功臣，其伤已甚。
何者？
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选德则功不必厚，举劳则人或未贤，参任则群心难塞，并列则其敝未远。
不得不校其胜否，即以事相权。
故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
”“直绳则亏丧恩旧，挠情则违废禁典”，暴露出光武与功臣关系中十分微妙的一面。
上文所举王梁“前后违命”，光武却不得不赦其死罪，即是“违废旧典”的事例。
至于“亏丧恩旧”，又有彭宠之乱为证。
《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曰：
“及王郎死，光武追铜马，北至蓟。
宠上谒，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满，以此怀不平。
”光武即位，“吴汉、王梁，宠之所遣，并为三公，而宠独无所加，愈怏怏不得志。
”彭宠为渔阳太守，光武以其心腹朱浮任幽州牧，“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
”袁宏《后汉纪》卷四：
光武接到朱浮密奏，“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
建武二年春，光武“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
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
”光武不许，吴汉等“亦不敢报书”。
彭宠自疑，“遂发兵反，攻朱浮”。
北州功臣彭宠的叛乱，缘于同“年少骄躁”之朱浮的冲突，但朱浮身后时时有光武的影子。
光武支持朱浮加紧对彭宠的监控，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这一突发事件，正是皇权与功臣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产物。
彭宠起兵后，朱浮等人根据光武对待彭宠问题的一贯态度，推测他将会亲征。
而事实上光武仅仅派了邓隆一支偏师暗中增援，及邓隆、朱浮两军败后，他索性就放弃渔阳，听任彭宠割据称雄。
光武处理此事畏首畏尾，似有难言之隐。
他可能是担心一旦实行严厉的镇压，会引来其他功臣的反感和猜疑。
彭宠曾是北州诸将中一位领袖人物，虽说吴汉、王梁、盖延等北州功臣的态度并不明朗，但他们多半是同情其故主彭宠而敌视朱浮的。
建武功臣中弥漫着居功自傲的情绪，光武如果“接之不能满”，他们难免流露对皇权的离心倾向，彭宠之乱正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南北、新旧功臣间的界限也逐渐泯灭，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是旧臣贾复与新臣马援的联姻。
此事见于洛阳出土的《马姜墓志》，马姜嫁与贾武仲，武仲系贾复第五子，马姜为马援女，明帝马皇后之姊。
马援卒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姜此前当已聘入贾家。
贾复、马援各为旧臣、新臣的代表人物，尽管旧臣耿兄弟对马援颇有微词，可是贾武仲、马姜的婚姻，势必又密切了两个功臣之家的关系。
现存功臣间通婚的记录不多，但可以断定绝非仅此一例。
这种日益错综复杂的亲戚网络，更增添了光武制御功臣的难度。
总之，可以这样说，无论功臣具备怎样的儒学造诣和政治阅历，迟早都为皇权所不容，迟早要在政治上为文吏让路。
光武与功臣关系中，既有宽容、和谐的一面，又有制约、矛盾的一面。
历代史家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因此难于对建武年间权力结构的演化作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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