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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结构文献综述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姓名

张强强

学号

学院

研究生院

专业

财政学

班级

2015级经济班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摘要：

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一国经济和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经济来说，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对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优化经济结构非常关键。

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它将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发展现状，最后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指出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探索的方向。

关键字：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文献综述

一、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财政支出的各个不同部分的组合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

财政支出结构就其现象形态,它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数量关系,但实际上它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体现。

（一）财政支出结构的内涵

首先，财政支出结构是财政支出质的规定性与量的规定性的统一体。

质的规定性反映了支出结构的基本特征,而量的规定性则决定着支出构成要素间的比例关系。

政府职能决定财政支出结构,有什么样的财政职能状况,就会有什么样的支出结构,同时,财政支出结构反作用于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反映一个时期的政策倾向和变化。

其次,财政支出结构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财政支出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状态并不意味着发展的停滞,而是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制约力作用处于平衡状态。

然而,财政支出结构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会随着时间、条件变化而发展变化着。

第三,财政支出结构总是和周围事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并不是孤立的个体。

财政支出结构首先受社会资源配置总体的直接制约,同时它的结构优劣,即配置状态优化程度又反过来制约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

此外,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还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该阶段政府所追求的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密切相关。

如果该国经济发展滞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快速增长是其主要的政策目标,那么相应地,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就可以多一些,支持经济建设的投资比重就可以高一些。

如果该国生产力水平较高,经济发达,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是其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相应地,教育、科技等社会公益事业的投资以及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就应比较多,其投资和支出的比重应较高。

（二）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因素

1.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主要体现在：

一是政局稳定与否，二是行政结构和行政效率。

具体来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如外部战争爆发时，或严重的自然灾害，财政总支出及开支将不可避免地快速增加。

行政效率和行政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财政支出的结构，如果政府人员的工作效率提高，少量职能机构就能够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实现政府职能，行政开支的相对量必然会降低。

2.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影响财政支出结构主要体现在：

如果政府的经济体制和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或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发生了变化，那么财政支出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财政支出的规模，为财政支出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3.社会因素。

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因素在一定方面影响财政支出的结构和范围。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教育，卫生，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比较大，而近期的经济政策重点落在“未来”，这些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成本，并提高支出占这些项目总支出的比重。

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需求也将增加，这就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上提出了新要求。

二、国内研究综述

1978年到如今，中国走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调控的有形之手一起合作发挥重大作用。

政府调控的一大重要手段就是财政政策，而其中又以财政支出为主。

近十几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

同时，财政收入规模，和随后的财政支出规模也迅速增加。

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如何决定财政支出的结构，成为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学者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目前我国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改革意见和措施,探讨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和结构。

（一）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1]张美玲将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同一些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比较,发现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多方面的支出偏向。

比如:

经济建设费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占较大比重;科教文卫与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虽逐步提高,但仍明显不足;行政管理费支出急剧膨胀,加重了财政负担。

为了解决财政支出偏向这些问题,并有效优化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许多学者检验了公共财政各类支出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2]郭庆旺和吕冰洋等检验了中国1978—2001年的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发现虽然财政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财政人力资本投资与科学研究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且高于物质资本投资。

[3]王春元分析了中国1978—2006年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主要得到四个结论:

一是教育支出对经济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二是经济建设性支出与经济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三是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都有损于经济绩效,四是医疗卫生支出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着。

[4]曾娟红和赵福军也得到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有损于经济增长,社会文教支出和国防支出促进经济增长。

[5]张钢和段澈还发现财政支出在不同地区的表现有所不同,比如经济建设与行政管理费支出在东部和中部的较发达地区已经有损于经济增长,但在西部的欠发达地区仍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

赵志耘[1]在对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趋势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得出我国财政支出比率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支出的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弹性和边际财政支出倾向非常低下,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得出结论近年来财政支出比率逐年下滑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而在于税收限制。

胡峰[2]认为转轨时期财政支出占的比例的变动轨迹呈现反钩形,这个现象与瓦格纳法则不相符合,可被认为是中国转轨时期的财政支出之谜。

而税收下降不能解释这个财政支出之谜,转轨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才是转轨时期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变动的根本原因。

王雍君[3]通过对我国各级地方财政支出规模的估算分析,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地方公共支出的强劲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价格上涨、需求拉动、经济周期、体制变动和地方公共部门的膨胀等等,但是价格因素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汤玉刚[4]考察了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历史,并通过实证模型检验了经济分权、财政分权在到目前为止的经济转型时期财政规模决定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个人或集体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会加强微观需求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的内在关系。

《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组[5]通过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认为地方财政支出中存在支出有限增长与需要的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支出标准与实际脱节的矛盾,支出确定方法和科学管理之间的矛盾以及预算内外不协调的矛盾,建议重新设计地方支出科目,使其真实反映地方支出的本来面目建立政府采购制度,节俭财政支出改进预算编制,建立预算编制委员会强化支出监督,建立健全支出体系预算内外资金统管,发挥综合财政功能等等。

陶勇等学者[6]认为,财政支出格局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大力增加教育、科技的投入。

二是抓好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是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抓好科技支农,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刘溶沧、赵志耘[7]认为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结构是随着该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也受该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约①。

项怀诚认为,现阶段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本方向是财政资金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领域,同时适当增加对科教文卫和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的支出。

刘小莲等学者[8]认为,由于加入我国地方财政应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支出范围和结构一是为了招商引资,提高投资条件,地方政府将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因此,公共支出将增加。

二是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失业人数将增加,所以社会保障开支将增加。

陈泰安[9]认为,目前我国地方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

由于加入,政府观念和行为必须向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靠拢,加快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因此,要不断增加地方财政支出。

（三）财政支出结构和经济增长

国内的文献里面，最初是通过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中国财政最优规模。

马栓友（2000）依据内生增长理论和MPG=1的自然效率条件建立计量模型，采用1979-1998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实际MPG＞1，政府应扩大规模，增加政府消费，使之达到

26.7%的最优水平。

马树才、孙长清（2005）在A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公共部门，建立一个具有公共物品拥挤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随后分析企业、家庭、政府三部分的经济均衡，并得到是使人均消费增长率最大的最优政府规模应占GDP的24%。

在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2003）开始将财政支出划分为不同类型，从结构着手研究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共同构成总财政支出，模型的估计结果提出，财政生产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支出总水平对经济增长有负效应比较微弱，相比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而言，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而其中正效应最大的是科研教育的支出。

这说明人力资本的潜力在物质资本达到饱和时仍可不断提高。

在《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中，张海星（2004）根据1978—2004年的数据，建立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

在不同的程度上，三种公共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公共资本投资通过积累资本拉动经济增长，而后两项支出则分别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在实证分析方面，王春元（2009）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中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并将其作为投入要素，得到稳态增长率对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的偏导函数。

在此理论框架下，用最小二乘法做回归分析，在经济增长上，由回归数据分析得知，财政总支出总体体现的是负效应，科教支出起到正面作用，经济建设支出也起到消极作用，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有较大负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消极作用，但是在统计上不显着。

随着分析的深入，开始引入不同层级的政府组织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李真男（2009）在《政府支出结构与税收分配比例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一文中，将政府划分为两级，财政支出划分为三种，从而产生六种支出。

构建两级政府、三种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约束条件下求得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的稳态增长值，再比较动态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稳态值的影响，考察最优政府支出结构和最优税收分配结构，得出消费性支出对经济有副作用，对于基础建设的投资和教育医疗的投资并不一定会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转移支付比率也不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等结论。

张颖（2012）利用1998-2006年全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适当分类合并财政支出按职能分类的项目，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方向。

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和文教科卫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呈显着促进作用;科技创新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作用依次递减;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呈不显着的正相关;公共管理支出则对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并且各类财政支出的影响弹性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三、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没有专门和系统的研究,但这种思想却很早就存在并且这一问题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者们的视野。

西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威廉·配第,其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列举和分析了国防费、行政费、宗教事务费、教育费、贫民救济费和公共事业费等几大类公共支出,主张削减前四类经费,增加后两类经费,并论述了社会救济费和公共事业费的存在将带来的社会利益。

其后,意大利学者潘塔莱奥尼将边际效用理论运用于财政支出的分析之中,提出了财政支出结构的最优标准,一是支出项目本身的内在效用;二是支出项目和其他可能支出项目的效用比较。

二十世纪的凯恩斯学说提出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张性经济政策，形成有效需求，从而在短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

60年代起世界各国的财政支出占其GDP的比例不断提高，这一事实，激起了学术界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热潮。

国外关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讨论的文章很多，而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影响途径看，Arros与Kurz（1970）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引入公共资本，认为财政支出从三方面影响经济，政府购买形成有效需求，增加总需求；政府投资形成资本，提高经济运作环境和私人投资环境，从而对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公共支出又给消费者带来效用。

他们同时也认为财政支出只能影响经济向稳态转移的速度，而经济的稳态增长率是不随财政支出改变的。

从影响结果看，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一些人认为过多的财政支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财政支出一旦过量，往往在使用上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更高的利息和税务负担。

Vedder和Gallaway（1998）通过二次函数模型，提出在美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是反向相关的。

Bradley和Peden（1989）通过分析美国战后（1948-1986）的年度数据，也得出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经济增长率反向关系的结论。

Romer

和Romer（2010）通过战后数据分析提出为应对财政支出增加而采用的税收增加对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另有一部分学者声称财政支出在经济增长进程中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并倾向于发挥积极作用。

Ram（1986）、Kormendi（1983）,和KormendiandMeguire（1986）发现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原因在于财政支出提升了私人投资环境，从而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有关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讨论结果是相互矛盾的。

Barro（1990）把财政支出引入AK模型中，建立了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的GDP占比会显着影响经济增长，理论上存在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

VedderandGallaway（1998）和Sheehey（1993）将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归因为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其实呈现的是非线性的关系。

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取决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即存在一个界限值使新增单位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不再超过新增单位财政支出的边际成本。

Armey（1995）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倒U型的政府最优规模曲线，在U型曲线的顶点即是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在曲线左端，增加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一旦越过顶点，来到曲线右侧，增加财政支出则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不同国家的最优财政支出或者最优政府规模的讨论有很多。

Vedder和Gallaway（1998）基于1947-1997年的数据分析得出美国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是实际GDP的17.5%。

他们同时也推断出经合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的最优政府规模，加拿大是21.4%（1854-1988），英国是21%（1830-1988）。

另一方面，Chen和Lee（2005），通过汉森门限回归模型，对台湾1979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3季度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并将财政支出分为三大类，财政总支出、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规模用GDP占比表示，得出它们都有门限效用。

这三类财政支出的最优规模依次是22.8%、7.3%、15%。

Toye（2000）认为，为减少财政赤字而削减财政支出时，不能对各个支出项目都进行削减，也不能只削减一种支出，这样会造成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和对生产力的新扭曲。

理想化的财政支出结构应该保留具有积极作用的财政支出项目，减少生产力最低的公共服务支出。

较好的基础设施如电力、交通，良好的社会公共部门如教育、医疗等应是财政支出的保障重点。

四、国内外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综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理论上来研究，主要是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概念、原则作出界定，根据现实情况来提出优化的对策；另一种是根据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做实证分析，找出财政支出的各个分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此来确定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建议。

上述国内外的研究对今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探索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但是,我国目前的有关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学术界对决定财政支出结构变化主要因素的分析各有侧重点,但对制度变迁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较少,从制度变迁理论角度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一些问题的探讨不足;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一般从财政支出结构现状入手,分析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方面,但对已有财政支出结构所带来问题的深入分析较少;对中国最优财政支出结构中各项支出的占比问题的研究即财政应该拿出多少资金用于各项支出、能够拿出多少并未真正地加以重视和研究。

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怎样的财政支出结构是最优的?

怎样度量最优财政支出结构,如何构建模型?

不同财政环境下,财政能拿出多少资金,应该拿出多少资金给各个项目的支出?

财政支出向一些项目倾斜,那么相应的就有可能得削减其他的一些开支,这其中所涉及到了各方面利益分配问题如何解决?

深入探索并解决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这一系列问题,使其符合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客观现实要求,是顺应全球化的浪潮,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的稳定,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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