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 古 日 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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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古日记
格古日记
格古日记
（五十六）
2008年
6月1日星期
日
《格古日记》儿童节复出
裴光辉
去年3月发布了《格古日记》第55期（写到3月15日）后，由于个人生活及本日记的纸媒体出版谈判、交涉等原因，中断了一年零三月。
这期间有无数热心读者通过电邮、电话等各种渠道催问新的日记的发布，还有不少朋友更因此而关问我的身体状况，真情厚意实令我感动。
在此向
众网友报告：
首先，拙人身体无恙，越活越年轻。
今天是儿童节，俺这个大龄儿童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和鉴赏界的大龄儿童致以节日问候！
其次，《格古日记》从今日起恢复在互联网发布，仍为半月一期，每月15日及月底发布。
敬请关注，欢迎指导。
最后向广大的网友表明心迹：
《格古日记》将一如既往秉持童言无忌，有错就改，求真求实，回报社会的写作宗旨，免费（不设置任何阅读权限）向网友提供我的鉴赏心得。
文物鉴定从娃娃抓起
裴光辉
《光明日报》（网络版）有一篇题为《文物鉴定从娃娃抓起》的报道，言“南京将针对广大青少年开设‘青少年古玩文物鉴赏修养班’”。
“从娃娃抓起”的提法太好了！
“从娃娃抓起”是培养文物鉴赏人才的最佳时机，而且几乎只有“从娃娃抓起”才有可能出文物鉴赏人才。
吾虽不才，但涉足此道之学习也是从少年起步，故对“从娃娃抓起”的提法深有体会。
因为文物鉴赏作为一门学问实在可谓博大精深，其特殊性决定了其成才之路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
成年以后才“半路出家”学习文物鉴赏不能说没有成功的可能，极个别人凭借其卓异的禀赋和十倍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也有修炼成功的例子，但“成才率”实在太低。
而如我等这类“中才以下”且摆脱不了人类好逸恶劳惰性者，“从娃娃抓起”尚且难保成功，何况“从成年以后抓起”？
无功而返几乎是命定的。
如今那种招生广告满天飞的短期文物鉴定“培训班”“英才班”其教学效果我实在不敢恭维。
不少招生广告还大言不惭曰“包学包会”实乃欺人之谈（“包学包会”下一句则是“学不会者可免费继续留班学习，直至学成”，其中妙谛耐人寻味！
）。
靠数月或一年半载的“速成”“强化学习”就能操刀文物鉴赏，这是置专业常识于不顾的很不诚实的承诺，按如今流行语的说法就是“忽悠人”，其目的说穿了只不过是敛钱而已。
而明知其故却甘愿被“忽悠”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的缘故和动机就不必说了。
如今，文物鉴定的“培训经济”如火如荼，而实际上培训出了什么“英才”却可想而知。
（似乎还不能绝对地说培训班就没有英才：
比如有个别参加培训的人之前本来就是从民间从小到大、长年累月自学成长起来的英才，却缺乏自信，迷信名校名师，非得到短训班镀金一时，获得名校“修业证书”的“印可”方才安生。
这类人士，与其说是培训班培养出来的，不如说是给培训班撑门面的。
不过我实在为这类极个别的英才惋惜，以他们的从小到大、长年累月在文物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完全有资格当那些培训班徒有其名的教授的师傅，却屈尊纡贵反师为徒，自取其辱。
难道就冲着他名牌高校或名师之名而来？
好不自爱也！
）
可悲的是一些著名高校和学术机构为了“创收”也乐于搞这种短训班（拙人也曾多次拒绝组织者的“诚邀”）！
中国的最高学府和著名教授、“顶级专家”居然认可并参与这种胡闹，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为什么身为社会良心所在的教授们不敢对这种骗钱行径说声“不”字？
因此，“从娃娃抓起”的提法可以说是对成人短训班荒谬做法的一个拨乱反正，值得提倡。
因为它是顺应文物鉴赏教学规律的正确做法。
我有一个愿景，希望中国能出现一家十年制的文物鉴赏学院，学生从15岁的少年中招收，经十年的学习和实践，或能出现一批德才兼备的文物鉴赏人才。
十年的学制，应是最低的要求，而且只应是本科阶段的学历。
如果培养高级人才，续办研究院，则应在15年以上。
这样的构想，是受到藏传佛学院的做法之启迪。
（如格鲁派佛学院需修满15年才有资格考取考取格西学位，至于更高级的学位则需20年以上，考取最高学位甘丹池巴则需30年以上光阴）。
一位僧才的养成，需15年之“闻、思、修”；而一位鉴定人才的养成，同样需要常年累月的理论和实践的积累，因为文物鉴赏虽是世俗的学问（世谛），但其教学内容之广博渊深却在其它一般学科之上，故非十年以上之功，未能克成筑基之业。
然而从此篇报道的内容看，我难免又觉有不容乐观之处，如曰“据有关人士透露,‘青少年古玩文物鉴赏修养班’分玉器、瓷器和书画三类,全都由南京博物院的专家亲自授课,而授课形式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绝不是‘纸上谈兵’。
专家们不仅会给孩子们讲解古玩鉴赏的基本知识,还会把孩子们带到南京博物院的展厅现场看文物,甚至库房文物都会让孩子们现场观赏。
”其一，清一色的馆院派专家授课，不可避免导致学生产生“偏食”现象。
这几年对于馆院派专家在文物市场上表现的局限乃至无能业界已经有不少中肯而尖锐的评论。
为什么不考虑同时也邀请“市场派”专家？
其二，仅仅观看馆藏品够吗？
为什么不带学生到市场上“练眼”？
只看真品，不看赝品，则不排除将来培养出跛足鉴定家的可能。
因此，我对此报道的赞赏，只限于标题本身，对其内容则不能不说有重大遗憾焉。
6月2日星期
一
清代督窑官奏折选读（三十一）唐英奏折
次色瓷器变价销售不能年清年款折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宸宛卿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
为次色瓷器不能按年销售变价，银两不能年清年款，奏明恭请圣训事。
窃照江西窑厂烧造瓷器，每年选落次色器皿，于乾隆七年按照烧造成本估计，即在本处变价。
所得变价银两，例应按年解送内务府，年清年款。
惟是选落变价器皿，名虽次色，究系官窑瓷件，釉料既高，工价亦倍，非比民间常用器皿易于销售。
奴才前一任管理窑务，承办变价次色，自乾隆七年起至十四年调任粤海关止，此八年内变价次色器皿，不能按年销售，以致变价银两不能年清年款。
迟至乾隆二十一年，始将奴才前一任内次色变价银两完缴清款讫。
所有奴才由粤海关复调九江关，自乾隆十七年至今应行变价次色器皿，又已积下四五年。
伏查次色器皿，悉系动支钱粮烧造，则变价银两，即与正项钱粮无异。
今因各器不能按年销售，以致变价银两不能年清年款。
奴才目击实在情形，夙夜实深惴惧，又不敢因循坐视，迟误钱粮。
为此缮折奏明，恭请皇上教导。
谨奏。
朱批：
内务府大臣议奏。
裴按：
此则可与乾隆八年《请定次色瓷器变价之例以杜民窑冒滥折》参阅（
6月3日星期
二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1）
官窑青瓷
裴光辉
《官窑青瓷》2002年12月由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现稍作修订后发布。
2008年6月1日作者谨识。
一、汴京官窑·修内司官窑·郊坛下官窑
中国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朝廷官办窑厂，目前还众说纷纭。
但宋代政和到宣和年间（1111——1127）在都城汴京设置的“官窑”倒是可以确知的、并且是第一次以“官窑”命名的朝廷官办窑厂的开始。
有关宋代官窑的历史悬案实在不少，问题主要围绕在两大方面：
一是存世（传世和出土）官窑器本身的问题；一是宋代官窑窑址的问题。
这两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争议颇大。
先说窑址。
据南宋人顾文荐《负暄杂录》记载：
“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宣政”就是宋徽宗年号“政和”（历时7年）和“宣和”（历时也7年）。
中间有“重和”1年，共历15年。
这也是北宋王朝的最后15年。
（宣和之后是“靖康”，即遭“靖康之变”，钦宗赵桓被掳，高宗赵构立偏安政权
于临安——今之杭州，定年号“建炎”，此南渡政权史称“南宋”。
）所以顾文荐所载的官窑被称为“北宋官窑”。
当时的“京师”是汴梁（又称“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故又称“汴京官窑”。
如按上述文献记载，汴京官窑实际只存在15年便随着金人的入侵、北宋的灭亡而废弃。
图580官窑葵瓣口折沿盘（宋）
高2.8厘米，口径14.6厘米，底径8.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6月4日星期
三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2）
宋室南渡后，在新都杭州另立官窑，我们称之为“南宋官窑”。
南宋官窑的窑场先后设在两处。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南宋叶寘的《坦斋笔衡》：
“中兴南渡，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
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澄泥为范，及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
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根据这段记载，南宋的两处官窑分别称为“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和“郊坛下官窑。
”
这样宋代官窑就有三处：
北宋的汴京官窑和南宋的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
图581官窑花口铺首瓶（南宋）
高25.5厘米，口径11.8厘米，外撇六瓣花口，六楞圆垂腹，外撇六瓣花圈足，肩部饰衔环铺首一对。
釉色粉青，蟹爪纹开片。
1985年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6月5日星期
四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3）
二、是否存在北宋官窑
汴京官窑具体在什么地方已经无从寻找。
因为汴梁入金以后，黄河水患频仍，又经数次黄河改道，汴京城渐被掩埋于泥沙之下。
据考古钻探所测，北宋汴京遗址在今开封市地下6米深处，又因黄河河床高悬导致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几乎无法进行，所以要从考古发掘发现汴京官窑遗址恐怕只能是个遥远的梦想。
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所谓北宋官窑就是汝窑，而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汴京官窑”。
也就是否定了顾文荐“京师自置窑烧造”的说法。
但以传世汝瓷和传世官窑器（主要收藏于台北故宫、北京故宫和英国大维德基金会）两相比较，二者在胎釉、造型和工艺上均有所区别，说明它们来自不同的窑口。
又，提出“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不只南宋顾文荐一人。
与之同时代的叶寘也持同一说法：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
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叶寘《坦斋笔衡》）
顾文荐和叶寘都是南宋人，均去北宋不远，他们的记载可信度应该说是比较高的。
又所引文献有两点很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京师自置窑烧造的时间，两人说法稍异：
顾说是“宣政间”，叶说是“政和间”。
这说明两人不存在互相袭说的问题，而是根据自己的考察作出的独立判断，或者说明他们的结论是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
这样的两个结论表明汴京官窑的存世时间在南宋时已说法不一（“宣政间”可存在15年，而“政和间”最多7年，差别不小），但同时
又表明了“汴京官窑”在南宋人那里是被确认无疑的——他们看法不同的只是汴京官窑存世的时间而不是汴京官窑的有无。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叶寘《坦斋笔衡》这段话中，“汝州青瓷”与京师自置的官窑（汴京官窑）是并举的，“遂命汝州造青瓷”的后文是“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这已经把两窑（汝窑和汴京官窑）的不同性质点明了：
汝窑是命烧的，是贡窑；京师窑是“自置”的，是官窑，两者不是一回事。
虽说汴京官窑的存在难以否定，但其遗址毕竟已难以寻觅，那么南宋官窑的遗址是不是可以找到呢？
图582官窑圆洗（宋）
高6.4厘米，口径22.6厘米，足径1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6月6日星期
五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4）
三、修内司官窑发现于抗战前，乌龟山窑是修内司官窑不是郊坛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是发掘比较早、调查比较充分的南宋官窑遗址。
但它究竟属于修内司官窑还是郊坛下官窑是颇值得进一步探究的。
但自20世纪50年代起，它逐渐被“公认”为郊坛下官窑而鲜有人提出质疑，并在窑址所在地建立“南宋郊坛下官窑博物馆”（后易名“南宋官窑博物馆”）。
1996年11月，又有人在杭州凤凰山发现南宋窑址，宣布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即修内司窑址。
这个结论目前也已被大多数人接受。
这样说来，南宋政权先后建立的两处官窑窑址——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都找到了？
笔者认为，先后在乌龟山和凤凰山发现的南宋官窑遗址其实都属修内司官窑，而郊坛下官窑迄今尚未发现。
换句话说，如今在乌龟山建立“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地方也是修内司官窑遗址，而不是目前普遍“公认”的郊坛下官窑遗址。
图583官窑花口盘（宋）
高4.8厘米，口径18.7厘米足径11.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6月7日星期
六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5）
其实早在民国二、三年间（1913——1914），乌龟山南宋官窑窑址就被人挖掘过，零星残器、瓷片流入古董市场引起中外一些古陶瓷学者的注意。
1930年以后，流入古玩市场的南宋官窑残器、瓷片渐多，甚至出现完整器和窑具。
开始有古陶瓷专家和爱好者前去访古。
据1940年1月发表《宾鸿堂藏器——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作者朱鸿达先生所言，修内司官窑遗址在“杭州江干乌龟山一带”。
抗战前朱鸿达曾到乌龟山勘察，发现了窑基和窑砖，搜集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并考证此地即为南宋修内司官窑窑址。
朱鸿达将他搜集到的修内司官窑的20件整器（有贯耳壶、双鱼洗、鹅颈瓶、鬲式炉、杯、碟、碗，甚至还有一件可称孤品的“雪山如来造像”）以及大量残片和窑具和乌龟山全景之图片编成《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发表。
可惜这20件价值连城的修内司官窑器已随朱鸿达先生的故去而不知下落，真乃人琴俱泯，只留下这些上世纪40年代的单色印刷图册令人遐思和凭吊。
图584官窑簋式炉（南宋）
高10.5厘米，口径17厘米。
撇口，束颈，扁圆腹，外撇大圈足，颈腹部饰螭耳一对。
釉色粉青，蟹爪纹开片。
1985年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6月8日星期
日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6）
可怪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的古陶瓷专著或有关宋代官窑的专论都不见有人提到朱鸿达其人其书。
此君对中国古陶瓷研究实有贡献，是晚清以来以近代科学眼光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先驱者之一。
而其人居然湮没无闻，殊不应该。
现不妨摘录近人邹安谨的一段文字以见其一斑：
朱君鸿达法律专家也。
富著作兼攻金石、陶瓷之学，数十年如一日。
首创陶瓷分治之说，谓陶自陶，瓷自瓷，不能合而为一。
盖朱君所著之古瓷图录□（该字不清，似为“确”字）认瓷自汉始也。
余于金石古陶略有所见，而瓷则自居门外。
朱君尝谓治瓷者约分为三派：
一文字，二实验，三以科学方法。
合三派而一之庶几有□（该字不清，似为“济”字），故每闻有古窑基发现，必躬往考察。
远自山西、河南，近如龙泉、上林湖及本郡官窑，一一审定色质，化验成分，并瓷片、窑具而辨别之……
（邹安谨《修内司官窑图解序》）
这里所引虽短短一二百字，但一位严谨而有创建的学者形象已跃然纸上了。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看到了朱鸿达先生有几点创见：
一、提出“陶、瓷分治”；二、认为中国瓷器出现于汉代（已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这在上世纪30年代可谓卓识远见！
）；三、是将文献、考古实践和科技方法（邹文曰“科学方法”）三者融合为一的治瓷方法。
图585官窑葵口碟（南宋）
高2.5厘米，口径14.4厘米
葵瓣口，浅弧腹，大圈足。
釉色灰青，蟹爪纹开片，外底有支钉痕五处。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
图586官窑暗龙纹圆洗（宋）
高5.6厘米，口径19.5厘米，底径12.3厘米
唇口，浅直腹，平底，矮圈足。
釉色粉青，金丝铁线开片。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6月9日星期
一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7）
在朱鸿达考察乌龟山前后，还有中央研究院周仁曾三次前往调查和试掘，除确认乌龟山为修内司官窑所在地，还在万松岭采集到一些官窑瓷片。
（见《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总报告》）
20世纪40年代，有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小山富士夫前往乌龟山勘察，也发表过专论。
奇怪的是这些三、四十年代的调查、研究和结论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却被推翻了：
现在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乌龟山一带发现的窑址是郊坛下官窑窑址而不是修内司官窑窑址。
持此结论者也都对朱鸿达、周仁等先生的调查研究成果只字未提。
这其中的奥妙，我想具备近现代史知识的读者应该能推知一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干扰是空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在“解放前”的学术成果怎么可以“拿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所继承？
加上“马列主义学者”或经过“洗心革面”从“资产阶级阵营”转化而来的“新中国学者”个人的一些
得失算计，因此“另辟蹊径”“倡立新说”实在是不但保险而且对己有利的做法。
而为了维护自己“新说”的权威，又不得不屏蔽旧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几经算计
，指鹿为马的“公认”结论就这样诞生了。
虽然1956年和1985年先后两次对乌龟山窑址作了进一步发掘，均发现有瓷片、窑具和窑炉，后一次发掘还发现有作坊遗址，但这两次发掘都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里是郊坛下官窑遗址，然而“郊坛下官窑”的认定依然被沿袭下来。
尤其是1985年的发掘在“取证无果”的情况下，依然将此处再次认定为郊坛下官窑遗址，这更令人遗憾。
因为20世纪80年代乃“思想解放”的年代，政治意识形态侵入学术空间的阴霾已经不如从前，过去在“政治挂帅”下产生的错误观点都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学风普遍被中国学术界所尊崇。
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坚持没有证据支持的、根本不能成立的结论？
这主要是官方的学术主持人还是过去主张郊坛下官窑的旧人，而在中国这个畸形的社会，维护个人或集团的学术权威甚至比实事求是学风的实行更为重要。
之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其后是各种功利和物质利益（职位、职称、“课题费”乃至虚无又有实惠的“名誉”等等）的捆绑。
那么我如何认定它应是修内司官窑而不是郊坛下官窑呢？
是不是朱鸿达、周仁等“旧学者”的观点就一定正确？
非也。
“旧学者”的学术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应该只是一个反思学术谬误和进行学术再认识的有益材料。
我们仍然要以“实事求是”的学风，做一番独立的探讨。
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缺者补之，旧者新之，以求最大限度趋近于真相。
简言之，此处立论主要是根据文献和实物。
图587官窑葵花口洗（宋）
高2.8厘米，口径12.1厘米，足径9.3厘米
花口稍侈，腹随花口曲折斜收，平底，矮圈足。
釉色青灰，金丝开片。
紫口，外底支钉痕五枚。
故宫博物院藏
图588官窑穿带贯耳壶（南宋）
高22厘米，口径长9厘米，宽7厘米。
撇口，高颈，圆垂腹，外撇圈足，足墙上侧挖有穿带孔一对，颈肩部饰凸弦纹三道，贯耳一对。
炒米黄釉，鱼子纹开片。
1985年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6月10日星期
二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8）
首先必须弄清楚“修内司”官署的位置。
修内司在南宋隶属匠作监，主要掌管皇城太庙缮修兼掌皇室用具配给。
据《咸淳临安志》载：
“提举修内司，在考仁坊内青平山口。
”《乾道临安志》载：
“修内司壮役指挥，在万松岭下。
”查《南宋皇城图》，南宋“修内司营”在青平山西北之万松岭。
从以上文献记载看，万松岭一带乃南宋修内司的所在地。
这是不是说“修内司官窑”就一定在万松岭一带呢？
叶寘《坦斋笔衡》说“置窑于修内司内”，这个“置窑”不是“建窑”之意。
因为在官署内造窑烧瓷这是不可思议的，不符常识。
所谓“置窑”乃是“设置窑务管理机构”的意思。
我认为既然在修内司设置窑务管理机构，那么这个“修内司官窑”的地址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其一是不在修内司官署内；其二是又不能离官署太远，否则又不方便管理。
从这两个条件推测，除了万松岭，其临近的凤凰山、乌龟山都可能是修内司官窑所在地。
那么古代文献中有没有关于修内司官窑窑址的记载呢？
明人高濂《遵生八笺》记载：
“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
窑在杭之凤凰山下。
”与高濂持同一看法的还有明人王士性（见《广志绎》）和明末清初的谷应泰（见《博物要览》），这三位明代的博物学家都异口同声认为修内司官窑在“杭之凤凰山下”。
请注意“山下”一词：
山下就是山麓。
凤凰山的北麓是万松岭（就是修内司官署所在地），南麓就是乌龟山。
从山的形势看，凤凰山是一座主山，万松岭、乌龟山还有八盘岭、青平山都是凤凰山的余脉，它们构成一个凤凰山系。
所以朱鸿达等学者将乌龟山发现的南宋官窑窑址确定为修内司官窑与明人高濂的记载是相符的——乌龟山正是在“凤凰山下”（具体说是凤凰山南麓）。
图589官窑贯耳瓶（宋）
直口，长颈，圆鼓腹，圈足，齐口贴管状耳一对。
釉色粉青，紫口铁足。
1953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590官窑盏托（宋）
高5.7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6.7厘米。
敛口，鼓腹，宽托盘，下承外撇圈足。
釉色青灰，开片长而疏朗。
故宫博物院藏
6月11日星期三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9）
1996年，有人在凤凰山北麓和万松岭南坡之间的一个小山坳里（称“老虎洞”）发现了又一处具有官窑特征的遗址，有瓷片和窑具等出土。
据说还采集到两块用褐彩在釉下书写“修内司”和“官窑”字样的瓷片。
（有的学者对这两块瓷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于是宣布发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是“又发现了一处修内司官窑，因为这不是首次发现，而是继乌龟山窑址后的第二次发现。
）
1998年5月，对该遗址开始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清理出龙窑一座、素烧炉三座、作坊遗址一个和大量瓷片、窑具。
1999年10月开始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扩至2300平方米。
两次发掘共发现并清理龙窑窑炉3座、素烧炉4座、作坊基址7座、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坑24个、陶车基座数个，还发现开采原料的矿坑多个。
从已发表的有关资料看，此处（老虎洞）遗址也是修内司官窑窑址。
因为第一，其出土的实物符合官窑特征；第二，此遗址地处凤凰山北麓、万松岭南坡，也正符合明人“凤凰山下”的记载。
我认为南宋修内司在凤凰山南北麓分置两个窑场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这两个窑场也有先后建立的可能，但都隶属修内司管理，至于哪先哪后，则可以作进一步考证。
图591官窑瓜楞长颈瓶（宋）
高13.2厘米，口径3.2厘米，足径5.6厘米。
通体瓜楞形。
直口，扁腹，圈足。
釉色油灰，蟹爪纹开片。
紫口铁足。
故宫博物院藏
图592官窑胆瓶（宋）
高14.8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5.1厘米。
1952年上海市青浦县任氏墓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6月12日星期四
裴说五大名窑：
《官窑青瓷》
（10）
四、郊坛下官窑至今芳踪未寻
对于目前“公认”的认为乌龟山窑址是郊坛下官窑的说法，我认为很值得商榷。
我质疑的主要依据是：
郊坛（即圆坛）和乌龟山不是同在一处。
南宋郊坛在皇城外（慈云岭西南），乌龟山在皇城内（凤凰山南麓），两者相距甚远，方向也不一。
（可查阅《临安志》及其附图）
南宋叶寘说“后郊坛下别立新窑。
”（《坦斋笔衡》）这表明这座“新窑”（即郊坛下官窑）是建在郊坛下的。
请注意叶寘对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不同文字表述：
一个是“置窑于修内司”；一个是“郊坛下别立新窑”。
这里“置”和“立”是有区别的。
“置”设置机构；“立”是建立窑场。
所以它们的对应词也不一样：
“置”对应的是官署（修内司）；“立”对应的是地名（郊坛下）。
“置”和“立”互相调用如何——“立窑于修内司”“置窑于郊坛下”——显然欠妥。
因为在官署内建立烟熏火燎的窑场是不可思议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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