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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信任及其研究意义
大学信任及其研究意义
摘要：
信任问题是当前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学应当从其学科研究上做出回应。
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说，大学信任问题具备了出场的合理性。
明确大学信任问题的界限是研究大学信任的起点。
研究大学信任的意义既是高等教育学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考察大众与大学合作关系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
大学信任；信任问题；研究意义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它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自然仰赖信任来维系教育活动中的多维关系。
现代高等教育为追求更高的绩效以适应经济社会的需求，信任担当多维关系的纽带作用则显得更为突出。
近年来研究者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本文旨在探讨在高等教育学视界内研究信任问题的可行性及其意义，以期拓展高等教育学的学术视界，提供分析高等教育实际问题的途径。
一、大学信任问题的出场
（一）从人际信任到大学信任
长期以来，人们稔熟于人际之间的信任，而对机构信任问题的关注却非常稀少，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共识，认为“信任只能被赋予活生生的行为体，而诸如组织这样的抽象物不应当成为信任的对象”，“信任只存在人与人之间，人们对机构的态度都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根据”。
[1]在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影响下就少有人将公共机构作为信任对象来讨论。
但是，近年来诸多学者在研究信任问题时看到了从其它角度理解信任问题的可能。
如卢曼所提出的“系统信任”则首先冲破了“人际信任”，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超越对具体的其他个人信任的生活模式建立起来了，……此时事物的正确秩序被视为正常的并确立为可信的对象”[2]。
随后，吉登斯提出了抽象体系信任，认为“现代社会没有任何人能够选择完全置于包含在现代制度中的抽象体系之外”，“人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基于其原则正确性的信任，而不再单独靠人际信任”。
[3]我国的研究者倪霞在其博士论文中则指出：
“被信任者是信任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预期的承担者。
它可以是现实存在的物、人和人类活动的产物（包括现实产物和观念产物）。
”[4]当前，在政治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论题――“政府信任”则实践了上述对信任问题的拓展性理解。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政府的信任已成为政治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现代主题，是开列政府改革处方的基础”[5]。
米勒明确指出：
“政府信任乃是大众对于政治权威当局及政治机构是否依据民众的规范性期待的一种评估。
政府信任是大众对于政府如何基于大众期望而运作的基本的评价，处于这一关系两端的分别为大众和政府。
”[6]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
大学作为一种公共机构和社会组织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大学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供给信任给它。
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大学无论是公立或民办大学都与政府有着独特关系，前者被人们看作是类政府机构，后者也在政府的监管之下。
因而，当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已取得充分的理由的时候，那么把中国大学的信任作为问题来研究也就当然拥有了出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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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大学信任及其研究意义
（二）关注大众感受对大学发展的作用
涂尔干指出，大众之于教育的心态往往作为一种集体表象以另一种方式记载着教育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集体表象可以起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和教育的实践，而实践又是人们构建整个社会世界的基础。
[7]基于此，一个时代的大众之于大学的感受既是大学发展状况的记录，也是大学检讨是否获得社会支持的自察机制。
另外，人们对大学的感受也是我们全面理解大学及大学问题的一个重要依据。
现今我们理解大学发展中所出现的诸多实际问题往往囿于大学本身而局限地思考，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大都不是孤立地来自大学本身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在大学与大众的关系当中衍生出来的。
如，大学角色变迁、大学功能延伸、大学改革措施出台等等无不与大众关系密切关联，此时大学往往要从大众的态度中获得其发展的参照系。
但是我们所见到的有关大学发展的研究，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
之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原因大致在于大众感受从来就是零乱与混浊的，或者纯粹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它有隐蔽、弥散和抽象品性，不但无从记载，更遑论关注了。
然而，过往对大众之于大学感受的忽视，并不意味大众的感受就可以以熟视无睹的方式去对待。
我们可以尝试去探索与大学发展相伴的大众历来所形成的感受，把它当作分析大众与大学关系特别是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资源，这将有助于我们将大学发展的问题放置于人群中去思考。
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大众社会态度和社会感受的一个表现形式――信任理应是我们研究大学问题所仰赖的依据，通过信任来解释大学教育及大学本身发展的问题，这并不是追求独辟蹊径的效应，而是实践了涂尔干上述论述的本意。
（三）大众与大学的交往现状呼唤大学信任问题出场
当下在我国人们与大学之间已经出现了零星信任迟疑的现象，并导致了相应后果，而这些后果往往影响滞后，不易被人们觉察，正是因为这些后果的与众不同凸显了研究大学信任问题的重要性。
最近的一项调研显示，一些农民家庭常常倾全家之财，甚至是不惜举债来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四年大学就读结束后却发现孩子找一份工作都极其不易，有的毕业生甚至工作最终也没有着落，又重新回到农村，有的为顾及“脸面”选择留在了城市但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劳力去打工。
很明显，这些家长经过四年投资后，其结果远远不及他们先前的期望。
不少学生家长在算着“教育账”：
培养一名大学生一般要14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教育投入至少得5万元。
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按照2000元计算，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8年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
即使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收回成本也要5年。
而教育投入最多的是大学阶段，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真不如早点就业。
[8]另有研究认为，近年农村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意愿也在降低，因为在他们看来读大学就是一种投资，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但“毕业相当于失业”的现状，让他们觉得投资风险太大――那么高的投资，回报却可能为零。
一些家长认为：
“以前有个大学生，一家人基本就脱贫了；现在有个大学生，可就要返贫了。
刚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趾高气扬，满脸欢喜，到了毕业的时候，学生、家长全都垂头丧气。
”[9]一旦人们对大学的态度出现了认知上的错位，则会导致信任迟疑，信任迟疑存在一种“晕轮效应”，它会导致不信任扩散，深刻影响着人们与大学的健康交往。
由此看来，研究人们与大学之间的交往关系，把握大学信任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大学信任问题的界限
政治学研究政府信任的方法是从确定信任主、客体来给信任问题研究确定起点。
大学信任研究也当依此为借鉴确定研究起点。
为此，需要明确的是信任大学这一信任关系两端的是谁？
即，谁是置信者，谁又是被信任者？
二者的关系结构又是什么样的？
这些问题关乎大学信任问题的界限。
信任的主体与社会活动过程中人们所发挥主体作用的方式密切相关。
“在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中，人以个体或结成组织或以大众身份三种形式来展开信任活动，建立信任关系。
信任的主体主要包括个体、组织和大众三个层次。
从而，从主体角度来分，信任主要表现为：
①个体对他者的信任，主要指某具体个体行为者通过信任行为表达的个体层面上的信任感；②组织对他者的信任，主要指某个组织或团体通过行为表达的整个组织或团体的整体信任感；③大众对他者的信任，主要指较多个体通过各自类似的行为表达的对某一共同对象的信任感。
”[10]而大众对大学的信任关系则属于第三种情形。
在这个关系当中置信者是与大学相对而存在的大众。
“大众”概念这里仅从作为大学服务对象的个人角度来理解，意指曾经、现在的家长和学生，而不含作为用人单位的社会组织如企业、单位及其它社会组织和机构。
这里仍需要强调的是大众本身是一种抽象称谓，它不是指单个人，而是将其作为个人的集合体而已，因此其具有人的基本属性和根本特征，是人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的抽象概括。
而且这里的大众完全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从政治学的意义来理解的，而只是从构成社会的个人所形成的群体来理解大众。
纵使有这样的限定，在此意义上理解的大众也依然存在相当的复杂性，因为大众从来就不可能是同质的，他们会在社会阶层、教育水平、社会资源和个人情感等方面千差万别，这些因素必定会影响到他们向大学提供不同水平的信任。
而在这个信任关系当中大学则是信任的客体。
这里需要规定的是大学并不意指狭义的某个大学，而是指称广义上的与大众相对而存在的大学群体。
这样限定的用意在于避免陷入对某个大学信任问题的过多纠缠，从而在宏观上设置一个明晰的研究框架，以便探讨大众对整个大学群落的宏观信任问题。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细分，信任对象可以分解为：
①除去学生之外的大学工作人员，如教师、管理者等；②大学作为专业性组织所遵循的运行原则；③管理大学的政府力量。
基于对信任主体的明晰与信任对象的细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大学信任”就是大众出于大学给自己（子女）提供的学习和个人发展所带来的预期获益而保持对大学持续依赖的信念。
这样理解大学信任是体现了信任关系所要求的两个核心方面，一个是主体对利益的趋向，另一个是对预期结果所抱有的期望。
正如布劳所指出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体验到的满足既取决于他们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也取决于交往给他们带来的期望”[11]。
如果与上述信任主客体联系起来更进一步解析，“大学信任”则蕴含三层意思。
其一，大众所保持的信念是大众建立在对大学的可能性行动的“自我感觉”和“判断的想象”之上的，靠着不完备的大学专业信息而概括出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是大众所要获益的。
其二，大学是一种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对它的信任尽管受到大学中个人因素的影响，但不能理解为只停留在对大学中个人的信任，而是突破了人际信任的对专家系统及其原则正确性的信任。
其三，大众对大学所保持的依赖信念，隐含着对政府管理大学过程及教育政策等正确性的信赖。
当我们纵深讨论大学信任问题时，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中还存有多维向度的复杂关系，必须更进一步界定。
在坚持大众与机构或组织之间信任的视界来考察时，大学信任仍然包含诸多信任关系：
其一为大众与大学间的信任；其二为大众与政府（隐于大学背后的力量）的信任；其三为政府与大学间信任关系。
显然，最后一类信任关系超出了“大学信任”研究的范围，而第一、二类信任关系则是“大学信任”所要研究的信任关系。
三、大学信任的研究意义
（一）信任问题的高等教育学回应
信任研究是当前诸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学也应通过自己的特色研究以作回应。
“在当今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及全球化条件下，信任变成一个非常急迫的中心问题。
”[12]人们的信任范围也从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的状况扩展到对“陌生人”社会的信任。
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的信任是建立在基于人际互动所建立的人际信任的基础上，而现代性社会的到来，时空“脱域”现象的出现，使得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过度到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
为了消除时空的不确定性，减轻社会交易的成本，现代社会必然要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系统，依据对系统的信任来克服或避免因不确定的时空所导致的不信任现象，这便使得系统信任取代人际信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任形式。
[13]大学对大众来说是基于“距离”之上的“陌生者”，是“城市里的圣地”，人们对大学的信任显然是不可能囿于特殊信任，即亲缘、地域或熟人信任，而是要以人际信任为基础扩展到抽象信任。
因此，在高等教育学视阈内对信任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系统信任研究的一个应用性研究，并且如果将这一研究深入进行下去，也是在高等教育学内进行信任研究的一次“探险”，这样就有可能取得有关这一论题研究的学术积累，拓展理论视野。
（二）大学信任研究蕴含多重社会功能
从大众角度来说，人们向大学供给信任可从信任中受益。
因为社会学理论认为信任可以代替社会控制的资源，有助于节省交易成本。
在个人与大学的交往关系中，信任付出就意味着个人不需要监督大学及大学中的知识精英，个人也不必强迫教育精英去做个人期望他们做的事情或寻求第三方执行者的要求，信任可以作为节省成本的手段起作用。
不但如此，信任还为个人开放了选择限度，而且在个人与大学之间可形成默契，使个人求得放心并具有安全感。
从大学的角度来讲，作为被信任者，信任也是极端重要的。
被信任等于值得信任，这种信任可能被用来消解自己的错误、减轻被怀疑，并且给以信任所掩盖的大学推行的革新、创新开辟广泛回旋的余地，也就是说大学在革新路上做出可能的出格之错，却由于信任赢得个人的理解和谅解。
另外，能获得信任对大学来说，也能带来自由发展的空间，激发起创新和新的探索，而这又引出大学对有利发展机遇的发现。
而在没有信任时，这种发现可能被错失。
由此可知，信任可作为一种资本积累起来，它为大学在更大范围的行为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相反，信任的缺乏往往会使得大学倍受社会压力，导致大学习惯性地墨守成规，把其掩藏在许许多多规则和律令背后。
这就意味着信任必须持续地使用并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它使大学对值得信任的自我表现做出承诺，如果大学要想摆脱与放弃这种承诺，它将面对发展的极大困难。
因此，对大学来说要赢得信任，就要做好自我表现，和大众之间互换信任。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势必要加强与大众沟通的努力，这种努力以及与大众建立的长期良好社会关系对大学来说既是一种发展的机会，也是一种制约，因为它必须考虑守信与遵守承诺，信任此时成为一种责任工具在起作用。
从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来说，关注信任的研究则根源于信任所具有的广泛功能上。
其一，信任可以作为保持高等教育秩序的重要机制。
正如社会学家彼得?
布劳在他的社会交换理论中所说的，“信任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本因素”[14]。
巴伯则干脆讲，“信任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一般功能，并且为不断相互作用的行动者和体制提供认识和道德的期望图式”[15]。
其二，信任可以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或作为其它社会控制手段的背景基础。
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上，必须依仗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人们必须信任权力，因而这种信任赋予使强有力的控制成为可能。
其三，在高等教育系统内信任可以表达和维护团结。
信任是创立和维护团结的一个综合性机制，大学与大众之间的信任表明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把二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高等教育系统内，信任不是一个零―整问题，而是在一种关系中为涉入的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
因此可以说，信任是一种“公益”。
对社会生活来说，社会学家福山将社会信任问题与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显示了信任对于国家、社会、家庭的重要意义。
而培植大众与大学间的良好信任关系，对于培育社会信任与公共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过程和基础性的社会工程。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重要理由，对大学信任研究方显得格外必要。
（三）提供一个反映大众与大学合作关系的向标
通过研究人们对大学信任状况以及信任水平程度，可以提供一个考察大众与大学合作意愿的中间环节。
因为信任毕竟是社会心理得以展现后的一个结果，人们对大学供给信任的程度与水平，往往可作为表达大众与大学合作情况的“社会晴雨表”，是合作关系健康与否的向标。
通过此，无论是大学管理者还是管理大学的政府部门在检讨各自所做出的大学教育政策时就会有可参照的依据，从而使大学健康和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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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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