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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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氏传》序
卷一春秋序
《春秋左氏传》序○陆曰：
“此元凯所作。
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
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
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
”
[疏]正义曰：
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
“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
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
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於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
今所不用。
晋大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大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
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
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
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
“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
异同之说，《释例》详之”。
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
序与叙，音义同。
《尔雅·释诂》云：
“叙，绪也。
”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
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
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
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
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
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
自“韩宣子適鲁”至“旧典礼经也”。
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
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经之意。
自“左丘明受经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
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
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
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脩经有五种之例。
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
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
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
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鲁君子左丘明作传。
”据刘向《别录》云：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
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
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
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
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
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
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
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
时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
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
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
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
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
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於大常博士，责让之。
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於世。
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穀梁》，帝赐布五百匹。
又与《左氏》作《长义》。
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
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
○人臣奉主，品目不同。
掌事曰司，掌书曰史。
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
○正义曰：
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
“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
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
《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於《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
《礼·坊记》云：
“《鲁春秋》记晋丧曰‘其君之子奚齐’。
”又《经解》曰：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
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
《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
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脩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鲁史，言脩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记事者，以事系日。
○系，工帝反。
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
○别，彼列反。
[疏]“记事”至“异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
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
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
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
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
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
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
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
二者皆有月而无时。
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
其日不系於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
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
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
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
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
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於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
及仲尼脩故，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
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
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
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
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脩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
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
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
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
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
丘明发传，唯此二条。
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
既不以日为例，独於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
病则亲问，敛则亲与。
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
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
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
日食者，天之变。
甲乙者，历之纪。
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
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
日与不日，唯此而已。
月与不月，传本无义。
《公羊》、《穀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
先儒溺於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备详说之。
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
《春秋·感精符》曰：
“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
”《淮南子》曰：
“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
”刘熙《释名》曰：
“日，实也，光明盛实。
”是说日之义也。
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
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
《世本》云：
“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
”宋忠注云：
“皆黄帝史官也。
”《感精符》曰：
“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
《淮南子》曰：
“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刘熙《释名》曰：
“月，阙也，满而阙也。
”是说月之义也。
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
张衡《灵宪》曰：
“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
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
”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
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
“纪远近”者，前年远於后年，后月近於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
“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
观其月则异同别矣。
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
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
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
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
丙戌，卫侯晋卒”。
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
“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
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错，七各反，下皆同。
[疏]“故史”至“名也”。
○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
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
表，显也。
首，始也。
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
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
春先於夏，秋先於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
“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
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
《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
《孝经》云：
“《春秋》祭祀，以时思之。
”《诗·鲁颂》云：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郑笺云：
“春秋，犹言四时也”。
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
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
《尔雅·释天》云：
“载，岁也。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李巡曰：
“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
孙炎曰：
“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
岁，取岁星行一次也。
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
年，取年穀一熟也。
”是其名别而实同也。
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
何则？
《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
是於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
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
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
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
《礼记·乡饮酒义》曰：
“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
冬之为言中也。
中者藏也。
”《汉书·律历志》云：
“春，蠢也，物蠢生也。
夏，假也，物假太也。
秋，
即由反也，物
敛也。
冬，终也，物终藏之也。
”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
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
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
“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
”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
“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
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
”是其说也。
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於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
“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
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
春为阳中，万物以生。
秋为阴中，万物以成。
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
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
诸侯亦各有国史。
[疏]“周礼”至“国史”。
○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
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
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
○正义曰：
《周礼·春官·小史职》曰：
“掌邦国之志。
”《内史职》曰：
“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
”《外史职》曰：
“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
”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
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
《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
国在四表，故言“四方”。
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
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
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
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
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
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
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
《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
《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
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
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
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
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
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
何则？
《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
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
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
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
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
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
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
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
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
南史、外史，非官名也。
《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礼记·玉藻》云：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
《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
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
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
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
《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
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於策，○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
小事简牍而已。
○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
○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
《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
许慎《说文》曰：
“简，牒也。
牍，书版也。
”蔡邕《独断》曰：
“策者，简也。
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
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
”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
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
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
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
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
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
简之所容，一行字耳。
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
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
《聘礼记》曰：
“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
”郑玄云：
“名，书文也，今谓之字。
策，简也。
方，版也。
”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
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
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
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
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
何则？
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
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
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
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
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
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
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
此盖周礼之旧制”也。
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
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
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孟子》，书名。
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
与齐宣王同时人。
著此书。
梼，徒刀反。
杌，五忽反。
梼杌，四凶之一。
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
乘，绳证反，车乘也。
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
○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
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
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
其第四《离娄》篇云：
“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
”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
彼赵岐注云：
“‘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
‘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
‘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
”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
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
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
案《外传》：
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
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
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
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宣子，名起，晋大夫。
適鲁，在昭二年。
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
○尽，津忍反，后放此。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
”○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
○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正义曰：
此昭二年传文也。
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
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
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
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
《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
《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
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
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
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
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
人异，故文异。
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
《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
《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
《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
《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
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
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
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
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疏]“韩子”至“经也”。
○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
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
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
知是旧典礼经者，传於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於策必有常礼。
未脩之前，旧有此法。
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
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
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
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
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
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
且仲尼脩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
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告，古毒反，一音古报反。
崩薨曰赴，祸福曰告。
诸所记注，○注，张住反，字或作“註”。
多违旧章。
[疏]“周德”至“旧章”。
○正义曰：
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
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
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后昆。
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
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
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
昭三十一年传曰：
“《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
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
”注云：
“上之人谓在位者也。
”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
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
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
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
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
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
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复知。
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违也。
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疏]“仲尼”至“之法”。
○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
所脩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
“考”谓校勘，“志”谓记识。
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
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
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脩《春秋》也。
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
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
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
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
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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