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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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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不过如此
中国青年报2013-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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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
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日本影片《入殓师》剧照
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在上《死亡哲学》课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
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
“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
“你们都笑了。
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
”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
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
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
”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
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
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
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
”卡根说，“这太荒谬了！
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
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
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
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
“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
”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
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
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
”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
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
“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
”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
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
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
”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
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
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
“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
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
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
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
”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
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
“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
”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
”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讲思想道德修养】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
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
“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
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
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
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
”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
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
”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
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
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
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
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
”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
“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
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
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
这地方有什么好去？
’”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
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
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
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
“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
”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
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
”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
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
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
”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
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
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
“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
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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