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甲畅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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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甲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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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军事，大部分爱好者关注的都是武器装备，以及同类装备在参数上进行比较。

很少有人关心，为什么装备会发展成这个样子，而影响装备、编制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

更少有人从全局关注军种兵种和国家整体战略以及本国国力的关系。

今年时值我军装甲兵建军60周年，我们就从这样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剖析一下我军装甲兵60年来的发展历程。

　　早期探索

　　自1945年12月利用缴获坦克成立第一支坦克部队，至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已发展为2个战车师又2个战车团，共有官兵12697人。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

建立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仅有硬件装备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良好的软件和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

　　我军的坦克缴获自国民党军，国民党军的坦克战术、运用远不足以作为垂范师承。

本为陆战利器的坦克在内战中扮演的最著名角色却是国军高级军官的逃命工具。

1949年的中国，能够通车的铁路不到2万千米，有铺装路面的公路更是只有1.4万千米，分布还极不均衡；工业能力还不如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不要说飞机坦克，就是载重汽车也不能批量生产。

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限制了军队的机动方式和机动速度，落后的工业能力也极大地制约摩托化部队的保障水平和补充能力。

　　1950年10月，借鉴苏联经验，军委装甲兵计划准备在3年内，到1953年年底，建设11个坦克旅，每个坦克旅编2个坦克团，1个摩托化步兵团，都是小团制，每旅编坦克90辆（每团45辆），运输和特种车584辆。

此外还要建立4个军区坦克司令部，3个中心修理基地，3个中心仓库，1个坦克学校，1个编练基地。

这个编制，学习苏联却不照搬苏联，而当时急迫的形势和欠缺的经验是没法让我军慢慢自行探索的。

　　我军装甲兵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实现现代化和正规化，但限于条件和时间，只能从苏联获取装备并学习苏军的坦克兵战术。

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盘引进。

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后，从苏联首批购进10个坦克团的装备，主要为T-34/85中型坦克、IS-2重型坦克和ISU-122自行火炮。

部队在苏军官兵的帮助下，以连队为单位按专业分组进行训练，完全按照苏军编制、战术、作业标准、条令条例学习装备使用和战术。

随后，装甲兵使用苏制装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装甲兵的3个坦克师、4个独立坦克团和6个步兵师属坦克团，分3批轮换开赴朝鲜，参加大小战斗246次，有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打出了国威军威。

但在战争中我军坦克兵也认识到了苏式的装备、战术和编制体系的局限性。

　　苏军的装备、编制和战术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并不完全合适。

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是苏联自身有着强大的工业实力，苏军的装备数量和整体机械化水平是中国无法望其项背的。

苏军有着规模巨大，装备较为先进的前线航空兵，能够有效掩护地面部队，这一点我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达到。

由于没有制空权，装甲兵在战争中无法进行大规模作战，而整体机械化水平的低下也导致无法按照苏军“大纵深”战役理论，大规模使用装甲部队作战。

　　二是地理环境和国防战略的不同。

苏联东欧地形以平原、草原为主，中国的地形南北分明，北方地区比较适合装甲兵使用、作战，而南方的丘陵、山地、水网稻田则不利于苏军以中型坦克为主的装备和战术。

苏联和华约的作战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其想定是在美军大规模增援西欧之前把北约赶下海。

而我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陆地安全形势大大好转，我军在北方的防御重点在渤海湾，任务是阻止美军及其仆从军在渤海湾登陆威胁京津。

南方的主要威胁是盘踞台湾岛的蒋介石匪帮，此时蒋军还占有相当的海空优势。

中央将浙江、福建作为未来蒋军反攻大陆最可能的战区，考虑到美蒋海空军的优势，我军将在沿海诱敌深入再行围歼。

这个战略，被形象的称作“北顶南放”。

长江南北地形以及假想敌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我军装甲兵的编制和未来装备的研制方向。

　　三是苏军自身的缺陷。

苏军坦克兵经历过二战的考验，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强大装甲力量，但其自身装备体系、编制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

苏军坦克师在装备上配套不足，缺乏自行高炮、自行压制火炮和装甲输送车，其观测、通讯、指挥控制能力较之西方薄弱，因此其部队编制小于美军。

通讯和控制能力的缺陷也是苏军以直瞄直射的强击火炮作为主要火力支援手段的原因之一。

我军学习苏军时，由于自身经验和工业能力的制约，也继承了这些缺点。

这些问题日后日益放大，成为我军70～80年代改革的重要对象和方向。

　　围绕上述学习苏军带来的先天不足，我军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展开了一系列装备、编制、作战体系的有益探索。

首先是区分南北，全军以长江为界限，北方以重装部队为主，南方以轻装部队为主，即所谓“南轻北重”。

同时为适应南方多山、多河流水网的地理特点，研制了62式轻型坦克和63式水陆坦克。

同时总结学习苏军带来的得失。

当时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苏军的装备、战术体系，二是苏军的编制体系，这两者是互相交叉影响的。

装备、战术上，部队反映主要是合成化程度不够，机械化部队冲击容易造成步坦脱节。

编制上，反映问题最多的是师属坦克团（T-34中型坦克24辆，SU-76自行火炮16辆，481人）。

一个人员编制不到500人的小团，装备2种车辆，维护保养极其麻烦。

　　这些问题也向苏联顾问反映过，得到的回答却让人啼笑皆非。

苏联顾问的解决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全军摩托化、机械化，以坦克底盘发展自行高炮和新型强击火炮。

这个解决方法对于当时国力有限和执行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中国，并不现实。

　　以上的种种情况，为将来我国装甲兵的独立摸索打下了基调。

要用自己的力量完善坦克及其配套装备，形成合理高效装备体系；在编制、战术上要发展适合本国积极防御战略的战术体系。

　　极左时代的探索

　　我国装甲车辆研制体系的初步形成相伴的，是“大跃进”风潮，全国上下浮夸风盛行，各行各业都在拼命调高指标。

1956年，军委要求在原有40辆坦克的小团基础上，发展为120辆坦克的大团，然后建设至少20个步兵军军属坦克团、7个坦克师。

这个庞大的计划由于当时确定不再进口苏制装甲车辆，而未能进入实施阶段。

1960年3月31日，许光达大将在高等军事学院作题为“陆军的发展趋势及装甲兵的运用”的讲演。

演讲中又提出装甲兵的机械化计划，这个计划更庞大，按计划到1967年，坦克师应占到陆军作战师的13％，机械化师占到40％，摩托化师占到47％，另外还有独立的坦克部队和分队。

每个坦克师编制坦克400多辆，机械化师编制坦克250辆，全部车辆都是自行化，而且装备近程火箭导弹，具有原子战能力。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可想而知。

　　1960年，随着中苏交恶，我国安全环境急剧恶化。

面对恶劣的战略环境，我国的国防战略不得不做出修改。

当时中国的国防战略可以通俗的称作“诱敌深入，积极防御”。

即在北方要预计放弃大片土地，将苏军引进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59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后，极左风潮的苗头开始逐步隐现。

随着思想日益左倾，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

60年代我军开始大规模扩军。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力无法满足军队的急速扩充，军队不得不“驮马化”。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咄咄逼人的苏军坦克集群，以步兵为主体的我军只能采取依托驻垒地域拖住苏军锋芒，而后组织反击。

当时国防战略，侧重“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忽视了核威慑条件下灵活反应的能力和战略选择。

这就导致全军上下，莫不以准备和展开大规模核战争为己任，军事战略极度僵化，不仅耗费极大而且一旦战争条件不是预定条件就显得缺乏准备和应对方法。

　　此时装甲兵的编制调整，仅仅是对原有编制不合理之处的调整，加之大环境使然，很难说什么前瞻性、先进性。

由于此前对师属坦克团的问题反映较多，且步兵部队由于驮马化导致的轻装和机动能力受限，这次调整主要针对师属坦克团。

1962年1月，师属坦克团开始撤编，独立坦克部队按装备性质整编为中型坦克团、重型坦克团、轻型坦克团、重型自行火炮团和水陆坦克团。

到1967年7月，我军已将大部分步兵师属坦克团集中编组为坦克师或独立坦克团，形成以独立坦克部队为主的体制。

　　1969年2月，装甲兵所属6所院校全部撤销，更是给教育、研究工作带来巨大损失。

我国初步形成的装甲车科研生产体系，也受到大跃进的拖累。

1958年11月，在全民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中，军委决定设计、试制和生产6种新型战斗车辆，这些车辆将全面替代苏联坦克和自行火炮。

随着大跃进的失败，国民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新装备的研制也出现众多难题。

在调整方向后，只有3种新型战斗车辆在60年代初期陆续定型装备部队。

　　由于无法从苏联获得必要原料和设备，现有装备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59式坦克就是典型例子，由于无法进口苏联高镍装甲钢，导致直到1963年研制出国产稀土装甲钢后才得以量产。

随着日渐高涨的极左风潮，装甲兵武器系统研制也受到极大干扰，在文革的干扰下，新装备论证混乱、研制片面强调不切实际的高指标。

而生产体系在文革冲击下，质量管理缺失，军代表制度也被破坏，产品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是具有正面意义的。

全国开始从文革的混乱局面中逐渐解脱出来，装甲兵战术和兵器研制也开始慢慢回到正轨。

1972年3月，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提出装甲兵机动作战的观点。

1977年新版《装甲兵战斗条令（坦克连、排、单车）》终于在时隔14年后颁布，1978年装甲兵工程学院和装甲兵学院也得以恢复。

到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我军装甲兵规模已经发展到世界第3，但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一样，我军装甲兵问题多多，困难重重。

结构不合理、缺编严重、战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大批装备还是空白。

　　新时期装甲兵的发展

　　1980年的解放军装甲兵，其坦克数量已经居世界第3位，但其结构并不均衡，合成化程度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

此时，世界各国都早已从历次战争中认识到：

没有步兵战车、装甲输送车、自行火炮、工程支援车辆等装备形成的诸兵种配合，仅凭坦克已经不能取得现代化战场的优势。

对解放军而言，由于此前将装甲兵定位于反侵略战中短促出击的反击力量，装甲兵配套装备严重不足。

装甲输送车不到2500辆；70系列白行火炮总产量只有220辆。

中型坦克只相当于战后第一代水平；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基础训练还算不错，但是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很大。

　　而当时的苏军，其“大纵深”战役理论已经臻于完善，装备体系完整，技术水平先进。

苏联陆军除空降兵和特种部队外都实现了机械化。

80年代，苏军已经开始在地面战中大规模使用直升机以破坏敌防御体系，加快推进速度。

苏军学术刊物《军事通讯》在80年代初，连篇累牍地充斥着讨论直升机使用和大纵深作战中加快速度和保持进攻持续性的文章；其分队演习在传统内容基础上也开始大量演练强渡江河、机降、行进间夺取城市和居民点等特种条件下作战形式。

　　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失误，我军估计未来的战争一定是大规模全面战争，因而对局部战争以及与在核威慑条件下灵活反应的军事行动认识不足。

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检验了我军的战斗力，说明即使在多年极左路线的破坏和干扰下，解放军还是能打仗的。

此战既打出国威军威，也暴露出国防战略和部队编制、战术、训练的一系列问题。

大量乙种师对于突发性、高强度、快节奏的局部战争不适应。

战术相对单调，协同作战能力不高。

　　基于对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的判断，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军事科学院成立2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叶剑英也指出，社会政治环境、威胁和未来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说明我国的领导层已经认识到，战争的危险性已经降低，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形势，已经从军事对抗转向经济竞争。

对装甲兵来讲，在投入有限和百万大裁军前提下，不过分追求增加装甲兵器的数量，而是完善装甲兵的各种编制体制，完善教育培训、技术维修、科技研究等重要的配套发展。

　　80年代，我国的国防战略还是将苏军大规模突然袭击作为主要威胁，但是以在国境线坚决“顶住敌人”替代了“诱敌深入”。

通过对苏军多年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苏联不能全力投入远东战场和西伯利亚铁路运力有限的前提下，苏军大规模进攻将不具备战略上突然性，其突然性主要体现在战术意义上。

因此苏军最有可能的作战方式是短时间、高强度的大纵深作战，达成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

所以，只要能在战争初期拖住苏军，使其不能达到既定目标，就可以促使战争向最不利于苏联的长期化持久战发展。

在战术使用上，我军装甲兵将作为反突击力量，在浅近纵、深驻垒地域拖住苏军之后，通过反突击打乱苏军部署、迟滞苏军进攻速度。

或者将驻垒地域作为出发阵地，从侧翼分割包围苏军先头部队，争取将其击溃甚至围歼。

总之，就是通过破坏苏军大纵深作战的高速性和连续性，使其放弃其战役目标。

　　这一时期装甲兵作为主要的地面机动作战力量，势必大大提高自己的合成化水平。

反应到编制上，陆军开始组建合成集团军，并将装甲兵司令部缩编为总参的业务部门（总参谋部装甲兵部）。

与此同时我军的坦克师开始广泛地编入此前只有甲种坦克师才有的装甲步兵团，并将高炮营扩编为高炮团，提高自己的合成化水平。

1998年以后又进一步提高合成化程度，将坦克师逐渐改造为装甲师。

同时，坦克团开始编入炮兵营、自行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完成从坦克团到装甲团的改造。

80年代，我军还将一部分军属坦克团改造为坦克旅。

装备上，开始装备自己的83式自行火炮，86式步兵战车，新型装甲输送车等。

这些装备在服役之时并不先进，只能说是打下了未来我军装甲兵装备体系的基石和导向标。

　　在这些装备列装的同时，我军又将大口径自行火炮、新型主战坦克、新型步兵战车、新型自行高炮、专用武装直升机作为全局重点保障的地面战武器系统投入研制。

其预研的力度、广度是从来没有过的。

　　面向21世纪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陆地安全环境进一步好转，安全威胁逐渐显得多样化，战场建设的重点也由北方转向东南。

备战高强度、快节奏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成为我军战争准备的主要任务。

这样的战略环境，对兵力规模的要求，远远不如军种之间协同、保持部队快速反应能力和战略投送能力重要。

这一时期我军作战任务概括可分为两项，―是遂行跨海反分裂作战；二是我国周边快速反应应急作战。

　　现代战争中，精确制导武器的使用使得火力投送的效率大大提高立体的监视、侦察系统又让火力如虎添翼。

传统的一线部署，既需要大量兵力，也容易使得一线处在被敌不间断监视、侦察中，从而被敌杀伤或者查明动向。

至于敌人能通过监

　　加装台成孔径雷达的图-154MD（右）视、侦察，获取战术情报的范围是多大，看看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陆军的下场就一目了然。

现代的陆战，面对强敌不论你是进攻还是防御，在第一线同样也要布置监视、侦察力量，监视敌军动态、查明敌军动向。

要想破坏对手战术体系，首选方法就是打瞎对手在第一线眼睛、破坏对手的指挥控制系统。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海湾战争之后，其陆军的改革、战术演进、编制调整，看似纷繁复杂目不暇接，其实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剥夺对手的监视、侦察手段，己方小型化、高度合成化的分队，通过高速机动进一步破坏对手战场感知能力。

在己方完整的战场信息系统支援下，努力实现战场的单向透明，在关键时间、关键地点，集中火力彻底打垮重要节点，使之溃散甚至歼灭。

所谓信息战、数字化、战场信息系统，其精髓就在于此。

　　我军装甲兵的编制、战术、装备体系其内核和世界先进国家其实是一致的。

即通过保持自己的战场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利用快速反应的合成化力量遂行高强度、快节奏作战，力争将战争制止在萌芽阶段，或通过迅速的决定性胜利结束战争。

　　回首最近的10年，我们能发现许许多多意义深远的片断：

全军范围内展开了关于合成营的讨论；2000年以来，历次大规模演习中日益突出空地协同；2006年的沈阳军区机步旅跨军区机动到内蒙展开战术演习,2007年“昆仑一贺兰07砺剑”集团军级别实兵检验性演习，第21集团军所属某部队28小时内机动距离达612千米，平均每昼夜525千米；2000年前后，摩托化步兵团沙漠地区全员全装摩托化行军，一昼夜532千米；从气象雷达到观测车一应俱全的新型自行火炮系统，看似与潮流不合的步战车强调两栖能力；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加装合成孔径雷达的图-154MD，运8“高新工程”以及频频传闻的专用武装直升机……

　　列举这样多的片段，相信有判断力的读者会解读出来其中的含义。

未来的我军装甲兵的发展道路其实已经摆在眼前。

随着新世纪我国综合国力的快速跃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景象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