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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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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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经济地理学概述

∙2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传统

∙3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4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

∙5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6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7新经济地理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含义

∙8新经济地理学的评价

新经济地理学概述

　　近十年来，以克鲁格曼（P.Kmgman）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异军突起，从理论领域对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讨。

　　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之后出现的第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Krugman，1998）。

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重新考察，其目的在于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之中。

新经济地理学除了构建反映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现象的理论模型外，还特别强调运用所构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对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传统

　　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研究的传统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

德国几何学、社会物理学、积累因果关系、当地外部经济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

（1）德国几何学

　　这一传统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阿尔弗雷德·韦伯（WeberA）的区位理论，另一个是中心地方理论。

韦伯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为“最小运输成本理论”，运用运费差异和原材料失重特性两个指标，以费用等值线圈、结果圈作为分析工具，研究不同类型企业选择的最优区位。

但是，由于它对如何做出合理决策以及行动者的决策会产生什么结果等，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使其看起来更似一个在两维平面上的区位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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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地方理论分析了制造和市场营销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这些中心服务于假设均匀分布的农业人口。

奥古斯特·廖什（AugustLosch）把工业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市场范围的排列网络中必定有一个大城市，其周边则环绕着一系列市场区和竞争点，将中心地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工业及其市场区最优分布问题即形成一种“经济景观”。

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Christaller）提出了“城市区位论”，揭示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等级效应，并且将城市的规模与等级的关系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统与服务业最优布局模式。

（2）社会物理学

　　克鲁格曼所说的社会物理学是指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鲜明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

如关于城市规模的齐普夫定律（Zip’slaw，又称位次-规模法则），描述了一种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与人口、城市间距离关系的“重力定律”，以及市场潜力指数对厂商定位和城市发展的影响等。

这些成果都与现实情况能够很好的吻合，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构建均衡模型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们的工作仅仅描述了社会现象是什么样的，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规律却不能给出解释。

　　（3）积累因果关系

　　缪尔达尔首先用地区的例子阐述他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的概念，它表明数量微小的优势如何扩展，把这一概念明确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是艾伦·普里德（AlanPred，1966）。

积累因果关系说明，任何一种形式的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都是积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

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会迅速的收敛到最初的稳定均衡，或收敛到其他的稳定均衡点。

而且这种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最初的偶然事件发生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就是累积过程。

但是累积过程是动态的，一系列事件之问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均衡点可能从一个转向另一个，这一动态的累积过程充分的说明了预期的重要性。

　　（4）当地外部经济

　　关于外部经济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Smith，1776），但是，外部理论的概念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1）首次准确的表达出来的。

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的含义与后来的经济学家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

在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明确区分技术外部性（纯粹的溢出效应）和以市场为媒介的金融外部经济，它们两者的差异只存在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里，通常市场规模导致的外部经济与技术溢出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

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

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

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

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

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

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

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

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

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

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

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

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

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

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

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

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

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

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

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

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非线性动态所支配的。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所呈现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非线性的蛛网图吗?

假定存在足够强的规模经济，任何厂商都会选择一个单个的区位来为一国的市场提供服务。

为使运输成本最小，他无疑会选择一个有大的当地需求的区位。

然而，恰恰只有大多数厂商都在那儿选址经营的某个区位才会有大的当地需求。

因此，一个产业带一旦建立，在没有外部扰动的情况下，这一循环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这就是布赖恩·亚瑟所谓的集聚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特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产业集聚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

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则什么样的产业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的。

但是，不管属于什么样的原因，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格局一旦建立，从贸易获得的好处将累积循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locked—in）。

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采用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

　　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和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经济发展和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深化的必然结果。

新经济地理学能够产生，其原因：

　　第一，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

近年来，主流派的经济学者之所以对“空间”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了传统经济学在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的局限性。

经济学理论一般都忽视现实的空间，认为生产要素不需要费用瞬间可以从一个活动空间转移到另一个活动空问，不考虑运费的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现实经济发展时遇到的困难越来越突出。

此外，传统均衡论的经济学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下进行分析，但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前提假设并不能完全成立，特别是在当今新经济潮流的作用下，由于知识信息具有可共享性、外溢性、扩散性，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领域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成为新经济的特点。

　　第二，已有的关于空间经济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虽然前面所介绍的空间经济研究的传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它们对于空间因素研究的思想都存在许多可取之处的，这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平台，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如何将它们进行有机地结合，以推动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中。

在新经济地理学出现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空间经济学的重大尝试，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最终都失败了。

　　综上所述，复杂科学的兴起、报酬递增思想的渐人人心以及相应模型处理手段的建立和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都为经济学探索“经济空间”的含义提供了理论上和技术上的支持，“新经济地理学”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新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

　　1、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以收益递增作为理论基础，并通过区位聚集中“路径依赖”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

收益递增、完全竞争和比较优势是传统经济学中三个基本的假设条件，最早运用报酬递增来解释地理上的集聚的也并不是克鲁格曼，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将“新经济地理学”看作是经济学中对收益递增兴趣复兴的一部分。

　　在空I训集聚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强凋收益递增的不同形式，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收益递增是指经济上相互联系的产业或经济活动，由于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或者是产业规模扩大而带来的无形资产的规模经济等。

克鲁格曼在他的著作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收益递增思想，并试图在报酬递增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经济区位理论。

在他看来，收益递增本质上是一个区域和地方现象。

空间聚集是收益递增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问集中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区域靠近的向心力。

　　除了用来解释产业活动的集聚或扩散以外，作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础，报酬递增模型还被用来解释城市增长动力机制。

绝大部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都集中于产业活动的区域分布，讨论为何特定产业在某些区位集中，尤其是在城市中，克鲁格曼在解释城市中人、财、物的聚集时指出：

人们向城市集中是由于这里较高的工资和多样化的商品，而工厂在城市集中是因为这里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市场。

新经济地理学者认为，空间聚集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以及区域发展的基本因素。

　　在收益递增规律及相应的集聚或扩散模型的影响下，“新经济地理学”将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定性为“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

与新古典的经济均衡模型相反，克鲁格曼使用历史方法，强调影响集聚的力量的持续和积累。

也就是说，存在向“路径依赖”和“历史事件”发展的趋势。

总之，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区域的优势被认为是由一些小的事件所导致的自身的加强。

　　2、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

　　新经济地理学的第二个主要研究内容是区域的长期增长与空间集聚的关系。

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假定资本和劳动是收益递减的，依据这个框架对集聚（特别是国家之间）的产生进行预测，一个相对贫穷、资本储备较低的国家将有更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和资本利润率。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预言结果是，较贫穷的国家增长较快，最终能赶上较富裕国家。

而根据巴罗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1995）的研究显示，区域收敛率在整个美国、欧盟、加拿大、Et本、中国以及澳大利亚范围内是十分相似的，但是，区域收敛速度却相当缓慢，每年大约1.2％，这要比简单的新古典模型缓慢得多。

区域收敛率较慢的事实以及对新古典长期增长模型有效性的怀疑，引出了与收益递增的模型之间的联系。

　　按照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

一方面，当资本外部性及劳动力的迁移通过区域整合增加时，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将预言更大规模的空间集聚，富裕中心和较差的边缘区之间的差距将加大，经验结果也似乎支持这个预测；另一方面，如果区域之问仍然存在着不可流动性（由于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障碍），那么中心地区的劳动力和由于拥挤而带来的成本就会增加，并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扩散和区域集聚的减弱。

主要新经济地理学动态模型及其理论含义

　　　　1、两区域模型：

核心——周边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核心——周边”模型最先见于克鲁格曼（1991）的研究。

该模型展示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是如何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生产结构的。

模型假设世界经济中仅存在两个区域和两个部门——报酬不变的农业部门和报酬递增的制造业部门。

农业工人在这两个区域均匀分布，农业工资处处相同；制造业工资的名义值和实际值则存在地区差异，因而制造业工人视实际工资的高低从低工资区域向高工资区域流动。

它通过将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制造业份额与流动工人的份额加以内生，得出区域生产结构随运输成本变化而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的规律。

模型显示，在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下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效应最强：

一个区域的制造业份额越大，价格指数越低，厂商能够支付的工资越高，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业工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对称结构变得不可持续，从制造业原本均匀分布的经济中将逐渐演化出一种核心一周边结构。

核心占世界产业的份额大于其占世界要素禀赋的份额，由于制造业报酬递增的缘故，它将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者。

由于在这里区域（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由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大小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前进了一步，也更加具有说服力。

　　2、国际专业化模型。

　　由于国界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人口流动构成相当大的障碍，上述以要素流动性假设为基础的人口集中意义上的集聚模型一般只适用于国内范围的空间集聚研究。

为研究国际层次的经济活动的分布，维纳布斯（1996）凭借产业间的直接“投入—产出”联系假设建立起国际专业化模型。

按照他的假设，在由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国家之间虽然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可以进行贸易。

假设各个国家具有相同的禀赋和生产技术，拥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生产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国内部门间流动。

农业部门为完全竞争型，农业产出为单一投入—劳动的增凹函数。

制造业部门为不完全竞争型，使用劳动和中间产品的组合作为投入，厂商之间存在直接的“投入—产出”联系，每一厂商的产出既作为提供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又作为所有其它厂商所需要的中间投入品。

制造业作为中间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与传统集聚有相近逻辑的国际专业化过程得以发生。

　　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通常能够提供较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而中间产品种类较多的区域有较低的价格指数，使得使用中间产品的厂商可以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就构成一种前向联系——既有的产业集聚构成对外部厂商的吸引，中间品投入较大的厂商将倾向于在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选址生产；反过来，厂商生产成本中的中间投入品采购部分构成厂商之间后向联系的来源：

在一个区域生产的厂商越多，对中间品的需求越大；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区域在制成品上的总支出也越大，这就为中间产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当地市场。

由于国与国之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前、后向联系的结果不可能是人口在特定的国家的集中，但是，它们却能够导致制造业（或特定产业）在有限几个国家集聚的专业化过程。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力不能在国家间流动，特定国家的制造业集聚也会因劳动供给的趋紧而使得该国制造业与农业工资同时上升，在农业生产函数为严格凹的假设下，农业边际产出上升，制造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引减弱。

　　国际专业化模型所表明的一体化与集聚之间非线性的倒Ｕ形关系揭示了厂商对经济一体化可能做出的区位响应。

在较高的贸易成本下，厂商将分布于禀赋相同的区域以满足最终需求。

在居中的贸易成本下，随着某些区域比其它区域吸引更多的产业，区域差异将开始形成——但并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的程度。

在低贸易成本下，集聚随着低工资区域的产业份额逐渐上升而溃散。

相对于更为工业化的区域来说，早期进入低工资区域厂商的动机是出于对非流动要素的较低的价格的考虑；然后，随着在某些部门建立起临界厂商群落，更多的厂商将搬迁过来以充分利用前向和后向联系。

这一模型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实行高度的对外开放，不仅需要商品领域的自由贸易，而且需要各国在投资和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贸易领域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