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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
徽商研究：
回眸与前瞻
【内容提要】回顾了近六十年来徽商研究的状况，综述了有关徽商起源、徽商资本积累、徽商的特色等问题的研究成果，认为徽商研究应该大力发掘新材料，组织重大课题攻关，主动服务经济建设。
【英文摘要】ThearticlereviewsthestudyofHuizhoumerchantsinthepast60summarizestheorigin，capitalaccumulation，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HuizhouproposesthatthestudyofHuizhoumerchantsexplorenewmaterials，developimportantsubjectsstudy，andservetheeconomicconstruction.
一、徽商研究回眸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
其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可谓首屈一指，对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商帮，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1947年傅衣凌发表了《明代徽商考》[1]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徽商”的概念，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研究徽商的第一人和奠基者。
国外首先系统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1953年他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长文，后被傅衣凌、黄焕宗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安徽历史学报》和《安徽史学通讯》上，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
此后，国内只有陈野的《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一文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形成、特色及其作用进行了论述。
60年代前期，中山大学叶显恩开始了对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的研究。
他检阅了大量的徽州文献资料，先后两次到徽州实地调查，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徽商研究的拓荒者。
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摩肩接踵，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研究徽商已不合时宜。
十年文化浩劫时期，徽商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成立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
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等先后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
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研究徽商的团体。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出版了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徽商研究竖立了第一座里程碑。
以此作为基础，徽商研究迅速升温。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一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
研究机构也逐渐增多，除安徽师大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外，还有安徽省徽学研究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杭州市徽学研究会、黄山学院徽州学研究所等，上述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虽以“徽学”、“徽州学”、“皖南历史文化”冠名，但徽商无疑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二十年来，出版了研究徽商的着作有20多部，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徽商史话》、《徽州朝奉》、《徽商研究》、《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富甲一方的徽商》、《徽商与经营文化》、《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10]、《左儒右贾——安徽帮》[11]、《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12]、《徽商与徽学》[13]、《绩溪徽商》、《绩溪徽商》[14]等。
其中《徽商研究》，54万余字，“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兴衰历史”，“准确地揭示了徽商的发展特征”、“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有关问题。
”被认为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
[15]1998年获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同年又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1999年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了上述专论徽商的着作外，还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6]、《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17]、《中国十大商帮》[18]、《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0]、《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21]、《两驿集》[22]等着作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徽商。
论文据初步统计，国内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500余篇。
研究视野不断扩大。
众多的论着深入探讨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具体研究了徽商所从事的盐、典、茶、木和粮食、绸布等主要行业，还涉及到墨业、旅馆业、瓷器业、刻书业、药业等；不仅研究了徽商的主要活动范围，如长江流域、江南一带、运河沿线和京城北京，还涉及到江西、广东、福建、四川、东北，甚至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地域；不仅研究了徽商作为一个商帮的整体特色、性质，而且具体解剖了一些典型的徽州商人个体；不仅研究了商业本身的诸多内容，而且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和心理特征；不仅研究了徽商的商业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了徽商与土地、徽商与宗族、徽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了徽商与徽州艺术文化的关系；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使用了不少文书资料。
二、关于徽商的若干问题
1.徽商起源于何时。
学术界有下列观点：
东晋说。
叶显恩认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种族压迫，北方士族纷纷渡江南徙，地势险阻的徽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
这些具有经商传统的世家大族迁来后，因当地山多田少，不可能兼并大量的土地，所以仍兼营商业，故早在东晋，徽商就兴起了[23]。
李则纲[24]、汪绍铨[25]也持同样观点。
南宋说。
刘和惠认为徽商这一实体肇始于南末后期，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期，盛于明嘉靖以后至清康雍时期[26]。
明中叶说。
王廷元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明中叶开始。
徽商，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它与晋商、陕商、闽商、粤商一样，是个商帮的称号。
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
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条件：
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
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中叶才能具备。
[27]
2.徽商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
藤井宏认为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
共同资本。
即若干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形态；委托资本。
即由资本者授予资金给商人，直接委托经商；婚姻资本。
即借婚姻关系由妻家直接提供资本和以妻的嫁妆转化为商业资本。
援助资本。
即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友好等富裕者的援助或贷予资金儿形成的资本。
遗产资本。
即由父祖的遗产而变成的资本。
官僚资本。
即官僚所提供的资本。
劳动资本。
即白手起家，专恃自己劳动所得，积累而成的资本。
[28]叶显恩认为，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于佃仆制的基础之上。
身兼地主的徽商将从佃仆身上榨取来的杉木、茶、漆等土特产，以及用以承担商品运输的劳役租直接转化为原始型的商业资本，并使用佃仆营商或充当行商的保镖，这对徽商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并且指出，以封建政治势力作后盾，是徽州商人资本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23]王廷元则认为徽州大贾出自缙绅之门者并不罕见。
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
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
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
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
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
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剥削佃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
[29]
3.徽商兴起的原因。
不少学者认为是综合因素决定的：
1）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水路交通发达，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自然资源丰富，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
王珍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几点：
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
二是经商方式多样：
走贩；团积；开张；质剂；回易。
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
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
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30]。
唐力行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
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
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31]。
葛剑雄指出，考察徽商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
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商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
在当时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的路线非常方便，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
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
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徽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敏锐的商业眼光，在盐业经销上抢占先机，获得垄断地位。
当然，其中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32]。
4.徽商的特色。
张海鹏、唐力行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
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33]。
但张明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而并非徽商的特色。
[34]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说“贾而好儒”不是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的特色，是就其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的，并非在这些商帮中就找不到“贾而好儒”的例子。
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是说它反映了徽商整体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
这一判断也是得到同时代人认同的，如明人谢肇涮认为“新安人近雅”。
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
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
而对其他商帮，就难以找到这样整体性的评价[35]。
5.徽商的性质。
叶显恩指出，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
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
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
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
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子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
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
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
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
因此，徽商在历史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36]。
杨明明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37]。
6.徽商的经营行业。
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典、茶、木、粮食、棉布、丝绸、墨业等等。
盐业。
盐商是徽商的中坚，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
刘淼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从而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38]。
张海鹏分析了徽州盐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
明清时代，徽商连袂而来两淮有两次。
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
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
到了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
他还分析了徽商两批涌入两淮的缘由[39]，指出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就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40]。
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
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
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
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41]。
扬州淮安河下曾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聚居地，过去，对这里的徽商研究尚属空白，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文献，揭示了河下镇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以及生活状况[42]。
于海根则从文化侧面研究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43]。
韩国学者曹永宪探讨了明代徽州盐商的商籍问题，他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44]。
典业。
王世华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
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
他还指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道德[45]。
王廷元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
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
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46]。
茶业。
吴仁安、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
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47]。
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
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
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后，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压价，并自往产茶地办货，独操利柄，使得一度中兴的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情况[48]。
王国键具体分析了五口通商后徽州“洋庄”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情况[49]。
木业。
王珍认为徽州木商可分两大体系，一是取材于本地，地产外销；再是贩卖于外地，外购外销。
木商采购木材的方式，一是收购零星木材，一是买青山，雇工砍伐。
木材主要销往杭、嘉、湖、沪、苏、常一带。
各地来买货的称水客，徽州木商称山客，山水客通过中间人联系洽谈生意。
徽帮在杭州开设的木行，最盛时达百余家[50]。
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经营的三个环节：
采伐、运输和销售。
木商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统治者加重商税的政策，面对工人的怠工和运输途中的种种纠葛，面对其他商帮的竞争和内部的矛盾。
会馆公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木商在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主要用来买田置地，支持宗族，因而起着加固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51]。
张海鹏、王廷元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认为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是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因而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木商的经营方式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大多能取得丰厚的利润。
粮业。
李琳琦认为，徽州粮商贸易重点是在长江区域的四川、江西，特别是苏浙和湖广地区，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
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
徽州粮商的活动，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区域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52]。
王世华指出，粮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
粮商发展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外采内销。
即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
第二阶段：
外采外销，即把四川、湖广、江西、安徽之粮通过长江运往江浙销售。
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加上资金充足，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棉布业。
王廷元论述了徽商在江南棉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江南许多盛产棉布的城镇都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在江南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等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最活跃的棉布收购商，也是江南棉布染踹业的主要经营者，更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徽商在棉布贸易中的活动，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棉织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徽商投资于棉布染踹业，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53]。
海外贸易。
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既研究不足，又有较大分歧。
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驵，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54]。
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
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汪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
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55]。
郑力民认为，以汪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集团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
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
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汪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也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
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
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
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56]。
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
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
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
因此，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
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材料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
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57]。
其他行业。
徽商除了经营上述几个主要行业外，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陈希、曹国庆、范金民、邵之惠、郑清土、徐学林、童光东[58]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墨业、瓷器业、刻书业、徽馆业、染色业、药业等行业的经营情况，使我们对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7.徽商的经营范围。
徽商足迹，“几遍宇内”，还有到海外经商的，众多学者分别研究了徽商在各地的经营活动。
王廷元论述了徽商与吴楚贸易的情况，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在吴楚贸易中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控制了淮盐在湖广行销的专利权，而且吴楚之间的粮食贸易也大部分操纵在徽商之手。
湖广四川出产的木材，多由长江水运至江宁、再转销苏州、扬州以及北方各地，而在这里拥巨资、操利权的又是徽商。
徽商的活动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沿江一带市镇的兴起与繁荣更起着重要作用[59]。
朱宗宙、刘淼、刘文智[60]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徽商在扬州的经营情况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
不少学者还分别研究了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芜湖、江西、景德镇、江南市镇、杭嘉湖地区、山东运河区域、西南民族地区等徽商的经营情况，以及给当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61]。
8.徽商经营之道。
徽州商人，除小商小贩单凭个人及其家属之力从事商业活动之外，其经营规模较大者，一般都要使用大批人手为其从事商品的收购、管理、运输和销售。
这些从业人员是怎样组合起来的？
他们的职责如何？
身份地位如何？
与业主关系如何？
王廷元对此做了研究，认为徽商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同族或同乡，这些从业人员或为伙计，或为雇工，或为学徒，他们的身份地位、职责和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得发展的机会，这对徽州商业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他还指出，徽人中虽有驱奴经商的现象，但并不十分普遍。
入清以后，徽州的主仆名份制度日渐松动，役使奴仆经商的做法已难于维持[62]。
张明富认为徽商的经营之道表现在选贤用能，惟勤惟俭，预测市场、抓住时机，缘义取利，诚信无欺，保证质量，信誉至上等方面，这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63]。
陈学文则将徽商的经营之道概括为“趋时观变”，具体表现在：
重视商业信息，根据市场来选择经营行业和地域；慎选伙伴，合伙经营；艰苦勤劳的创业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热心公益事业，营造良好和谐的经商氛围；“贾而好儒”，关心子弟的培养；广告宣传和名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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