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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强力推进治庸问责工作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

强力推进治庸问责工作,

奋力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

在省直机关开展治庸问责工作,是省委常委会听取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汇报后,作出的决策部署。

各部门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按照国生同志和几位常委的讲话要求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我强调三个问题。

 

治庸问责是非常之举,必须敢治、狠治、大治、重治

首先,在省直机关开展治庸问责工作,是适应非常之事需要的非常之举。

武汉市在全省率先掀起“责任风暴”、实行“治庸计划”,是一项非常之举。

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他们的做法,省直机关要带头。

之所以采取这项非常之举,是为了适应非常之事、非常之精神、非常之能力之需要。

我们确定了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十二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要实现从1.5万亿到2.5万亿乃至3万亿的跨越,这是我们在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多年以来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制定的一个立志追赶、超越的规划,对湖北的发展而言是非常之事。

成就非常之事,必须有非常之能、非常之人。

今天在座的各位领导干部就是完成这个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一般的努力只能对应一般的计划、一般的要求,而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是一个非常的计划,不是一般的计划、不是一般的要求,如果没有非常的精神、非常的能力、非常的举措与之相适应,如果不把我们的干部变成非常之人,这个非常之事就不可能完成。

这就是我们开展治庸问责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也是武汉市实施“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力度如此之大、处理的人如此之多、在全国的反响如此之强烈的原因所在。

我们各级干部在非常之事中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之人。

第一,领导干部是事关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全国各地都制定了雄心勃勃、抢前争先的发展规划,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发展势头。

前段时间省委、省政府组织到湖南、安徽、陕西、江西等地学习考察,兄弟省份如火如荼的强劲发展态势既鼓舞人心,也给我们以巨大压力。

如湖南奋力弯道超车,西安的发展水准令人感觉不到是身在西部。

各地发展之竞争,有资源要素、区位条件等客观方面的因素,但说到底是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干部队伍之竞争,这是核心的竞争。

安徽芜湖过去连汽车零配件厂都没有,后来奇瑞汽车这匹黑马异军突起,汽车出口数量居全国之最,而且性能价格比在国内外很有竞争力。

究其原因,主要是时任市委书记詹夏来敢冒风险、大胆决策,亲自担任公司董事长,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海螺水泥突飞猛进,迅速发展壮大,也得益于历届芜湖市委、市政府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大力支持。

一句话,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居于领导地位,是要素资源的组织者、调配者,同样的资源、同样的要素,经过不同水平的领导、不同能力的干部队伍组织调配,最后的结果大不一样,这就是领导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但具体干出什么样的业绩和水平,取得什么样的发展成效,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讲,就要看领导。

从湖北省来讲,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省直机关的领导干部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如果干得好,说明我们决策正确,有一定的能力;如果干不好,就没有什么话好讲,说明领导有问题,能力和水平不够。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毛主席果断命令部队将妨碍过桥的炮车连马带炮推下河,从而保证道路畅通,大军顺利前进,取得了战役胜利;武汉市“5·22”三环路交通拥堵事故中,因有关同志不敢履行职责,处置措施失当,造成快速交通干线严重拥堵长达7小时。

这两个事例,就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领导的重要作用。

第二,领导是第一投资环境。

为什么外来的公司、老板到一个地方投资,首先要拜访领导,找领导洽谈?

因为领导干部是第一投资环境,是权力和资源的掌握者,领导干部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直接关系到项目能不能够引进和落户。

我们在安徽考察时,询问黄石东贝集团的负责人,为什么选择到芜湖投资?

他说当地的干部很负责任,比如用个人工资为他们垫付注册费用,令人十分感动。

投资者决定是否到一个地方投资发展,心理作用很重要。

如果干部负责任,就会让他们觉得有依靠、有信心。

因为投资创业,犹如夜间在大海航行,如果有个灯塔引路,当然会求之不得、趋之若鹜。

第三,领导干部是人力资本之首要。

人力资本的概念包括知识、技能、经验,也包括信心、精神状态、文化素质等因素。

技能、经验主要是指科技人才,信心、精神状态则主要指我们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就是人力资本之首要。

一个地方科学家再多、院士再多、教授再多、科技人员再多,如果领导集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精神和信心不行,不能把宝贵的人才资源组织运用好,优秀人才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与沿海找差距,就要找这方面的差距。

湖北和武汉的院士多、高等院校多、科研院所多、科技人员多,但为什么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专利技术应用、高新企业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呢?

关键是我们的发动机不行。

发动机的第一要素是谁?

还是领导干部。

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如果不开放、不解放,不敢开放、不真解放,下面的同志怎么开放、怎么解放呢?

所以,我们领导干部是完成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如果不把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好,我们的非常之事就完成不了。

其次,在省直机关开展治庸问责工作,是解决“三庸”问题的迫切需要。

近几年来,我们在省直机关开展了执行力大讨论和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活动,省直机关工委围绕创建“六型”机关等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值得肯定和表扬。

但是,省直机关与一些市州相比,特别是与武汉市相比,在作风、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我认为主要表现为“三庸”。

一是精神之庸。

也就是精神状态不佳。

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精神懈怠的危险”摆在“四大危险”之首,充分表明精神状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精神是发动机的发动机,决定我们工作的激情、力度和办法,如果其马力不够,带动作用就会减弱。

是不是真解放思想,工作能不能锲而不舍,折射出我们的激情和斗志。

我们到一个地方考察,首先要看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

现在困难、难事很多,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的精神状态。

古人云:

“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之一,以惰而废者十之九”。

温总理指出,信心比黄金还珍贵。

战场上在武器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双方的士气,也就是战士的精神状态。

所以,精神状态影响全局、决定成败,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是能力之庸。

现在有些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我们要深刻反思能力的问题。

老是高喊解放思想,光说我们是科教大省、人才大省,这没有用,关键是最后要解决问题。

有些问题解决起来客观上确有难度,但这不是主要的方面,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是不是真的努力了,是不是真正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如果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加强实践,能力平庸,肯定是不行的,再怎么表白自己素质有多高也没用。

我们有些指标在中部比较还不错,但从湖北在历史上的地位看,从我们拥有的资源和条件看,从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看,是远远不够的。

安于现状是平庸,甘于落后是平庸,不甘落后但没有办法赶超过去也是平庸。

三是责任之庸。

就是不负责、不尽责、不担当,回避矛盾和困难,遇到问题绕道走,想方设法钻政策文件、领导讲话的空子,规避责任、推卸责任,显得很“成熟”,表面上表现不错,有的年度考核还被评为良好、优秀。

这实际上是最关键、对事业发展危害最大的一种“庸”。

“三庸”不治,危害甚大,主要有“三误”:

一误事业大局。

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努力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这是我们的事业之大局。

如果不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我们就不可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实现这一目标。

二误湖北发展。

我们都是湖北的一员,所处的位置虽有不同,但对湖北的发展都同样负有责任。

特别是我们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在座的省直机关主要负责人,作为湖北人和在湖北成长、工作和生活的干部,如果耽误了湖北的发展,首先就有负于家乡、有负于湖北。

我们常说热爱自己的家乡,湖北有这么好的条件,如果因为我们的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留不住外来的投资者,影响了湖北的发展,还有何脸面讲热爱家乡,还有什么资格谈论科教大省、文化大省的优势?

三误人民期望。

人民群众对湖北的发展寄予厚望,对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充满期待,希望发展快一点,收入多一点,生活水平高一点。

如果“三庸”现象不除,就会耽误经济社会发展大业,就会愧对家乡父老的期盼。

省直机关是领导机关,虽然与武汉负责的事情、承担的职能有所不同,但要学习武汉的经验和精神,以武汉为榜样,刮大风、打大雷、下大雨,拿出过去抓其他工作同等的力度,狠抓治庸问责。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不彻底治理、告别“三庸”现象,不要说领导干部应该有的高标准、严要求,我看连起码的职责都没有尽到,更对不起纳税人付给你的每个月几千块钱工资。

总而言之,为了大局的需要,为了湖北的发展,为了全省人民的期望,“三庸”非治不可,一定要敢治、狠治、大治、重治。

武汉的治庸问责已经初见成效,过去很多解决不了的事情,包括城管的问题、水务的问题等等,现在都能够解决了,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群众投了赞成票,企业投了赞成票,历史更会投赞成票,因为这是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群众的大好事。

武汉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狠抓治庸问责,以非常之举解决能力问题、履责问题、作风问题、精神状态问题,实现湖北跨越式发展就大有希望、指日可待。

 

治庸问责取得成效的关键是对干部对人的问责追责,必须敢处理、动真格

首先,怎么看待处理人的问题?

治庸问责回避不了处理人的问题,必须处理人。

虽然治庸问责的目标不是处理人,重在问责,但如果不处理人,治庸问责就达不到目标,就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对事业不负责。

处理极少部分同志,最终是为了对党、对湖北的事业负责,也是对干部本身负责。

庸懒散软往往与贪腐连在一起,治小病可以避免干部得大病,治大病可以帮助干部避免牢狱之灾,甚至避免走向根本性的毁灭。

所以,该怎么处理就得怎么处理。

对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定要严格问责、严肃追责,敢于依法依纪依规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坚决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做是不是不仁义,教育教育就行了。

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有害的。

第一,敢于对事业负责处理人,这是大仁大义。

党和人民的事业至上,为事业兴利除弊是我们的职责所系。

如果我们干事的目标都不清楚,置湖北发展的大局于不顾,一味讲仁慈、姑息迁就,还有什么资格谈负不负责呢?

第二,我们如果看到有的同志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会有牢狱之灾,仍然不管不问,那能叫仁义吗?

所以,在处理人的问题上决不能手软,这是对湖北发展的根本负责,也是对干部的根本负责,是治病救人、治病救业、问责救业。

武汉市坚持问题导向,是治庸问责取得成效最重要、最有效的经验。

现在我们的制度、规定和要求很多,比如我们从2008年省政府十一届一次全体(扩大)会议之后就开始抓执行力建设,出台了很多规定,但执行起来不尽如人意,对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很多时候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追究责任,不敢严肃处理。

所以,现在关键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查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里,却不敢处理、不去处理,那抓制度建设、抓长效机制还有何用?

制度、长效机制不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吗?

我们讲解放思想,不解决问题叫什么解放思想?

治庸问责一定要处理人,不处理责任人就立不起责任,制度也就是形同虚设、废纸一张。

只有处理到位,责任才能到位。

而且越是敢于处理,越是真处理,最后处理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警醒了,都尽职尽责了,还需要处理什么人呢?

有可能最后一个人都不需要处理了。

我们在考虑需不需要处理人的时候,不要先看人,要先看事业。

是党的事业大、湖北的事业大、人民的事业大,还是个人的事情大?

必须以事业为重。

没有湖北的发展,全省人民群众的利益何在?

我们追查队伍中庸懒散软的问题和少部分人,敢用猛药,敢动手术,就可以避免瘟疫蔓延。

从小处讲这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需要,从大处讲这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黄炎培在延安的时候跟毛主席谈过,要解决新生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问题。

进北京后在双清别墅又有一次谈话,讲到执政党在长期执政以后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

如果我们内部不敢革自己的命,发现问题也不敢动真格,久而久之积累的问题慢慢多了,也不觉得是大问题,大家拉不开面子,手术刀不敢下,不敢处理人,甚至连批评的话也不敢讲,就会导致严重后果,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所以说这不是小事,而是大事、要事。

越敢处理人,我们的事业就会越兴旺,最后处理的人就会越少。

这是一个大的辩证法。

其次,处理人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选择。

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湖北干部群众构建战略支点的重托,湖北要推进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人民群众对我们寄予厚望,所有这些,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这么干。

如果说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换干部。

尽不了责任、完不成任务、做不好事情,只能接受治庸问责处理,庸者下,能者上。

唯一的选择只有这一条。

对于庸者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或者自己选择,或者被选择。

自己选择,干不好,交出岗位;被选择,接受组织处理。

刚才成发同志举的几个武汉市问责追责的例子,就是被选择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被选择,如果我们执政党、政府干得不力、不好,有负于群众、有负于时代,我们就会整体被选择,群众就不需要我们执政、不需要我们服务了。

所以处理少数同志,警示提醒大多数同志,对事业有利,对干部有利。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高度、这个角度来看,这是为大业负责,是为干部负责。

领导岗位是能力席位,只认条件不认人,决不允许能力平庸而身居要职。

岗位就好比一把椅子,不是为人配的,人是为它配的,椅子选择人,不是人去选择椅子。

不适合坐这把椅子的、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我们一定要敢于调整,敢于采取组织措施和纪律手段,不能等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干部队伍的能力、对政府的公信力、对党的执政能力不信任了,考虑其他选择了,才来亡羊补牢,那就来不及了、一切都完了。

我们决不能走到那一步,这也决不是危言耸听。

从这个角度看,不要因为处理个别干部就觉得了不得。

领导干部如果只讲人情、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是个大问题,最后是以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受损,以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不信任作为代价。

所以干部及时处理一下、帮助一下、教育一下,是应该的、必须的。

教育是处理,警告、记过、免职等处分乃至更严厉的处罚也是教育方法的一种。

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但更不能只教不诛,如果只有只教不诛的和风细雨,教育就会没有作用。

必须又教又诛,教在前诛在后。

还要看到,岗位、职务是能力席位,是党和人民的公器,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祖传世袭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岗位要求只会越来越高。

对那些干不了、干不好的“三庸”干部,必须坚决调整。

领导干部无功就是过,没有成绩就是问题。

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努力、不上进,就难以胜任岗位要求,就要或者主动交“枪”,或者接受组织处理,不能有第三种选择。

 

加强对治庸问责工作的评价和监督

首先,治庸问责工作由谁来评价?

上级和组织的评价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是要民评民议。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轻当期评价、轻当事人评价,重历史评价、重群众评价、重长期评价。

湖北的发展是不是上去了,这是最根本的评价。

我们不能仅看当期评价,当期往往会有分歧,往往会众说纷纭,要看长期评价,只有到了一定的时候才能看出当初是不是在抓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

更不能只看当事人的评价,被处理者自己当然不会满意,要看人民群众的评价。

要坚持开门治庸、开门问责,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将民评民议贯穿于治庸问责的全过程,注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要评价是否敢抓敢管敢处理,是否被人情风束缚住。

人情风是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羁绊,很多时候发现问题不是严肃认真处理,而是说一说、教育一下,就完事了。

或者说很多情况下怕得罪人,厅局长怕得罪处长,处长怕得罪干部,但就不怕得罪群众,就不怕得罪事业,就不怕得罪历史。

比如前不久仙桃境内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急救中心一个聘请的工作人员接到求助电话后推诿责任,耽误了伤员治疗。

我要求在全省通报批评,结果有些人层层找人说情,反映出目前人情风太盛,出了问题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批示三次,最后在全省系统内作了通报。

这种人情风不足取。

这也是对领导干部的一个考验。

不讲原则的策略就是庸俗的人情风,没有原则的变通就是根本上不负责任,就是政客作风。

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就是一个讲原则,一个只讲策略。

如果置全局利益于不顾,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最后付出的是影响湖北发展的代价、影响单位形象的代价。

假如这种风气盛行的话,势必会对治庸问责产生不良影响。

必须认识到,没有党的前途、没有湖北事业的前途,就没有我们个人的前途;没有事业大局的后路,没有湖北发展的后路,就没有我们个人的后路。

我非常赞佩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做法,讲政治、讲原则、讲正气,该处理谁就处理谁,不姑息、不手软、不讲情面。

社会评价很好,认为武汉市动了真格。

省直机关也必须如此。

把群众评价、基层评价、投资者的评价、服务对象的评价、社会评价作为根本评价,把是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改善发展环境、是否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根本评价标准。

其次,如何加强监督?

这次治庸问责强调问题导向,就是要暴露问题、找准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

建立长效机制、构建责任体系、加强制度建设等工作要做,但不是这次治庸问责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就是处理问题,存在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是问题导向的根本。

为此,要着力加强三个方面的监督,保证治庸问责取得实效,

一是要加大体制内的监督力度。

刚才先耀同志讲的意见很好,纪检监察机关要担当起治庸问责的监督职责,否则就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庸”。

这里我强调要有力度,就是要以雷霆手段、霹雳之势,刮大风、打大雷、下大雨,不能挠痒痒,不能过段时间就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纪检监察机关抓贪污腐败利剑高悬很有力度,因为贪污腐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抓治庸问责同样要有力度,庸,特别是责任之庸,虽与贪污腐败性质不同,但某种意义上讲危害程度更甚,造成的损失范围更广。

古代讲的贪墨就是责任之庸。

不负责任,耽误了湖北的发展,比如刚才讲到的武汉市三环线上那么长时间的交通拥堵,损失该有多大啊!

同时,人大要加强法律监督,政协要加强民主监督。

监督的重要内容就是对于庸懒散软,一定要出重拳、下重手、用猛药,动真碰硬,敢于督察到底,不见结果不收兵,真正体现我们在监督上敢于负责、敢于担当。

二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人民群众监督是最根本的监督,其核心和关键在于公开,让人民群众有知情权。

该公开的要公开,不搞封闭处理。

武汉市就是采取公开处理的办法,震动很大,反响强烈,效果很好。

如果关上门来内部评价和处理,就是一种“幼儿园机制”,如同阿姨哄孩子,排排坐、吃果果,不哄不捧就不干事,要求没有了,原则没有了,贻害无穷,自己还感觉良好。

在治庸问责上,一定不能搞“幼儿园机制”,一定要公开公正。

三是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要把治庸问责工作置于阳光之下,置于人民群众的目光之下,置于社会各界监督的探照灯之下。

这也是一种公开。

舆论,我理解是上级、公共力量、社会责任、群众期盼、民主意志和各方面要求等多种组合构成的一种监督。

现在媒体网络的监督很管用,很多事情经过舆论监督后才真正得以解决。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正确对待,要建立阳光机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加大新闻媒体的曝光力度,对机关特别是窗口单位、服务行业存在的庸懒散软问题大胆曝光,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氛围。

对媒体网络曝光的问题,要敢于下手术刀,敢于处理。

宣传部门对此要积极支持配合。

省直机关的治庸问责工作由省直机关工委具体抓。

省直机关工委就是省委、省政府的治庸问责工作办公室,是手持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好,督促省直各个机关抓好问责追责工作。

在座的全体同志回去后要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抓紧制定治庸问责的具体方案,瞄准具体的人和事,有问题的认真改,该问责的要问责。

开展治庸问责工作,是湖北发展所需,是全省人民所盼。

我们要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和部署,统一思想认识,迅速行动起来,坚决打赢治理庸懒散软这场硬仗,促进省直机关精神面貌大改观、干部作风大转变、服务效能大提升、发展环境大改善,为推动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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