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古代文学罗宗强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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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代文学罗宗强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名家解读古代文学】罗宗强：
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论明代文学与文学思想者，以台阁体文学为有明文学思潮之始。
其后或接以李东阳，将之视为弘治后期兴起的复古文学思潮之先导；或接以李东阳，而将之视为一独立流派，即所谓茶陵派者①；或直接接之以前七子的复古思潮，而将台阁文学思潮至前七子复古思潮的百馀年间，看作台阁文学思潮发展的三个阶段。
自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永乐朝，至弘治后期复古思潮的兴起，文学思想潮流究有何种变化，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本文提出，在台阁文学思潮全盛之后，有一个文学思想缓慢转变的过程。
从景泰至成化末、弘治初的四十馀年间，存在着一个文学思潮的过渡期。
这一过渡期时段的设定，自上限言，是景泰之前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已离开文坛。
自下限言，是这一过渡期的一大批作者如李贤、岳正、柯潜、韩雍、卞荣到成化末已先后离世；少数活到弘治初的作者，如张宁、王越、陈献章都已到晚年，文学观念并无明显的变化。
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领袖文坛②，开始了文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段落。
一
景泰后文学思想转变之一重要表现，是台阁文学思潮失去了它生存的条件，与它的领导核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台阁文学思潮产生之基础，是政权的力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皇帝的意旨。
早在这一思潮奠基的洪武朝，它就与政权密不可分。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制礼作乐，严格等级关系；以程、朱理学一统思想，强化思想管制。
以统一的思想标准选拔人才，如规定标准的《五经》注疏本为教学与科举考试的依据；又命刘三吾删去《孟子》中不利于皇权绝对权威者共八十五章，重编为《孟子节文》，以之为录取人才之思想标准。
他亲自撰写《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颁示全民，每户一本，人人读，且作为学校课本。
此一种之思想统制，在历史上亦属罕见。
对于士人之政策，则是既用又压。
一方面，他善用人才，礼聘名士，与廷臣诗酒倡和，营造君臣和睦之气氛。
今存他与廷臣倡和的诗就有三十三首之多。
同时他又残酷杀害稍有过失或不为所用的士人，如高启、王彝、陶凯、李仕鲁等的被杀，宋濂、刘基的死于非命等等。
严格的思想管制与对待士人既用又压的政策，以及士人有限的生存空间，就是明初文学思想发展的环境。
朱元璋还亲自整顿文风，前后七次诏谕文风改革，甚至动用刑罚，廷杖文辞繁琐的大臣。
他主张文章要实用，文辞要平实，反对骈丽，反对繁辞；要尊典谟、崇古训。
他通过政策导引和日常言行，规范了文学走向。
在政权力量的干预下，自然也便形成了颂美、追求平和雅正、表现雍容典则开国气象的文学思想主流。
洪武朝此种文学思想，事实上已为永乐之后台阁体文学思潮的全盛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永乐朝在政权上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巩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环境也随之进一步强化。
朱棣一登帝位，就严令遵太祖之旧制，“礼乐制度，咸有陈规”。
永乐三年（1405）他对将到文渊阁读书的新科进士说：
“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驰班、马、韩、欧之间。
如此立志，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
”[1]（卷三十八，P643）他已经给为文定下了班、马、韩、欧的偶像。
此类偶像，特别是欧阳修，后来一直成为台阁体作家推崇的对象。
永乐十八年，时为太子、后来的仁宗皇帝朱高炽过滁州，登琅琊山，访醉翁亭，对随行的杨士奇谈了他对欧阳修的崇敬之情。
《明太宗实录》称：
“盖皇太子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独修有雍容和平气象；尤爱其奏议切直，尝命刊修文以赐群臣，且谕之曰：
‘修之贤非止于文，卿等当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1]（卷二百三十，P2231）黄瑜《双槐岁钞》也说：
“仁庙潜心经学，礼重宫寮，文仿欧阳，诗尚《选》体。
宣庙承之，天资颖异，制作如《广寒殿记》之类，虽巨儒莫及，诗歌词理尤纯粹。
”[2]（P63）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都极其喜欢欧阳修，看重其忠君之心与其文风的雍容和平气象。
永乐一朝，编《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进一步强化程、朱理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大规模编纂《永乐大典》，不仅丰富了文化积累，也培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皇帝，也都跟朱元璋一样，喜欢作诗，常与廷臣倡和。
当然，从他们现存的诗作看，那水准实在不敢恭维。
但是自其导向言，则似不应忽视。
这三朝，可以说是有明皇权统治的极盛时期。
国力的强盛、思想的一统、文化的繁荣，给台阁文学思潮的高度发展准备好了一切条件。
这时，以杨士奇、杨荣、杨溥、胡广、金幼孜、黄淮等为代表的一批台阁重臣，便出来引领文坛，形成台阁文学极盛的局面。
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是正统儒家的文学观，主张传圣人之道与鸣国家之盛，提倡典则雅正、和平温厚的文风，强调服务于政权。
我们以往研究古代文学思想，不注意朝廷的文化政策，不注意皇帝的文学观念，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台阁文学思潮从奠基到极盛，就是一个显例。
这一思潮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皇帝个人的意愿与政权的力量。
而此一思潮之得以推行，则有赖于台阁重臣如三杨们所形成的领导核心。
台阁文学思潮的兴起与政权有密切的关系，而其衰落，亦与政权关系甚大。
政局巨变，思潮的核心人物退出文坛，继任的台阁重臣台阁文学观淡化，为此一思潮衰落之主因。
台阁文学思潮的主要人物胡广死于永乐十六年（1418），金幼孜死于宣德六年（1431），黄淮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作为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台阁重臣、也是台阁文学思潮灵魂人物的三杨，于正统五年（1440）、九年（1444）、十一年（1446）相继去世。
三杨与黄淮，虽然活到正统朝，而他们的影响已减弱，他们事实上已相继退出文坛。
此时的政治局面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统六年宦官王振开始弄权。
三杨死后，大权完全落到王振手里。
正统十四年，在王振的耸动下，正统皇帝朱祁镇亲征瓦刺，兵败土木堡，全军覆没，二十四岁的朱祁镇被瓦刺俘虏。
皇帝被俘，国之大辱。
之后郕王继位，是为景泰。
景泰一朝，政局安危与皇位更替带来种种的矛盾，使皇帝无暇亦无心顾及文事。
且景泰皇帝不久又荒于女色，甚至召妓女入宫。
而大臣则“皆全躯保位，无报国忠”。
[3]（卷三，P75、P72）景泰皇帝在位才七年，数年前已从瓦剌放回的朱祁镇于景泰七年复辟，是为天顺。
皇位的争夺开始了大规模的报复，景泰朝的重要阁臣商輅、萧鎡被除名为民，江渊被谪戌，王文与于谦被杀，朝政震荡。
成化朝又是宦官汪直专权，廷臣多依附于他的门下，“堂堂翰林，相率拜内竖之门”。
[3]（卷四，P99）“当是时，朝多秕政，四方灾伤日告。
”[4]（卷一百六十八，P4524）“成化秕政多，一坏于汪直，再坏于李孜省，传奉满朝，贪谀成风。
”[3]（卷四，P103）廷臣党分南北，进退任情，相互争斗。
当时的重要阁臣万安、刘吉、彭华、尹直人品都不好，“阁老乃为内臣轻鄙，时事可知”，万安还向皇帝进房中术。
“惟万、刘蟠踞凡二十年，至弘治始罢。
揆地浊秽莫甚此时。
”[3]（卷四，95）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君臣之间，已不再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那样和谐相处，也不再谈文论艺。
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已失去台阁文学思潮赖以生存的基础：
已经不是颂美、“鸣国家之盛”的环境了。
与政局变化同步，重要阁臣亦失去对台阁文学思潮的影响力。
景泰、天顺、成化三朝，入阁预机务者十九人。
他们中有的虽仍持台阁文学观念，但既无新意，创作上亦无甚成就，不具备文坛盟主之资质，如陈循、商輅、彭时、萧鎡、刘定之。
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人看作台阁文学思潮之馀响。
此种馀响，亦文学思潮过渡期之一特征。
他们有的人，人品差，为朝臣所轻鄙，文亦无可言者，如万安、刘吉、陈文、彭华、尹直、徐有贞。
有的没有文集或者有文集而没有传世，如王文、江渊、许彬、王一宁。
薛瑄入阁不足四个月，他以理学名世，诗虽写得不错，但属邵雍体，与台阁体异趣。
值得注意的是李贤、岳正、刘珝和虽未入阁预机务而为翰林学士、掌院事的柯潜，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他们的文学观念，渐渐地从台阁文学思想中淡化了出来，从重功利转向重性情趣味上来。
在他们身上，出现了文学思想转变的迹象。
李贤（1408—1466）是天顺、成化两朝入阁预机务的重臣。
他在为杨溥的文集作序时虽然也还提到文章的政教之用，提到文章的台阁气象，但是，他在《行稿序》中，却特别地提到诗的性情趣味：
诗为儒者末事，先儒尝有是言矣。
然非诗无以吟咏性情，发挥兴趣。
诗于儒者似又不可无也。
而学之者用功甚难，必专心致志，于数十年之后，庶几有成。
其成也，也不过对偶亲切，声律稳熟而已。
若乎辞意俱到，句法浑成，造乎平易自然之地，则又系乎人之才焉。
[5]（卷七，行稿序）
这段话有几层意思。
一是“诗为儒者末事”。
这是先儒之言。
二是他认为要吟咏性情与发挥兴趣，还需要诗。
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强调诗的政教之用。
这一点很重要。
这一点，也反映在此后诗歌题材的选择上。
三是诗必须做到辞意俱到、句法浑成，达到平易自然的境界。
这第三点，就关系到诗的艺术特质问题了。
在《跋赵子昂书陆士衡〈文赋〉》中，他特别从艺术的角度肯定了《文赋》的价值所在：
文章虽为末技，不专心致志则不得其妙。
观陆士衡《文赋》一篇，虽曰形容才士作文之趣，实写其平生肆力文章之功，非望空想像亿度而为之也。
其用心之劳可知矣。
虽然，圣贤之文则异于是，何也？
有是理则有是文，无是文则是理有缺，苟有所作，不为无用之空言；况摅发胸中所蕴，一气流通，如风行水上自成文耳。
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非末技也。
末技云者，词章之文，士衡所赋是也。
然造其妙者亦寡矣。
若士衡者，顾岂可少也哉！
[5]（卷九）
在这里他说了三个问题。
一是说，《文赋》是陆机的创作经验之谈，非凭空想像之说。
我们都知道《文赋》谈的是一系列的创作问题：
物感、想象、灵感、构思、语言的表达力、写作技巧等等，是文学自觉意识的出现、文学创作长期艺术经验积累之后的产物。
它强调的是文学的艺术特质，与功利说是完全不同的。
二是说，圣贤之文与《文赋》所说的不同，不同就在圣贤之文是理与文一气流通，是一体的。
虽说有德者必有言，但如果没有文，理就无从表达，文同样很重要。
三是他把圣贤之文与词章之士之文分开来了。
先儒说文章是末技，李贤认为，末技做得好也不容易，因之陆机《文赋》自有其价值，不可少。
显然，在李贤的观念中，功利说淡化了。
他开始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了。
岳正（1418—1472）也曾入阁预机务，他也有儒家先道后文的传统观念，但是，他的文学思想中，更多地带进了庄子的重自然、重性情自然流露的思想。
他所理解的此种自然流露的性情，与杨士奇们所追求的“性情之正”的性情，已经不同了。
他在《九日感怀诗序》中说：
人之于忧乐，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
可已者以人，非忧乐之真也；不可已者以天，忧乐之真也。
[6]（卷四）
“以人”，是说人为的忧乐，非出于本性之真。
他解释说：
“嗟乎，世之人未尝无忧乐也，穷则慽慽于贫贱；达则衍衍于富贵，所以为忧乐者，率以人也。
”人的自然本性为物欲所遮蔽，所忧所乐，皆出于人为，而非自然纯净之本心。
而所谓“天”，则是指性之本然。
此一种之思想，实来自庄子。
③岳正认为，只有出于自然之本性，没有外在的束缚，才会有真性情的表达。
此种出于本然之性的忧乐之情的发泄，才会是不可已已的。
岳正这篇序，是为陈缉熙写的。
他说陈缉熙的感怀诗“感时序之易流，叹年龄之将迈，抑郁懣结之怀，其能已乎！
是故风木势变而死者勿作，可忧也；时命方蹇而生者勿显，可忧也；鹡鸰载分而兄弟勿守，可忧也；摽梅云实而伉儷勿时，可忧也。
忧于心，宣于声音，成于言辞，畅于节奏而为歌诗，亦固宜矣。
”[6]（卷四，九日感怀诗序）为生死亲情而忧而乐，为人生际遇而忧而乐，皆人性不可抑止之本然，故不可以已已。
天顺中他左迁钦州同知，在诗作中就流露出了感伤失落的情思，如《夜雨呈同志》：
“雨中灯火夜堂深，无限闲愁损客心。
献玉不逢经双刖，屠龙学得破千金。
生逢邓禹应相笑，老学南阳祗漫吟。
满目风尘双短鬓，为谁萧索不胜簪。
”[6]（卷二）岳正在创作中反映出来更多的是个人内心的感喟。
他的万物相感相生、万物一体的思想，更多的是庄子的影响，而非程、朱理学的路数。
成化十一年入阁预机务的刘珝（1416—1490）也有片断类于台阁文学观的论述，但多无新意。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反对复古。
在《马先生文集序》中他说：
文岂易言哉！
弗遭其时弗文也，弗养其气弗文也，弗克其学弗文也。
粤自造书契以来，世有升降而文与之俱。
宋不唐，唐不汉，汉不春秋战国，春秋战国不三代唐虞，如老者不可复少，势不得然也。
[7]
他是从论气与论世开始的，世不同且人异气，则文自然不同，故不可能回到古代。
在趣味上，他崇尚平淡自然，而非台阁体的雅正典则。
柯潜（1423—1473）在理论表述上崇尚台阁文学观，而在创作实践上反映的却是纯情的文学思想倾向。
他的诗作不多，但大体皆深情细腻。
他的两首《无题·和义山》，是这方面的例子：
“翠袖湘裾立晓风，绛纱窗外画阑东。
伤心玉笛声初断，回首瑶台信未通。
满地淡烟芳草碧，一簾残雨落花红。
年来但守芳心在，两鬓从教似短蓬。
”“人在蓬莱欲见难，重门花落又春残。
惊回远梦莺犹语，题就长箴砚已干。
云母屏前香缕细，水晶簾外雨声寒。
箧中旧制双纨扇，愁拂尘埃强自看。
”④或者因为是和诗，故有义山之哀艳细腻，但他其他的一些诗作，也有与此类似的情调，如《闺情》二首、《三月晦日作》、《棠梨白头》、《睡起》等等，红情绿意，深情微婉。
另外的一些诗，则写得清新流利，嘉靖时的康大和论柯潜诗，称：
“其为诗冲淡清婉，不落畦径，庶几登陶、谢、王、孟之堂。
”[8]他的诗歌创作倾向，与他所提倡的敦厚和平典则雅正之音的理论，与台阁文学思想观念显然是不同了。
台阁文学思潮的基础是政权的支持，景泰后此种支持已不复存在。
台阁文学的生存环境是盛世，景泰后环境亦已发生巨变，已无可颂美之太平景象。
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导核心是台阁重臣，景泰后的台阁重臣，有的虽仍有台阁文学观念，但已失去影响力；有的台阁文学观已经淡化，文学思想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
台阁文学思潮的领导核心已不复存在，这一思潮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文学思潮更重要的变化反映在创作实践中。
这时的大多数士人，已经没有了前辈台阁作者三杨们那样对于朝政的热情。
他们虽亦在官任职，但心态已经与朝廷有了这样那样的隔膜。
他们的吟咏，也便从鸣国家之盛转向了个人喜怒哀乐、个人得失、一己感悟的发泄，转向了私人生活情趣的抒写。
他们有的在论及文学时，虽亦提倡崇圣宗经，但着眼点则在独抒个人情怀。
他们的创作倾向，已然是不知不觉地发生不可否认的变化了。
张宁（1426—1498？
）是此一时段留下文论较多的一位。
他论文杂取政教文学观与独抒情怀的观点，但他的创作则极重抒情。
他曾出使朝鲜，沿途写了不少诗。
他说所见景物，“其间留连悲啸之情，盖有出于吊古询风之外者，虽余亦既知之矣。
然兴发成章，政自不能不尔也”。
[9]（卷十三，登太平馆楼六十韵）留连悲啸之情，既已逸出吊古询风之外，自己亦知此种之感情非身为使者所应有，而情之所发，却不能自已。
他似乎极重视悲苦之音。
他说：
“气满志得者，虽有所著，多不能胜寒微之士。
彼交于物也深，则其达于天也必浅。
理趣之妙，固非贪荣乐富者所能与也。
”[9]（卷二十，冰蘖稿跋）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交于物深而达于天必浅和理趣之妙两处。
交于物深而达于天必浅，就是庄子所说的嗜欲深者天机浅，意谓若摆脱利欲之纠缠，则可达到与道泯一之境界。
此一种之人生境界，是非功利的。
在《物外心诗文卷序》中，张宁也有类似的言说。
他提到“富贵若大梦，功名撚指间，吾何以此而挠吾心哉！
恒当遨游于湖山风月，托兴于书画文字，寄跻于斯而不泥于斯，人知之嚣嚣，人不知亦嚣嚣，世上事与我了不相涉，物外期可久也云尔而已”。
[9]（卷十四）这说明庄子的物不撄心的思想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
这与他的台阁前辈严守程、朱理学的人生理念，已经大异其趣了。
而此种思想正是他非功利诗歌创作的基础。
他所说的理趣之妙，自创作之思想渊源说，来自宋人之诗歌理念。
而从他在其他地方的论述看，则此一“理趣”，似更近于宋人严羽所说的“兴趣”。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的“兴趣”，是指“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一种诗歌境界，强调的是诗的艺术的特质。
与理趣说相联系，在《西湖百咏诗序》中，张宁也提到了诗的言外之趣。
他说：
“然善作者，言多隐约微婉，非因辞逆志，体事得情，茫然声韵之末，终无以达其本旨。
”[9]（卷十七）这同样是从诗的艺术要求上说的。
此种诗歌理念，与台阁体文学观的强调政教目的，侧重点是很不同的。
他的创作实践与上述他对于诗的理解相一致。
他存诗1176首，其中题画诗482首，八景诗（写八景诗为此时之时髦）103首，寄、赠、酬、送别诗110首，其馀695首为倡和、登临、感悟、寿丧贺挽等作。
他的古体诗写得很好，如《记事》、《送刘廷信兄归闽》、《癸卯寓杭，戏写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图，潦草，为婢子所笑，因题与女玉祥收为刘氏清话》、《诗送友人刘宗大》诸作，娓娓而言，流易生动，与台阁体的典则雅正情调完全不同。
他的不少诗，常有一缕淡淡愁情，如《夜行舟中闻笛》：
“白露青枫夜色寒，何人吹笛向江干？
风廻浦溆滩声合，月落关山客梦残。
金殿几时闻旧吹，画楼何处倚危栏。
天涯早已难为听，况复怀人泪不干。
”[9]（卷九）《除夕风雨，卧病郡斋》：
“萧萧风雨到闲廷，愁病相兼酒易醒。
身外功名何潦倒，眼前儿女尚伶仃。
清霜客鬓随年白，芳草云山入梦青。
底事夜深眠不得，自烧银烛看医经。
”[9]（卷九）有些诗写日常生活甚至入于香艳，完全背离了台阁体的最基本的观念。
《舟中与徐文海叙旧，追赋旧事三首。
词虽婉媚，意实经常，总不能效丽则之言，然亦非香奁体也》之一、二：
“龙髻盘云翠作翘，绣鞋尖小束轻绡。
鳞鸿附託芳心许，弟妹传呼小字娇。
彩凤竟分萧史伴，黄花瘦减易安腰。
无端却忆朱簾下，手劈云香待月烧。
”“曾将玉杵捣玄霜，红叶无情逝水长。
明镜已孤鸾凤影，罗衣空染蕙兰香。
东风梦觉空凝涕，秋月诗成欲断肠。
唯有谢家兄弟在，时时相见一凄凉。
”[9]（卷九）所谓“总不能效丽则之言”，意谓此种曾经有过之香艳往事，实无法用典雅之言辞表达。
他自辩说非香奁体，其实这个辩说是不能成立的，从用词到意象，与香奁体并无区别。
写这类诗的还有丘吉等人。
拿这类诗与台阁诗人的作品比，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二者的差别。
创作倾向是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此一时段另一位独抒个人情怀，诗写得很好的人是王越。
王越（1426—1498）以儒官拜将。
虽然他一生征战边陲，但他从不正面写征战。
他写边塞生活的诗也不多，且涉及边塞生活时，亦少写边塞生活之风貌，而以传达一己之感觉情思为主。
他存诗656首，⑤其中涉及国家、朝廷的诗作是少数，其馀多为登临、咏怀、感悟人生之作。
有的诗写得很重情，如《新秋写怀寄定襄》二首之一：
“西风黄叶又经秋，浪迹何时得暂休！
万里胡天双倦翼，十年宦海一虚舟。
炎凉世态谁青眼，辛苦人生自白头。
赢得双肩吟骨瘦，天教收拾杜陵愁。
”[10]（卷上，怀友）把边塞生活写得如此的无奈与失落，“倦翼”言已经疲惫不堪，“虚舟”言仕途之难以预料。
一位屡建战功的将领，何以有如此之失落与感喟，这或者与他私交宦官汪直而受到指责有关。
汪直当时权倾朝野，王越与其有所来往，但亦并未助其为孽。
在复杂的政局中，人际交往的复杂性远非后人所能想象。
正直与邪恶、是与非，亦远非判然划线所能解决。
王越还是一位较为正直的人，竟因与汪直的交往而备受指责，史臣曾为此发为感慨。
这也是他在许多诗中发牢骚的原因。
他写世事的无奈：
“既然如此且如此，无可奈何将奈何？
只好醉翻双老眼，看人平地起风波。
”写对人世险恶的感慨：
“自古论交重读书，于今翻为读书迷。
既推下井还投石，才送登楼便去梯。
”翻为读书迷，迷，迷误，意谓误信书上道德仁义之言说，现实并非如书上之所言。
现实是人心险不可测。
他眼中的社会，已非盛世。
对于这个社会，他已无颂美之心。
他只有失望与伤感，有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如：
“已知世事只如此，借问古人安在哉！
”“将来世事应难料，已往年光竟不同。
”“莫把青灯照歌舞，五侯亭馆半丘墟。
”⑥有时他也在诗中表现了超脱的人生态度：
“爱饮村醪懒赋诗，此中真趣有谁知？
教成白鹤如人舞，买箇黄牛当马骑。
池草涧边春意足，衔云洞口夕阳迟。
吟成独坐空庭久，正是纱窗月上时。
”[10]（卷上，自咏）他有一些小诗，写得有如南宋杨万里辈的诗那样清新小巧，那样的富于生活小情趣，如：
“一箇小茅亭，人间境自清。
巧云涵画意，幽鸟做诗声。
”“结茅如斗大，终日自徘徊。
窗破蝇钻入，门虚犬撞开。
”[10]（卷上，小亭杂咏五首之三、四）一位惯于沙场征战的将领，何以对人生有如此的失望与落寞的心境，除了上面提到的因与汪直交往而备受指责、因而气愤不平之外，这背后的因由也仍然与政局有关。
“土木之变”的阴影，一直存留在这位将领的心头。
直至天顺八年（1464），那是朱祁镇已复辟的八年之后，王越还为此事感伤不已。
这年正月朱祁镇死，秋天，王越登上古云中城楼，写下了《登云中城角楼次古人韵》二首，当时他正以副都御史巡抚大同，面对发生过耻辱事变的边关发为感慨：
“都将十五年前泪，洒落桑乾水共流。
”十五年前，就是正统十四年，是皇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的国之大辱的年份。
在这首诗里，他说“青山不管兴亡事，白日长含天地愁”，说“谁有雄才能破虏”，说“谁是先忧范仲淹”。
在他的心中，朝廷之上，已经没有人为国分忧，没有人能为国尽力了。
这使他有无限的伤感，在潇潇暮雨中沉浸于对朝政失望的心绪中。
[10]（卷上）一位有名的将领，有如此的心态，并非仅仅是他个人性格与个人遭际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整个的政局所形成的一种环境、一种氛围、一种普遍的心态的影响。
同是名将而且诗也写得很好的郭登（？
—1472），面对其时的局势，也有类似的心态，如《暮春登大同西北城楼同仰寺丞瞻潘御史洪赋》：
“满地飞花春已阑，溪风山雨更生寒。
浮云蔽日终难散，腐柱檠天恐未安。
西北兵戈犹扰扰，东南民庶半凋残。
先朝遗老惭无补，独对西风把泪弹。
”[11]（P2337）王越登楼是“土木之变”的十五年后；郭登登楼是“土木之变”的当年，那时他正以都督佥事充参将守大同。
皇帝被俘之后，瓦剌曾带着这位被俘的皇帝来到大同城下，要叫开城门。
守城的正是郭登，他负国重任，拒绝开门，但内心却有一种强烈的失望与彷徨。
对于朝廷中奸侫误国的不满，对自己无力回天的不安，“腐柱檠天”之喻，就是这无力回天的心境的流露。
在郭登的诗里，有时对朝政的不满还表现得十分激烈。
五古长篇《枭》[11]（P2330）借对枭的凶残和上帝的纵容影射朝廷的是非不分。
此种不满，也反映在他的咏物诗里，如《蝇》：
“眇形才脱粪中胎，鼓翅摇头可恶哉！
苦不自量何种类，玉阶金殿也飞来。
”[11]（P2344）
此诗作于郭登谪戌甘肃时，讽刺的可能是借着朱祁镇复辟而祸乱朝政的石亨辈。
《棋》：
“看来总是争闲气，笑杀旁观袖手人。
”[11]（P2342）讽刺的也还是天顺复辟之后朱祁镇不问是非，杀戮、更换大批朝臣；朝臣中又明争暗斗，不从国家安危着想。
他所说的“争闲气”指此。
从谪所放还，他对当时的政局，仍然失望，而且带着深沉的伤感，如《保定城中偶成》：
“寒窗儿女灯前泪，客路风霜万里家。
……独醒空和骚人咏，满耳斜阳噪暮鸦。
”[11]（P2339）我们把王越、郭登上述诗的情调拿来与台阁体作者同类诗相比，就能看到此时在创作倾向上的变化。
台阁体的代表人物杨溥《东征》诗：
“搀枪耀齐分，龙御勤六师。
出门驰马去，不暇告妻儿。
亲友送我行，欲语难为辞。
死生岂不恤，国事身以之。
”[11]（P2186）金幼孜《早发禽胡山》：
“六师严号令，车骑肃前征。
塞云月中暗，胡尘雨后清。
沙鸡随箭落，野马近人惊。
咫尺闻天语，常依御辇行。
”[11]（P2189）同样写边塞，杨溥们的诗表现的是壮大、信心。
他们的诗写得并不好，但是情调却是明朗的。
他们强调的是要表现“性情之正”。
这个“性情之正”，就礼乐说，是有节。
最早是《礼记·乐记》的有关论述。
后来程明道与朱熹，对此都有引说。
“性情之正”也被引申到心性的存养上来。
永乐朝编写的《性理大全》，也提到性情之正。
此一种之思想，正是其时推行程、朱理学以规范士人思想之一要求，亦台阁体作者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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