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30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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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30年

中国外交30年——成就与挑战

王逸舟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前言

大家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知道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了中国这艘大船，那么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光是国内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引人注目的进步，而且从外交和国际关系来看，同样取得了历史性的跃进。

那么今天我想结合自己对中国外交的一些研究谈一谈，在过去30年我们的外交到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另外呢，他形成的哪些特色，还存在一些什么样不足或者说可能改进的地方，我想分三个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报告。

第一点，我想谈一谈三十年中国外交最主要的成就。

一、三十年外交主要成就

第一个方面，我想大家都能看见了，在过去30年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再上议事日程的首要地位，我们的外交也发生的相应的类似的变化，那就是外交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家的建设、中国民生的这种改进，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也反映出我们的外交人我们的外交体制对国家形势国际观的一种新的认识。

（一）对改革开放、国家建设起保障作用

大家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十年以前的时候，我们当时对世界是一种充满着焦虑、紧张、不安的心理的，确实在那个环境中间，战争与革命这样一个主题，曾经长期的成为我们对外工作，对外斗争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当时的口号就是要不断的推进世界革命，甚至某种程度上讲，在某些时候我们主动去输出世界革命，把自己看成是全球一片红的一个主要的承担者，一个推进者，那么30年以后我们看看今天，中国人的观念虽然是静静悄悄的变化，但是也是翻天覆地的一种革命，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说完全和30年前是不同的，我们现在强调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是一个走向新的合作互利共赢这样一个时代，中国跟30年前也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是对世界的一种现有体制的一种批判者，造反者，一种推翻者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更多是一种合作者、建设者、负责任者，我觉得这种变化纵观三十年的这样一个进程，可以说是一步一步走过来，一步一步的成为我们外交工作的主题，深深的印记在我们所有外交人的脑海里，从过去的革命意识到现在的建设性的意识，我觉得实际上既是中国国内经济社会建设的一种折射也是世界环境外部条件发生的一种反映。

从国内来看，中国过去三十年，把经济放在重心的位置上，一切工作服从于国内经济建设、改革、发展这样一个总体需要，那么外交人呢，也同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外交时刻要考虑如何呼吁我们革命的目标，如何根据我们党的这样一种推进世界革命的总体，这种纲领去做，坦率的说那时候外交人也希望同国际惯例保持一个相对的一致。

在国际交往中间尽可能推进我们和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很多问题上，为了建设新的经济政治秩序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但是那个时候毕竟国内的重心国内的口号的基本着眼点是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的革命，继续的革命，始终推进革命，在这样一种比较左的气氛下面，外交人实际上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很多时候外交他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按照外交交往一般规则去行事，也经常带了很多革命的口号，很多时候带着意识形态的标识很多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对待、去区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阵营，去驱使我们的政策。

比如说在对非洲问题上面，那个时候革命的意识占了首要地位，那么对一些发达国家问题上面，我们基本上采取一种对峙的、对抗的、敌视的态度。

因此三十年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的外交有一种更加开放的自信的一种态度，中国人呢，越来越多的承担了一种建设性角色。

有人讲得很形象，我们过去外交官，过去很像将军始终是把对敌斗争放在外交工作议事的首位，现在我们外交官很大程度是要保障中国经济建设，是要招商引资，我们很多大使利用回国述职，甚至休假的时间，就到各个地方去到各个省各个区甚至更下面的单位去牵线搭桥，去把他所在的那些驻在国的情况加以介绍，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多，我们看一些大使，一些外交部领导他们的回忆录，或者是一些报告，能看得清楚，这个角色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而且早期我们的大使很多就是将军，大家知道我们建国后，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批大使，都是从各个兵团，各个中队挑选的一批将军，一批高级将领，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可以说千锤百炼在战争中间打磨出了一种性格，对敌斗争非常坚决，非常勇猛非常坚毅，那么把这种风格带到了建国初期的中国外交当中去，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中国外交主要的目标是如何立起来，如何在外部对红色中国一片误解声中间，那么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所以那个时候，将军大使可以说非常形象的刻划出我们早期，头一段时期中国外交的特色，而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外交越来越多的职业化，我们很多外交官都是从外交学院，外国语大学，从各个党委的各个院校的外交系毕业的，所以他们经过了专业的训练，懂得各国的一些语言一些风俗习惯，他们更多的是像全球各地的外交官一样，用一种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外交，所以从过去那样一种将军大使到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我们看到一代一代外交人的身份的变化，他们的个性，他们的专业背景的变化，也能反映出过去三十年这样一个剧变，就是中国人对国际环境有了新的认知，和平发展时代的主题，逐步取代了传统的这种战争与革命的主题，那么我们外交的工作从过去主要是一种对敌斗争为主线，到现在更多的是保障国家的改革发展，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的保障目标，发展成为第一主题，我觉得这是中国外交过去三十年最大的，最重要的变化，也是我们外交最重要的一个引擎，是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

第二点，我觉得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外交形成了一种新的我们叫全球村的意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意识得到的增强，而且在不断的提高。

（二）履行全球义务、国际成员意识得到增强

我们纵观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环境的变化，能够发现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在全球事物中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是战后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我在很多地方讲过，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国际政治是一种无政府政治，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是一种在缺少主权政府，缺少权威的情况下，大家互相之间你争我夺，混乱无序这种状态。

但是二战以来的国际关系变化应当说发生了一种深刻的改变，对我们传统这种认知，对国际政治旧的这种想象，提出了很多置疑或者说修整，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虽然我们还看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说国际法就能够有那么硬的约束，像各国国内的法律一样的，能够对各国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起到某种约束性的作用。

但是我想说，战后以来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在起着一种日益增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一个重要点在于他提示着国际发展的一些方向，从某种程度上讲，规范着，约束着各国的一些行为，一些准则，成为判别是非判别国际争议争端的一个重要尺度。

那么过去呢说实话，中国像很多国家一样，对这个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并不那么认同，尤其在文革期间，我们不管外部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约束，我们按照我们国内的这种政治逻辑就是自己在发展，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在我行我素，那么最近三十年不同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变化非常关注，对国际上的这种气氛，特别是这种发展动向非常敏感，比如说在国际环境领域90年代初期联合国通过了牵连议程，那么我们紧接着没过两年以后，中国政府也通过了这个牵连发展的这个规划，那么国际社会在80年代后期，通过了海洋法，形成约束各国海洋关系的一种大法，那么中国在90年代以后，也签署了这个海洋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非常严格的按照海洋法的规章，各种要求去办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大国，在核扩散领域，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这个武器的领域，在这个对各种中小规模的武器进行出口登记，等等等等方面就是军控裁军方面，那么也能看到中国从过去一个体制外的国家，逐渐变成一个的体制内的国家，变成这个体制内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起着一种重要的引导性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看在东北亚核体制问题上面，中国起了一个严格的导向，引导作用，我们对于朝鲜半岛的核扩散的阴谋及时的加以组织加以劝说，对有关各方面加以调解，并且在北京建立了六方会谈的平台，实际上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起着一种重要的负责任的引导性的大国作用，在其他的很多领域我们看到都是如此，不光是刚才提到的像环境领域，像气侯变化领域，像安全领域，防止武器扩散领域，在这个其他方面都有类似作用，这说明了中国人现在，我们叫地球村一员的意识，是在增强，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命运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命运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个观念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增强的，我们看历史党代会的文件，看我们主要领导人的讲话，看我们外交部门各种对外的宣誓都能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这一点。

特别是大家如果注意到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了今天中国的发展跟今天世界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我说这也是反映出我们中国人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这种意识在越来越增强，那么从我自己对中国外交的研究看，我觉得9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提升点，97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和各国来遏制金融危机扩散的努力，逐步推进，中国在亚洲地区起了一种日益增大的引人注目的负责任大国作用。

从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叫负责任大国的口号开始提到议事日程，我们的外交文本，我们各种各样的对外的宣誓，包括我们国内的重要媒体，越来越多的提到了中国对地区安全和全球社会的一种义务和承诺，越来越多把我们说成是一个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国家，这个角色的转换到了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在日益加快，日益明显，从2004年05年06年这几年来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间角色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过去主要是接受援助，国际粮农组织对中国的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给中国贷款，像日本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给中国一些ODA，就是政府间这种援助，所以过去改革开放头一段时期我们还主要是一种接受者，从过去闭门，不需要任何外援，哪怕我们自身有很多问题，也拒绝外部任何的援助，到改革开放的头一阶段，我们接受外国的援助，接受各种各样的技术，管理，资金，贷款，那么到了刚才提到了2004年05年06年最近这几年间，角色开始变化，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停止接受援助的角色，但是另一方面讲，中国越来越多的提供，根据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力提供一些援助，比如说我们对于各种国际间的一种灾害的发生，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援助，你比如说海啸，像美国的海难，像阿富汗，另外我们在国际维和部队中间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现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间提供维和兵员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在西非有了中国的将军担任战区司令，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人的角色在转变，中国越来越多的成为一个国际上的一种捐助者，一个在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的一个国家，虽然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还没有跟我们国内社会民众这种期待跟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包括联合国的期待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跟过去的中国比，跟三十年前的中国比，角色的变化是非常重大的，中国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的意识和贡献是大大增强了。

第三点，我认为同样重要的一个进步是什么呢，在过三十年间，中国的外交越来越多的朝着一种外交为民，以人为本这个方向在变化。

（三）以人为本，外交为民

我这里有一组数字，可以帮助大家来理解为什么中国外交会出现这样一种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出国的是不多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中国人一共才出国28万多人，大体上一年平均起来也就是九千多人，不到一万人，那么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情况变化了，中国出国是越来越多，与日俱增，特别是最近的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提高，随着中国人看世界，了解世界，走到世界各地去观光，去旅游的这种兴趣不断上升，这个中国人出国人数是越来越多，我们去年年底这个出国有四千万人，另外到香港澳门台湾还有很多很多人，从过去的一年不到一万人，到现在达几千万，大家想象这个情况是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么他也预示着，中国必须发生一种改变，就是服务对象变化了，过去的外交因为那个时候出国人少，而且主要是领导人，主要是一些外交大使，一些谈判代表，一些我们政府国家的政治家，所以外交主要是一种礼宾外交，服务于高层的出访接待来访这样一个任务，服从于国家的这种军事的安全的这种大局，比方说中美俄三角角色，中国和美国日本的建交，中国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战略性的关系调整，所以那个时候外交用我们专业术语叫主要是一种高政治，（英文），就是主要聚焦在这样一些大事大局大战略，宏观的这种大方向上面。

那么现在了，虽然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中国外交仍然重视大国外交，仍然重视主权，仍然重视军事安全，但是呢，像我刚才提到的由于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出国是一些因私出国，是一些旅游者是一些打工者是一些留学生是一些企业家，而且他们的人数占了我们出国人数的绝大部分那么外交的服务对象不知不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95%以上都是公干的话，那么现在出国的人99%都是因私出国，在我刚才提到的几千万人中间，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旅游者，是留学生，是打工的，是企业家，我们现在全球留学生中间中国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群体，占了全球留学生总数的大约1/7，我们中国旅游者也是一个增长数目最快的旅游大军，中国人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个国家，130多个国家去旅游，而且可以预期未来几年有更多的国家把中国接纳中国游客去到这些国家去游玩，去观光，这个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打工者更是可以在在全世界找油，全世界去开矿，全世界去运输，在很多巴拿马注册的一些油轮，以希腊船东他命名的一些大的货轮，其实很多都来自于中国，是我们中国的劳务大军，是来自于我们沿海内地的各个省份，都是大量输出的这种新一代的中国劳动力，劳工大军。

那么在这么多的人中间，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给中国创造了更多的外汇，给这些打工者，游客，留学生给他们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当然另一方面来看，同时他们也带来了外交的服务任务的挑战或者说难题，比如说安全，他们的人生，他们的财产，在海外遇到各种各样的不测事件，这些都从我们外交人员，外交部门，外交官平时大量去处理的，大量面对的一些事务，我听一位外交部的领导讲，他们现在一天接获的各种各样来自于海外的中国人员，各种各样的事件，各种各样的危机，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报告，比过去一年都要多，这个可以很自然的想象，过去一年平均不到一万人，现在一年达几千万人，而且我估计未来几年，很快就能突破一亿大关，这个数量你想翻了这么多倍，他自然，哪怕是很小比重的外出人员发生了问题，你比如说在有些打工的地点，跟当地的部族，一些武装一些恐怖势力，这个跟他们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在有些国家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大幅度的这种很高产量的长期的这种销售也带来了当地的一些行业的竞争，一些个别企业的破产，一些失业的时候，也带来了我们前些年看到有些国家中国的携程被封毁，中国的物资被查抄，中国人被平白无故的被去抓起来审讯，这个时候呢，往往主国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后盾。

我们外交官就成为最前沿的，第一时间赶到的中国代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去跟当事国的有关部门去交涉，有的时候受到委屈的时候，必须帮他们解脱，现在实际上这个工作，应当成为我们外交工作的一个特别繁重的任务，成为一个量特别大的一个方面，这个所以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我觉得这个口号不止是说个别领导人，我们外交部的首长，他们头脑想出来的，而是形势使然。

中国发展到今天，他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对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服务对象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第四个方面，在过去三十年间，我觉得随着中国和世界关系的这种变化，随着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方面的情况，有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看到中国外交过去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成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外交决策过程中间，这个社会的参与，公众的参与，公民个体的参与在逐渐的增多，外交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民主化，科学化，走向一个更加符合国际惯例符合更加理性科学的轨道，这样一种方向。

（四）社会参与逐渐增多，外交决策过程民主化

我认为这个变化呢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出现了一种外交民主化的进程，外交已不再是过去那种小范围的，密室似的，少数人的决策，他越来越多地面向公众，要搞公共外交，外交是各个部门，各种利益互动的一个结果外交过程，外交的决策不知不觉的变得更加民主化了，我这里讲几个具体的事例吧，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年特别是90年代后期的以来的十年间，外交部门跟有关咨询部门跟学术界，跟专家学者的互动明显是加强了，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这些年来，参加有关外交部门的研讨，一些对策咨询，一些专项的分析，可以说比过去多了很多，现在包括我的同事，我们社会科学院包括我们知道的很多北京、上海各地学界的一些同行，他们都很大程度上，参与到这样一个过程，受到了外交部门，或者是有关方面的邀请，去对中国外交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些意见，作为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这个过程就是外交部门与学界与研究界的这样一个谘商互动过程是大大加强了，这个加强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地步。

我们看从中央从这个总书记，总理他们率先作出这个表率，我们的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从十六大以来做了很多很多次，40、50次了，那么在外交部在其他的商务部门在中国政府各部门也都在中央精神的感召下面，引导下面，也都就各自的专业，各自的方向，加强了同有关学者有关专业的这种协调，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自己感觉是非常有益的，他一方面帮助了学术界了解外交的运作，把我们知识能够转化为现实的一些决策，另一方面外交部门在他们繁忙的工作之外也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一些知识，得到一些更加基础性的，更加有学理性的，更加宏观的，一些理论上思想上的一些启发和提示，我觉得这个互动过程在过去十年间，是非常明显，非常有效。

再一个例子，我们看外交部门和这个公众之间和媒体之间这样一种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接近，也在大大加强，我们看过去这些年，外交部设立了专门的这种公众服务日，外交部的领导从部长到各个司的局长到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在公众活动日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各方面的学生，媒体，公众，一般爱好者，去对话，去交流，外交就让人感觉他那个神秘的面纱逐渐的被揭开了，而且外交部门非常主动，外交官们非常平易，过去看上去以为我们外交部的部长们，外交的大使们，好像很威严，对外关系中间非常神气，但是从同公众接触中，逐渐消除了这样一种原来的神秘感，大家觉得距离一下就拉近了，这样的报道很多的，我们看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外交部门同公众同媒体同社会的这种互动是在大大的加强。

我另外还注意到，外交决策过程民主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就是外交决策他不止是外交部门自身做出来的，他还在部门之间，部级的协调，部会的沟通，外交部同各个省市之间的谘商，这个反复的多样的多元的过程，最终得出了一个结果，外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确实是朝着一种更加平衡的，更加多元的，更加民主的方向在发展，我们比方看到像这几年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在日益加强，不管是政治经济文化贸易各个方面，那么领导人到非洲出访了很多次，那么在外交这个来看，商务部央行财政部包括当然外交，部门与部门之间建立了协调的机制，比如说对非的贷款，对非的各种具体的项目的援助，包括我们这个志愿者，他这个协调机制非常复杂，我曾经了一点调查发现，他这个中间不是一个单线，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存在很多很多线索，他这个协调互动过程可以说有很多个反复，这样的话，历历史的看，中国外交的决策不仅仅是少数人拍板，一次性的完成，他更多变成一个多个部门的参与，社会公众的关注，学界研究部门的这种谘商，再加上各个部委之间反复的互动，最终，特别是重大决策，我们最高领导政治局党中央，国务院最终拍板决定，这样一个决策的过程，形成一个外交的多层次的一种可以说是金字塔，他这个决策的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我觉得决策的理性，决策的科学性，决策的这种有效性，民主化，都大大增强了，而且我觉得他使得我们犯错误的几率减小了，而纠正错误的速度加快了，总体来讲，中国的外交朝着一种更加民主的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

最后一个，我觉得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外交的重大变化就是，跟上面提到的有关系，我觉得在过去三十年间，我们外交制度创新是大大加强了，外交的活力有了机制上的保障。

（五）外交制度不断创新，外交活动得到机制保障

这种外交制度创新，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过去这个领事保护，领事制度过去是很小的，外交部内很小的一个处，后来随着我们对外业务的方向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司，现在又变成了一个领事保护中心，他这个人员越来越多，他日常的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他活动的频率越来越繁忙，这个你如果能够做一个具体的考察，看过去这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外交网他这个网页上的内容的变化，你就发现有关领事保护的制度，各种各样的通报，各种各样的规章的发布，各种各样对公民出去提示，占了我们很多一部分，成为外交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也是外交部的领导外交部的各级部门，我们广大的外交官，在过去这些年一个心血的一个结晶，外交领事保护制度的逐渐完善，他的功能大大加强，他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公民生命财产这种有力的保障可以说是我们外交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个再比如说像我们见到这些年，中国率先推动了一种所谓叫大国战略对话机制，也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作用，我们首先是和美国开展了这种高层的战略对话然后又同俄罗斯，同欧盟，同日本，同一些世界的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之间建立起了高层的战略对话，而且从我自己的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战略对话得到的非常高的评价，在这个外部世界，是非常看中的，看中这是中国外交非常有活力的，非常主动的一个重大设计，他一方面保持了原先这种外交部的具体部门的功能性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讲他又不止是说谈一下当下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他更多的是一些中长期的，一些宏观的一些大问题，你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有两个轨道的战略对话，一个是安全的这种对话，一个是双方之间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对话，都是国务委员和副总理级的，加入了很多部门的部长或者是常务副部长进入这个对话平台，美国也是一样，财务部长或者是常务副国务卿来牵头，有很多重要的部长重要的领导人来加入。

这个对话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使得双方在除了一些功能性的，具体的事务性的东西之外，能够研讨一下重大的利益的关切，来看到可能存在的一些重大危机点，在这些危机达到爆发程度之前，使之消除在萌芽状态，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实际上我觉得制度创新中国做得可能在各个大国中间做得是最主动，最早，也最有成效的一个，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也使我们外交显得更加有创意和有主动性。

另外像我们外交工作中间，看到很多新的设置，比如说外交档案现在逐步的对外开放，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这个研究需要，去外交有关部门去查阅，还有很多这种设置都反映出外交制度创新他使得我们外交这个保障任务得到了更好的制度性的基础性的这种保障，总体上讲使我们外交的活力变成一个可持续的东西，外交部门可以说是我们过去中国政府推动和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一个缩影，外交部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中间，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部门，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得到各方面的公认，这一点我认为是过去三十年间，总的来说是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外交取得的一些最主要的一些进展。

下面我想讲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在过去三十年间，通过这些外交的创新，通过这种努力，我们有一些样特色，刚才讲的是成就，那么在成就之上又有哪些是特色？

二、三十年外交形成中的特色

我们先讲经济方面我们看到一国两制，我们看到了经济特区，看到了承包制，看到了特殊的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的结构，他的体制他的安排，那么同样，我们作为外交学者，作为研究部门也有理由去分析我们的对外关系，我们的外交，我们的国际战略，总体上来讲，这个对外关系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讨论中的问题，很多东西还在实践中，所以我这里谈一下，不一定很成熟的，不一定很全面的看法，供大家学习研讨中参考。

我认为在过去30年间逐步的形成发展出一些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我把他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觉得中国外交在过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