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悲剧人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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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的悲剧人物

吴起

吴起是卫国人，善于用兵。

曾经向曾子求学，奉事鲁国国君。

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将军，而吴起娶的妻子却是齐国人，因而鲁君怀疑他。

当时，吴起一心想成名，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用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

鲁君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率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军打得大败。

鲁国就有的人诋毁吴起说：

“吴起为人，是猜疑残忍的。

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蓄足有千金，在外边求官没有结果，把家产也荡尽了，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

然后从卫国的东门逃跑了。

他和母亲决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说：

‘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

’于是就拜曾子为师。

不久，他母亲死了，吴起最终还是没有回去奔丧。

曾子瞧不起他并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

吴起就到鲁国去，学习兵法来奉事鲁君。

鲁君怀疑他，吴起杀掉妻子表明心迹，用来谋求将军的职位。

鲁国虽然是个小国，却有着战胜国的名声，那么诸侯各国就要谋算鲁国了。

况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要是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

”鲁君怀疑吴起，疏远了吴起。

这时，吴起听说魏国文侯贤明，想去奉事他。

文侯问李克说：

“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

”李克回答说：

“吴起贪恋成名而爱好女色，然而要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

”于是魏文侯就任用他为主将，攻打秦国，夺取了五座城池。

吴起做主将，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骑马，亲自背负着捆扎好的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

有个士兵生了恶性毒疮，吴起替他吸吮浓液。

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放声大哭。

有人说：

“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将军却亲自替他吸吮浓液，怎么还哭呢？

”那位母亲回答说：

“不是这样啊，往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就死在敌人手里。

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才哭他啊。

”

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不贪，待人公平，能取得所有将士的欢心，就任命他担任西河地区的长官，来抗拒秦国和韩国。

魏文侯死后，吴起奉事他的儿子魏武侯。

武侯泛舟黄河顺流而下，船到半途，回过头来对吴起说：

“山川是如此的险要、壮美哟，这是魏国的瑰宝啊！

”吴起回答说：

“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

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它不修德行，不讲信义，所以夏禹能灭掉它。

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边，羊肠坂在它的北面。

因为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

殷纣的领土，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边，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因为他不施仁德，武王把他杀了。

由此看来，政权稳固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

如果您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

”武侯回答说：

“讲的好。

”

吴起做西河守，取得了很高的声望。

魏国设置了相位，任命田文做国相。

吴起很不高兴，对田文说：

“请让我与您比一比功劳，可以吗？

”田文说：

“可以。

”吴起说：

“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去死战，敌国不敢图谋魏国，您和我比，谁好？

”田文说：

“不如您。

”吴起说：

“管理文武百官，让百姓亲附，充实府库的储备，您和我比，谁行？

”田文说：

“不如您。

”吴起说：

“拒守西河而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服从归顺，您和我比，谁能？

”田文说：

“不如您。

”吴起说：

“这几方面您都不如我，可是您的职位却在我之上，是什么道理呢？

”田文说：

“田君还年轻，国人疑虑不安，大臣不亲附，百姓不信任，正当处在这个时候，是把政事托付给您呢，还是应当托付给我？

”吴起沉默了许久，然后说：

“应该托付给您啊。

”田文说：

“这就是我的职位比您高的原因啊。

”吴起这才明白在这方面不如田文。

田文死后，公叔出任国相，娶了魏君的女儿，却畏忌吴起。

公叔的仆人说：

“吴起是不难赶走的。

”公叔问：

“怎么办？

”那个仆人说：

“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誉、声望。

您可找机会先对武侯说：

‘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私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

’武侯就会说：

‘那可怎么办呢？

’您就趁机对武侯说：

‘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下来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

用这个办法能推断他的心志。

’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故意让公主发怒而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那就一定不会娶公主了。

”当时，吴起见到公主如此地蔑视国相，果然婉言谢绝了魏武侯。

武侯怀疑吴起，也就不再信任他。

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随即就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一向就听说吴起贤能，刚到楚国就任命他为国相。

他使法明确，依法办事，令出必行，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停止疏远王族的按例供给，来抚养战土。

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揭穿往来奔走的游说之客。

于是向南平定了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向西又讨伐了秦国。

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忧虑。

以往被吴起停止供给的疏远王族都想谋害吴起。

等悼公一死，王室大臣发动骚乱，攻打吴起，吴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附伏在悼王的尸体上。

攻打吴起的那帮人趁机用箭射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

等把悼王安葬停当后，太子即位。

就让令尹把射杀吴起同时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处死，由于射杀吴起而被灭族的有七十多家。

太史公说：

社会上称道军旅战法的人，无不称道《孙子》十三篇和吴起的《兵法》，这两部书，社会上流传很广，所以我不加论述，只评论他们生平行事所涉及到的情况。

俗话说：

“能做的未必能说，能说的未必能做。

”孙膑算计庞涓的军事行动是英明的，但是他自己却不能预先避免刖足的酷刑。

吴起向魏武侯讲凭借地理形势的险要，不如给人民施以恩德的道理，然而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可叹啊！

李陵之祸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

"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

这是我的罪吗?

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

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史记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载了上至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首创纪传体——纪传体，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这在史书体例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

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按照秉笔直书的观点，《史记》并没有回避人道与天道的共存，而“究天人之际”则是寻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故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时，指出这是因为“天所助”；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

《史记》严谨的神学哲学思想，就是为探索“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反映出的深邃智慧思想。

作者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

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

《汉书o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o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

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

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

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死刑。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

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生平年表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10岁，在夏阳耕读。

《太史公自序》：

“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11岁。

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

孔安国为侍中。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36岁。

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

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

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

（《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

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55岁，完成了《史记》。

成书

纂修动机

　　一、秉承先父遗志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o经籍志》说：

“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

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为了继承孔子编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

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让焉。

”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

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出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续补

　　据司马迁自序，史记全书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包括太史公自序），共一百三十篇。

今本史记一百三十卷，篇数跟司马迁自序所说的相符。

但汉书司马迁传说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

三国魏张晏注：

“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按：

即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

元成之间，禇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可见司马迁编写史记，只能说是基本上完成，其中有若干篇，或者没有写定，或者已经定稿而后来散失了。

　　补史记的禇先生名少孙，是汉朝元成间的一个博士。

今本史记中凡是禇少孙所补的大都标明“禇先生曰”，极容易辨识。

张晏所认为禇少孙补的武帝本纪可没标明“禇先生曰”，全篇又是从封禅书里截取的，禇少孙也不至于低能到那个样子。

清人钱大昕在他写的廿二史考异中说：

“少孙补史皆取史公所缺，意虽浅近，词无雷同，未有移甲以当乙者也。

或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耳。

”傅靳蒯成列传所叙三侯立国的年代都跟功臣表相符，文章格调又很像太史公，禇少孙补作不会那样完密，他也未必写得出那样的文章。

所以张晏的话也未可全信

传播

　　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

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

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

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简称《太史公》。

　　《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

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汉书o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

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

　　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

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

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

　　东汉朝廷也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

《后汉书o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

表明东汉皇室依然不愿全部公开《史记》，只让杨终删为十多万字发表。

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唐初，《隋书o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

“《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

”（《史记索隐》序）　　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o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

“迁文直而事核。

”（《后汉书o班彪传论》。

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

）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

张辅说：

“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

”（《晋书o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

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晋书o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

”（《文心雕龙o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

（《晋书o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o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晋书o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

　　唐朝时，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

　　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

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

体例

全书共一百三十卷，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商鞅

　　商鞅，是卫国的非嫡系庶出的公子，从小喜好刑名之学，长大给魏国的相国公叔痤做了门客中的中庶子。

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本事，但没来得及推荐他，自己先病的要死了，魏惠王（魏武王的儿子）过来探病，问：

“如果相国万一那个了，未来谁接班当相国啊？

”

公叔痤说：

“我的中庶子商鞅，虽然年少，但是有奇才，可以当相国，举国听命于他。

”魏惠王觉得老相国是脑袋烧糊涂了，含糊地应付了几句。

公叔痤看他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就说：

“如果你不用商鞅，那一定要杀了他，不要叫他出境。

”魏惠王答应了一声，随后也就走了。

公叔座于是召来商鞅说：

“今天我推荐你当相国，大王那意思没有应允。

我作为臣子，于是又建议他应当杀了你。

大王答应了。

作为私人朋友，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赶紧跑，以免被他抓了啊。

”

商鞅说：

“大王不能听你的话任用我，又怎能听你的话杀我呢？

”终究没有离去。

魏惠王走了以后，对身边的侍臣说：

“相国病得是真够厉害的了，可怜啊，要寡人举国听命于商鞅，这不是荒悖吗！

”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西边秦国新即位的秦孝公正在下令求贤，于是商鞅向西去了秦国。

经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介绍，见到孝公。

商鞅对着秦孝公陈说了半天，秦孝公听的直打瞌睡。

走后，秦孝公把景监给骂了一顿：

“你推荐的这是个什么糊涂人啊，哪值得用！

”景监回去就责备商鞅，商鞅说：

“我跟他说了些帝道，但是他不懂啊。

”五天之后，商鞅又求见，这次跟秦孝公谈的好了一点，但是也没说到秦孝公的心里，出来以后，秦孝公又把景监责备一通，景监又去骂让鞅。

商鞅说：

“我这次是跟他说王道，他也听不进去啊。

”随后商鞅又去求见，这次秦孝公觉得还不错，但是亦未肯任用商鞅。

事后，秦孝公对景监说：

“你的这个朋友还不错，是个可以谈话的人。

”商鞅听了，说：

“我这次是跟他谈得霸道，他觉得不错，那我明白了，我下次再见一下，知道说什么了。

”于是又接见，这次秦孝公听的膝盖不知不觉都向前移得下了席子，因为商鞅说的全是强国之术，秦孝公大悦，于是任用了商鞅。

秦孝公打算任用商鞅变法，但是怕天下非议自己，商鞅说：

“干大事用不着瞻前顾后，成大功者也不谋于众人。

”秦孝公觉得好，甘龙却说：

“不对，圣人不改变民众地来教民，聪明的人也不变法来治国。

顺着民众的习性来教民，不劳就能成功，顺着旧法去治理，官吏们有经验民众也安心。

”商鞅说：

“你这说的都是世俗之言。

夏商周三代礼不相同但是都称了王，五霸的法令不同也都称了霸。

聪明的人制定法，蠢的人受制于法，贤的人改变礼，不肖的人拘于礼。

”杜挚说：

“好处不到百倍，不要变法，功效不到十倍，不要换路子。

按照古代的路子走，不会有错，也不会犯错。

”商鞅说：

“治理国家没有一定的路子，只要对国家有利不必取法于过去。

所以商汤不按古的路子而称了王，夏朝和商朝不改变礼却亡了国，改变古代的不可非议，而按照旧礼的也不值得称赞。

”

秦孝公说：

“好。

”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制定变法。

于是商鞅下令，老百姓五家十家要建立保甲，互相连坐，哪家有罪不出告就要腰斩，能出告的和斩了敌人头的一样得赏，窝藏罪犯的跟投降敌人的一样处罚。

百姓家里有两个以上男子而不分家的，要加倍他的赋税。

这里商鞅鼓励分家，大约分家以后，新的家庭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开垦荒地和种植，国家得的赋税也多。

但是后代的皇帝们则一贯主张不分家，商鞅主张分家是从发展角度看，后代皇帝们主张不分家是从稳定角度看。

皇帝们大约认为，一大家子人聚在一起，内耗和窝里斗就能更厉害些，于是不大有力量可以反对皇帝了。

所以唐太宗宋太祖都表彰过七八世同堂的人家。

商鞅还规定，有军功的，按照等级得到爵位，搞私斗的，根据轻重判以刑罚。

从事根本行业，也是做耕织的，打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