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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诗词三首

虹桥镇第八小学“教学规范达标”专用备课用笺

课题

5、古诗词三首

课时

3

授课日期

◎教材分析

《泊船瓜洲》《秋思》《长相思》都是脍炙人口、情意绵绵的思乡诗,都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深深的思恋和热爱。

  《泊船瓜洲》:

  1、课文简说:

  《泊船瓜洲》一诗,据说是诗人应召自江宁赴京任翰林学士,途经京口而作。

末句感慨仕途多险,前途未测,表示的是再次赴京荣遇之际,对仕途没有足够信心之时,所有的乡情仕意。

当然,对于小学生而言,这一点可以不必深究。

如果从诗的字面上看,可以说,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思乡诗。

全诗的大意是:

从京口到瓜洲仅是一江之隔,而京口到南京也只隔着几座山。

春风又吹绿了长江两岸,明月什么时候才能照着我回到家乡。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停船在瓜州之后,望着仅仅一江之隔的京口,想到离京口并不很远的南京,不禁勾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

通篇立意亦含蓄悠远。

  2、词句解析:

  ⑴“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这是诗人在瓜洲遥望家乡时所见所想。

他看到的是跟瓜洲一水相隔的京口,想到再过几重山就是钟山。

而钟山,就是诗人的家乡。

一道长江水,数重大山,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可谓是山高水长,路途遥远。

为什么诗人觉得只是“一水”“只隔”呢?

实际距离和心理距离产生的巨大反差,正好说明了诗人人在途中,人向远方,却心系家乡。

恋乡之情跃然纸上。

  ⑵“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诗句点明了诗人离乡的时间,正是草长莺飞的春天。

看到春天满目的新绿,想到春天去了,有再来的时候,而自己离开了家乡,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呢?

这一思乡的愁绪像春天的草一样,很快地滋生、蔓延起来,当春风绿了江南两岸的时候,诗人的心里也长满了乡愁。

诗人的思乡情从离开家乡的时候就开始了,刚刚离开,就已经想着回来,更见其情之浓烈。

诗句中提到了明月,一是因为诗人夜宿瓜洲,一是月亮蕴涵着团圆之意。

  此诗对字的锤炼被人称道,“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形象鲜活,春意盎然,读来仿佛有阵阵春风扑面。

  《秋思》:

  1、课文简说:

  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小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

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客居他乡之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全诗的大意是:

秋风乍起,客居洛阳城的诗人想写一封信,给远在家乡的亲人,表达自己思乡怀亲的心情,可是要说的话太多了,竟不知从何说起。

信写好后,又担心匆匆写就的信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当送信人要出发的时候又打开已封好的信查看。

  信短而情长,思绪绵长而心绪纷乱,此诗可见一斑。

  2、词句解析:

  ⑴“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第一句说秋天来到了洛阳城里,因为秋风起了,平平叙事,似乎不事渲染。

第二句中的“欲作家书”,才一下子使我们感到了平淡的秋风中所蕴涵的游子情怀。

秋风是无形的,可闻、可触、可感,却不可见。

但正如春风可以染绿大地,带来无边春色一样,秋风所包含的寂寥肃杀之气,也可使秋叶纷纷,落红遍地,给自然界和人间带来一片秋容秋态。

那么,诗人见到的恐怕是这秋风带来的凄凉摇落之景。

客居他乡的游子,见到这一切,怎能不勾起羁泊异乡的孤独寂落情怀,引起对家乡、亲人的悠长思念呢?

这平淡而富于含蕴的“见”字,给予读者多么丰富的想象啊!

  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要表达这思念之情,在那个时代,只有修一封家书了。

可写一封家书,来表达离情别绪又谈何容易!

这“意万重”颇值得玩味。

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情态:

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

诗中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是我们对诗人的浓郁思乡情有所体会了。

  ⑵“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书成封就之际,似乎已经言尽;但当捎信的行人就要上路的时候,却又忽然感到刚才由于匆忙,生怕信里漏写了什么重要的内容,于是又匆匆拆开信封。

“复恐”二字,对诗人的心理刻画入微。

而这种并不确切的“恐”,促使诗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开封”的决定。

诗人没有写写信的具体过程和具体内容,只撷取家书就要发出时的这个细节,正显出他对这封“意万重”家书的重视和对亲人的深切思念──千言万语,惟恐遗漏了一句。

  王安石评张籍的诗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首极本色、极平淡,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的小诗,其实包含了作者艰辛的构思过程,应该可以作为王安石精到评论的一个生动例证。

  在古代诗人的笔下,秋天最令人思乡的季节。

见秋风而起乡思,古来有之。

如江夔的“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

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

‘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

’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

张籍的《秋思》又属一例。

当然他见秋风而想的不仅是家中的美食吧?

否则怎会“意万重”呢?

同是起乡思,张翰“命驾”而归,张籍却不能,恐怕这里又多了一份不能归乡的惆怅和无奈吧!

  《长相思》:

  1、课文简说:

  这是一首描写边塞军旅途中思乡寄情的佳作。

词的大意是:

将士们跋山涉水,向山海关那边进发。

夜里,住宿帐篷,每个帐篷里都点起了灯。

入夜,又是刮风,又是下雪,将士们从睡梦中醒来,再也睡不着了,不禁思念起故乡来,因为故乡温暖、宁静,是没有寒风朔雪之声的。

  2、词句解析:

  ⑴“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词的上阕”山一程,水一程”的叠用,说明了身离故乡之远,行军之艰难。

“身向榆关那畔行”点明了行进的方向。

“夜深千帐灯”,“千帐灯”点明了军帐之多,此行队伍之庞大。

在这羁旅野外的深夜,顶顶帐篷,点点灯火,也算是一个特殊的景观,足见将士之多,声势之浩大。

  ⑵“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下阕以“风一更,雪一更”气候上的转变来细致描写将士的心理。

夜的静谧更显出了风雪的声音之聒耳,睡梦被无情地打断,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睡意全无。

听着帐外的风声雪声,感受着袭来的阵阵寒意,更加怀念故园的温暖、宁静和祥和。

“故园无此声”虽寥寥几个字,却把将士的内心世界袒露无余,使思乡之意自然酣畅地流淌出来。

  词的上下两阕开头对仗,“一”字的运用,有连续不绝的含义,使词风缠绵。

而作者于清丽自然之中又不乏边寨之雄奇风情的描述,细腻哀婉的人物内心世界和山高水长的场景及气势庞大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它们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升华了羁旅怀乡的主题,意境也由此更加深长。

  如果说,王安石的乡愁是融于满目的春色之中,张籍的乡愁是肃杀的秋风引起,诗人纳兰性德所描写的关外将士的乡愁却是由北方的风雪勾起的。

  这首词在表达上与李清照的“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添字采桑子·芭蕉》)”有异曲同工之妙。

  选编这三首诗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对诗词的诵读体会作者的思乡之情;通过几首诗词的对比体会,揣摩作者是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同时,积累古诗词,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厚实文化积淀。

  本文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品味诗句,背诵,积累语言上。

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体会诗人的思乡怀亲的思想感情,领悟作者的表达方法。

中心思想

《泊船瓜洲》《秋思》《长相思》都是脍炙人口、情意绵绵的思乡诗词,都表达了作者对家乡深深的思恋和热爱。

补充资料

王安石生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

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

  王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

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

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

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

王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

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

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王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

“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

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

《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

王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

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

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

”(《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

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

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

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

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

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

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

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

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

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王安石生平大事年表

  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

任地方官多年。

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

  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

  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

  熙宁三年(1070)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

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

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

  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

  熙宁八年(1075)复拜相。

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

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穷苦诗人张籍──张籍生平简介

出身寒微,有才难展,贫病交加,久受压抑,这就是中唐诗人张籍的一生。

正是这个原因,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写下了许多人民性很强的作品,一直为后世所称道。

  贾岛曾写过一首谜语式的小诗,叫《延康吟》:

“寄居延寿里,为与延康邻。

不爱延康里,爱此里中人。

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亲,人有不朽语,得之烟山春。

”这位“里中人”是谁,竟使贾岛如此倾心拜倒呢?

他不是别人,正是诗人张籍。

  张籍字文昌,生于唐代宗大历初年(约770年前后)。

祖籍吴郡(今苏州),幼迁居和州(今安徽和县)乌江。

他的诗文为韩、白二人所推重。

韩愈称道他“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病中赠张十八》);白居易更赞誉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读张籍古乐府》)。

而这位成绩卓著的诗人的遭遇却很不幸,真可谓贫病交迫,坎坷一世。

  张籍出身寒门,故其上世已无可考。

大约因自幼家境不好,他年纪很小时就远离故乡。

他的《远别离》诗说:

“念君少年别亲戚,千里万里独为客”,其实正是他的自况。

这一别家门,直到二十多岁才得回乡。

起初他曾在鹊山漳水一带(今河南省西南部)求学,跟后来与他齐名的诗人王建同学十年。

同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说:

“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

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

”张籍《逢王建有赠》说:

“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

”可以想见两人之间的情谊。

  学业结束后,青年张籍就开始了浪迹天涯的羁旅生活,游历的目的是“年少才高求自展”。

从他的记游诗看,足迹曾到过今北方的晋、冀、豫、陕等地。

别王建后先去咸阳,后折回,最北曾到达蓟北(今河北北部)。

大约在这儿动了归思,又重经王建处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

王建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即写于此时,诗中描写了张籍这次失意南归的情况:

“行成归此去,离我适咸阳。

失意未还家,马蹄尽四方。

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长……归乡非得意,但贵情义彰。

”少小离乡,一旦返归,应当是高兴的,但十年苦学,四处奔波,而夙愿未遂,连一个立身之地都未找到,岂不让家人失望?

他在《南归》诗中表达了这种沉重的心情:

“骨肉望我欢,乡里望我荣;岂知东与西,憔悴竟无成!

”正因为如此,归家不久,他又再次出外浪游。

约由江浙经虔州(今江西赣州),而后直到岭南、蛮中(今广西柳州附近)。

长期客游的生涯是难耐的,他甚至发出过“几时断得城南路,勿使居人有行役”(《远别离》)的慨叹。

这次南游,结果仍是“憔悴竟无成”,约在贞元十二年(796)秋前,他又一次失望地返回和州。

  这时张籍虽然只有二十五、六岁,但长期奔走异乡的丰富阅历,不断追求而又不断碰壁的坎坷遭遇,使他备尝人间冷暖,饱经世上风霜。

就他个人生活来说,这是他十分不幸的时期,而对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来说,却又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时期。

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才使他得以和底层人民有了广泛的接触,体察到生活的各个细部,透视到社会的种种弊端:

而这些,正是参天的艺术之树所赖以生长的深厚土壤。

张籍的一些人民性最强的作品,大多产生或孕育于这一时期。

他以独特的艺术笔触,为我们绘下了中唐时代,包括农夫野老、征人怨女等各种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历史画卷:

农民辛勤耕作,“水淹手足尽为疮,山虻遶衣飞扑扑”(《江村行》),到头来,却落得“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野老歌》);苛捐杂税,造成了“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山头鹿》)的惨景;繁重的徭役,又使无数丁夫累死城下,使百姓呼出“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筑城词》)的控诉;藩镇兵乱更给人民、尤其是妇女带来难忍的痛苦:

“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永嘉行》)。

应当说,这些闪耀着现实主义光彩的诗作,之所以能出自张籍之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这段艰苦经历的磨炼。

  张籍在仆仆风尘中失意返乡,但他的诗名已随着远游的足迹逐渐远播了。

贞元十二年,孟郊及第东归,路过汴州(今开封)时,就向当时在汴州任节度推官的韩愈盛赞张籍的诗文,随后又到和州看望了张籍。

第二年冬,张籍又一次北上到了汴州。

韩愈听说后,立即派车把张籍接到家中。

接谈之后,激赏不已,便留张籍在他的城西馆读书应考。

次年秋,汴州举进士,韩愈为考官,张籍应试得了第一,接着又去长安参加贞元十五年(799)的进士考试,又一举及第。

  韩愈与张籍素昧平生,萍水相逢,竟如此推诚相助,这在他人看来,简直是“恩同再造”,虽结草衔环,报之犹恐不及,而张籍却一连给住在城内忙于公务的韩愈写了两封信,直率地批评韩愈有三个缺点:

一、“多尚驳杂无实之说”,即好读荒诞小说;二、“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即好以口舌屈人,逞一时之胜;三、好“为博塞之戏与之竞财”,喜欢搞赌博游戏,荒度时日。

张籍认为,自扬雄之后近千年,无人言“圣人之道”,致使佛道异说“相沿而炽”;认为象韩愈这样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恢复“圣人之道”的责任,而“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即应当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不允许姑息上述各种缺点。

这种直率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使韩愈生气,他回信表示同意。

后来也果然写了一系列排击佛老,振兴儒家学说的论著。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籍为人的严肃不苟与朴直真率。

  科举接连及第,张籍似乎面临“时来运转”之机,殊不知等着他的仍然是“命乖运蹇”。

他及第归乡后不久,即居母丧。

直到永贞元年(809),才调补太常寺太祝。

这是个“名秩后千品”的卑官,职责是“掌出纳神主,祭祀则跪读祝文”。

就是这么个九品官,却让他做了十年,不予升迁。

白居易为他鸣不平道:

“谏垣几见迁遗补,宪府频闻转殿监;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

张籍本无家财,又兼多病,这样长期地职卑俸薄,使他一家生活极度贫困。

姚合描写他的生活是“野客开山借,邻僧与米炊……多见愁连晓,稀闻债尽时”(《赠张籍太祝》)。

他自己的一些诗句,象“屋湿唯添漏……少食信儿娇”(《酬韩祭酒雨中见寄》),“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赠任懒》)以及“家贫常畏客”(《晚秋闲居》)等,说明他已穷得吃不上饭,买不起药,还老担心来了客人招待不起。

更为严重的是,因无钱延医,竟使他久病的双目面临失明的危险。

因此,他一度曾因不能视事而罢官闲居。

在他初患眼疾时,韩愈曾代他写信向浙东观察使李逊求助。

信中说:

“使籍诚不以蓄妻子、忧饥寒乱心,有钱财以济医药,其盲未甚,庶几其复见天地日月,因得不废,则自今迄死之年,皆阁下之赐!

”其凄苦之状,读之真可催人泪下!

一个正直有才华的诗人竟遭此际遇,无怪孟郊要代他发牢骚说:

“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纵尔有眼谁尔珍?

天子咫尺不得见,不如闭眼且养真!

”(《寄张籍》)

  其实,这一时期使张籍最感痛心的还不是贫病的折磨,而是平生抱负之难以施展。

他虽进入仕途,却被放在无聊的祭台上跪读了十年的祝文:

他终于觉悟到当初寄以莫大希望的“理想境地”,只不过是一片虚幻!

他在《古钗叹》中把自己比作一支埋没井底的古钗,好容易盼到被打捞起来,以为这下大可一用了,却又由于“欲为首饰不称时”,被塞入匣中封了起来:

“虽离井底入匣中,不用还与弃时同”,这就是他对自己命运的哀叹!

  但他并没有绝望,他继续从事那些“上可裤教化”,“下可理情性”(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的诗歌创作,希望它们能“时得闻至尊”(同上),从而达到裨补时政的目的。

长期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歌艺术愈趋成熟。

姚合赞他的诗是:

“妙绝江南曲,凄凉怨女词,古风无手敌,新语是人知”(《赠张籍太祝》);他的文章也渐与韩愈齐名而被人合称为“韩张”。

更使诗人感到慰藉的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些文学之士,韩愈、白居易、元稹、王建、孟郊、贾岛、刘禹锡等,都和他有着亲密的往还,与“五侯三相家”(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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