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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业体育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职业体育组织治理研究
摘要：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职业体育不断深化机构改革，逐渐从政府—社会结合型的管理体制向协同治理阶段转变。
促进职业体育俱乐部高质量发展是体育组织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和满足体育多元化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职业体育组织是通过向观众提供竞赛表演及与之相关联的产品，以市场运作方式达到营利目的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单位。
由于职业体育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丰富，其目标也趋于多元化。
通过对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现状分析归纳出其职能区分不明、职业体育俱乐部商业产权基础较薄弱，基础功能弱化、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能力结构不完善，以及社会资源缺乏、职业体育俱乐部外部治理渠道略单一等制约因素。
为实现职业体育组织面向市场的战略目标，实行职业化改革的项目协会相继出台了运动员转会制度。
伴随着运动员市场的建立，教练员与职业经理人等职业体育人才也相继进入了市场，项目协会与职业俱乐部围绕人力资源与商业开发两条主线对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一些职业体育组织加强了职业体育组织文化建设，树立了职业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观。
通过分析法对我国职业体育组织治理效率的角度分析，发现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需按照有效的治理方法厘清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治理特殊性、正确定位职业体育俱乐部中的政府角色与定位以及切实加强职业体育俱乐部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设与完善，方可打造具有自主运营的独立品牌俱乐部，从而吸引更多球迷参与体育赛事，拓宽职业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渠道。
关键词：
职业体育组织；治理现状；治理能力；优化选择
第1章
1.1研究背景
在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政策利好的新时代背景推动下，职业体育俱乐部及相关产业开始成为我国资本的集中进入行业，政策引导与市场投资交相辉映。
从国际体育发展的趋势和经验中也可以看到，运动项目多以职业体育的形式在开展。
如美国的四大职业体育联盟、欧洲的足球联赛以及四大网球公开赛、环法自行车赛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背后是各个项目完善的职业体育治理体系。
国际影响力较高的足球、橄榄球和篮球项目，广泛群众参与的田径、网球和羽毛球项目，具有休闲拓展性的自行车、冲浪和攀岩等极限项目都是以职业体育的形式在发展。
因此我国应在继续保持特色和优势项目的同时，鼓励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稳步推进职业体育发展。
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3]，在“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中提出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完善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体现中国足球顶层设计者对职业足球俱乐部公司治理的重视。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核心，也是职业体育俱乐部建设的重点。
因此，亟需剖析新时代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释义、发展动因及治理效率，正确把握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从而推进职业体育组织建设，将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职业体育治理道路作为我国体育产业改革的重要助力。
1.2研究意义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职业体育改革”议题，强调“完善职业体育的政策制度体系，扩大职业体育社会参与，鼓励发展职业联盟”，“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改进职业联赛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俱乐部的市场主体作用”;随后，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系统部署了“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改进完善足球职业联赛体制”等工作。
上述文件在为我国职业体育（足球）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众多尚待探解的议题:
如何通过管办分离改革优化职业体育管理体系，让市场机制发挥主体作用，提高我国职业体育成熟度和治理水平;又如何推进职业体育联盟建设，完善职业体育俱乐部运营模式和联赛运营体系，规范我国职业体育市场秩序。
细数相关问题，或宏观或微观地将我国职业体育未来发展的关键，引向了如联赛管理机构建设、俱乐部建设和联赛体系建设方面，具体讲，将问题指向我国职业体育相关组织建设领域。
诚然，职业体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建构物，是基于复杂的组织关系而存在的，处理和协调内外部不同组织间关系而寄予在各种相关利益群体的社会联系中建立一种秩序，是维系职业体育运作的关键所在;而且，处理社会关系、架构组织体系的实践，往往决定职业体育系统行为效用的显现。
进一步讲，职业体育发展变迁及其机制流变实践，就映射于以组织关系网络为特质的要素组合和功能显现过程的变迁历程。
这意味着，当下研究我国职业体育未来运行系统重塑实践，找寻其发展走向，需要遵循这一规定性，在组织演化的要素重组与功能重建实践中进行探解。
1.3国内研究现状
学者易剑东围绕体育治理的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评价等问题，提出政府通过弱化管理，强化调控服务的举措，实现体育治理的结构由单一性的“独中心”刚性结构向“多中心”的网格式柔性结构发展;在内部治理需求迫切化和外部压力趋势双重动力推动下，以参与机制为前提，搭建沟通、互信和对话的协作平台机制，完善相关体育法律规制，建立完备的约束机制，从而实现体育事业内部自组织的良性运行;同时还指出我国的体育治理评价应通过分层、分类别和第三方评估等手段，对制度安排、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进行测评，实现体育治理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利益均衡化和外部治理主体之间的稳定合作状态，切实体现体育善治。
学者刘亮依据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提出应完善公共财政供给体制为均等化提供经济支撑，尽可能实现全面覆盖保证弱势群体的体育健身权利和需求得到满足，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服务等难题。
在全民健身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提出通过有序的市场化管理，走政府与市场的理性共治之路;积极培育体育社会组织，挖掘民间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承接潜力，走协同治理之路;借助体制机制改革之机，构建各治理主体间互动合作的良性网络格局，从而提升体育治理水平，为实现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驾护航。
学者郭修金将体育社会组织在公共体育服务中定位为重要角色，倡导政府应完备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体育治理的政策法规环境，体育社会组织要积极承担公共体育服务的责任和担当，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在农村体育、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领域中的发展活力，最终实现多元主体融合协调，使社会体育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
学者柳鸣毅提出:
在职业体育领域，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对职业体育资源进行优化合理配置、构建并统筹良好的协作运行平台、加强实施宏观监管的治理政策路径;针对青少年体育发展，借鉴英国“政府进行政策引导、社会进行空间融合、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为我国的青少年体育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在全民健身服务上，强调需对政府、社会、制度和市场四个层面进行体育公共政策分析，来创新全民健身机制、建设健身主体、规范健身组织和激发健身供给。
学者张伟基于社会变迁理论和多元社会主体参与体育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提出体育社会组织应理性处理与政府关系，形成自主互动性的合作伙伴;体育社会组织应优化和完善自身内部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其精细化和专业化的服务功能;让渡空间和创设环境，调动全社会多方位积极参与到体育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改革事业中去。
学者陈洪认为:
在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上应巩固政府的主导地位、强化企业的参与主体和构筑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基础，形成三方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多中心的竞技体育治理方式;面对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内部机制不完善和外部治理环境缺失的境遇，借鉴英国的治理经验，提出政府层面转变职能、各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加强内部建设服务工作、推动其实体化改革以及整合社会资源进行品牌营销等策略来推动其良性治理发展。
学者李建国从政府职能的转变、体育法治的建设与完善、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多样化、体育文化管理体制和社会体育治理体制的创新以及竞技体育与青少年体育的互补等层面进行探讨，为创新体育治理体系做了宏观的把控。
学者姜熙基于中国的体育法治发展实践，提出体育治理的基本方式应以体育法治为基础，最高的准则是“依宪法治理体育”，完善立法，保证体育行政、体育产业市场化和体育纠纷化解实践中的参与主体能够实现懂法、守法和用法。
此外，还应注意不能脱离国际体育法治环境，通过体育法治的建设和完善，实现中国体育事业治理发展的良法善治。
学者于善旭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提出法治体育在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中处于主导地位，从体育改革和治理的实践出发，通过完善《体育法》的修订、加强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做好法律的监督和评价、引导和推动体育行业的自治、拓宽体育法律服务和多元化救济渠道以及加深体育法治的宣传教育和研究，为体育治理现代化创设优越的法治环境和秩序，切实推进国家体育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1.4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梳理
了职业体育组织管理模式，分析了对其进行管理有效性的相关因素，在观察目前中国职业体育组织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建立中国职业职业体育组织治理中所
存在的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探索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理念先进、管理科学的职业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同时构建完备的路径为职业职业体育组织有效治理保驾护航。
第2章相关理论基础
2.1职业体育的含义
最初弗里曼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界定职业体育，是指买卖职业体育赛事各项权利，及运动员运用体育技能参加比赛或展示获得金钱回报的商业活动。
从体育分类视角，职业体育是相对于业余体育界定的，特指那些以体育为主要生计的职业选手及其相关的从业人员的职业性活动。
经济学视角下职业体育定义为:
“以某一运动项目为劳务性生产经营，围绕该项目生产开发而形成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商业化经营体系。
”笔者把职业体育界定为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组织形式，以体育赛事为产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经营体系，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业协会的顶层设计，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实体运营，形成以职业运动员竞技能力和竞赛表演为核心商品的网络运作模式。
2.2职业体育组织的含义
从职业体育产生的历史来看，职业体育组织是职业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确切地说，职业体育组织是竞技运动商业化，市场化的产物。
俱乐部是职业体育组织的基本组织形式。
随着职业体育组织规模的扩大，俱乐部在职业体育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三种组织形式：
独资制、合伙制及公司制。
西方早期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在四处游离的状况下。
自发地结成了合作共同体联盟，联盟通过制度与规则建设保证了俱乐部及赛制的稳定，从而结束了俱乐部的动荡生涯在以往的职业体育研究中。
人们大多使用职业体育俱乐部、联盟、协会之类的概念，很少使用职业体育组织这一概念。
那么我为什么会选用职业体育组织这一概念作为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呢？
其原因在于，职业运动在一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成熟的职业体育市场中，俱乐部与联盟或协会，已经成为难以分割的统一体，二者都是现代职业体育的必要组织形式。
故使用职业体育组织一词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职业体育的本质。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所谓职业体育组织是通过向观众提供竞赛表演及与之相关联的产品。
以市场运作的方式达到营利目的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单位。
现代职业体育组织在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日趋稳定的组织模式。
即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基础建制。
通过职业俱乐部的共同体。
联盟或协会。
来协调俱乐部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以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
2.3职业体育组织的性质
（1）职业体育组织是营利性经济组织。
职业体育组织在起源阶段就表现出营利特征。
早期的职业体育组织非常简朴，常以临时组建运动队的形式进行竞赛表演并从中获取利润。
如美国早期的职业运动队根据比赛的需要四处转战。
1898年，美国新泽西州特伦敦的一支球队用25美元租用了当地一家礼堂比赛并向观众售票。
在赛后的分红中，队长库伯组织比赛有功，首先领到了1美元，每个队员分到了15美元，这场有偿篮球赛被不列颠大百科全书认定为第一场职业篮球赛，而库伯则成为第一个从篮球比赛中得到收入的职业选手。
HowardL.Nixon在《运动社会学》一书中提到首支成功的职篮队伍塞尔迪克队，NewYorkCeltics，就像当时其他职业运动队伍一样，是一支四海为家的队伍，他们打间断性示范比赛彼此较劲，也和来自相同地域的业余队伍相互竞赛。
可见，美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在萌芽阶段就是依靠自身组织比赛来维持生存的，利润最大化是职业体育组织的基本目标，是职业体育组织在职业体育市场中赖以生存的基础。
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职业体育俱乐部及职业体育联盟因缺乏营利能力而退出职业体育市场的事例比比皆是。
近几十年来，由于职业体育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形式越来越丰富，目标趋于多元化。
因此，也有人把职业体育组织的社会目标看作主要目标，如国内的许多俱乐部老总常称投资职业俱乐部的建设是为振兴体育事业，回报社会。
其实，这不过是中国职业运动在发展初期，经营步履维艰的一种托辞。
职业体育组织想不想获得最大利润和能不能获得最大利润完全是两回事，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假设的只是目的而不是能力。
虽然职业体育组织因体制不同，在运作方式上会存在差异，但其经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营利是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目的，是职业体育组织发展的原动力，是职业体育成长的基石。
（2）职业体育组织是社会单位。
职业体育组织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组织。
职业体育组织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既要为俱乐部的所有者谋求利润，同时又要承担社会责任，或者说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
这种观念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的变化，现代职业体育组织与萌芽阶段四处游荡的俱乐部已有很大的不同，它已不单纯是一个对环境做出反应的经济组织。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职业体育组织的社会声誉，社会形象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职业体育组织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各种社会群体对它的不同要求，与俱乐部所有者、运动员、教练员、观众、媒体、赞助商及社区等建立持续而密切的关系，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2.4治理机制的理论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两权分离的结果也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
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所有者和经营者、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其主要目的是保障股东投资，并对企业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
1）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2）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职工;3）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
”简而言之，公司治理机制就是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系列制度。
它的内容主要包含激励与约束两个方面。
激励机制是维持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一种动力，其实质上是委托人如何设计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以诱使代理人自觉地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
监督机制是公司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行为、结果进行有效审核与控制的制度设计。
2.5职业体育组织治理的内容
职业体育组织的游戏性质是联盟制模式形成的基础。
联盟制有效地维护了职业赛事的竞争均衡性与稳定性，从而为职业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由于职业体育联盟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各国职业体育联盟的发展轨迹也有所差异，其发展类型可分为内因发展型与外因发展型。
现代职业俱乐部的结构远比单纯的球队复杂得多，如图1所示，主要参与者包括股东、总经理、教练和球员等。
借助治理机制理论，我们可以认为职业俱乐部的治理机制是一套保护在职业俱乐部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投资方（包括股东、管理者、球员等）的制度安排。
本文将对俱乐部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包括不同股东之间的股权之争，俱乐部与教 练员（经理人）的代理问题，教练与球员的关系以及球员与俱乐部的关系等。
笔者相信厘清这些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治理关系对于掌握我国职业俱乐部发展规律并解决我国目前俱乐部存在的问题将提供有益探索。
随着俱乐部由家族制与合伙制向现代公司制的转化，职业体育组织的经理人队伍建设得到显著加强，俱乐部的融资能力显著提高。
由于职业体育赛事的高度公开性与高度透明性十分有利于对经理人的监督，所以职业体育组织的代理问题要较普通企业少得多。
第3章我国职业体育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其具体历程
自1992年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以来，中国足球（1994）是职业体育改革排头兵，形成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CSL）为龙头，甲级联赛、足协杯等为补充的职业足球竞赛体系。
篮球也形成了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竞赛体系为核心，NBL以及各级青年赛为辅的篮球职业竞赛体系，等等。
高尔夫（1993）、乒乓球（1996）、排球（1996）、网球（2002）等运动项目也先后走上了职业化道路，形成了以国内联赛为职业竞赛体系，俱乐部为职业体育经营实体，职业运动员和教练员为职业体育产品价值核心;遵循体育规律市场化职业体育发展体系。
3.1我国职业体育组织的发展历程
3.1.1探索阶段（1988—2003年）
这一时期，从体育治理实践的维度来看，治理导向的范畴主要有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等方面。
在学校体育领域，凸显词为运动项目、体育活动、体育教育和身体素质等，鲜明地表现出学校体育治理研究关注于体育教育工作者如何让体育运动项目通过教与学的良性互动，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从而实现身体素质的提高;在体育事业方面，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体育比赛、主办权和体育环境则是较为凸显的关键词，在一定层面反映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环境情况是密不可分的，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伴随着“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新旧经济秩序的过渡，体育事业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双轨制的“烙印”，举国体制与体育市场化开始走向了并行发展的路途;在体育产业化领域发展尤为明显，伴随着足球职业化的发展，篮球、排球和乒乓球等也陆续开始了职业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体育产业化的治理之路从此拉开了序幕;与体育职业化道路相伴而行的是多主体参与者利益之间的博弈，必然而然会产生体育社会问题。
这些体育社会问题不是体育规则所能解决的，必须要有一定秩序规则对参与主体进行行为的相应约束，这也就催生了《体育法》的问世;在群众体育领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政策开始倾向于关注全民健身需求的满足，群众体育健身环境趋向利好;体育文化领域，竞技体育的“金牌至上”理念已开始逐渐得到理性看待，民众一方面开始注重体育用品的消费，另一方面体育健身娱乐和休闲体育的需求开始萌芽，并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也开始成为百姓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纵然此时体育治理的概念相对模糊，但体育社会管理活动已经在新旧体制改革的过渡过程中慢慢孕育，治理的主体由原先的国家体委开始转向国家体育总局和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甚至是单项运动协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治理主体不再是“一言堂”;治理的目标也朝着实现体育参与者利益的平衡和公平发展，体育实践领域得以走向协调发展之路;治理的运行机制也由单向垂直行政管理趋向复合、双向发展，总体上仍以探索性研究为主。
3.1.2快速发展阶段（2004—2013年）
这一时期主要高频关键词为治理、对策、职业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公共服务、职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社团、群众体育、学校体育、体育管理、社区体育和管理体制等，关注的领域较第一阶段更为多元化和精细化，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体育参与主体愈显多样化，利益博弈也更激烈，对体育治理秩序的呼唤愈显迫切。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到这一时期已进行多时，基本形成了政府与社会二元双轨制的制度体系，政府逐渐意识到自身的角色定位需要重新设定，体育管理部门简政放权的力度和措施加大，逐步形成了政府、社会共同承担起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使命与责任的局面。
3.1.3转型调整阶段（2014—2017年）
这一时期高频关键词主要为公共体育服务、体育治理、治理、体育管理、体育社会组织、治理能力、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业、学校体育、职业体育、社会体育、体育组织、竞技体育、政府购买、社会治理、体育社团、青少年、全民健身、群众体育、社会组织、善治和供给侧改革等，这些高频词主题鲜明，既有前一阶段的继承性，又有与新时期国家大政方针相接轨的趋向性（如治理能力、善治和供给侧改革），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体育治理研究迎合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的新常态研究布局。
由图2可知，这一时期的关键词聚类主要为体育经济、研究方法、新制度主义、需求、现代化研究、均等化、供给侧改革和体育活动，突出反映了处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体育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逐渐形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复杂社会结构，为解决“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对日渐出现的利益主体分化和利益冲突的治理也就显得愈加重要
3.2我国职业体育发展的具体历程
3.2.1我国职业体育足球联盟的发展历程
早在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进行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
在足球职业联赛开展以后第四年就有人提议成立职业足球联盟。
但是在足球职业
化改革进程中，由于足球市场的基础薄弱，社会环境不够成熟，职业化改革进程并不顺利，各项制度规定没有及时出台，整个足球产业发展走入迷途，甚至出现了包括“甲B五鼠”、万达退出等诸多事件，给中国足球造成极大的负责影响。
2002年中国男子足球队对冲入日韩世界杯为我国足球产业发展带来一线曙光，但是中国足球却未能利用这一契机，迅速建立健全足球职业联赛制度，反而开始明显倒退，到2004年，球市快速下滑，国字号球队全线溃败，北京现代联赛罢赛等风波，引发了围绕建立职业足球联盟的一系列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但是，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足球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措施。
直到2015年3月颁布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发布后，对我们
建立职业足球联盟做出了根本性的推动，尽快整合组织职业联赛理事会，构建独立自主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是该《方案》中着重提及的。
中国足协2016年初刚刚提出“有望在今年年底前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将体现俱乐部的主体地位，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的代表都将成为其中一员，并会设立竞赛、市场、财务、技术、法务到纪律委员会等一应俱全的部门。
”“职业足球联盟”虽然不同于“职业理事会”，但是经过相关负责人的解释，我们发现二者本质目的是相同的，整合组织职业联赛理事会是为了构建独立自主的职业联盟，“职业足球联盟”的叫法也是基于国际环境，通过科学论证研究后暂定如此的。
在该职业联盟具体框架上，除了上述些许组成以外，关于中超公司分工方面的内容，有些原先由其管理的业务继续归其管理，有些业务存在争议的会予以综合考虑，科学决定是否由其继续管理；中甲、中乙的商务开发管理以后便归于足球联盟。
由此可见，中国建立职业足球联盟的过程是艰辛曲折的，虽然我们的进展缓慢，但如今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步入正轨，将我国的职业足球联盟提上议程，并且有信心在2016
年年底成功建立，其中的基本框架构想，也可以看出我国对足球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的职业足球联盟的发展前景已经清晰可见。
3.2.2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历程
所谓职业体育俱乐部，是相对于业余体育俱乐部而言具备参加该项目职业比赛条件和资格，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主要目的的基层体育组织。
它最早产生于欧洲，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职业体育的发展起点较晚。
1980年10月，商业化的比赛首次进入中国，当年举行的万宝路广州网球精英赛使举办者获利不少，让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大有可为，这也标志着我国体育竞赛市场的起步。
1992年，我国足球项目率先进行职业化改革，开我国竞技运动项目走职业化道路之先河。
随着足球市场的异常火爆及带来的丰厚的投资回报的刺激，许多企业和厂商纷纷投资，保证了足球俱乐部的正常运行。
以足球运动职业化为突破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延伸，伴随体育运动职业化和商业化趋势的进程，职业体育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起来。
尤其是进人90年代后期，我国体育竞赛实行了俱乐部制改革，这更促进了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进展，其他项目如篮球、排球、乒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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