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世说新语》对魏晋文人心态描写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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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5
1、魏晋文人的德行观........................................................................5
2、魏晋文人的才学观........................................................................6
3、魏晋文人的政事观........................................................................7
（1）入仕者的为政观........................................................................7
（2）出仕者的为政观........................................................................8
4、魏晋文人的学术观........................................................................9
五、魏晋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11
（一）至情的宣言................................................................................11
（二）人格的张扬.................................................................................12
（三）容止的属意.................................................................................13
结论..........................................................................................................15
参考文献..................................................................................................16
致谢..........................................................................................................17
浅析《世说新语》对魏晋文人心态描写
摘要
鲁迅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世说新语》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描写的大多数是名士的逸闻趣事，不仅从侧面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情况，更能从深层次上挖掘出居于上层文人层次的风气和心态。
本文旨在通过品读《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各类人物间的逸闻趣事，浅析《世说新语》中魏晋文人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
《世说新语》文人心态孔门四科魏晋审美情趣精神品性
Brieflydescribedthewest-wingofweijinliteratimentality
Abstract
Luxunsaidonits“Chinesefiction”isoneof"thewest-wing"for"atextbooktocelebrities.Thewest-wingdescriptionisthemostfunnyanecdotesfromelitesof,notonlyfromthesidetoshowusthetimeofthedevelopmentofeconomic,political,social,morecandigupfromthedeepintheupperlevelsofliteraticultureandmentality.Thisarticleaimstobyreadingallkindsofcharactersinthewest-wing36doorfunnyanecdotes,analysesthewest-wing,wei-jinintellectualspersonalitytraits.
Keywords:
thewest-wingliteratimentalityHoledoorfourfamiliesWeijinaesthetictemperamentandinterestThespiritofnature
引言
由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名士逸闻趣事和清虚玄谈的志人小说，全书一共三卷三十六门。
其中上卷四门：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
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两卷均为褒扬。
下卷二十三门：
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弱、仇隙，这里情况复杂，既有褒扬也有贬斥。
本文旨在以上卷的孔门四科为统领，从德、才、政、文四个方面分析魏晋文人的心态，并简单阐述这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
余下的门类则集中从个人品性和鉴评他人角度具体分析魏晋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品性,由此归纳出魏晋时期的文人心态。
一、魏晋文人的德行观
德行既位于《世说新语》“孔门四科”之首也位于三十六门之首。
说明了此书尊儒的倾向，也意味着道德在社会上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教化作用。
实际上经过桓灵时期的党锢之禁和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之后，东汉的名教之治开始动摇，两汉时期以儒家大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经学失去时代意义，反之老庄思想盛行，玄学大盛。
政治的割据伴随着思想的活跃，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正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开始走向分离，三纲中“君为臣纲”的观念逐渐淡薄。
《世说新语》中的德行门就反映出这种变化。
德行篇一共四十七则，褒扬“君为臣纲”中“忠”名寥寥数则。
实际上魏晋时期的君臣关系近似一种平等随意的状态。
从《世说新语》的其他门类可以看出君臣之间可以相互批评甚至攻难，可以清谈郊游亲密无间。
例如晋简文帝，撇下他帝王的身份，俨然就是一位风流潇洒的隐士了。
这就从侧面反映了魏晋文人的德行观是更注重个人道德品行的德行观。
在德行一门，“至孝”故事所占的比例最多，可见魏晋人相当看重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孝悌观。
例如王祥受继母百般刁难甚至遭受杀身之灾，却依然事后母甚谨，得知后母有杀己之心，跪前请死，终于感化后母，爱之如己子。
刘仲雄向晋武帝品评和峤与王戎至孝，认为比起和峤的生孝，王戎的死孝更让人堪忧。
还有陈遗远在外地做官，由于母亲喜爱吃铛底焦饭，每每为之准备。
这样的行为却在突如其来的叛乱中意外拯救自己，因而被时人以为纯孝之报的故事。
（《世说新语德行》）书中都是用褒扬，赞许的态度肯定他们的举动。
另外魏晋人还重视信誉和个人品德，既有类似前朝后代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有重性情，不慕荣华的人格魅力。
如耳熟能闻的陈仲举登车揽辔之志，管宁割席断义，无不展示出魏晋文人既有继承又有特色的德行观。
二、魏晋文人的才学观
结合魏晋时期的政治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文人才学观的转变。
上文也提到，由于东汉末期名教之治的衰落，人们普遍对儒家学说产生怀疑，并极力打破经学对思想与人身的控制。
魏晋混乱多变的时代也需要寻找适应统治阶级的一套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魏晋文人才学观的转变正是适应着这样的时代历史背景。
汉末魏初，天下三分，政局动荡，东汉时期以德为教的观念逐渐淡化，统治者更重视治国将兵之才。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载玄上晋武帝疏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都是这种才学观转变的实证。
魏晋以后皇权与士族权利相互制衡，皇权的衰落和士族的兴起促成玄学的产生和兴盛，玄风的盛行使魏晋文人更加重视辩才，与辩才紧密相关的清虚玄谈不仅演变成才华高低的评判标准甚至是跻身名流的重要手段。
《世说新语》言语篇同样起到统领作用，它展示了魏晋文人对辩才的重视。
孔融年仅10岁就凭自己的机智妙语应对登门造访了当时的名士李膺，睿智地回击自己轻视的陈违。
而其二子淡定从容随父赴死，“覆巢之下，复有完卵”的绝唱更令千古之人为之动容遗憾。
（《世说新语言语》）《世说新语》夙慧篇更是单门介绍了魏晋时期儿童机智妙语，例如明帝关于太阳远近截然相反的回答，何晏画地为庐巧妙地让曹操打消收养自己的念头等等，这里不再多述。
魏晋儿童的言语都作了记录并广为流传，口才辞令在当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总之，魏晋的才学观即是对辩才的重视。
说到辩才就不得不联系到“清谈”一词，魏晋文人的辩才大多通过清谈展现。
清谈似乎是魏晋时期特殊文化现象，后人的观念中清谈即为清虚之谈，谈老庄，谈玄理。
其实不然，在我翻阅了一些资料有所了解，“清谈”最初是由东汉月旦人物发展而来。
东汉以察举制选拔人才，乡间的清议成为察举的重要手段，而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儒家道德，所以清谈最初与老庄无关却与儒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如前文分析，历经三国两晋的动荡，玄学适应平衡了社会环境而兴起，清谈也由品评人物发展到老庄虚玄之谈。
其实清谈的转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老庄虚玄之言本身是一种政治避祸的方式。
在那个政治黑暗，文人凶祸不定的时代，辩才也就有了实用的政治目的。
如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阮籍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保全的自己的性命。
随着司马氏政局的稳定，清谈逐渐成为名士身份的象征。
清谈需要敏捷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和出色的口才，只言片语间包涵深远绵长之意，通过清谈凸显辩才，通过辩才生发人格美，通过人格魅力展现那个时代的风流韵致。
由此可见，魏晋的才学观也是生新的演变的价值观，在其演变的过程中愈来愈重视人格魅力，清谈下的辩才从实用性、功利性趋向审美性，构成魏晋风流熠熠生辉的一支。
三、魏晋文人的政事观
政事，即政治事务。
自古以来儒家就强调士要兼济天下，从政为官又是兼济天下的必要手段，所以为政之道也是历朝历代施政者经久不衰的话题。
魏晋时期特殊而复杂的政治历史坏境，孕育出了这个时期特殊的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为政之道。
本节将从“仕”与“隐”这两个相对的方面分析魏晋文人的政事观。
1、入仕者的为政观
《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写到，王羲之与谢安共登治城，谢安悠然有高远之志，王羲之感叹当今四郊多垒，不满于当下虚谈盛行，浮文泛滥。
谢安反驳秦任商鞅的严刑重法，仅存二世而亡，也是清言导致的？
从这则小故事可以看出当时政事的风气——清谈与为政交融，还引发了延续数百年的“清谈误国”的争讨。
关于清谈是否误国，这里不多加讨论。
所要强调是清谈与政事紧密相关，正是魏晋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表现。
清谈，本是有别于政治的，重在舒展自我才情，彰显人格魅力的表现形式。
而魏晋文人偏偏引清谈入政治，自发地将为政之道艺术化、审美化。
主要表现有对政事宽松简省，崇尚老庄的无为而治，对人则更重视其价值，并看重与名士的交往。
是举以下几例：
王承做东海郡时，府中小吏盗池中鱼，主薄查究此事。
王承阻止道文王之囿与天下共之，小小的池鱼又有什么可惜的！
又如桓温在荆州任刺史的时候，以严刑峻法治人为耻。
其子见令史受杖刑的场面讥讽为“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桓温却说犹患其重。
还有谢安当政时，士兵仆役有逃亡的都藏在南塘岸的船只中，有人向谢安请示捉拿他们，谢安不许，云“若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都？
”（《世说新语政事》）寥寥数例就这可以看到施政者为政以德，重视人的价值的政治风范。
而王东亭做郡，不知风化如何唯与张希祖情好日隆的例子更能看出魏晋文人对政事的宽松无为，对与友人交往的重视。
不得不提的是，这种轻简宽松的为政之道有它存在的特定环境。
皇权的衰落与世家大族的兴起，造成王、桓、谢依次与司马氏共治的局面。
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足以维持全国的统治，更没有出现后世那种君极尊，臣极卑的局面，相反门阀势力极度膨胀，制衡甚至左右最高权力。
这就是世家大族出生的桓温、谢安均以领导者身份左右政权，成帝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任让手刃自己的侍中锺雅，刘超的原因所在。
正是这种皇权的旁落造就了魏晋文人个体有了相对轻松适宜的政治环境，清谈入政也就不足为怪了。
2、出仕者的为政观
出仕者，即隐士。
隐士生活看似与政治生活背离，实际上是从反面映证着政治生活。
隐士要保留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必然与政权发生冲突。
魏晋时期的文人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思考如何协调人格独立与服从皇权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鲜明的样本。
《世说新语任诞》开篇即说“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
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
琅邪王戎。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当时隐士的代表人物，他们不拘礼法，清净无为，主张老庄玄学，相聚在竹林中或饮酒或长啸，风流潇洒令人欣羡。
但是他们对待皇权的态度与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七人最后的处境也向我们展示了人格独立与服从皇权会以何种形式达到调和。
第一种选择是遵从人格独立蔑视皇权，以嵇康为代表。
他“非汤武而薄周孔”，率意而为，傲视诸侯。
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带有上古隐士疑君甚至无君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嵇康之死证明了以人格独立去蔑视皇权注定要走向灭亡。
第二种选择是背弃人格独立向皇权的妥协，以山涛为代表。
山涛虽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却时刻关注着政治形势，早早盘算保身之道。
他与嵇康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以致后来被嵇康骂的难堪。
抛开山涛个人不论，这种选择在魏晋并非空谷足音，也确实达到实际的效果。
第三种选择是人格独立与皇权在矛盾中制约均衡，以阮籍为代表。
阮籍与嵇康有相似之处，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存在不满，但两人的下场却截然相反，重要的原因在于阮籍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
他或是闭门读书，或是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阮籍是痛苦煎熬的，“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阮籍《咏怀》三十三）即是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苦而反。
”（《魏氏春秋》）阮籍既想保全自身又想维持人格独立，就不得不付出了服从忍让的代价。
竹林七贤的事例证明了出仕者与皇权之间的妥协和制衡，隐士并非完全独立于世，依然受命于君。
东晋时期政局相对稳定，总结前辈经验教训后的名士们又拓展了“隐士”的新内涵，开始亦仕亦隐，仕隐皆通的方式。
而且隐士所处的坏境不再重要，不再刻意寻求归隐山林，清苦寡欲的生活。
相反南渡之后的贵族们醉意于南方的青山秀水之中，大兴土木，自觉营造适意的栖隐环境。
康僧渊在豫章立精舍，精舍“傍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本人则“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
”（《世说新语栖隐》）文人们不再重视归隐的形式，在不违背皇权的大前提下，他们将中心再次放在个人人格魅力上。
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
王右军称赞他“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
”（《世说新语栖隐》）
纵观魏晋入仕和出仕的文人，面对或是险恶或是复杂的政治坏境，他们都重视个人价值和人格魅力，在黑暗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犹然绽放着异样光彩。
4、魏晋文人的学术观
魏晋时期是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之后又一个思想学术解放时期。
随着东汉的消亡，文人普遍对刻板的经学产生怀疑，清谈之风兴起，老庄哲学大盛。
南朝以后，佛学也被摆在愈来愈重要的位置，儒、释、道三教趋于融合。
加之地区割据，中央集权的淡化，活跃的学术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峰，文坛呈现出一派清新自由的景象。
《世说新语文学》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学术状况，也为我们研究魏晋文人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首先魏晋时期摆脱两汉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以宽松理解的态度对待不同学术，并自觉引之融合、相通。
服虔、崔烈以《春秋》相友善，卫玠因乐广释梦而愈，康僧渊、支道林等名僧常与时下名士共谈老庄，言咏其怀。
儒学不再一家独尊，各类文人不相排斥，各种学术在友好轻松的环境中交流，共创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局面。
其次魏晋文人相当重视学术讨论，在学术交流中品评士人才华的高低，同时这也是跻身名流的重要手段。
名僧康僧渊出过江时无人知晓，后偶经殷浩邀请，论及义理，领略粗举，一往参诣，由此成名。
而张凭更是因自己在刘真长席上一坐皆惊的清谈被推举为太常博士。
清谈是魏晋时期学术研讨的重要方式，前文已浅析了清谈起源和时代背景，这里则简述清谈的具体过程。
据我所查的资料显示，魏晋时期的清谈已由东汉末年臧否人物发展到玄远哲理，清谈时分为主宾两方，先有宾主设立论题并进行申述，称之为“通”；再由他人就论题进行论辩，称之为“难”。
清谈时，名士们还会手持麈尾比划。
如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返精苦，客主无间。
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
（《世说新语文学》）何充诣王导,导以麈尾指其床,曰:
“‘此是君坐也。
’”（《世说新语赏誉》）清谈之中，比的不仅是谁的学识更加广博,谁的义理更加深刻，更注重的是谁的言辞是否华美，谁的辩才和风度是否折服他人。
魏晋文人的文学观从注重学术价值转向了注重审美价值。
试举一例，支道林、许询、谢安共集王家，主人设《庄子》中的《渔父》篇，谢安看题后使四做通。
支道林“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
四坐各言怀毕，谢安后粗难，“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潇然自得。
”（《世说新语文学》）才思敏捷，语言藻丽以及言谈时优雅的风度成为名士孜孜不倦的追求。
相反即使有高超的才学，却不具备相应的风度，也会为人诟病。
许询年少时，时人将他与王脩做比，他很不服气，时诸人与支道林并在会稽西寺清谈，王脩也在。
许询意忿，便往西寺与之论理，苦相折挫，终使王脩大屈。
就在他洋洋自得时，支道林从容地否定了他的行径：
“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
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世说新语文学》）看来魏晋文人的眼中清谈不仅仅是学问的展示，更是个人风流气度的外现。
持学逞才不仅不会获得赞扬反而有失风度，这正是魏晋人的魅力所在。
五、魏晋文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
上文分别从德行、才学、政事、文学四个角度探讨了魏晋文人的心态。
本节则着重从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把握魏晋文人的人格魅力，浅析这一时期特有的风流韵致。
“魏晋风流”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到底什么构成了“魏晋风流”？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风流是一种人格美，构成真风流有四个条件：
“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
据此我从中归纳出《世说新语》所表现的审美情趣和精神品行主要是“至情”“人格”“容止”。
这与此前的“德行观”、“才学观”、“政事观”、“德行观”遥相呼应，是魏晋文人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
魏晋以前，对人的品评标准是比较的单一的，主要是以儒家的“德行”作为评判人的准则。
东汉末期的曹操举其“唯才是举”的大旗，品评标准得以从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开始重视才学。
魏晋以后，特别是《世说新语》中的记录，极大的丰富了审美标准。
“记言玄远冷峻，记行高简瑰奇”的世说新语看似杂芜零散，却可以归纳出系统的审美品评体系，包涵了真实性情，人格魅力，风神气度，形貌容止等要素，下面着重分析。
1、至情的宣言
漫长黑暗的封建社会中，颂扬至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人渴望的理想状态。
无论是大声疾呼“不平则鸣”的韩昌黎（《送孟东野序》），还是沉浸梨园舞台的呼唤“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清远道人，（《牡丹亭题词》）更有向整个封建经学叫嚣，宣扬“绝假纯真，最初一念”的李卓吾（《焚书》卷三），无不颂扬肯定人间至情。
魏晋文人正是用自身的行为展示了人间的深情、至情，成为无数后人的心灵家园、精神丰碑。
试举几例，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
子猷问左右：
“何以都不闻消息？
此已丧矣。
”语时了不悲。
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
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
“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世说新语伤逝》）王微之听闻兄弟王献之死后并未太过悲伤，却在灵床抚琴时恸绝良久，发出“人琴俱亡”悲叹，月余亦卒。
王子猷灵床上至情恸哭，相继而死。
另后世读者为他们的离世哀恸惋惜，更被这亲情至深，用情至尽的举动深深打动！
亲情如此，友情亦然，支道林在法虔去世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常对人说：
“匠石为郢人废斤，伯牙为钟子缀弦，既然情投意合的知己已经离开，再无人欣赏，自己的时日也不多了！
”果然一年以后，支道林也去世了。
（《世说新语伤逝》）如此至情更甚高山流水，凄凉而悲壮。
举了亲情、友情的事例必然也要说男女情感的例证，同样有它率意至情的一面。
例如荀璨与夫人甚笃，却公开表示“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
”（《世说新语惑溺》）阮籍邻居家的妇人姿容秀美，当垆卖酒。
阮籍与王戎常常到她那里饮酒，阮籍喝醉了就睡在妇人身边。
丈夫一开始怀疑阮籍会有非分之举，暗中观察后发现他终无他意。
（《世说新语任诞》）魏晋文人不似后世男女须大防，妇须遵守妇德的伦理纲常，向后人展示了生动的人情味。
可以说一部《世说新语》就是一部至情的“宣言书”。
2、人格的张扬
这是一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格魅力张扬的时代。
在动荡不安，时时处于危险的年代里，魏晋文人并没有被压垮，退缩，颓唐，而是清醒地认识社会，积极思考人生。
特立独行的言行正是人格张扬的外在表现，魏晋文人活出了自己的生命状态，也创造了空前绝后的思想解放时代！
《世说新语》系统地描绘了魏晋文人的率真自然，宽容雅量以及看淡生死的超然之心，再现风流名士的人格魅力。
魏晋文人的率真自然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地最明显，本来婚丧嫁娶都须遵循一系列的严格的礼俗规定，而魏晋文人在面对生死时，往往不大理会这些礼仪，多是真情流露，愈发凸显他们重情、至情。
如前文已举的事例，比起和峤合礼的“生孝”王戎失礼的“死孝”更令人堪忧，还有王子猷“人琴俱亡”的哀恸均是真情的流露。
《世说新语伤逝》中这类例子就更多了，王东亭与谢安交恶，却在谢安去世后痛苦凭吊，“甚恸，不执末婢手而退。
”短短几字刻画出一个老人的真情实意。
如果不拘礼法是率真自然的一个表现，那么率意而为，尽兴宣泄就是极尽的诠释。
王子猷居山阴。
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世说新语任诞》）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任性放达正是典型的魏晋风度。
孙安国与殷中军谈论玄理到激烈的程度互骂对方牛马，丝毫不受礼节拘束，尽情宣泄，这是何等的率意自然！
放置当今也不多见，何况是重礼重德的封建社会。
宽容雅量，是人格魅力的另一种境界，指为人具有宽广的胸怀、淡然的气度和优雅的涵养。
宽广的胸怀包括在必要时能容忍他人的无理，在危难时能以国家利益为重。
如郗超与谢玄不善，但当苻坚大军压境、晋王朝危在旦夕之时，他不以个人爱憎而抹杀别人的优点，极力举荐谢玄讨伐苻坚，谢玄也不负所望，最终赢得淝水之战的胜利。
（《世说新语识鉴》）淡然的气度表现在金钱、权利的藐视，世人难以割舍的钱、权在名士眼中即是身外之物。
郗超不满其父大聚敛财，毅然散尽家财，（《世说新语俭啬》）王羲之淡薄名利，终成“东床快婿”，（《世说新语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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