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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得意忘言说得意忘言

21.《左传》:

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

《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

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22.四书五经: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辑录,《孟子》为孟子与其弟子共同编纂的孟子的言论汇编,《中庸》和《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两篇,传为曾子所作。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始自宋代朱熹写的《四书章句集注》。

“五经”指《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著作,《诗》指《诗经》,《书》指《尚书》,《易》指《易经》,《礼》指《礼记》,五经合称始于汉武帝时。

23.以意逆志说: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提出来的说法: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所谓“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

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经》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于还原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的批评原则。

24.知人论世说:

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来的说法: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读者阅读文学作品应该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25.知言养气说: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

“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

”由此提出了“知言养气说”。

孟子认为,作者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

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

“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

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人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

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是积极的。

26.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指庄子对言、意关系的看法。

《庄子·外物》篇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谓“得意忘言说”。

在庄子看来.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

他说:

“语之所贵者,意也。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他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

庄子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

不过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

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

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7.香草美人:

美人、香草是《离骚》最引入注目的两类意象。

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

《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

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

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

“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

香草美人是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以男女君臣相比况的常见的创作手法。

28.《九歌》:

是战国时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并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抒情诗。

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

“九歌”之名来源于“九天”,古传说上天有九重,故称天乐为《九歌》。

《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从现存的《九歌》来看,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并不重,可以说《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29.风骚(风骚传统):

“风”指《诗经》中的《国风》,代表《诗经》;“骚”,指《离骚》,代表《楚辞》。

《诗经》和《楚辞》是我闻古典诗歌的两大典范和旅帜,故文学史上往往将其并称为“风骚”。

后世诗人或受《诗经》现实主义影响,或受《楚辞》积极浪漫主义影响,使诗歌创作沿着《诗经》或《楚辞》所开辟的两条道路前进。

因此而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习惯上称为“风骚”传统。

30.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战国时候产生在楚地的由屈原吸取楚神巫文化和民间歌谣的特色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义称“骚体”.它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宏伟繁复的体制、句式的加长和“兮”字的大量运用:

一是指西汉末年刘向编辑的一部楚辞体诗歌集,用“楚辞”作书名,内有屈原《离骚》、《天问》、《九章》、《九歌》及宋玉、景差等楚辞体作家的作品。

所以,“楚辞”既是一种诗体的名称,又是一部总集的名称。

31.《吕氏春秋》:

战国末年的杂家著作。

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风格也不完全统一,但它有严密的体系。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32.《淮南子》:

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编成,共2l篇,是西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即说此书:

“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

”《淮南子·要略》认为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

经纬人事”,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33.骚体赋:

汉赋的一种,指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体并且以赋名篇的作品。

楚辟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有意模仿屈原的《离骚》、《九尊》,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被称作骚体赋。

骚体赋并不等于楚辞,它已经散文化了,是楚辞演变为汉大赋的过渡形式,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代表性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等。

34.散体赋:

指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以主客问答的方式“铺陈摘文,体物写志”,虽散韵结合,但散文的意味较重,所以称为散体赋。

一般篇幅较长,规模宏大,所以又称为散体大赋。

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干,所以散体大赋可以直接称之为汉赋,一般说来,文学史上所说的“汉赋”,都是指汉代散体大赋而言。

35.七体:

汉初枚乘的《七发》“说七事以启发太子”,它全篇是散文,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叫有摹拟,亦简称“七”。

“七体”名目首见于《昭明文选》。

36.文章两汉两司马:

“文章”的概念是汉代出现的,当时指文辞。

其含义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作品。

西汉文坛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散文和赋。

“两司马”是指西汉著名的作家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文章两汉两司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汉散文以司马迁为代表,赋以司马相如为代表。

他们二人分别在散文和赋的创作领域中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37.枚、马:

是前人对汉赋著名作家枚乘、司马相如的并称。

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

“汉初诗人,顺流而作。

……枚马同其风。

”汉初枚乘的《七发》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进一步确立了汉人赋的传统和体制。

他们二人的作品都对汉赋的发展产生过重人的影响。

38.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这是西汉末辞赋家扬雄在其著作《法言·吾子》中对辞赋的评论,他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指屈原的骚赋,“辞人之赋”指宋玉的赋及枚乘、司马相如的散体大赋。

“丽”指辞采之富丽,是一切辞赋的共同的艺术特征。

“则”是“法则”的意思,“淫”是藻饰过分的意思,“则”与“淫”是区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界限。

扬雄认为屈原的楚辞辞采华茂,合于儒家的标准,可为法则。

而枚乘、司马相如的辞赋则是“极靡丽之辞”铺张过分,无补于讽谏劝谕。

这样的文学观点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39.劝百讽一:

语出西汉辞赋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法言》。

“劝”是鼓励、提倡的意思,“讽”指“讽谏”。

“劝百讽一”是说二者在赋中比例的悬殊,这是扬雄对汉大赋的批评之语。

扬雄认为汉赋本应对统治者进行讽喻,使之归于节俭,但赋中却总是用极大的篇幅和过量的辞藻铺叙他们的奢侈享乐生活,仅仅在结尾处稍微露出一点讽喻之意,结果丝毫也引不起注意和警惕,甚至欲讽反谀,适得其反,助长了奢侈的心理,如扬雄指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欲以讽谏,而帝反有飘飘凌云之志,这就深刻指出了汉赋讽喻作用的虚伪性。

40.《太史公书》:

《史记》原名叫《太史公书》,此书被称为《史记》是东汉后期以后的事。

此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它的记事上起轩辕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

全书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本纪”是以历朝帝王的顺序年代为纲的历史大事纪,是一种编年史的摘要;“世家”是有爵位封地世代相传的家族的历史,写的是春秋战国时代所存在的各个诸侯国和汉代帝王所封的王侯;“列传”是一些有才干、有作为,卓荦不群,能不失时机地建立功业,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书”是有关经济、军事、水利、祭祀,以及礼、乐方面的制度史;“表”是把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谱列成表格,以使人一目了然。

《史记》的内容广泛,艺术高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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