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文吟诵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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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文吟诵研究
《古诗词文吟诵研究》
陈少松
吟诵概念界说
九年前，当我给系里高年级学生开设“古诗文吟诵”选修课时，有些学生跑来问：
“吟诵究竟是怎么回事？
古人的吟诵与今天我们用普通话朗诵有什么区别？
”现在大学文科的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没听到过老先生的吟诵，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首先对“什么是吟诵”作出回答。
《汉语大词典》解释“吟诵”说：
“有节奏地诵读诗文。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吟”与“诵”虽有相同之处，若细究，两者其实是有差异的。
首先我们来探讨什么是“吟”。
“吟”字早在先秦文献中就出现，其义训为“歌”，即歌唱。
如《战国策·秦策二》：
“臣不知其思与不思。
诚思，则将吴吟，今轸将为王吴吟。
”东汉高诱注日：
“吟，歌吟也。
”所谓“吴吟”，就是指吟唱吴歌。
又如《庄子·德充符》：
“依树而吟”。
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
“行则倚树而吟泳”。
“吟”和“泳”同义，《增韵·侵韵》：
“吟，哦也，泳也。
”故“泳”亦作歌唱讲，如班固《东都赋》：
“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泳殷周之《诗》。
”单言如此，“吟”和“泳”合成一个词用，自然仍是歌唱的意思，如《毛诗序》：
“吟泳情性，以风其上。
”唐孔颖达疏日：
“动声日吟，长言日泳，作诗必歌，故言吟泳情性也。
”概括以上诸家的解释，“吟”即“泳”，就是拉长了声音歌唱。
但是，先秦时代的歌唱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是在琴瑟等乐器伴奏下的歌唱，这就是《诗经·魏风·园有桃》“我歌且谣”句毛传所谓“曲合乐日歌”。
比如《孔子家语·困誓》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
子路怒，奋戟将与战。
孔子止之：
日：
“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
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
歌予和汝!
”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
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
显然，子路当时是弹着琴歌唱《诗经》中的某一诗篇。
二是不用琴瑟等乐器伴奏的歌唱，即所谓徒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清唱。
《庄子·让王》记载孔子弟子曾子歌《诗经·商颂》的情景：
曾子居卫，缀袍无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
三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屦而踵决。
曳．缈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曾子当时过着穷困不堪的生活，不可能有乐工替他伴奏，自己也没弹琴鼓瑟，而只是拖着束发的帛带徒歌《商颂》。
《韩诗外传》亦有类似的记载：
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
显然，孔子的这位弟子原宪也是徒歌《商颂》。
值得注意的是，《艺文类聚》卷五五引晋束哲《读书赋》日：
“原宪潜吟而忘贱，颜回精勤以轻贫。
”可见“吟”非合乐而歌，而是徒歌。
又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指出：
古诗皆诛之，然后以声依泳以成曲，谓之协律。
意思是说，古代的诗歌都可用来吟泳，然后用宫、商、角、徵、羽五声依照吟泳的调子谱成曲子，称之为协律。
这也说明，诗歌的吟泳是一种并不严格讲究合乐的随口歌唱。
《诗经》三百零五篇经孔子“弦歌之”，诗乐合一，每篇皆可入乐歌唱，当然也可随口吟泳。
《诗经》以后的诗歌，除楚辞、汉乐府、唐声诗、宋词以外，其余的绝大多数诗乐分家，不能入乐歌唱，而那些原来可入乐歌唱的《诗经》、楚辞、汉乐府、唐声诗、宋词，其乐谱大多先后失传。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赏读诗词主要是随口吟泳。
不仅读诗读词喜欢吟，读文也喜欢吟。
那么古人究竟怎样吟诗吟词吟文的呢？
由于当时一不可能录音，二没有留下吟谱，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得而知。
但我想，古人的吟泳是口耳相传、世代赓续的，后人的吟法虽有所新变，总有一点前人吟泳的影子。
我聆听过许多前辈学者的吟诗吟词和吟文，根据我的感受和理解，所谓“吟”，就是拉长了声音象歌唱似地读。
为什么在界说“吟”时要加“象歌唱”这几个字呢？
这是因为吟时既同歌唱一样拉长了声音行腔使调，却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唱。
1993年夏天，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笔者曾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王更生教授切磋过“吟”与“唱”的区别这个问题。
在笔者看来，严格意义上的“唱”，一有乐谱可依，唱时对乐谱不可随意改变；二在通常情况下用乐器伴奏。
“吟”却不同，一无乐谱可依，吟时对音高、时值、速度、旋律等处理有一定的随意性；二在通常情况下不用乐器伴奏。
关于“吟”跟“唱”的区别，赵元任先生早就说得很清楚：
“吟诗没有唱歌那么固定；同是一句'满插瓶花罢出游'，不用说因地方不同而调儿略有不同。
就是一个人念两次也不能工尺全同，不过大致是同一个调儿（tune）就是了。
要是跟着笛子唱《九连环》，那就差不多一定是照那个工尺唱，就不然至少也可以说唱唱儿每次用同样工尺是照例的事情，每次换点花样是（比较的）例外的，而在吟诗每次换点花样是照例的事情，两次碰巧用恰恰一样的工尺倒是例外的了。
”郭沫若先生也曾用概括的语言将“吟”与“唱”作了比较：
“中国旧时对于诗歌本来有朗吟的办法，那是接近于唱，也可以说是无乐谱的自由唱。
”我很赞同郭先生的这种说法。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有许多概念没有严格的界说。
由于“吟”好象歌唱，所以古人有时将吟诗吟文称作“吟唱”，称作“歌”或“歌泳”。
前者如金元好问《和党承旨（雪>诗》之二：
“白头两遗编，吟唱心自足”；后者如清刘大槐《论文偶记》：
“歌而泳之，神气出矣。
”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什么是“诵”。
对“诵”的解释，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周礼·春官宗伯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东汉郑玄注日：
“倍文日讽；以声节之日诵。
”在同书“讽诵诗，世奠繁，鼓琴瑟”下，郑玄又注日：
“'讽诵诗'，谓暗读之，不依泳也。
”又《礼记·文王世子》：
“春诵，夏弦。
”“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
”孔颖达《正义》日：
“'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
”概括郑玄的看法，所谓“诵”，就是不用琴瑟等乐器伴奏，而以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歌泳。
据这样的解释，诵与徒歌和吟泳没什么区别。
后代有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
如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言部中解释说：
“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泳以声节之。
”又如近人顾颉刚先生认为“歌与诵原是互文”，朱谦之先生赞同此说，指出两者是“同义”的；林尹先生注《周礼》中的那个“诵”字更直截了当：
“唱也，谓记背诗歌之文而以抑扬顿挫之声调唱之也。
”不仅一些学者将“诵”解释为歌唱或吟泳，古代一些诗人也有将歌诗称作诵诗的，如明初诗人高启有首诗题为《夜闻谢太史诵李杜诗》，开头几句描写的却是谢太史歌李杜诗的情景：
前歌《蜀道难》，后歌《倡仄行》。
商声激烈出破屋，林乌夜起邻人惊。
我愁寂寞正欲眠，听此起坐心茫然。
高歌隔舍如相和，双泪迸落青灯前。
……
显然，在高启看来，诵诗就是歌诗。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诵”与“歌”是有区别的。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引毛传日：
“不歌而诵谓之赋”。
又《国语·晋语》：
“舆人诵之。
”三国吴韦昭注日：
“不歌日诵。
”这就明确指出，诵是诵，歌是歌，两者不是一回事。
后代的一些学者接受了这种看法，有的还进一步指出两者的区别。
如清程廷祚认为：
“古者之于诗也，有诵有歌，诵可以尽人而学，歌不可以尽人而能也。
”又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通过比较将“诵”与“歌”的不同说得更明白：
“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
”近人中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诵”与“歌”、“吟”的区别。
如黄仲苏先生把朗诵的方法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日诵读。
诵，就字义言，则为读之而有音节者，宜用于读散文。
……如“四书”、诸子、《左传》、“四史”以及专家文集中之议论、说辨、序跋、传记、表奏、书札等等，皆属于诵读之类也。
二日吟读。
吟之为言，呻也，哦也，唱也。
……吟读宜用于读绝诗、律诗、词曲及其他短篇抒情韵文如诛、歌之类。
三日诛读。
泳者，歌也，与咏通，亦作永。
……宜用于读长篇韵文如骈赋、古体诗之类。
……
四日讲读。
讲者，说也，谈也。
按说乃说话之说，谈则为对话也。
宜用于读语体文。
黄先生所说的第四类“讲读”法显然不适用于读古诗词文，姑且不论。
其余三类，虽将“吟读”和“泳读”分为两类显得过细，但看到“诵读”与“吟读”的区别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自清先生认为：
“吟读和泳读可以并为一类，叫做'吟'诵读照旧，只叫做'诵”'；“这里指出的'吟读'、'诵读'的分别，确是有的”再如朱光潜先生作了这样的比较：
“歌重音乐的节奏而诵重语言的节奏”；中国人的诵诗同哼（即吟）旧诗在节奏的处理上是有所不同的。
笔者同意第二种看法，即“诵”与“歌”、“吟”是有区别的。
第一，在郑玄注《周礼》之前，《墨子·公孟篇》记载墨子批评儒家“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如果说“诵”就是“歌”，那么“诵诗三百”后再说“歌诗三百”，不就显得重复了吗？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朱谦之先生举《左传》襄公十四年“公使歌之，遂诵之”为例，说明“歌与诵原是互文”，两者“同义”，这是值得商榷的。
请看《左传》中的那段原文：
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
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
大师辞，师曹请为之。
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
公怒，鞭师曹三百。
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
公使歌之，遂诵之。
晋杜预《集解》对“诵之”的解释是：
“恐孙蒯不解故。
”真可谓高见。
朱自清先生对这段文字的解说更透辟而明白：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卫献公叫师曹'歌'《巧言》诗的末章给孙文子的使者孙蒯听。
那时文子在国境上，献公叫'歌'这章诗，是骂他的，师曹和献公有私怨，想激怒孙蒯，怕'歌'了他听不清楚，使'诵'了一通。
这'诵'是有节奏的。
诵和读都比'歌'容易了解些。
”朱先生在这儿所说的“诵”与“歌”的区别也就是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所概括的“诵显而歌微”。
第二，当今前辈学者的吟诵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诵和吟并不是一回事。
根据笔者的感受和理解，所谓“诵”，就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
“吟”和“诵”是有区别的，当然也有共同之处，下面将它们的同和异作个比较。
两者之同：
“吟”和“诵”都要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都是“乐语”，即表现出一定音乐美的有声语言。
“吟”和“诵”都按一定的腔调进行，行腔使调时又都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两者之异：
①“吟”重音乐的节奏；“诵”重语言的节奏。
②“吟”时旋律往往鲜明，比“诵”悦耳动听；“诵”时旋律一般不太鲜明，比“吟”表意明晰。
③“吟”时声音拉得较长，听起来好象歌唱；“诵”时声音相对较短，听起来不象歌唱，“颇类似和尚念经”。
④“吟”腔比较复杂，故学起来难些；“诵”腔比较简单，故学起来易些。
由于“吟”和“诵”有上述几点区别，所以我们在聆听老先生的吟诵时，就不难分辨他是在吟还是在诵。
当然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有的老先生读一首诗或一篇文时，既有吟也有诵，吟诵相间，唱念结合，不过这种情况不是很多。
古人早就将“吟”和“诵”两字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词使用，比如：
《晋书·儒林传·徐苗》：
“苗少家贫，昼执钮耒，夜则吟诵。
”
《隋书·薛道衡传》：
“江东雅好篇什，陈主尤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
”
“吟诵”作为一个词使用，泛指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
它既可指吟，也可指诵；或者既指吟，又指诵。
从笔者所接触的会吟能诵的前辈学者来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读起诗文来喜欢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吟比诵美听，也更能激起学习者的兴味。
因此，本书研究“吟诵”，其重点放在“吟”上。
吟诵的历史
吟诵是传统的读诗读词读文的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的吟诵活动自然要数诗歌吟唱。
众所公认，诗歌源于劳动，早在人类未有文字之前就诞生了。
赵元任先生在他的《（新诗歌集）序》中曾指出：
“诗歌不分化的时候，诗也是吟，歌也是吟。
”因此，我们可以说，诗歌从它在原始社会里诞生之日起，就开始被先民们吟唱了；诗歌吟唱原本带有一种全民的性质。
周代，诗歌吟诵是当时的大学（即太学）以及小学里都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请看下面几则文献资料的记载：
《周礼·春官宗伯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
《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郑玄注，教也）世子及学士，必时。
春诵，夏弦，大师诏之。
”
《礼记·内则》：
“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
”这是官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教学诗歌吟诵的情况。
到了春秋时代，孔子第一个起来私人办学。
这位精通音乐和文学的大教育家非常重视将吟诵《诗经》与音乐、舞蹈相结合，平时花很多的时间教授弟子们“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在他的弟子中间，子游和子路很能弦歌《诗经》，曾子和原宪吟唱《诗经》很出色，这是文献资料中记载的。
不仅如此，据《太平御览》引《庄子》逸篇中的文字记载：
“孔子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
”能使老聃津津有味地听读，可以想见孔子朗诵《春秋》的水平一定很高。
我说孔子堪称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诗文吟诵专家。
降及战国，《诗》、《书》、《礼》、《春秋》等经典著作仍为人们所诵习。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代产生了《春秋》三传，其中“公、谷两家善读《春秋》本经：
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
”节奏鲜明，以声显义，可说是这两家诵读《春秋》的特色。
此外，以奇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继《诗经》之后蔚然郁起，人们吟讽它，赏玩它，自不待言；屈原本人在《渔父》中自述：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行吟”，就是漫步吟唱。
总之，在先秦时代，国人喜尚吟诵诗文已形成传统。
汉魏六朝是我国吟诵之学得到重要发展的时期。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人们普遍重视诵习诗书
汉武帝时，《易》、《书》、《诗》、《礼》、《春秋》等5部儒家典籍被尊为“五经”，并在太学里特置“五经博士”，专门负责传授。
东汉时太学大发展，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万人。
不用说这些受业的太学生人人必须诵读经书，就是那些入小学读书的童子也得在这方面练好基本功。
《汉书·艺文志》记载：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
”“讽”就是背诵。
汉代教育当局这种规定无疑会极大地刺激学童、士子去拼命讽诵诗书。
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记载了贾谊九世孙贾逵幼时听读经书的故事：
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饱逵就篱听之。
逵年十岁，乃诵读六经。
父日：
“我未尝教汝，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
”日：
“姊尝抱予就篱听读，因记得而诵之。
”
所谓“听读”，就是随别人诵书的声音而读。
这故事固然表现贾逵这位东汉著名经学家和文学家从小聪明绝顶，有惊人的记诵能力，但同时可说明汉人对诵读经书多么重视。
《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出嫁前是个寻常人家的女孩儿，当然不存“讽书做官”之想，然而“十六诵诗书”，当时社会崇尚诵习诗书于此亦可见一斑。
由于声律论的兴起，人们吟诵时注意对作品音节美的玩味西晋时候的陆机在《文赋》中第一次讲到作品的声律之美：
“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即是说作品音节的更迭变化，就好象鲜艳的五色织成了漂亮的锦绣。
到了齐梁，沈约、周颐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论，从而对诗歌的创作和鉴赏产生重大影响。
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
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这一段话的前面几句讲写作诗歌时，如何使作品语言的声音做到“宫羽（相当于后人说的平仄）相变，低昂互节”、“音韵尽殊”、“轻重悉异”，在有规律的变化中表现出和谐的音节美；后面几句则从声律论的角度评价曹植、王粲等诗人的作品，赞美他们的那些名篇因为“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而历来赢得人们的讽诵传赏。
与沈约同时的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专门写有《声律》篇，除阐发声律理论外，特别强调“声画妍蚩，寄在吟泳”，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吟泳才能辨别作品音节的美丑。
让我们从《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的一则故事中看一下六朝人玩味作品音节美的实例吧：
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
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诛诗声，甚有情致。
所诵五言，又其所未闻。
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泳其所作《咏史》诗。
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虎在运租船中讽泳，声既清会，辞文藻拔，非尚所曾闻。
”可见袁虎的泳诗所以使谢尚叹赏不能已，原因之一就是袁虎泳诗的声音实在“清会”美听。
由于佛教和道教音乐的影响，吟诵诗文的腔调得到丰富和发展。
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七章探讨吟诵腔调时再作具体论述。
到唐代，格律严整、音调铿锵的近体诗产生了，整个诗歌创作进入了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黄金时代，诗歌吟诵也随之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
唐代的许多皇帝不仅能写诗，而且喜欢吟诗，请看下面几则材料所记：
胡震亨《唐音癸篮》卷二十七：
“唐试士初重策，兼重经。
后乃筋重诗赋。
中叶后，人主至亲为披阅，翘足吟诛所撰，叹惜移时。
或复微行，谘访名誉，袖纳行卷，予阶缘。
士益竞趋名场，殚工韵律。
”
尤裹《全唐诗话》卷一：
“（文宗）尝吟杜甫《曲江篇》云：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乃知天宝以前楼台之盛。
郑注乃命神策军淘曲江昆明二池，许公卿立亭馆。
”又卷二：
“宪宗朝，北狄频寇边，大臣奏议：
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
帝日：
'比闻有士子能为诗，而姓名稍僻，是谁？
'宰相对以包子虚冷朝阳，皆非也。
帝遂吟日：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世路尽嫌良马瘦，惟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性，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
'侍臣对日：
'此是戎昱诗也。
'……大臣遂息和戎之论矣。
又：
”德宗西幸，有神智骢、如意骝二马，谓之功臣。
一日，有进瑞鞭者，上日：
'朕有二骏，今得此可为三绝。
'因吟（韩）翎《观调马诗》云：
“鸳鸯赭白齿新齐，晓日花间放碧蹄。
玉勒乍迥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
唐代皇帝还爱听近臣吟诵诗歌，比如：
景龙中，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献伎为乐。
张锡为《谈容娘舞》，宗晋卿舞《浑脱》，张洽舞《黄雇》，杜元琰诵《婆罗门咒》，（李）行言唱《驾车西河》，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郭山恽请诵古诗两篇，诵《鹿鸣》、《蟋蟀》未毕，李峤以诗有“好乐无荒”之语，止之。
郭山恽虽未将两诗诵完，但于此可见唐中宗对诵诗很感兴趣，把它当作如同舞蹈和音乐一样可以取乐的一种艺术，而郭山恽的诵诗也一定非常出色，否则怎敢在那种场合献丑。
唐代的诗人如群星灿烂，一个个都是吟诗的爱好者：
他们或者自吟自赏，或者吟味他人之作，或者聆听他人吟诵，这方面的资料极多，随手拈取几例吧：
《古今诗话》：
“上官仪凌晨入朝，循洛堤步月，徐辔诛诗，音韵清亮，望之犹神仙。
”
李白《游泰山六首》（其四）：
“清斋三千，裂素写道经。
吟诵有所得，众神卫我形。
”
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又《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
“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
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
”
黄彻《碧溪诗话》卷十：
“《因话录》载，吴兴僧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全不称赏。
皎然极失望，明日写旧制献之。
苏州吟讽大加叹味，因语皎然日：
'几至失声名。
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意？
”'
白居易《白发》：
“歌吟终日如狂叟，衰疾多时似瘦仙。
”《全唐诗》卷八百零六：
“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
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泳，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
”
时代造就伟大的诗人，人民爱诵优秀的诗歌。
“李杜诗篇万口传”，此话一点也不夸张。
事实上，除李杜这两大家外，不少诗人的名篇佳句在当时广为传诵，兹举几例：
《全唐诗话》卷一：
“（李百药）藻思沉郁，尤长五言。
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
”
又卷三：
“（朱）庆馀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馀新旧篇，择留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
时人以籍重名，皆缮录讽诛，遂登科。
”
段成式《酉阳杂俎》：
“余因请坐客各吟近日为诗者佳句，有吟贾岛'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
马戴'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
又'骨消金镞在'。
有吟僧无可'河来当寒断，一日尽。
山一日岸。
远与沙平'。
又'开门落叶深'。
有吟张祜'河流侧让关。
一日山'。
又'泉声到池尽'。
有吟僧灵准诗'晴看汉水广，秋觉岘山高'。
有吟朱景玄'塞鸿先秋去，边草入夏生，。
余吟上都僧元础'寺隔残潮去'，又'采药过泉声'又'林塘秋半宿，风雨夜深来'。
”
这儿特别要提到的是，白居易的诗歌由于语言通俗易解，因而得到更广泛的传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即使如《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也赢得了国人的普遍喜爱，以至“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
总之，在唐代，从皇帝到大臣，从文人雅士到村夫牧童，从和尚道士到宫女歌妓，吟诗成了人们普遍的爱好，成了时代的一种风尚，成了诗歌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代的文人学子读文同样喜用吟诵的方法。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在《进学解》中描述自己平时“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写到这样一件事：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友人欲观自己文章，他回答说，现在文集编好了，就请管理书籍的仆人吟诵给您听吧。
这自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由此可见唐代吟文之普遍：
连“治书苍头”都能“吟讽”，何论文人学子!
不仅如此，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还提出了著名的“气盛言宜”之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在他看来，如果文章的气势盛大，那就能使句式的长短与声调的高下自然相宜；换言之，文章的气势是从句式的长短和声调的高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这个说法无疑对古文的创作与吟诵产生积极的指导作用。
宋元明清四代，吟诵之学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首先，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广为传诵的启蒙读物。
比如北宋人编的《百家姓》、南宋王应麟编的《三字经》、南宋谢枋得和明王相先后选编的《千家诗》、明吕得胜编的《小儿语》、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萧良有编的《龙文鞭影》、清人编的《增广贤文》、李毓秀编的《弟子规》等，以及在此之前已流传、南朝梁周兴嗣编的《千字文》，由于这些启蒙读物大多用韵语写成，读起来琅琅上口，易诵易记，加上内容又切合识字和普及文化知识的需要，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我们从下面几则材料中即可见一斑：
南宋陆游《秋日郊居》（八首之七）：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上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诗下自注：
“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
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
明吕得胜之子吕坤《读小儿语·序》：
“小儿习先君语，如说话，莫不鼓掌跃诵之，虽妇人女子，亦乐闻而笑，最多感发。
”
晚清李恩绶指出：
“明贤《龙文鞭影》一书，风行已久。
童子入塾后，为父师者，暇即课其记诵，盖喜其字句不棘口，注中隶事甚多也。
”
启蒙读物的如此风行，使吟诵这一传统的读书方法得到极大的普及，其影响之久远，一直到解放以前。
其次，这个时期吟诵的作品，不仅有一向处于正统地位的诗与文，而且有新起的词与曲。
词原是入乐歌唱的，为什么人们还要用吟诵的方法来赏玩，个中原委将在本书第三章“词的吟诵”部分探讨。
复次，这个时期吟诵的腔调受到戏曲音乐的影响，因而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一点在本书第七章“吟诵腔调”部分将具体论述。
最后，这个时期吟诵的理论研究大为加强。
比如，南宋的朱熹、元代的刘绩、明代的李东阳、唐顺之等都对吟诵之学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尤其是清代的桐城派作家揭橥的“因声求气”说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人们的吟诵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推进和提高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吟诵也一度被人们冷落。
朱自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从前私塾里教书，老师照例范读，学生循声朗诵。
早年学校里教古文，也还是如此。
五四以来，中等以上的国文教学不兴这一套；但小学里教国语还用着老法子。
五四以来，人们喜欢用“摇头摆尾的”去形容那些迷恋古文的人。
摇头摆尾正是吟文的丑态，虽然吟文并不必需摇头摆尾。
从此青年国文教师都不敢在教室里吟诵古文，怕人笑话，怕人笑话他落伍。
学生自然也就有了成见。
有一回清华大学举行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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