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研究的六个视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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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研究的六个视野
三农问题研究的六个视野
熊万胜
在什么视野下看问题，左右了观察与思考的方向，甚至还影响了结果。
概要地说，研究“三农”问题可以有六个视野：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另外，要讲到市场化、集权化和文化多元化。
一、工业化的视野
在笔者也许不够完整的印象中，自从有“三农”问题的提法以来，占主导性的是工业化的视野，它相当于一个范式。
因为在这个视野下可以把握整个六十年中“三农”问题的很多重大主题，也可以回溯到鸦片战争以来，还能进行国际比较。
这个思路的比较简化的架构是“国家对农村的索取——服务于索取的制度或结构——这些制度或结构的变异及其引发的问题”。
当然，也有别的框架。
自从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来，这个老架构或者说“范式”的解释力有所下降，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其实是工业化逻辑解释不清，或者解释不了的。
解释不清是因为问题更复杂了，变量增加了；解释不了，主要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某些现象不能还原到经济逻辑里去，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建设的任务明显加重了。
在国家的工业化战略中，农村是人财物的流出地，这个状况在今天也没有改变，但这个状况与国家的工业化战略的关联已经模糊了。
就资金来说，1996年我国出现了资金过剩，所以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农村金融政策的逐渐放宽。
商业银行大范围退出，农村的金融市场有所放活。
在经过多年权衡之后，允许组建小额信贷公司，继而发展村镇银行，还有限地鼓励资金互助组织。
这里的一个异数是对农村信用社的集权化和私有化的改造。
中央还把农村金融体系的重构问题写进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说明对这个问题很重视。
就物资来说，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国家明确提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大幅度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可是农民负担继续加重，结果就是2000年以来的税费改革，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和三提五统。
就人力的流出来说，2003年以来出现并扩展到各地的民工荒，说明农村的人力流出已经接近或者达到了极限。
顺应这些变化，国家也及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在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工业化的视野还是很有解释力的，它的表达式大概是：
工业化中期——国家对“三农”多予少取放活，城乡二元结构破解，农民工问题凸显，等等——由此引发的变化。
有人说现在的问题是新“三农”问题了，对于什么叫做新“三农”问题有不同的版本。
那么，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和逐步实施以后，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还有没有这样的“核心”呢？
在建国前后，我们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问题。
温铁军先生的看法是，在改革以后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根本转变成了就业问题。
在税费改革后，农民工问题是工业化视野下最突出的问题。
放在眼下来看，民工荒已经不是局部或暂时的现象，成为了全局的现象。
它的成因包括：
工业化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到了一个拐点，计划生育和大学扩招减少了民工的供给；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劳动参与率等多种因素有关。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否认农民就业问题是极大的问题，但要说农民问题基本还是就业问题，那显然也是不完善的。
可是，如果说主要不是就业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或者还可以是其他什么问题？
二、城镇化的视野
说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基本还是在工业化的视野下看问题的。
现在，城镇化的问题或者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变得很重要了，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视野。
一般我们认为，城镇化是依附于工业化的，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只能是伪城镇化。
那么，目前热热闹闹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统筹的提法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呢？
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变量？
或者说，我们从三农研究的问题意识出发，怎么看待这个独立起来的城镇化命题？
城镇化如果脱离了工业化，确实是无本之木。
但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有着深刻的不同。
我们说我国是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但这个现象的内部区域结构是，东部地区工业化程度很高，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
工业化与城镇化在时间上的差异体现为空间上的不平衡。
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房价畸高，导致农民工大批返回到家乡的小城镇购房，这也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大批农民工工作、居住在发达地区，把房子买在家乡的城镇，然后过年过节回到村里的老屋看望父母。
这种时空的错乱，也是中国的特色。
但另有一些农民工返乡工作，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也在加速，导致了本地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热热闹闹的城镇化不只是发生在东部，也在中西部展开。
本质上，这两种情况都是工业化驱动的。
但不管是哪种城镇化，它们都将发挥扩大内需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在把农民迁移出村落，来到了城镇，这也是不可逆转的。
中国的聚落体系正在发生实质性的巨变。
城镇化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说是机遇，是因为可以借此机会推动土地的规模化流转，进行村庄规划；更深度地，可以借着城镇地价上涨的机会，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概括地说，这个机遇就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
说是挑战，是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三化”同步起来，就容易发生拔苗助长的危险。
而且，在理论指导不明确时，容易发生盲目推进的现象，结果导致农民的失地和失权。
在城镇化的视野下，土地问题和农民保障问题变得十分重要。
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演：
首先，耕地应该流转，应该规模化。
如果没有集体或国家的导入是不会发生大面积流转的，这是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经验。
如果国家不导入，就是三种流转方式：
家族农业、集体农业和资本农业。
分别是流转到亲戚、集体和企业的手里。
这样的流转会比较慢。
这样做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的保障问题怎么解决？
不解决是不行的，如果我们说就让农民用承包地来保障，市民由国家来统筹保障，这是说不通，做不成的。
让农民家庭和农民集体来保障都不够稳定。
当初如果把农民负担直接转入社保基金，也许是最好的。
现在要求农民自己出资加入社保，那么就有一个负担的能力问题。
如果由国家无条件地给予农民以保障，同时农民继续保有承包地和占有宅基地，那么，这会引发城市下层的不满。
如果是国家导入，最好就是土地换保障。
这既能解决农用地流转问题，也能解决建设用地入市问题，还能推进城镇化拉动内需，这就是三化同步里的核心问题。
但问题是，第一，这个做法也不可能全面推广，因为，这取决于地价升值的程度；第二，集中起来的地给谁种？
第三，拿土地地权的哪一部分换保障？
如果是全部权能，那么是与哪一级的组织提供的保障兑换？
因为土地换保障之后，必然发生土地所有制的升级。
在人民公社时代就出现过这种所有制升级，问题是升到哪一级？
是村委会、乡镇还是县级政府？
如果超出了县级政府，就没有了边界，这样的国有化与私有化其实打通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分不清那些做法是私有化还是国有化。
一旦搞了三化同步，那么就会出现农村新型社区或聚落，其中的社会管理问题也就会凸显出来。
如果不搞同步，那么就有一个奚建武所提出的城镇村体系问题，其中也有大文章。
笔者主张要尊重农民意愿，逐步推进，适合搞三化同步的地方就同步，不适合的地方，还是要尊重城镇村协调发展。
不能把任何一种模式在全国铺开，要允许地方创新。
三、农业现代化的视野
今天讲发展现代农业，指的是“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其中主要是技术和制度问题，制度问题里最主要的是土地制度问题。
黄宗智等人认为随着城镇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市场正在扩大，一场农业的隐性革命即将到来。
但要抓住这个机遇，实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必须提高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
提高的方式无非三种：
家族农业、集体农业和资本农业。
目前看来，最为普遍的是家族农业，但是，它不够稳定；势头最猛的是资本农业。
资本农业的强盛有很复杂的原因，基本的原因也许有三个。
第一，是集体农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第三，公益性服务机构的活力不够；第三，是家庭经营制度趋于瓦解。
集体要发展，只是发展农业是很难生存的，可是，更有赢利能力的工业和金融业又被限制发展。
我们一直提倡集体和公益性服务机构应该靠给农民提供服务赚钱，但这条路一直没有走好，少数地方走好了，但在一刀切的政策体系面前，显得很不起眼。
公益性服务机构比如农技站、畜牧站等机构应该与农民紧密结合起来，可是，在家庭承包制度下，这些机构往往更愿意开店卖农药和农资，却不愿意靠为农民提供服务赚钱。
最需要指出的是家庭经营制度趋于瓦解的问题。
我们总说是家庭经营制度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又说分的彻底，统的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统的不够，家庭经营制度也是有问题的。
一家六口人，两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家里种地，儿子媳妇在外地打工，孙子或孙女在学校读书。
那这两个老人是不是家庭经营？
我们可以说它是，那它是不是完整的家庭经营？
这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如果说户口在一起就是一家，这其实是为了统计方便，为了研究方便，对解决问题没有多大意义。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今天说的家庭经营不同于人民公社制度以前的家庭经营，也不同于改革初期的家庭经营，说它是残缺的，大概是可以的。
家庭经营制度残缺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但直接的原因是计划生育。
农民历来都有外出务工的传统，但在多子女家庭，一般总有人留下来照顾老人和土地。
计划生育打破了这个体系。
家庭经营制度残缺对于农业组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说的综合农协，其实是建立在比较完整的家庭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的，指的是那些主要依靠务农收入的家庭的联合。
日本农协可以把那些白发老人的家庭也联合起来，我们似乎不可以这么做。
与这些残缺的家庭经营组织相适应的农业组织是什么？
如果说是集体，或者说是集体的联合，那么就需要进行整体的制度设计，尤其需要有市场体系与管理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
如果没有这样的整体的制度设计，那么贩子和龙头企业的合理性就凸现了，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完整的、一条龙的、极为便利的服务，深受农民欢迎。
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最重视的是粮食安全与食品质量安全。
我国的国家粮食安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多年的经验积累出来的，其实无法用清晰的理论语言描述出来。
关于如何确保粮食安全，《农业法》上概括了几条，它们的确是宝贵的经验概括。
简化地讲，这几条包括：
耕地保护、建设主产区、粮价保护、粮食储备制度与粮食风险基金，提倡节约粮食。
但要说清楚这几条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是做不到，要将每一条深究，也还是一片混沌。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关注，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大企业的产品就更安全？
双汇事件告诉我们，其实不一定。
这是必须要承认的。
只不过大企业的话语权太强大了。
四、市场化的视野
市场化影响乡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改革初期，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巨变，因为它意味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继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
在今天，这个视野仍然有解释和预见的能力。
但在今天的解释对象与改革初不同，当时主要用来解释经济体制、单位体制、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今天，我们可以从这个视野来讲社会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发育。
比如，我们可以运用波兰尼的框架，来寻找社会“自我保护”行动的蛛丝马迹。
我们的市场化在城市和乡村走了两条路，在农村，市场化首先是从组织内部开始的，然后才发展到组织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首先是瓦解了人民公社，然后才启动了价格的自由化。
在城市则首先是建立市场关系，然后启动企业改革和改制。
这种市场化导致的社会保护的第一个反应，是重建集体经济，比如发展集体工业，发展合作基金会，等等。
有成有败，但基本都没有延续下来。
第二个反应是重建自治组织，所以开始出现了自然村层面上的自治，但后来这个自治被推到了行政村层面上，性质就变了。
第三个反应就从经济和政治层面进入到社会组织层面，要重构意义世界，家族组织、宗教组织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复活。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组织不只是对市场化的反动，其实很多也是以市场化为条件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必只看到市场化对于社会的瓦解，也要看到社会借助市场化的重组。
组织创新与市场化还有另一种关联：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管理的任务就突出了，这个时候，国家会开放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
市场化导致脱离行政体系的市场体系的存在，在官场之外恢复了市场，这个市场的结构，以及其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及其关系，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我国的市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很值得研究。
市场化最彻底的是农村，越往上，越受控制。
布罗代尔说传统法国的市场体系是底层的市场经济加上上层的资本主义，在我国，是底层的市场经济加上中层的资本主义，顶层是社会主义。
从市场化的视野里，最容易看到的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因为市场化试图将原来不可结清的人际往来定价、结清。
而且，还导致了人的阶层分化。
五、集权化的视野
古代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却不能说是集权的国家，今天，我们不能说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却明显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央集地方的权，国家代替社会起作用。
对这个问题最好的描述是荣敬本和崔之元等人的“压力型政体”概念，以及从国外引进的国家与社会框架。
世界各国都在集权，我们集权更甚。
因为我们本来分权的就不够，而且，我们的集权往往是非制度化的，上下权责利不清。
还需要注意的是，集权化并非只发生在行政领域，包括发生在产业链内部，如果是行政体系与产业链纠集在一起，就更加值得关注。
这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在经济治理研究领域里，有一个说法叫做“社会部门化”，讲的就是各类权力体系中的纵向整合现象。
在集权化的视野下，我们首先要搞清楚集权化本身的背景、过程和机制，并要分析集权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
比如财政转移支付这件事情，用工业化的逻辑来看，就是工业化到了中期，可以反哺了。
用集权化的逻辑来看，就看到这个反哺的方式很特别，这种方式其实也就加剧了集权。
从而我们看到这个官僚群体的影响，看到优化农业支持体系的必要性。
在集权化的视野下，我们还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活力在哪里？
我们认为基层/地方政府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根源，而这个活力又来自它们在集权体系中的自主性以及上级的放权。
可是，一旦基层/地方的活力发展起来之后，上级就要集权，现在，作为改革启动者的基层，实际上已经很难有多少经济上的自主性，而县级政府深陷土地财政之瘾，实际上，也很难再坚持下去。
重大的革新必须跟进。
基层/地方在经济自主性衰微的同时，其政治上的自主性依然存在，而且，由于国家对农村进行索取的整体制度安排瓦解后，这种自主性空间有所增加。
有一点意外是，我们原来设想税费改革以后基层自治的条件会充分一些，可是这种预期好像并没有实现。
不过，由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空间还比较大，我们能到处看到各种各样的基层/地方政府创新，令人感奋。
但最根本的创新必须是来自顶层的设计，基层和地方的创新与顶层设计之间存在一个复杂的互动机制，这个互动是怎么完成的，又将走向何方，是很值得关注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处看到的还是基层治理实践与政治过程的无序，以及这种无序与活力的并存。
六、文化多元化的视野
经济与权力可以安排生活，但生活还是有自己的逻辑，这种相对独立的逻辑是不可忽略的。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在闲暇时间里，有面子和游手好闲的男女打麻将，比较积极向上的有才的人组织文艺活动，比较底层的人搞信仰活动。
农村信仰是五花八门的，但比较强势的是基督教。
很多人都把基督教与传统信仰相比，认为其最终结果不过如此。
民国时期，吕思勉先生在评点西方宗教的传入时这样说：
“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
”但问题恰在于，生活的基础在今天起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基督教的传播，具有不同于以往的性质。
基督教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问题是，它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它对社会整合的影响是什么？
在宗族发展的时候，也引发了忠孝的矛盾，但两者相安无事。
但宗族是乡土的，是内敛的，而基督教的传入是全球化的产物，基督教代表了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世界观，与宗族里的鬼神信仰不是一个能量级的。
所以，究竟什么是基督教，我们还是看不清楚。
也许，我们可以相信卢曼的一个看法，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社会整合的逻辑与涂尔干看到的小国里的相对简单的社会不同，它其实不太需要观念上的积极的整合，系统上的整合就基本足够了。
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没有人知道。
如果真能在当代中国形成一个从没出现过的积极的核心的共同价值观，那是什么？
它与老百姓的精神世界如何融合？
具体到农村社会，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区域社会里，这种多文化的协调是如何实现的？
将如何发展？
为什么可以相安无事？
如何继续相安无事？
很多人想在乡村重建儒家伦理，可是看看身边的人还有多少人重视对孩子的礼节和道德教育吧，想想现在很多的九零后都把姐夫叫做“哥哥”，把嫂子叫做“姐姐”，把伯伯叫“叔叔”，婶婶叫“阿姨”，儒家伦理的希望在哪里？
笔者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话：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也许马克思说的太尖锐了，但在社会大众这里确实发生了一种文化上的“自决”，它比我们这些读书人所看重的所谓文化“自觉”还要有力，这个事实需要我们重视。
当然，艾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里说的也有道理，群众是要模仿上层的，但其实现条件也很复杂。
其实我们可以怀疑，宗族思想在南方的发展，不是因为百姓模仿上层，或者百姓服从了朝廷的号召，而是符合当地实际的底层创新得到了高层的认可，这是一个互构的过程。
以上讲到了关于三农研究的六个视野，列举了笔者认为有意义的若干问题，只是笔者思考的一个片段，不是很成熟。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还有全球化、民主化等等的视角，但笔者认为主要的还是以上六个。
这六个视野中，前三个主要与经济发展有关，后三个更多地与社会建设有关，前以工业化为重，后以市场化为重。
视野纵横，会让人感到线索不清晰，但未必就是坏事。
“三农”问题如果没有范式，根本上是因为“三农”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其实，很多学科都经过从有范式到没有范式的演进，比如物理学、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管理学等等，“三农”问题研究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
在没有新范式出现时，我们看问题就要把这些视野交织在一起看，相互补充，以实现对于研究对象的比较准确的定位。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只是分析问题的角度，它与价值判断还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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