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毛中特期末重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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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毛中特期末重点
1、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起，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一个独立部分。
请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科学发展的要求两个方面说明加强社会建设的必然性。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解决了许多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也是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我国经济形势正处在建国以来相对稳定、持续增长、经济效益明显改善、生态环境效益开始改善的良好时期。
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明显转变，正在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改善型转变，不仅经济效益改善，而且环境生态效益开始改善。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科技发展已经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开始进入高位、高速增长期。
进入新世纪，科技发展加快，特别是确立自主创新战略以来，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呈现高位、高速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
总之，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技术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科学技术相协调的社会秩序，才能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才能为加强社会建设奠定牢固的基础。
2、中共十七大，十八大都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这既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也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体现。
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对此，可从以下３个方面进行深入理解。
第一，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从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看，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
当前，我国一些影响群众生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民生领域。
由此所导致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分配结构等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引发了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民生问题，因此，抓住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社会建设的重点，推进改善民生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抓住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关键。
第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生领域工作密切相关。
一方面，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
另一方面，发展社会事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也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没有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没有相应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相配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生活也难以实现。
只有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
所以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3、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请谈谈你对这一命题的理解。
2014年9月5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崭新论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这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新概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一句空话。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人民民主的实现，必须靠科学理论的指导、正确步骤的制定，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创造雄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最重要的核心力量，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生产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解放与发展。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确立发展的正确方向与目标，使我们在实现总体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
只有党的领导，生产力才能得到极大提高，中国才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国逐渐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最强有力的基石，离开了党的领导，共同富裕就是海市蜃楼。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党作了艰苦努力。
第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动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二，我们党一直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们党始终强调政府承担的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最切实的引导者，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和谐就是空中楼阁。
我们党把社会和谐作为现实的工作要求，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4、试论述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
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此，研究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具有同一性
（一）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内在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才得以进行，而依法治国又必须保证党在国家政权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由此可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二者不可分割。
（二）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都统一于为人民服务
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根本所在都是为人民服务，二者的相互促进，必定可以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二、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
（一）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前提
党的领导能够确保依法治国方向正确，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是创造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
（二）党的领导是确保依法治国方略贯彻实施的前提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实施，必须依靠党协调民意中的利益差别、妥善平衡各方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协调法律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很显然，离开了执政党的领导：
这两方面的任务都是难以完成的。
（三）党的领导是现代化进程稳定推进的前提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需要党的领导，这一过程需要党付出相当的努力制定政策，发展经济，同时保证国家各个方面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依法治国是改善党的领导的体现
（一）党的权威要建立在法律权威之上
法律权威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普遍性。
而我们党的权力在法律之内，党的领导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只有党的权威建立在法律权威基础之上，才能真正让党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二）加强法治意识可以巩固党的建设
现阶段，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仍有待加强，尤其是民主政治意识、宪政意识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识，建立起严格依法办事，接受人民监督，保障和尊重公民权利，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
（三）依法治国可以加强党的领导效率
实行依法治国，可以加强党的领导效率，让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国家的各项事业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顺利推进。
（四）依法治国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保证
依法治国有利于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切实执行宪法和法律，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
5、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集中体现着中国的民族性特色和最本初的文化基因，能够对今天的“中国特色”作出最真切的解读和阐释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依靠否定、割断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照搬外来理论走向复兴。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不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也不可能在民众中间扎下根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进步意义的成分科学地加以阐发，使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得益彰、相映成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黏性”特质，能够在价值多元的今天遵循文化底线构筑起基本价值观的统一体
价值观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
如果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和合性大于差异性，多种价值观的存在就会彰显社会的开放与活力。
当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吸纳各种文化视角和价值立场，重构主导价值观，构建“一主多元”格局，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元价值观发展的必然走向。
我国构建主导价值观，必须要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把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博爱”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资源，充分展现我国主导价值观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国际社会的和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而且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事关各国人民幸福安康的两大问题。
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祥和的氛围之中，期盼战争、暴力远离人类。
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共济。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总之，在21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
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6、老子的魅力——从《道德经》说起。
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道德经》是一本睿智之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影响了整个中华文明。
一本《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多字，但字字值千金。
它涵盖了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各个层面，为我们阐述了成功之道、管理之道、商战之道、立身处世之道、养身之道……
在人生之道中他说，人要保持一种婴儿的状态，就能够永远不老，永远平和，精力充沛，精神焕发，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能够照样能够心平气和地去处置。
老年人要逐步回到壮年、青年、童年、婴儿的心态，那他就不会老了。
在讲成功之道中他说，成功之道是一条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的探索之道，它分为“有为”之道和“无为”之道，他所说的道不是我们说的普通之道，而是把“道”抽象为走向成功的智慧之道，无为是一种高级智慧，是根据客观条件，遵循客观规律而采取行动。
“道”无为而无不为，道它永远是不动的，但又永远是有所作为的。
老子讲成功之道还讲到了“大器晚成”。
大器晚成讲的是越是贵重的东西，必是大器晚成的。
比如，一个纸杯、玉杯、青铜大鼎，由于它们的工艺之道不同，价值就不同。
对人才的培养千万不要着急，不要拔苗助长，要精心修炼，把学习和创造结合起来，先取得小器、中器的成功，再取得大器的成功。
成功之道中讲到的“守柔日强”“柔之胜强”“人生贵柔”的思想更是让我们感受到老子的大智慧。
他说，柔是一种智慧，守住柔，就是找到一种成功的力量，不要怕自己柔弱而守不住柔弱。
婴儿的柔弱带来的是生命的无限生机，而老年人因为老了，骨头硬了更容易断了、脆了。
生活中“水滴石穿”“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讲的都是“以柔克刚”“以柔取胜”的道理。
成功以后怎么办，老子说，成功以后要“功遂身退”，功成身退是一种自然规律，就像花开结果，花自落一样自然。
有功切不可居功自傲，否则会招徕杀身之祸。
《道德经》是一种文化魅力，老子的魅力更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7、试论述现实国情和历史国情之间的关系。
国情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
就是说,在现实的国情中,包括了历史国情的因素。
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史的沉积极其厚重,传统的因素十分强大。
不了解这些历史国情也就无法深刻了解今日中国的国情。
（一）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谋生态度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
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合乎逻辑地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们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
（二）自强不息、舍身弘道的理想主义
早在两千余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响亮地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观点,并成为一切奋发有为之士的座铭右。
近代以来,舍身弘道被赋予更丰富的内容。
体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三）万物一体、兼容并包的整体思维方式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带有兼容并包的整体性特点，西方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直到当前仍在继续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表明能够吸收异民族长处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四）执著于现世、务实求善的价值观念
执著现世要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
今天,实事求是,讲实话,办实事必定成为更普遍的社会共识。
（五）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使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凝聚力。
这种自豪感和凝聚力集中表现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对传统因素的分析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对国情的认识。
历史传统无法回避。
因此,要求我们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认识历史传统对现实的影响。
已经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
近代的、古代的历史因素,在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成为国情的重要内容。
这些历史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状态,从而影响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8、结合实际谈谈学习两大国情理论对你的启示。
所谓国情,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总体的基本情况。
其中,社会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国情中的主要内容。
国情具有四大特征,即客观性、综合性、复杂性和可变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80余年的历程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先后形成过两大理论,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两大国情理论在中国共产党人认知中国、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中,居于基石的地位。
科学地总结和比较两大国情理论,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世纪的中国国情,更好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资鉴意义。
一、两大国情理论的产生,都是伟大实践的需要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是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需要而产生的。
中国自1840年以来,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相结合,共同压迫和奴役中国人民。
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人民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不懈斗争,但终究都未能成功。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迫切要求新的革命力量、新的政党,在实践中对中国国情做出超越以往政治力量的新认识。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力量,要想创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的革命理论,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指给中国人民新的解放道路,就必须对当时中国国情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认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是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伟大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任务十分艰巨。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尽快从文革造成的灾难中摆脱出来,突破原有的理论的框架,从左的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恢复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一方面要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整个世界发展的高度着眼,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道路。
要想回答上述迫切而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对其有一个全面、客观、正确的判断和把握。
二、两大国情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同样都是一个历史过程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从其产生、发展到完善,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这一理论萌芽和形成初步思想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是这一理论基本形成时期。
第三阶段,1937年到1940年初,是这一理论完全形成时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样经由了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前后历时20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是这一理论的产生阶段。
第二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是这一理论的形成阶段。
第三阶段,1992年中共十四大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是这一理论发展和完善阶段。
三、两大国情理论,都是对那个时代中国国情最集中的本质概括
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主权严重丧失,由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表面上仍维系着清王朝统治,但实际上却不能独立行使主权的国家,成为一个半殖民地或半独立的国家。
半殖民地半封建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表明中国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但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
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准确概括。
国情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需要对不断变化的国情进行新的科学总结。
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发生急剧而深刻变革的社会,是一个正在和平崛起并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
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措施有哪些
一、治理主体多元化原则
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制定治理规则、实施治理行为、达到治理要求、实现治理目标的主要发起者和承担者。
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持续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完善治理主体、推进治理创新、适应目前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要求。
我们在以往的社会治理中一直强调，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关不了的事情，有的还造成了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我们常常听到“有了事就找政府”、“找市长不找市场”的理念就是政府管理权限太大的后遗症。
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党和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传统社会管理，主要是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而社会治理除党和政府之外，还强调社会组织、社区公民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参与，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配合、相辅相成的作用，体现了党领导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和思路。
需特别强调的是，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尽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能力去承接政府下放的社会权力和有关公共服务事项。
⑥具体而言，根据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表现在多方面和多层次。
譬如，在治国理政的最高层面，中国共产党是执政者和领导党，人民居于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民主党派是参政主体;
在政府治理的内部层面，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两个治理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在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以及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方面，人民大众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民主自治和民主参与的政治主体;在社会治理层面，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突出地表现在，党委是领导者，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各方面是参与者，居民是自治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广大群众可以成为平等参与的主体;在经济治理层面，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主体性权能关系的协调，需要保障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经济主体性，等等。
归纳起来，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国家治理的各层次。
而且，也表现在劳动者、知识分子、技术拥有者、管理人员、资本拥有者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
比如，四川广元进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就表现为多个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取得良好效果。
四川广元市市委书记马华一语中的: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顺应群众期待，解决群众问题。
近年来，四川广元践行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断深化‘大政法、大利民、大惠民’的理念，以资源整合为基础，凝心聚力为重点，效能提升为核心，整合了政法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了党委统筹协调、相关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充分支持、全域覆盖、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
”
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就是要让社会治理回归其本质要求，社会的事情社会抓，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让党委、政府、市场、社会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真正实现“九牛爬坡、个个出力”，共同推动“社会”这架大马车良性运行。
二、治理公平化原则
国家治理对象的公平化，就是国家治理主体根据公平正义治理的价值理念，构建公平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过程，推进经济社会的公平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一个回应社会诉求、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过程，其核心目标就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
⑧由此可见，国家治理公平化的构成要素和衡量标准，主要包含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体系能力、对象范围、建设重点以及价值目的。
⑨治理公平化原则在主体上的表现，就是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化，即是从主客体主体性向主体间主体性的转型。
首先，传统型国家治理，是国家统治主体或国家管理主体对社会大众的单向性统治及其对社会事务的专断性管理。
因此，传统型国家治理的主体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权力组织等统治者，社会大众及其群体组织，不能成为主体，只是统治管理的对象客体。
而现代型国家治理，则是以国家政权机关为主导的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事务的合作共同治理。
因此，现代型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除了国家政权机关之外，还包括政党、社团、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人民群众等。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讲，人民是最高的主权者。
因此，国家治理的公平化，在主体上的一个表现，就是从传统国家单一治理主体向现代国家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化。
其次，在传统型国家治理模式下，社会成员之间是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
从政治主体性来看，传统的单向性统治管理，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上的主客政治主体性，这意味着人“人们之间是政治上的主从关系、等级制关系或统治与服从关系。
”在现代型国家治理模式下，社会成员之间则是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的主体间关系。
这种“主体间主体性超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模式，表现为从‘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的关系模式向‘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的关系模式转变，它强调主体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
”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不再像人的主客政治主体性那样，而是强调人与人之间互为主体性，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不将他人作为客体对待。
”总之，治理公平化，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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