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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伊朗文学
中古伊朗文学
第一节概述
伊朗（波斯）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界地带。
自古以来，伊朗就是东西方的交通枢纽，也是亚非欧三洲文明的汇合地。
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东起我国，中经波斯，西达罗马帝国的。
勤劳聪明的伊朗人民在本国高度发展的文化基础上，汲取东西方文明的精华，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发展，创造了具有独特光彩有波斯文明。
波斯文学（又称达丽语文学）就是波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伊朗通用的语言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学）。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伊朗，阿契美尼法王朝覆灭，古波斯语也随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古波斯语，即帕列维语。
伊朗历史上的两个著名王朝，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224-651）时期通行的语言就是帕列维语。
萨珊帕列维语的文化古籍一直保留至今。
萨珊王朝的伊朗是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大帝国，伊朗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对外关系上和中国、印度、罗马等古国广泛开展了海陆贸易，牢牢地控制着中印通往西方的海陆商道。
与此相适应，科学文化也有高度的发展，宫殿建筑遗迹和浮雕石刻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都表明古代波斯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七世纪六十年代初阿拉伯人占领伊朗，萨珊王朝覆灭。
这次入侵改变了伊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伊朗人民由信奉袄教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的伊朗丧失了原来的政治地位。
被异族统治的伊朗人民要求民族独立，于是，产生了“舒毕主义”思潮。
舒毕主义者主张非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宣传伊朗文明高于阿拉伯文明。
“舒毕主义”是伊朗文学兴起和发展的政治因素。
由于伊朗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和伊朗上层统治集团日益扩大其政治势力，九世纪末，阿拉伯人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伊朗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
十世纪初，一种在伊朗东方流行的方言法尔斯语（即达丽语）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取代帕列维语而成为伊朗的通用语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波斯语。
当时，伊朗是定都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行省，因此阿拉伯语在伊朗也曾经是官方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仅限于在官方文书、宗教及科学领域使用。
虽然有些波斯诗人也曾用阿拉伯语写作，但阿拉伯语从未成为伊朗的通用语。
伊朗古代诗人正是用波斯语创造了光辉的波斯文学。
据记载波斯语诗歌早在亚古伯·列斯国王时期（卒于878年）就已出现。
伊朗文学史上第一位著名诗人是鲁达吉（卒于940年）。
鲁达吉生于撒马尔罕。
他曾作过萨曼国家的宫廷诗人，后被逐出宫廷，晚年穷困潦倒，以行乞度日。
鲁达吉熟悉民间创作，他善于从民间创作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多种体裁的波斯诗歌（如颂诗，四行诗，抒情诗等）。
他曾把从印度传入的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改写成故事诗。
鲁达吉的诗是波斯诗歌从民间创作过渡到文人创作的标志，他的作品为以后伊朗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后人称他是伊朗的“诗歌之父”。
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是伊朗文学史上诗人辈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
约在鲁达吉逝世的时候，在伊朗古代文学发祥地霍拉桑的图斯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长篇英雄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详见本章第二节）。
《王书》不仅是伊朗古典文学的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宝。
在菲尔多西逝世后的三十年，在霍拉桑的尼沙浦尔诞生了另一位世界闻名的波斯诗人，这就是哲理诗人欧玛尔·海亚姆（又译莪默·伽亚谟）。
欧玛尔·海亚姆（约1048-1122年）是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
他精通数学和历法，也研究过天文学和医学。
在数学上他有很深的造诣，曾写过代数学论文，并曾奉国王之命修订历法，筹建天文台。
他在生前已经是知名的学者，但是，在他去世后的五十年内人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
1173年才有人在一本历史著作中提到他的诗。
海亚姆在世时，统治伊朗的是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
塞尔柱王朝是一个军事封建制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发展科学文化方面远比素称开明的萨曼王朝逊色，弥漫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里的宗教势力使文人和学者感到压抑和窒息。
对这些，诗人海亚姆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道：
“我们目睹许多学者离开了人世，现在学者已经剩下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人了。
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苦难深重，正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奋力献身。
但是大多数学者却弄虚作假，摆脱不掉诡诈和做作的风气，他们利用自己取得的知识去追求庸俗和卑鄙的目的。
要是有人去寻求真理，播扬正义，鄙弃庸俗利益和虚伪的骗局，他就立即会遭到嘲笑和非议……”。
这就是海亚姆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政治上受到异族统治，思想上受到宗教毒害，科学文化上受到摧残的时期。
海亚姆的四行诗就是这个波斯人民苦难深重时代的痛苦的回声。
作为一位哲学家和天文学家，海亚姆十分关心并不断探讨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
海亚姆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的势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占了统治地位。
宗教人士在苦难深重的人们面前展示一幅迷人的天堂的幻景，对心怀不满的人们宣布神的森严的戒律。
他们给一些人以希望，使另一些人感到畏惧。
许多人就在希望与畏惧之中驯服地拜倒在神的灵光之下。
但是，海亚姆却不是这样的人。
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的观察是敏锐的，他大胆地提出他所思索的哲学问题：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们自何方而来，向何方而走?
看呵!
苍穹就象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那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只不过是我们悠然的一瞬。
海亚姆在反对宗教的诗里并不总是采取这样公开否定的态度的。
有时他好象是和宗教人士（或真主）进行辩论。
他挑战似地向真主提出这样的问题：
主呵，是你把我这样铸成，
热恋杯中酒，倾心丝竹声，
当初既然这样创造了我，
于今为何把我抛入地狱之中?
海亚姆的四行诗中经常涉及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酒的歌颂。
酒是诗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由歌颂酒进而歌颂盛酒的器皿——陶罐。
在海亚姆的四行诗中写到陶罐的诗不少，而且这类诗都具有特殊的含意，体现了诗人高于当时时代的哲学观点：
昨夜我走过一家陶罐作坊，
巧手上的陶土时时改变模样，
我发现——粗心人是不留意的，
父辈的尸土就在每个陶工手上。
这陶罐也象我们，曾经是不幸的恋人，
他也曾深深陷入发鬈编织的情网，
你看那罐上的把手，
那手呵，也曾勾在情人的颈上。
这类四行诗表达的思想是很明显的：
陶罐是用泥土烧制的。
泥土中混合着一切先人的尸骨，于是陶罐就成了先人的化身。
这实际上是指出：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物质的客观存在，人的生与死不过是物质形式的转化。
在思想领域内神学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对世界和人生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这类诗的内容不仅闪耀着唯物主义的光辉，而且也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
海亚姆是一位中世纪的勇敢的叛逆诗人。
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统治阶级称他的诗是“吞噬教义的彩色斑斓的毒蛇”。
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肃的思索，执着的自信和深沉的痛苦。
人们一接触到他的诗就立刻被那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形式所吸引。
他的语言是质朴平实的，他的心是火热的。
海亚姆虽然是当时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他自然感到无力与孤独，他的诗里充满哲理的思索，但是缺乏理想与希望，有时甚至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思想，他甚至也宣扬过冥冥中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命运。
这样，海亚姆就陷入唯心主义泥沼，否认神的存在的海亚姆又为我们制造了一尊新神。
以鲁达吉和菲尔多西为代表的霍拉桑的诗人们在创作风格上有共同的特色。
这就是语言朴实平易，不尚雕琢，叙事简练，明白晓畅，尽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和科学名词，文学史上称这种风格为“霍拉桑体”。
从十一世纪初开始，伊朗的诗歌创作中心自东向西转移。
十一世纪以后霍拉桑地区的诗文化创作相应地衰落，代之而起的首先是阿赛拜疆，继之是伊斯法罕和法尔斯。
阿赛拜疆诗歌创作的繁荣是与塞尔柱王朝及西南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的扶植和提倡分不开的。
随着诗歌中心向西转移，诗歌的风格和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一时期诗歌的用语带有浓厚的西南地方色彩，叙事更多使用比拟手法，描写更加委婉细腻。
阿拉伯语词汇和科学术语更多入诗。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表达手段较前一时期丰富，但也开始向艰深晦涩的方向发展。
在伊朗文学史上把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称为“伊拉克体”。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产生的许多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3）。
内扎米是继菲尔多西之后最优秀的叙事诗人。
如果说菲尔多西的英雄史诗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那么，内扎米的创作则明显地走向了现实，虽然他不可能完全摆脱神话的影响，但是他更多地描写了人间的爱恨，尘世的悲欢。
他的笔下已经出现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不幸的男女，描写了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展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
内扎米生于甘泽，一生都在甘泽度过。
他早年的抒情诗很为宫廷人士赞赏，但他从未在官府任职，对专事阿谀奉承的宫廷诗人表示嫌恶。
内扎米是一位博学的诗人。
他广泛猎天文、地理、神学及哲学书籍，精通阿拉伯语。
他的主要作品是《五卷诗》。
即：
《秘密宝库》（1180）、《霍斯陆与西琳》（1181）、《蕾丽和马季农》（1188）、《七美人》（又名《七宝宫》）（1196）、《亚历山大故事》（1200）。
《霍斯陆与西琳》和《亚历山大故事》都是取材于《王书》的。
《霍斯陆与西琳》写的是一个王子霍斯陆（后登基为国王）与另一国的女王的侄女西琳的爱情故事。
他们经过许多波折，终于结合，西林成了国王霍斯陆的王后；但霍斯陆并未忠于自己的诺言。
诗人在主要故事之外还穿插了一段石匠法尔哈德的故事。
法尔哈德偶然结识了西琳，他深深地爱上了她。
他对西琳的爱情与霍斯陆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内扎米满怀热情由衷地歌颂劳动者法尔哈德的纯朴的感情，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霍斯陆在爱情关系上的自私与阴险。
自内扎米创造了法尔哈德这一形象以后，法尔哈德与西琳就成了纯真爱情的象征。
后来，波斯著名诗人萨迪在一首抒情诗里曾经评论了内扎米的长诗中的这三个人物，他的见解是很精辟的：
我深深地爱你，但不忍和你成婚，
不夺朋友之志，才是爱得深沉。
霍斯陆期望西琳的是朝夕之欢，
法尔哈德力劈比斯通，才是配谈爱的人。
（注：
霍斯陆命法尔哈德凿开比斯通山，答应山开之后就成全他与西琳。
但在即将完工时霍斯陆诡称西琳病故，法尔哈德悲痛而死。
）
内扎米的另一部叙事诗《蕾丽与马季农》比《霍斯陆与西琳》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具有更高的思想性和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蕾丽与马季农》是内扎米根据阿拉伯民间传说写成的。
蕾丽与马季农是同学并且互相爱慕。
男主人公马季农违反了当时的戒律，公开表达了爱情，招致了周围人们的谴责与非难，终于他们成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牺牲者。
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
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容许男女青年公开披露爱情的。
“马季农”这一阿拉伯词的涵义就是“疯子”。
蕾丽的父亲拒绝他们婚事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马季农疯疯颠颠，如果把女儿嫁给他，人们就会议论纷纷。
正是在这里内扎米敏锐地察觉到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与青年人的愿望和幸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热情地歌颂了蕾丽与马季农的纯洁爱情，十分真实地揭示出这种爱情必然被封建势力所扼杀的悲惨的结局，从而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在众多的波斯诗人中，内扎米是有他鲜明的特色的。
他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封建势力的批判是有力的。
更为可贵的是他的这种批判是通过展示典型社会环境和塑造典型人物形象来进行的。
在《蕾丽与马季农》里，内扎米反复描写他们真诚的爱情和不幸的遭遇。
当马季农的父亲带他去麦加朝圣，想借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力量使他清醒的时候，马季农却是这样向真主表明心迹的：
我生为爱情而生，
没有爱情，我的生命也就告终。
没有爱情的心，
充满无穷的悲痛。
真主啊!
你这万物的主宰，
你这至善的神明，
让我爱得更加深沉炽烈吧，
我要是注定一死，
让她在世上永生。
蕾丽是诗人着意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形象。
他与母亲的诀别是这一悲剧故事的高潮。
诗人的笔端饱含着同情，细腻而深刻地表达了这个被封建专制主义逼迫致死的少女的满腔悲愤：
当我的生命悄然逝去，
悄然逝去，离开我的亲人，
给我描眉修鬓要用朋友的一路风尘，
着素戴孝要用朋友的一颗痴心。
洒头的香水要用他的两行热泪，
薰香的香料要的是他满怀悲辛。
成殓时我的身体要覆盖着鲜花，
防腐的樟脑，那是他的叹息深深。
我为理想而死，尸布要染成大红，
让它象我的喜期一样，彩色馥浓，
你要把我打扮得象出嫁的新娘，
入土时，盖头要罩在头上。
那为我而流浪的人听到消息，
他会满腹悲戚地赶来，
赶到这里奔丧，
当他俯身扑到我的坟丘，
心想寻求皎月，眼前却见黄沙茫茫。
诗人内扎米以一种高昂的笔调抒发了蕾丽和母亲诀别时的悲愤心情，突出表明蕾丽不是一个封建制度压迫下无力反抗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个敢于控诉封建制度罪恶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
她要求用结婚的仪礼来办她的丧事，这就更加重了悲剧气氛，加强了艺术的感染力，从而加深了对封建势力的批判。
内扎米在作品里还常提到中国。
在长诗《霍斯陆与西琳》中，他描写的石匠法尔哈德的高超技艺就是在中国学的。
在《七美人》里，内扎米还提到一个中国城市，他说这个城市象天堂一样风景如画。
在古代波斯人心目中，中国是一片神奇而美妙的大地。
这点，在内扎米的作品里得到证实。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波斯诗人，这就是哈珠·克尔曼尼（1290-1352）。
哈珠生于波斯东部克尔曼省，和著名抒情诗人哈菲兹是同时代人并与哈菲兹有过交往。
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叙事诗《胡马和胡马云》写的是一位伊朗王子和一个中国公主的爱情故事。
一次胡马在梦中遇到了中国公主胡马云，从此，他就不愿继承王位，并不顾旅途险阻，一心到中国寻找胡马云。
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胡马云随胡马去波斯。
这个故事完全是诗人哈珠虚构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中伊人民的深厚情谊。
十三世纪下半叶，伊朗诗歌创作中心由西向南转移。
十三世纪初，伊斯法罕已经成为文化中心，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这种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
蒙古铁骑从波斯北部及东部入侵，位于东北部的霍拉桑地区遭到彻底破坏。
霍拉桑文人纷纷内逃。
波斯中南部如伊斯法罕及设刺子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南迁的文人只是助长了文坛的声势，真正代表这一时代的两位著名诗人萨迪（详见本章第三节）和哈菲兹都诞生在南方城市设刺子。
在文学史上与这两位诗人齐名的苏菲派诗人莫拉维则生于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他是在蒙人入侵之初躲避到小亚去的。
苏菲主义从九世纪初传入伊朗。
这种思潮首先在城乡手工业者中间传播。
手工业者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
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失望之中便容易产生消极思想。
苏菲分子否认人世幸福，提倡禁欲主义，要求思想自由，追求抽象真理。
他们表面上不否定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有人却对其教义任意加以解释。
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桎梏的一种反抗形式。
苏菲派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类似帮会的组织形
式。
他们有自己的传道场所和自己的领袖，在组织之内对领袖绝对服从。
蒙古人入侵后，一些苏菲分子由于对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谴责进而对蒙古人的野蛮掠夺和屠杀表示反抗。
虽然苏菲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批上层苏菲分子为统治者所拉拢，苏菲主义的神秘观点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致变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人莫拉维，和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三代人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果尼叶城设坛讲学的苏菲派领袖人物。
莫拉维（扎拉丁·卢密，1207-1273）的父亲是巴尔赫著名神学学者，苏菲派领袖。
他们父子在蒙古人入侵之初从东部躲到小亚细亚，并应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之命传道讲学。
莫拉维早年见过苏菲派诗人阿塔尔（卒于1229年）。
阿塔尔对莫拉维极为称赞，把自己的诗集赠送给他。
在果尼叶时期莫拉维深受苏菲派领袖沙姆斯尔丁·大不里兹的赏识，此人对莫拉维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
莫拉维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集题名为《沙姆斯丁·大不里兹集》。
莫拉维的主要诗作是他的抒情诗集和六卷叙事诗。
他的叙事诗的内容是一系列情节上没有联系的故事。
他利用这些故事作为引导，借以宣扬抽象的真理，提倡人们要反省自修，以求达到精神上的完美境界。
苏菲派所极力宣传的一个观点就是“死而后生”。
所谓“死”就是要从自己思想意识里排除各种欲望，要摈弃各种利禄的计较，一个信徒最理想的境界就是连自身的存在都完全忘记，心中只有真主。
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消除任何自鸣得意的想法，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
比如他曾叙述过这样一位语法学家的故事：
有位语法学家乘船出游，
他得意洋洋，向船夫开口：
“你可曾学过语法?
”船夫说：
“没有。
”
他说：
“你的半生岂不虚度空抛!
”
船夫的心被刺痛，闷闷不乐，
不再回答，从此不愿开口。
一阵狂风起处，船儿陷入漩涡，
船夫问那高贵的语法学家，
“你可会游泳，请快告诉我?
”
他回答说：
“讲游泳你可不能找我。
”
船夫说：
“如今小船陷入漩涡，
看来，你整个生命就要被淹没。
现在需要的不是语法，而是游泳，
会游泳，你就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卷入波涛的，岂得生还，
当你辞别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没了你的一切隐秘。
你视世人如驴样愚蠢，
可你也如驴困在水上不得脱身。
诗人莫拉维的本意在于说明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不能骄傲自满，而是要在真主面前低下头来。
但是我们如果剔除其叙事诗的神秘成分，还这些故事的本来面目，那么，他的叙事诗集实际上是伊朗古代民间故事的选集。
莫拉维和萨迪是同时代人。
这两位大诗人逝世不久，在设刺子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另一位世界闻名的诗人，即抒情诗人哈菲兹。
哈菲兹（1300?
-1389）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笔名哈菲兹的含意就是“能熟背可兰经的人”。
此外，他还有许多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等。
使用波斯语的人们认为哈菲兹的诗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至今仍有不少人以哈菲兹的诗句占卜凶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年代。
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的政权旭烈兀王朝已经走下坡路，这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诗人晚年又赶上铁木耳对波斯的征伐（铁木耳于1380-1393占领波斯全境）。
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父亲是一个商人，后全家移居设刺子。
他由于父亲去世，幼年生活困苦，年纪很小就去谋生；他把挣得的钱分出一部分拜师求学，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波斯的抒情诗有固定的形式，通常由七至十余个对句组成（有时可达二十余对句）。
一首抒情诗不一定有完整的情节，完全是诗人抒情自己主观的感受或描写客观景物。
往往在最后一个对句中出现诗人的名字。
哈菲兹的抒情诗是他以前的诗人创作的继承和发展。
伊朗著名的文学家阿里·达什提说哈菲兹有海亚姆的思想，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
这主要是指在哈菲兹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亚姆的反封建、反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莫拉维的苏菲主义的神秘色彩和萨迪的质朴流畅的文学语言。
哈菲兹是一位不倦地追求自由的诗人。
他是伊斯兰教的反对者，他歌唱现世幸福，赞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
他反对宗教人士的伪善做作，否定他们宣扬的渺茫的彼世和虚幻的天堂。
他放歌豪饮，写下了许多颂酒的动人的诗句。
他对宗教人士的谴责是激烈而无情的。
正是在这些方面，他摆脱了神秘色彩，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情：
你高洁的圣徒不要把酒徒妄加指责，
别人的罪过，算不成你的罪过。
我行善作恶，与你何干?
谁播下什么种子，就收获什么。
既然现世的天堂近在眼前，
何必轻信圣徒虚妄的诺言?
哈菲兹自称“酒徒”。
他诗中的“酒徒”是指心口如一、洁身自好、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人。
他骄傲地歌唱：
我们可不象那些信徒，终日拜功忏悔，
和我们交往，要的是清酒一杯。
哈菲兹呵，来世的功德不过是开怀畅饮。
来啊!
让我们虔诚地把功德积累。
有时，他在颂酒的诗里，笔锋一转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
酒能提神，但狂风把花儿扫荡，
切莫贪杯，即使是琴声飘荡悠扬，
小心狡黠的密探，把酒杯藏在长衫袖里，
这时代也鲜血淋淋，和盛着红酒的杯儿一样。
歌唱爱情也是哈菲兹的抒情诗的另一重要主题。
他的爱情诗多为年轻时所作，写得感情炽烈，真挚感人。
有的爱情诗里也含着反宗教的诗句、有时他把爱情抽象化，玩世不恭地和宗教人士开起玩笑：
是醉是醒，人人都把真情向往，
清真寺、修道院，处处都是爱的殿堂。
这是一种典型的苏菲派的诡辩，但是哈菲兹利用这种概念转换的游戏反对的是宗教上层人士，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鲜血淋淋的”时代，当时波斯与入侵民族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十四世纪末，铁木耳对波期的征伐给波斯带来了又一次大动乱。
生活在这样严酷的年代里的哈菲兹所创作的抒情诗自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语句也多含蓄隐晦。
以萨迪和哈菲兹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对波斯文学语言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他们的语言摆脱了伊拉克体的传统的艰涩文风而走向平易晓畅。
他们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吸取人民群众的活的语言，经过艺术加工，而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
尤其是哈菲兹的语言朴实含蓄，细腻精练、有很强的表现力，标志着波斯文学语言已经高度成熟。
恩格斯就是通过哈菲兹的诗句而学习波斯语的；他在一封信里说，“读放荡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
（注：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104页。
）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南方诗人的创作风格逐渐发展而形成“印度体”。
“印度体”诗人们的创作立意平庸，用语俚俗，比起“霍拉桑体”及“伊拉克体”两个时期的创作水平相差甚远。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以伊斯法罕文人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复古运动”，要求诗人的创作恢复“伊拉克体”或“霍拉桑体”。
在哈菲兹以后，只是在十五世纪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大诗人贾米（注：
贾米（1414-1492）是学者、诗人，苏菲派领袖人物。
著有“七卷诗”（又称“大熊座七星”），其中四卷是关于神学及哲学问题的，三卷是叙事诗，此外还有抒情诗一卷和一些散文著作。
贾米在世时名声很大，统治者对他十分尊敬，但在文学成就上不如萨迪、内扎米。
）；此后，一直到近代史的开端（十八世纪末）在伊朗文学史上再没有产生象萨迪和哈菲兹这样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了。
伊朗现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伏路基在谈到波斯文学的成就时，列举了四位诗人，这就是菲尔多西、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
他认为这四位诗人是波斯文学的“柱石”。
的确，这四位诗人各是伊朗文学史上一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
除这四位诗人以外，海亚姆和内扎米也都在他们各自的创作领域得了光辉的成就。
对东方文学颇有兴趣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对波斯文学发表过自己的见解。
他说：
“据说波斯人认为他们在五百年间产生的众多诗人中，只有七位是出众的。
但是，就是他们所不取的其余诗人中，仍然有许多人是我所不及的”。
（注：
有的学者列举的七位波斯诗人是：
菲尔多西、海亚姆、昂瓦里、内扎米、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
参看列查·扎迪·沙法格著《伊朗文学史》，450-451页。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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