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大汉之天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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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大汉之天声

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

沈松僑

一、前言

二、「史界革命」與「民族英雄」的誕生

三、民族英雄系譜的主脈--「抗禦外族」的民族英雄

四、民族英雄系譜的分流--「宣揚國威」的民族英雄

五、結語—民族英雄系譜的詩學與政治學

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鄧實，＜正氣集序＞

前言

近年來西方學界對國族（nation）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大量研究，大抵都揚棄了純粹「根基論」（primordialism）的立場，改而採取偏向「建構論」（constructionism）或「工具論」（instrumentalism）的觀點。

在這樣的學術認知中，「國族」，一般而言，不再被視作由血統、語言、文化等根基性紐帶（primordialties）自然衍生的「既定資賦」（given）；反之，「國族」乃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被「發明」、被「建構」出來的「想像的社群」（imaginedcommunity）。

LiahGreenfeld便指出：

世上並無「蟄伏不覺」（dormant）的國族等著我們找出其先天與俱的客觀「國族特性」（nationality），以便將其自酣睡中喚醒；反之，人們乃是先被灌輸一套虛構的國族認同，才會相信他們自己是一個統一的「國族」群體。

換句話說，是國族主義意識形態催生了國族，而不是國族激發了國族主義的情懷。

不過，猶如RenatoRosaldo對建構論者的族群理論所作的批評，把「國族」當作是「想像」的產物，並不是問題的結束，反而是更多問題的開端。

如果「國族」確實是一個「想像的社群」，我們不免要追問：

是誰在想像？

是通過怎樣的文化、符號過程來進行想像？

這樣的想像又造成怎樣的結果與影響？

這些複雜的問題，頭緒紛繁，牽涉多端，迥非本文所能解決。

雖然，我們或許還是可以從一座人物塑像尋得一些思考的線索。

這座落成於1902年的雕像，矗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市立公園。

雕像本身樸實無華，不足稱道，卻是像主的身分發人深思。

這座雕像紀念的，既非位高權重的王公巨卿，也不是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而是一位平凡卑微、名姓無傳的書記。

約當十三世紀左右，這位書記撰寫了舉世第一部「匈牙利」歷史—GestaHungrorum，將當時匈牙利地區人群發展的軌跡，追溯到西元五世紀匈奴英雄阿提拉（Attila,406-453）的軍事征服，從而為十九世紀的匈牙利國族主義運動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與強固的認同基礎。

從這段軼事，我們可以窺見國族建構過程的一個特殊面相—一個文化「表述」（representation）的層面。

這座書記雕像隱約指出：

匈牙利這個「國族」所以存立的關鍵，與其說是「上帝之鞭」的征服行動，毋寧更是對此一歷史事件的「敘事」（narration）與表述。

就此而論，「國族」，乃是通過歷史敘事的召喚，才可能被想像出來。

GeoffreyBennington便說，「在國族的核心處，我們無疑可以找到一堆敘事；這些敘事包括國族起源的故事、建國先祖的神話，以及（國族）英雄的系譜。

」

對於歷史敘事與國族的密切關係，研究國族及國族主義的學者早有所見。

1882年，ErnestRenan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說＜何謂國族？

＞中，便已明白指陳：

「輝煌的歷史、偉人、榮耀等等，乃是國族形成的社會資本。

」AnthonySmith也指出：

「為了創造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國族』表述，必定先要重新發現並奪佔（appropriate）一個光榮而獨特的『過去』。

」社會學者DavidMcCrone甚至強調：

「任何『國族』都必須有歷史，否則便無法成為『想像的社群』。

」他還引述了ErnestGellner的警句：

「沒有歷史的國族，乃是沒有肚臍的國族」。

這些學者的論點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實際出現的國族主義運動中，得到印證。

十九世紀下半葉，領導「少年拉脫維亞」（YoungLatavia）從事民族獨立運動的AtisKronvalds便主張，為了促進愛國熱情，「國族歷史」乃是最足珍惜的知識形式。

獨立後的非洲國家那米比亞（Namibia）為了凝聚國族意識，更透過各種策略，極力動員「歷史敘事」與「歷史表述」，將既有的族群過去重新界定為「國族的歷史」，將部落的傳統英雄改扮成國族的「解放鬥士」。

至於十九世紀德國知識份子如赫德（JohannG.Herder,1744~1803）、費希特（JohannG.Fichte,1762~1814）等人之汲引歷史書寫以為推展國族統一運動之手段，尤為眾所週知的具體史例。

無怪乎AnthonySmith要將歷史學者與語言學者並列為國族與國族主義的立法者與創造者；此亦所以EricHobsbawm要把歷史家與國族主義者的關係比喻作巴基斯坦罌粟種植者與海洛因吸食者之間的關係。

由是以觀，二十世紀初年，當晚清知識份子群起致力乎近代中國國族建構時，竟亦同時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史界革命」，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奠定初步的基石，當然也不是無因而至的了。

然而，伴隨國族與國族主義，俱生共榮的「歷史」，絕非專業學院史家所應提供的「歷史」。

Renan固然高度強調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的重要性，卻也敏銳地觀察到：

遺忘歷史，乃至扭曲歷史，才是國族創立的樞紐；歷史研究的學術進步往往只會對國族意識造成嚴重的威脅。

所以如此，蓋與國族建構的內在邏輯密切相關。

眾所週知，任何集體認同都是在社會過程中建構而成；然而，弔詭的是，集體認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卻是竭力掩蓋自身的建構本質。

唯有在人為斧鑿的痕跡消弭盡淨之後，被建構而成的群體，才可能以「自然」的姿態展現，從而要求其成員不容置疑、無私無我的犧牲奉獻。

「國族」所以深撼人心，致令千萬生靈全心相許、生死以之的魔力根源，也正在其透過一套特殊的歷史敘事，完成了「自然化」的過程。

用BenedictAnderson的話來說，「歷史」為「國族」填補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鴻溝；藉由一套經過獨特安排的「歷史」，國族才能將其自身投射於「渺遠的過去」，並引向「無邊無際的未來」，進而發揮俗世化的宗教性功能，把個人與群體生命中的「偶然」轉化成為既定的宿命；也正因如此，國族才能激發國族成員最為深沉壯闊的熱情。

這樣的「歷史」，自然只能是一種「神話歷史」（myth—history）或PaulRicoeur所謂的「歷史意識形態」（ideologiesofhistory）。

然而，這套「神話歷史」或「歷史意識形態」，卻對國族的符號性建構與群體凝聚力的創造，發揮了無與倫比的決定性作用。

如果我們借用WalterBenjamin睿智的寓言，把「國族」比喻作在棋賽中攻無不勝、戰無不克的機器人，那麼，「歷史意識形態」便是那個躲在棋盤桌下的駝背侏儒。

在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從晚清最後十年間大量湧現的「民族英雄」歷史書寫，明白窺見這種「神話歷史」或「歷史意識形態」的運作。

如上文所引GeoffreyBennington那段話所示，在國族想像的偉大工程中，「民族英雄」無疑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黑格爾（FriedrichHegel）把國族界定為由習俗、歷史記憶與共同命運所構成的社群；國族歷史中的英雄，便和該群體歷代相傳的神祇、天使、魔鬼與聖人等等，同樣銘刻於國族成員的心靈深處；國族的公共慶典、運動競技、宗教廟堂，乃至國族國家的內政機構與外交事務，幾乎無處不見對這些人物英勇事蹟的緬懷與頌讚。

AnthonySmith也指出：

在族群團體邁向國族建構的蛻變過程中，為了強化群體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體成員自我認知的「地圖」，另一方面更要從族群的歷史記憶中發掘過往的英雄人物與光榮事蹟，作為國族成員仿效師法的道德典範。

這些「民族英雄」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蹟是否確切可考，概與宏旨無涉，重要的是：

他們必須被表述成國族精神的具體表徵，必須化身為忠誠、高貴與自我犧牲的偉大楷模，以便激發後世子孫仰慕追法、為國族整體奮鬥奉獻的信念與決心。

亞瑟王（KingArthur）之於英國、齊格菲（Siegfrield）之於德國、威廉泰爾（WilliamTell）之於瑞士、阿格曼儂（Agamenon）之於現代希臘，便都是在國族主義文化邏輯的推動下，從湮沒頹圮的墳冢堆中，被召喚出來，披上「民族英雄」的冠冕，成為各該國族認同膜拜的文化符號—即使他們自己未必了解「英國」、「德國」、「瑞士」與「希臘」究竟是什麼意思。

晚清知識份子同樣也是在國族主義的風潮鼓盪下，著手編造中國「民族英雄」的光榮系譜。

為了「喚起國魂」、「振興民族」，他們透過一套由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構成的論述策略，將上起秦漢、下迄明清，前後二千年間的歷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歷史脈絡，重加評騭、編次甲乙，終至為近代中國的國族認同修建了一座華麗璀璨的殿堂—民族英雄的萬神廟。

由是以觀，以晚清為濫觴，而由後世踵事增華所成立的中國「民族英雄」系譜，或許和彼時另外一個備受關注的神話人物—黃帝一樣，可以被當作是凝聚近代中國國族認同的重要象徵資本（symboliccapital）；中國國族，當然也可說是由對這些「民族英雄」的歷史敘事與表述，所編造出來的一個「想像的社群」。

雖然，猶如黃帝符號曾在當時引發激烈的論爭與辯駁，透過特定編碼（encoding）方式，由「民族英雄」敘事所建構出來的中國「國族」，無論就其邊界抑或本質而言，都不是一個固定而同質的整體。

反之，在「歷史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民族英雄」敘事，其所能促生的國族想像，無可避免地將是一個不斷漂移、流動的無定之物，也將是一個充滿質疑、抗爭與妥協的權力場域。

如AnthonyCohen所言，「歷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具體形貌永遠取決於不斷的詮釋與重構。

任何基於特定視野與現實利益編造而成的歷史表述與敘事，固然可以藉由其所運用的詮釋架構與論述策略，製造「真理效應」（effectoftruth），，乃至壟斷「象徵權力」（symbolicpower），卻仍將不斷面臨不同表述及敘事的挑戰與抗爭。

晚清的「民族英雄系譜」，便是這樣一個「歷史政治」（politicsofhistory）展演的舞台。

在當時政治取向涇渭有別的知識份子群體間，我們可以找到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譜」；從這些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譜」，我們更可以找到爭持對立、抗辯不休的不同的中國「國族想像」。

「史界革命」與「民族英雄」的誕生

自1887年曾紀澤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以降，「睡獅」一語旋即不脛而走，喧騰眾口，蔚為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最常用以況喻國家處境的意象。

所以如此，不難索解。

蓋若中國不過暫時酣睡，本質上固仍不失其強雄壯武，則寄望乎中國未來之輝煌榮景，當然也就不是癡人說夢、河清難俟的了。

不過，「睡獅」之喻縱可有效抒解中國知識份子的心理焦慮，卻也不免引發一個更為棘手、更為迫切的難題：

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這頭獸中王者萎然長臥、衰靡不振，坐令封豕長蛇，縱橫禹域，歐風美雨，沛然莫禦？

要透過怎樣的努力，才能解除魔咒，使中國自漫漫長夜中瞿然警醒？

對於這些問題，梁啟超率先提出一項具有典範意義的答案：

民族主義。

二十世紀的最初數年間，任公先後草成＜國家思想變遷同異論＞與《新民說》等文，從「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的觀點，盱衡世局，慨然指出：

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各國拜民族主義之賜，日益發達，馴至十九世紀末期，更擴張而為民族帝國主義，遂挾全民族全體之能力，向外侵略，以與中國相競爭；乃中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以此而欲與「世界所以進步」之「公理」相抗衡，固若以卵擊石，絕無倖理。

因此，中國苟欲抵禦列強侵凌，「以挽浩劫而拯生靈」，其唯從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一途可循。

然則，吾人又當循何途徑，以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

梁啟超開出的藥方之一，便是：

歷史。

1902年，任公在＜新史學＞一文中，開宗明義，便極力強調，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文明所以日益進步，泰半為歷史之功；以故，中國如欲於世界競爭之大潮中屹立不搖，自不能不追法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