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之一.docx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之一.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之一.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之一
栏目：
口述历史
大标题：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引题:
全面分析中外合资溃败的经典案例南京菲亚特，揭示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汽车业未来发展的某种宿命
ABR特约撰稿顾民
编者按：
南京菲亚特在我们眼前消失没有几年，对于这家公司刚开始气势如虹但后来为什么会消失的原因业界也各有评述，但是始终未能让人真正信服。
现在，前南京菲亚特市场部经理顾民试图从文化角度切入，剖析这家中外合资汽车合资公司失败的经典案例。
1999年4月，南京菲亚特成立，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意大利菲亚特汽车股份公司双方各持股50%，总资产30亿元。
熟料，它最终却在中国汽车市场迅猛增长的大潮中，不可思议地沉沦。
2007年12月，随着上汽集团收购南汽集团，南京菲亚特成为了上海大众的新的生产基地。
如今回忆往事，顾民不甚感慨，为此特为《汽车商业评论》杂志著长文，全面分析南京菲亚特走向溃败的原因，揭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汽车业未来发展的某种宿命。
本刊将分期对之连载，并请广大读者提出自己的意见。
抽言：
世界是条环形赛道，对于以竞争和胜利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当他再次看到原来那个对手的时候，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在后面，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珍珠却是贝类收获的意外。
这种美丽的钙质结晶是贝壳体内的异物，她给孕育者带来痛苦并导致其最终毁灭。
要得到超越传统的价值，必须付出重大代价。
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生产的最后一款新车叫做派朗（Perla），“Perla”是意大利语，
它的含义是“珍珠”。
这个高雅尊贵的名字却不是一个好兆头，就在派朗上市后的第二年，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宣布解体，这只充满浓厚地中海风情的贝壳沉没了。
南京菲亚特沉没了，她的十年使命已经完结：
她已经给所有的亲历者带来了改变。
不管这种改变有多么痛苦，但这是收获珍珠的唯一办法。
每个人都能从这场失败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珍珠，但最大最贵重的珍珠其实只有一颗。
这颗珍珠表面被一层绒布所遮挡，亲历者必须掀开这个问题的盖头才能拿走自己的收获：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我们是输给了竞争对手还是毁于内讧？
还是输给了什么别的？
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南京菲亚特是一个全新的合资公司，但并不是一些汽车新人的组合，这是一个走下坡路的大型国企和一个困顿中的全球品牌的结合，面对的是参与者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新型私人消费市场，这个市场正处在世界汽车工业史上最大一次爆发的前夜。
必须承认，稚嫩的南京菲亚特当时确实有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就像海上漂浮不定的冰山，似乎每块冰山都足以对南京菲亚特造成致命一击。
对于一条沉船的生还者来说，在事后总结失事原因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
我们撞到了哪里？
这条船有哪个部分还不够坚固？
只是站在落水者的角度来总结一场海难是远远不够的。
南京菲亚特并不是驶入这片危险海区的唯一一条船，对于那些站在其他船只舰桥上目睹了事件经过的中国汽车市场的观察者来说，他们有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像奇瑞、吉利那样一些性能简陋的船只都能闯过这片险象环生的海域，而南京菲亚特这条装备更精良的船最终却折戟沉沙？
失败者从不正视导致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就为下一次失败埋下了败因；而胜利者得意万分，他甩开失败者努力奔跑，试图巩固自己脆弱的胜利，直到他和失败者再次而遇。
世界是条环形赛道，对于以竞争和胜利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当他再次看到原来那个对手的时候，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是领先还是落在后面，这是一件让人纠结的事情。
南京菲亚特为什么会失败？
如果我们从市场份额和资产收益的角度来寻找失败的原因，无疑需要一大堆数据和图表。
但如果我们跳出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变得极其简单。
我们就像是那些水手，习惯于把船只所驶过的那片神秘海域下的冰山看作是可以规避的没有生命的暗礁，我们不相信它们背后有一个活的主宰。
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有威力的浮冰被一种更有威力的力量所支配，我们就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南京菲亚特的失败。
没有人能看见这位主宰和他所站的舰桥，他能决定世界上所有船只最终的命运，但那些船只的沉浮对这位船长的力量不会有丝毫减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们只能自食其果。
从他所处的舰桥位置来看南京菲亚特这条玩具般的小船，那个关于南京菲亚特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可以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南京菲亚特没有沉没，人们会看到什么结果？
人们的想象力总是在描绘成功前景的时候更为丰富。
如果南京菲亚特抓住本世纪的这次机会，成功跻身于轿车合资品牌的一线阵营，也就不会有后来南汽被迫和上汽抢夺罗孚资产的无奈之举；南京菲亚特的成功会使得南汽在引进新的国际品牌的时候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个强大的南汽也会使得上汽集团对南汽收购变得更为艰难。
如果南京菲亚特成功了，这条胜利之船或许将留在南汽舰队的核心位置上，带着船上的几千名水手乘风破浪。
这些盼望已久的水手将得以分享整个团队征战胜利后的喜悦，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化整为零，各奔东西，有的远走他乡，有的甚至离开了汽车工业。
但站在那个永恒的舰桥上所能看到的东西，比人的生命要长远得多。
公司的发展和员工的职业前景，决不是一次商业竞争的输赢所能带来的最重要后果。
对于胜利者来说，最重要的战利品就是旗帜。
如果南京菲亚特没有失败，这条船将挂着那面高傲的旗帜继续征战。
这面旗帜与其说是合资品牌之旗，倒不如说是一面地域文化之旗。
这面旗帜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和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南京菲亚特的成功不会让这面旗帜变得年轻，一次胜利只会让她变得更加自负。
南京菲亚特不可能取得成功，她桅杆上的那面旗帜周围聚集了太多暗物质。
这些暗物质是几千年的文化遗存，人们在这面旗帜上听不到100年前在对马海峡的那面Z字旗上的猎猎风声。
南京菲亚特无法作为精神领袖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驶入大洋，即便她能赢得一次小小的胜利，也迟早会把整个舰队带入一场更大的灾难。
这面旗帜必须经历一次死亡，从高空坠入大洋深处，直到一颗真正的Perla重见天日。
（二级标题）1、城墙有多高，影子就有多远
（抽言）凡是在这里生根的事物，很难将其轻易拔出。
这是一种深埋的力量，埋藏得比人的牙髓更为牢固。
这些深埋的根管有时会把那些侵彻骨髓地的隐痛传导给人们；但有的时候，这种顽强抵抗反倒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剖面。
（抽言）人们最后看到的东西早已不再是一座充满斗志的城池，这是一具已经死去的某种动植物的奇异混合体，这是这座城市历史遗产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部分。
这具僵硬变形、没有灵魂的躯壳今天却成了最昂贵的虫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故事。
每座城市都是一株有个性的植物，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
从五环到六环，北京总是在不停地铺张；从环球金融中心到上海中心，上海永远都在向高处攀援。
南京没有北京那种皇城气象，千百年来它一直被挤压在长江和紫金山之间，这是一座根深蒂固的大城，它的生长方向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纵深。
几十年前人们像拔牙一样连根摧毁了北京城墙，但南京城墙却没有被撼动，大部分保存到了今天；法国梧桐在中国最早生根的地方是一百年前的上海法租界，但这种大树在南京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根深叶茂。
每次强台风过境，总是会有那么几棵法桐经不起硕大树冠的拖累，树根被倒伏的树干拖带出地面，但你能看到的永远只是那个神秘的地下王国的一小部分。
那些隐而未现的巨大根系提醒人们：
这是一座埋藏很深的城市。
凡是在这里生根的事物，很难将其轻易拔出。
这是一种深埋的力量，埋藏得比人的牙髓更为牢固。
这些深埋的根管有时会把那些侵彻骨髓地隐痛传导给人们；但有的时候，这种顽强抵抗反倒变成了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这种资源就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剖面。
这是一个镜像，能让我们看到植根于自己头脑中的东西。
绵延不断的古城墙，高大的法国梧桐，这些为多数大城市所渴求而不得的资源，在南京人眼里却是司空见惯的东西。
多年前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两样东西打交道。
我读书的中学紧邻古城墙。
每天骑车上学的时候，就像是在法国梧桐的甬道中穿行。
只有一小段路没什么树，那是一个大坡，坡顶是解放门城墙。
穿过城门，右转进玄武湖公园，左转通往学校。
有时候我也会走路上学，在太平门附近爬上城墙，在城墙上走几里地，然后从鸡鸣寺背后翻下城墙，再走点山路就到了学校。
在古老的明城墙上行走是一种穿越，你会看到几乎每块城砖上面都刻着文字。
一块城砖就是一个600年前的屏幕，上面显示的信息关乎这块青灰色巨砖的来历。
在玄武湖附近的墙垛上，其中一块城砖的一面刻着这样的文字：
“袁州府提调官、通判隋赟，司吏任俊，萍乡县提调官、县丞唐季静，司吏何立之。
”
隋赟、任俊、唐季静、何立之，这是四位明朝官员的优雅名字。
排在最前面的隋赟有两个头衔：
作为通判，他是袁州知府的副手；作为提调官，他又是首席执行官，专门负责整个袁州府境内的城砖烧制、转运和人力保障。
“赟”这个字难写难认，但和它能给人带来的东西相比，这点代价不值一提。
这个字代表了古人心想事成的最高境界：
文武双全，财源滚滚。
这不是一个汉字，这是一扇开启美好人生的大门。
隋赟没有让给他取名字的人失望，小小的袁州府提调官只是他官场生涯中的一个台阶。
据史书记载，隋赟在袁州通判任上被擢拔为广东按察使，从正六品直升到正三品。
在城砖上出现的成千上百个姓氏当中，能像隋赟那样在史书中留下励志故事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这块灰色显示屏幕上渐次滚动的无数人名单当中，除了那些负责督造的官员，其次就是乡村底层的管理者：
——那些默默无闻的总甲、甲首和小甲，最后才是那些在城砖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和汗水的人：
——造砖人夫和窑匠。
刘黑一、朱六四、汤丙，这些简单的汉字组合，就是那些普通造砖人的名字。
和“隋赟”这个寓意美好、光芒四射的坐标相比，那些灰蒙蒙的笔划漫漶不清，毫无文化含量。
在史书中没有关于这些名字的一星半点踪迹，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人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人们怀疑这些符号后面是否真的存在过活生生的生命。
好奇的研究者把城砖上可以辨识的造砖人和窑匠的名字一一抄录下来，发现在这些人名中能找到所有最简单的汉字，或者说最简单的符号：
数字。
在已出版的《南京城墙砖文》这本书中，你能看到其中一些窑匠的名字：
王友一、王真二、徐英三、毛青四、郑隆五、周仁六、方谦七、伊绍八、郑匆九、余德十。
王友一是谁？
他长的是什么样子？
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
他有自己的亲人和孩子吗？
谁是王友一？
无人回应我们的呼唤。
建造明代南京城墙耗用了3.5亿块城砖，这些巨砖来自长江中下游100多个县，成千上万像王友一这样默默无闻的人烧制了这些巨砖。
对于我们来说，王友一这个名字和那些无名氏没什么区别。
上中学的时候我经常沿着从九华山到鸡鸣寺的那段明城墙去上学。
一边用手触摸城垛上这些漫漶的名字，一边带着关于这些陌生人的疑问在蒿草丛中疾走，直到走进教室、上课铃响。
很多年前我离开了南京，那座城垣在我头脑中也逐渐被淡忘了。
直到后来我偶尔看到一个故事，它透露了和王友一有关的若干踪迹。
故事的讲述者是南京明城墙史专家杨国庆。
有一次他去安徽繁昌寻找新发现的明代砖窑遗址，下了火车杨国庆又先后换乘汽车和农用三轮车，最终在当地人的带领下找到了那座山坳里的村庄。
他们在残破的砖窑里刨出了南京城墙上用的那种明代城砖，还在村后山头上发现了明代采石场。
这次考古收获很大，但这还不是全部，杨国庆发现当地人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所立下的功劳。
村里人一听说是南京来人了解城砖烧制的事情，都极为热情。
“开口闭口不是朱元璋，就是南京城墙，原来这是村里老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
”
给杨国庆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牧羊少年，他在山坡上把从爷爷那里听来的关于南京城墙的故事重新讲了一遍，最后怯生生地问了句：
南京城墙是什么样子?
这位牧羊少年绝不是和那座大城无关的陌生人，在他怯生生的问话后面有另外一个世纪的力量。
杨国庆被他的这句话问得恍如隔世，他在百感交集中写道：
“少年身后的山体已被凿掉了一半，传说采下的石头，全运去建造南京城墙了，断面上是几百年前凿出的道道痕迹，采石场遗址和少年的这句问话，让我震撼不已。
”
那些犹如被巨兽啃食过的裸露岩体很容易把人的想象带到600年前。
600年前的太阳和今天一样毒辣，无数土灰色的人们挥汗如雨，忙着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城池贡献最基础的材料。
铁石相击，岩屑四溅，而在不远处窑火一直在熊熊燃烧。
600年前沿着长江两岸，这样的窑火随处可见。
今天它们早就冷却了，空气里也不再有金属震荡的声音，只剩下一位牧羊少年在静静讲述先人的故事。
他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东西，除了和一座大城有关的故事，就是这个贫困如初的山村。
这个小山村和其他村庄一样，已经被一种叫做城市的植物给吸空了。
当城里人渴望了解城砖上的王友一和他的故事的时候，王友一们的后人果真站在了人们面前。
借着这位牧羊少年和他身后的荒凉景象，我们看到了那位面如土灰、胼手胝足的窑匠王友一；而窑匠王友一们也透过一位从未见过的后代的嘴，和600年以后生活在这座大城里的人隔空对话。
我们在寻找王友一，王友一也在打听这座大城的下落。
南京城墙抵挡住了什么？
产自安徽繁昌那个荒僻山村的那些巨大条石和城砖，在600年前汇入了那支从全国各地奔涌而来的砖石的洪流，经过无数筑城民夫、士兵和囚犯的层层传递，一块叠一块紧紧咬合在一起。
3.5亿块砖石最终聚拢为一，在长江之滨、紫金山脚下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巨兽。
从1366年开始动工的明代南京筑城工程，调集全国上百万人力，历时21年才全部完成。
落成后的南京城墙全长35公里，有13座高大的城门、2座水关、13616个垛口、200座用于藏兵的窝铺，这座城池是中世纪最大的城市堡垒。
如果25年时间算一代人，1386年完工的南京明城墙迄今已走过了627年，在这座高墙的荫蔽下已经生活了25代人。
3.5亿块城砖为25代人挡住了什么？
35公里高墙没有挡住任何一个虎视眈眈的敌人，这座大城被入侵者夺走的第一个掌上明珠就是她的建造者朱元璋留给继承人的皇位。
1398年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
第二年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反叛，1402年朱棣攻到南京，守卫金川门的大臣开门迎降，朱棣被拥立为明成祖。
建文帝朱允炆在皇宫的大火中离奇失踪，建文旧属万余人被朱棣残酷杀戮。
方孝孺被诛九族，其朋友门生也作为一族，十族共被诛873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闻所未闻。
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从南京城门上摘走了帝国首都的桂冠。
200多年以后北方铁骑再次南下。
1644年明王朝在北京覆亡，南明弘光政权随后在南京建立。
次年清军主力南犯，先克扬州，再渡长江陷镇江，直逼南京。
弘光皇帝朱由崧闻风丧胆，只带了贴身亲信仓皇出逃。
他跑得实在太快了，清军主力不疾不徐，五天后才在多铎亲王的率领下正式进抵南京城外。
包括明末文坛大家钱谦益在内的诸多南明文武大臣打开城门，冒着大雨跪迎清军入城。
从明初到明王朝的终结，南京城两遭兵锋，两次主动降敌，未经一战，城池如新。
这座宏伟的城池面对北方铁骑的入侵虽然两度落败，却成功粉碎了一次水陆两栖攻击，取得了它自落成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胜利。
1659年郑成功举起反清复明大旗，亲率十几万大军，分乘千艘海船溯长江而上。
郑军一路连克瓜州、镇江，到达南京江面后在城外扎下大营，攻下南京指日可待。
守城清兵虽然人数远少于郑军，却临危不惧。
清军一面坚守待援，一面觑机出击。
清军总兵梁化凤见郑成功在城下十多天围而不攻，且军容不整、大意轻敌，于是亲率500精骑出神策门夜袭。
郑军受袭后阵脚大乱，在随后几天战斗中全线溃败，被迫退出长江，返回厦门。
郑成功兵临南京，是清初抵抗运动中汉族反抗者距离恢复明王朝这个目标最接近的一次。
但南京城墙没有站在自己的建造者这一边，这座城池帮助一个刚刚入主的新主人进行了一次绝地反击。
郑成功带着受到重创的船队远走海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在东亚大陆上一去不复返了。
入侵者巩固了自己刚刚获得的城池，原住民的反抗被抵挡在大城之外。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入侵者逐渐和这座大城融为了一体。
他们变得像汉人一样温文儒雅。
他们被源远流长的原住民文化征服了，他们也变成了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
他们对这座高大的城池充满了膜拜，希望这座城池能抵挡住那些觊觎他们的敌人。
差不多又过了快200年，这座大城再次遭到了入侵者的试探。
这些入侵者像郑成功一样来自海上，但是这些人来自一个极为遥远的国家。
他们在海上行驶了数万公里，穿过三个波涛汹涌的大洋才抵达东方这座大城的脚下。
这些人不是来进贡的，这支船队只有70多艘帆船，但每艘船上都布满了重炮。
入侵船队中为首的那条船是排水量1751吨的“康华丽”号，这条远洋帆船从下水以来已经在大海上航行了30年。
它的双层甲板上装了72门舰炮，一侧的炮口对准了守军要塞。
3.5亿块城砖铸成的这座大城能挡住几次它的炮火齐射？
200年前的入侵者这次变成了原住民文化最坚定的捍卫者，但这个民族早就不再是那个仅仅靠着十万骑兵就入主中原的新锐民族，满族统治者面对全新的入侵者束手无策，丧失了他们祖先的血气。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旗舰“康华丽”号上，守卫者和入侵者签订了城下之盟《南京条约》。
面对几千名跨洋而来的入侵者，这座投入上百万人力、用21年时间才建成的城池再次不战而降。
从1842年以后，在任何一位觊觎这座城市的入侵者眼里，这座高14-21米的城墙与其说是堡垒，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屏障。
从1911年迄今的100多年间，南京城六易其主，最激烈的攻城战斗也只有短短几天时间。
对于这座中国最大的城池来说，守卫者的决心和付出的巨大牺牲能够和它的雄伟气象相匹配的只有一次，那就是发生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期间的天京攻防战。
1853年3月8日洪秀全率几十万大军直抵金陵城下，3月19日挖地道炸毁城墙攻入城内。
在此后11年间太平军以此作为首都天京，期间多次被湘军围困。
天京城最后的战斗发生在1864年。
从2月底3月初湘军攻占紫金山西峰的天堡城完成对天京的合围，到7月19日湘军重演11年前挖地道破城的那一幕，太平军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顶住了湘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
这4个月的坚守比600年来形形色色的防卫者在这座城市开展的所有抵抗的时间总和还要长。
这是意志和牺牲精神的较量，这是这座具有600年历史的城垣唯一一次乐意同时为攻守双方作见证的故事。
无论是死者还是幸存者，他们的勇气都值得敬佩，攻守双方的名字应该像窑匠王友一那样，被镌刻在那些伤痕累累的砖石上面。
这些勇敢者的故事似乎是窑匠王友一想听的故事，但这似乎又不是他所乐意听到的故事。
太平天国据守南京不到半代人时间，他们不是原住民文化的继承者，他们颠覆了这座城市原有的一切。
围绕这座城市，攻守双方都进行了残酷杀戮。
无论是哪一方为了杀戮对方而流出的鲜血，都不能说是这座大城的辉煌。
在守卫者和进攻者之间找不到胜利者。
对于安徽繁昌的那位牧羊少年来说，无论他是太平天国的后人，还是湘军的后人，都没有改变他贫穷的命运。
600年来这座大城的守卫者只获得过唯一一次决定性胜利，这就是清军反击郑成功的那次胜利。
北方的侵略者占领了这座大城，成功瓦解了原住民大而无当的反攻。
他们从此高枕无忧，刀枪入库，在随后的漫长岁月被原住民一点点包围和消融，直到他们重演先前一个失败者的故事。
没人知道谁是这座大城最后的胜利者，这座大城是一株寿命极为漫长的植物，600年历史只是它根系的一部分。
那些刻着陌生名字的巨砖表面被漫长岁月打磨得沉默而迟钝，砖块之间用糯米汁和石灰混合的黏合物在空气中变得坚硬无比。
在每一次风暴中，在灰色的城池上空都有无数的种子漫天飞舞，它们扎根在砖石缝隙中顽强生长。
那些盘根错节的古藤变成了城墙的一部分，就像缓慢蠕动的虫豸被无孔不入的细菌所感染，最微不足道的敌人最终控制了一个庞然大物。
人们最后看到的东西早已不再是一座充满斗志的城池，这是一具已经死去的某种动植物的奇异混合体，这是这座城市历史遗产中最黯淡无光的一部分。
这具僵硬变形、没有灵魂的躯壳今天却成了最昂贵的虫草，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故事。
这绝不是那些为这座大城贡献了3.5亿块城砖的制造者们想听的故事。
这座大城就像是一个巨人，已经从他身后广阔的腹地中吸取了太多的养分，现在应该是这位巨人为这些失血的腹地做点什么的时候了。
窑匠王友一想听到关于这位巨人激动人心的故事，就像一块青砖掷地有声。
（二级标题）2、我们这代人的高地
抽言：
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产品和竞争对手身上，成天忙于和意大利伙伴讨价还价，我们忘记了脚下的根基：
南京菲亚特所处的这座城市是中国的四大古都，也是最特别的一座古都。
抽言：
当所有人都在为中国已稳居全世界头号汽车产销大国的事实所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还远未从一个古老菌种的感染和控制中逃脱出来，从人的思维直到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还在慢速播放从1402年以来一再上演的那个大而无当的故事。
今天的明城墙已成了南京最好的观景平台。
人们昂首阔步在古城墙的甬道上，透过城垛和树梢，远山湖泊尽收眼底。
人们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猫在城垛和盾牌后面，躲避那些金属碎片的致命追逐。
这一次躲藏起来的是昔日那些凌厉的杀手，它们钻进了被人遗忘的废墟深处，和好斗的蟋蟀在一起捉对厮杀。
出中山门往左，在紫金山南麓游走的这段城墙像一根珠链，把南京城最优美的景致贯穿在一起。
这段城墙依次游过前湖和琵琶湖，过富贵山、太平门地段后一路直奔玄武湖怀抱。
有段时期靠近前湖地段的城墙就泡在湖水当中，游人可以划到城墙根下，亲手触摸那些被潮水拍打的冰凉砖石，以前我常在此荡桨和游泳。
有一次当我划船挨近墙基、仔细察看那些绿苔斑斑的砖石的时候，无意中从砖缝中抠出了一粒沾满绿锈的铜丸，这不是一枚冷兵器时代的箭镞，这是一粒靠火药发射的弹丸。
我不知道这是哪次战争留下的痕迹，在最近100年中争夺这座大城的激战有六次，在古老的墙体上已经嵌入了无数弹丸。
围绕南京城墙发生的最近一次战斗已经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围绕这座大城看不见的根基，那些激烈的攻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更为的广阔的战场上，冲突和碰撞每天都在发生。
有些高地被攻占，有些又得而复失。
外来的新生事物像潮水一样涌上滩头，又在喧闹声中被迅速逼退。
处在长江和紫金山之间的南京城，三面受山地和大江阻挡，只有南边没什么障碍，位于城南的江宁开发区因此成了南京发展最快的经济开发区。
从禄口机场下飞机，进城途中随处可见江宁开发区的繁荣景象。
在机场高速路东有一片高大的厂房尤其引人注目，楼顶上写着“上海大众汽车南京分公司”字样。
这个名字不是这片厂房最早的名称，这片占地几十万平米的厂区原先的主人叫作南京菲亚特。
这是一个易帜的高地，在这面倒戈的旗帜后面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现代商业故事。
这个故事改变了很多人的职业生涯，有些人和这座大城的故事从此开始，有些人和这座大城的故事到此结束。
南京汽车工业多年来一直是南京地方工业的四大支柱之一。
在中国汽车工业历史上，成立于1947年的南京汽车制造厂是第二家由中央直属的汽车生产企业，企业实力长期排名全国第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省曾按照国务院指示成立了南京汽车工业联营公司，试图以南汽作为龙头企业，联合重组苏、浙、闽、皖、赣、武汉五省一市的汽车工业。
这一尝试最终无疾而终，南汽甚至在省内也未能一统天下，南汽只是属于南京这座城市的经济高地。
在这片高地上旗幡林立，从南京汽车制造厂发展到后来的南汽集团，旗下品牌也从最初单一的跃进轻卡，扩展到南京依维柯、南京菲亚特和南京名爵。
位于机场高速路旁的南京菲亚特，是南汽进入轿车制造领域的主力方阵。
与外方合资生产轿车，这是南汽第一次试水，也是最后一次。
我加入这支队伍始于1988年。
那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大学生被分配到了南京汽车制造厂，这是南汽有史以来接受大学生最多的一次。
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来自清华、同济这些国内最一流的工科院校。
有些人成了我后来的同事。
到了1999年，在意大利菲亚特汽车成立100周年之际，南汽和菲亚特成立了南京菲亚特合资公司。
当年的200多名大学生已经成了骨干，不少人被调到了新组建的合资公司，包括我在内。
在本世纪的最初几年，有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