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成为自己年轻时憎恨的那个人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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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成为自己年轻时憎恨的那个人课件
吴晓波：
不要成为自己年轻时憎恨的那个人
把三个地产大佬拉在一起摆龙门阵最有趣，一个是王石，一个是任志强，一个是冯仑。
王石最不苟言笑，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回答每一个问题都得想三秒，讲起道理来像下围棋，转承起合，纹丝不乱，他还特别爱惜羽毛，有点形象和思想洁癖；
任志强就是一门大炮，只要给个炮架就喷火，而且喜欢用一大堆的数据当燃料，神鬼不避，轰轰有声，他这两年越来越“亢龙有悔”，让朋友们都替他捏把汗；
最有趣的，当然是冯仑。
他思考问题的出发处，似乎不是那个光头脑袋，而是肚脐眼，任何哲学思考或行业现象，都可用荤素段子来轻松解答。
他们三个都是嗜书如命之人，且自我期许极高。
那一代人，经历最野蛮的商业时代，一脑门的侥幸与不甘，因此，身在江湖，心寄庙堂，均有不可救药的公共情结。
如今，王石在欧洲游学，痴迷于宗教比较与罗马故事，暇时就领着一群肌肉男玩赛艇。
任志强当上了阿拉善环保组织的轮值主席，主要工作是募善款，业余鼓励大家快买房。
冯仑也从上市公司的一线退下来，被我拉进“大头帮”，干起了自媒体。
在朋友们的眼里，冯仑比公开场合的那个“段子之王”要严肃和严谨得多。
比如，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做一个课题：
他分别考察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民主制度，特别是对台湾的选举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研，甚至收集了很多“道具”，有着不同一般的心得与体会。
为什么，也不为什么。
那天，冯仑对我说，“我很害怕成为自己年轻时憎恨的那个人。
”
年轻的时候，你的心里住着一个切·格瓦拉，满怀不切实际的烈焰梦想，看到那些在讲台上、镁光灯下正装俨然的长辈们，总是觉得他们好假，好懦弱，好市侩，好无趣。
长着长着，在不知不觉中，你一天天地就长成了他们的模样，你走上了讲台，你站在了镁光灯下，在更年轻的格瓦拉们眼中，你好假，好懦弱，好市侩，好无趣。
绝大部分的人，后来都成为了自己年轻时憎恨的那个人，包括我自己。
一生遭遇苦难的约瑟夫·布罗茨基说，“就人类学的意义，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对抽象事物和公共议题的关注与讨论，并非人生的副产品，而是恰恰相反。
然而，在商业主宰一切的世界里，那些无法兑现的东西都会变得不真实，因而人被钝化而不自知。
冯仑的警惕，是要挣断缠在身上的那根革拉斯（Geras，希腊神话中的衰老之神）之藤。
今天这个时代，很难说是属于谁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是那帮孙子们的”，唯一能够把“老子”与“孙子”共鸣在一起的，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共同志趣与担当。
我们谁也不必讨好谁，好好地说话，好好地写字，好好地做事，在互联网的世界中，我们迟早会彼此找到，相知或分离。
上个月，秦朔的“秦朔朋友圈”上线了，我多么高兴地看到“最后的看门狗”又回来了。
昨天，冯仑的微信公众号“冯仑风马牛”也上线了，从此，他将在那里，继续用他独一无二的方式告诉你，他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他说，“我要继续行走，继续从不正经的地方继续正经的人生。
”
他的开篇词是，“扒下现实的底裤”。
底裤里，也许波澜壮阔，也许空空荡荡，谁知道呐。
专访巴曙松：
传统行业将迎来“洗牌出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随着《十三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出台，改革转型再次成为关注热点。
改革的重点领域是什么？
如何应对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
转型的目标是什么？
思客就相关热点问题对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巴曙松进行了专访。
本文根据专访内容整理而成。
思客：
在增速放缓、艰难转型的背景下，改革重点在哪里？
巴曙松：
当前，中国经济的不同行业分化十分显著，一方面是代表转型方向的服务业和消费、高端制造业等增长状况良好，这通常被视为是代表中国经济未来转型方向的“新经济”，另一方面则是过剩产能的消化进展比较困难，部分行业去杠杆进展也不明显，这通常被视为是需要重点促进转型的“旧经济”。
从这个角度看，未来需要重点推进的改革，一方面要支持新经济的继续发展，另外也要重点促进旧经济的转型，也就是说，需要重点推进的是有利于推动转型、提高供给侧经济效率、以及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改革。
“十三五”建议中将创新战略单列，突出其供给侧改革的内涵。
宏观调控政策通常比较关注需求端的刺激，加大政府投资解决短期需求不足。
本次《建议》更加注意破除长期增长瓶颈，释放制度红利。
如在生产要素端，放开二孩政策应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技术要素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出新增需求，推动产业升级。
国企改革、财税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与行政改革等又赋予了制度创新的内涵。
可见，释放全要素生产力，供给端改革创新是本次建议的重点之一。
思客：
为什么说“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
巴曙松：
之所以说“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因为“十三五”也正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
除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之外，这次“十三五”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出重点促进城级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确保进城就业人口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
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与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等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意图靠财税政策调节、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而缩小居民收入与福利的差距。
本次《建议》寻求适应新常态政策组合，探索在制度变革中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转型，将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朝发达经济体迈进。
思客：
什么样的经济转型才算成功，对传统行业将带来哪些影响？
巴曙松：
这次“十三五”规划紧密围绕“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方向，指明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意味着今后数年的经济增长底线要在6.5%左右。
《建议》指出要在经济效益与质量更平衡的基础上实现长期增长，提出“提质增效”的一个中心，以及转绕这个中心的五大发展理念（分别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其中，创新放在“十三五”规划中及五大发展理念的首要位置。
这体现出中央经济工作思路由需求端刺激向供给端改革创新的转变，只有通过改革创新不断释放制度性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经济成功转型，传统行业不可避免地迎来洗牌出清的过程。
由于过剩产能在上游产业的存在，企业只有不断降低价格，保住甚至扩大市场份额才能维持经营所需的现金流。
这种被动降价行为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PPI指数连续40多个月负增长并且未见好转，这说明目前传统行业去产能过程仍然在继续，但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已经开始逐步显现，需要继续支持这些新动力的成长。
思客：
十三五阶段，您最看好哪些投资领域？
巴曙松：
从金融与货币环境看，经济体的无风险利率持续下行，居民资产配置中金融资产份额上升的历史性变化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
2014年以来，银行理财与货币基金作为资产端配置的崛起，深受5%以上低风险高收益资金的追捧。
这是造成2014年利率债和城投债牛市的巨大推动力之一。
但进入2015年后，连续快速的降息降准打开利率下行空间，信用债违约风险频发导致风险溢价居高不下，债市里的高收益率与低风险资产正在缩水。
银行稳健型资金面临“资产荒”的处境。
而股市打新收益高企，蓝筹股高股息率为价值投资者提供高达5%以上的投资收益率，可以预见，在这段时期，居民资产配置中“类固收”的高收益资产以及稳健型的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将稳步上升。
思客：
对有人提出“监管层越保护投资者，风险越大”的观点，您怎么看？
巴曙松：
资本市场具备价格发现与资源配置的功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
监管层对于投资者的保护也需要建立在对市场运行规律的把握上，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国际规范市场的一般准则。
保护投资者重点应当是在对信息披露的充分透明、对风险的充分揭示、以及交易制度的公平性等方面，而不能对交易结果提供有形无形的保护，否则，就容易导致少数投机者越来越肆无忌惮。
曹林：
为什么朋友圈里不能缺医生和校长
著名时评人，《吐槽青年：
曹林的时政观察》专栏作者
自己的朋友中起码不能缺两种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校长
记得当年刚从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一位前辈给我们分享社会经验时说，以后自己的朋友中起码不能缺两种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校长。
人总得生病，家里有老人的更是信赖医院，医院里没个熟人，挂个号都麻烦，没个关系，甚至连手术台都不敢上。
手机里也不能缺个当校长的，尤其是中小学校长，现在孩子上个学多麻烦啊，不是有钱就可以的，找到关系才能有资格去送钱。
关系网里有医生和校长，这是在大城市生活不至于灰头土脸的“最低保障”了。
当时听了前辈的话，还颇不以为然，社会不至于如此复杂吧，关系有这么重要吗？
我做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不偷不抢不靠政府，怎么就过不下去了。
虽然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感受到关系的重要，比如跟宿舍师傅的关系好，经常孝敬点儿土特产、烟什么的，很晚回宿舍就可以给你开门，而且可以默许你用大功率电器。
跟管理女宿舍的师傅关系好，就可以随意进出女宿舍。
不过也就当做世故是好玩，没觉得走上社会上关系那么重要。
在大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觉得那位前辈还真是经验之谈，一点儿没有夸张。
在这个关系社会中，手机里没点儿关系，办事不找找关系，还真是常常苦逼地人在冏途。
关系和人情其实挺累人，是一种重负，人情是要还的，找关系是很没有尊严的，为了找关系而结交朋友更是非常累的。
可社会会逼着你去进入这张关系网之中，并厚着脸皮去经营和构建自己的关系人脉，你成为别人的关系，再去把别人当关系。
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好像没有谁可以牛逼到任何时候都不找任何关系。
不认识一个医生，都不敢生病，哪怕认识一个医院的保安，或者是负责分发报纸的，也都可以，只要你给红包，他都能给你安排得很好，比啥人也不认识要强很多，就不用连夜排队，不用像没头的苍蝇在医院处处碰壁。
上学前班和幼儿园要找关系，否则找各种理由让你报不上名，一大堆孩子在那排队，你不得不低头哈腰装孙子；光认识小学校长还不顶事，你还得认识初中的校长、高中的校长或者校长他妈，否则孩子上学会很难很难。
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到最后进坟墓，似乎每个环节都得有关系，办出生证，进医院，找个负责任不呵斥产妇的大夫，找个安逸的医房，上学，找工作，晋升，病了找张病床，老了能够进养老院……虽然“死”不必找关系，但要安葬，还得找关系，费用能不能别那么高，火葬时能不能别让等那么久，烧的灰能不能别和别人混一起，能不能弄个经济适用墓。
唉，多累啊。
多累也得承受，不想受这关系之累，完全裸着办事就得跑断腿，甚至跑断腿也难办成。
一个朋友，曾经尝试啥关系也不找，靠规定去给孩子找学校，结果让他很崩溃，最后还是找了关系。
还真别觉得夸张和渲染，前段时间我一直被航班取消和延误所困扰，曾经历一周被4次取消航班的经历，被笑称为“飞机难民”。
前天航班再度延误时，我问空姐可有起飞时间，空姐倒是很耐心地说，没有时间，在等空管放行。
她加了一句：
当然了，如果你在塔台那边有关系、有认识的人的话，求你打个电话，我们就可以提前起飞了。
看不出空姐是在跟我开玩笑，把这段经历发到网上后，不少业内人士都说这个潜规则。
你看，飞机要想不延误太多，都得“塔台上有人”，找关系都找到天上去了，能不让人焦虑。
当然，说“不找关系办不成事”那是夸张了，可能多数人办事并没有找关系，啥关系也没找最后也办成事了。
可办事总那么坎坷，守规矩总觉得很弱势，想着自己没关系而别人在找关系，总觉得无比焦虑，总担心自己不找关系就被挤下、就办不成、就会误了孩子。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和囚徒困境，一方面人们痛恨关系，一方面遇事时又总首先去找关系，依靠规则之外的力量去避免交易成本，导致关系越来越凌驾于规则之上，关系成为一种硬规则。
手机中的联系方式是关系的体现，我们手机中到底有多少关系才能免于焦虑呢？
人人事事按规则办事，才能让人有稳定的利益预期，也才能让人安心去排队。
在中国办事，排队的人常非常焦躁，并且排的队常失序，关键就是排队的人心中充满不安，担心有人在暗里插队。
关系和人情关系，甚至不仅没有在增进人们之间的情感，甚至是一种异化，当人们交朋友附加了太多“办事时找关系”的功利目的时，人际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呢？
因为人情在“利用”中被消费和透支了。
一切按规则办事的社会，“人情”倒才简单和纯粹。
当手机列表中的号码只是“有事相求”时才拔时，“人情”就所对应的就是“还”，而没有了真正的情谊了。
其实，手机中的“关系”越多，会越累越焦虑，因为你也会成为这个关系网中的一个支点，用了别人的关系总要还的，关系其实不断提高着人际和社会的交易成本。
不过在一个缺乏规则的语境中，用关系又是能上瘾的，欲罢不能，人们都在被动卷入这个关系网中然后主动地去运作关系。
宗庆后：
政府要想办法往老百姓口袋里装钱
实体经济企业家缺乏信心
今天我将代表实体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搞资本运作以及互联网企业，在我看来都是虚拟经济，至少是不产生物质财富的经济。
我认为强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
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主要靠出口投资拉动经济，现在经济碰到问题，需求减少，出口也受阻，而且这些出口企业没有打通市场，人家有订单产品只要加工还可以，一旦没有订单就束手无措。
这些年的实体经济成本大大提高，很多地方工业用地上百万一亩，劳动力成本居高、实体经济没有利润空间，也产生生存危机，有一些实体经济企业家因缺乏信心而关停企业。
前些年房地产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大量房产卖不出去，造成资金链断裂，不少中小企业做产品不适应消费者需要，再加上中国企业跟风比较严重，很多企业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下降，也没有能力搞转型升级。
最近这几年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比较迅猛，特别是电商对实体经济冲击比较厉害，实体经济企业家看炒股票来钱快，加入股票市场，也没有那个能力，谁也坚持不下来。
国家实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的最终来源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依附实体经济的，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因此实体经济、制造业才能体现国家实力，制造业强盛、实体经济产生更高的财富才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使国家富强。
没有实体经济，其他经济再强，国家也不会强盛。
互联网为实体经济服务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不少人士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30年坚决贯彻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也是实业救国的体现。
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我们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也是具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产品遍布地球每个角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不是制造业强国，我们制造业的总体水平处于中低端，距离实业强国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方面还需要大批实体企业付出努力。
越是经济发展，越要认清自己的奋斗目标，越要创新，我们国家要做大国强国。
过去晚清政府腐败，国家和民族受尽屈辱，老百姓民不聊生，人家不认可你、甚至压制你的发展。
所以习主席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这个梦离不开实业强国基础，这几年实业都搞虚拟经济，21世纪信息革命，不管互联网+也好，还是+互联网，互联网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希望在座搞资本运作时多投资制造业，拉动制造业提高综合水平、增加实力，让我们从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
娃哈哈遭遇消费观念的转变
娃哈哈一如既往地坚定发展实体经济，28年稳健高速发展，目前也是国内、国际比较知名的大企业，而且资金实力雄厚，技术比较扎实。
但是这次经济危机当中也遇到一个问题——消费观念的改变。
消费者的需求档次越来越高，消费成本越来越高，过去越便宜越好卖的状态一去不返，也产生产能过剩的情况，特别是网络产品对我们的伤害比较大，使这两年销售有所下。
但毕竟我们品牌的资源雄厚，只是碰到一些问题。
我坚信我们永远是朝阳企业，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要吃喝，我们仔细了解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变化，调整我们的策略，随着老百姓收入提高，消费档次提高，消费主体主要是90后年轻人，他们的消费心理是“喜欢就好”，因此我们产品的包装、研发主要是年轻人喜欢的产品，同时发现中国人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提高，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富贵病增多，因此我们研发保健饮料，迎合消费者保健的需要。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财税体制改革从生产环节征税转向从消费环节增税，消费征3%－5%消费税，消费者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用在生产环节减税，却能很大地降低企业负担，不断提高消费，经济也就得到发展，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会降低多少。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各地方政府完成中央财政收入以后，各个区域实行特点产业定位、根据自己的产业定位。
现在20%的企业交90%的税赋，税收太高了。
国家税务局会给你指标，让你拿出多少税。
现在给小微企业降税，另外对企业的收税却仍旧五花八门，而且很多委托第三方收税，建议国家明确收什么税，减轻企业负担。
改革开放初期所得税15%的优惠政策，财政税不少而是大幅增加就是明显的例证。
税收减少能加快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哪怕减税政策在短期内会让财政出现赤字，不要紧肯定会收回来的。
GDP增长比例下来很正常，基数大了比例肯定下来。
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收入问题，地方该用多少就留下多少，不要行政后退，也不要让过多财政收入给中央各部门分配，以免腐败。
很多财政钱都是处长分配，全国这么大怎么管得了。
同时减少转移支付，考核各级行政领导时，综合考虑该省的经济发展状况，欠发达地区不能过分依赖发达地区，现在贫困县连帽子都不愿意摘，大家争取贫困县帽子开心得不得了。
政府要想办法往老百姓口袋里装钱
提高老百姓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降低社保费用负担，培育中产阶级。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以后，中产阶级多了社会才稳定。
现在应该走民富国强的道路，老百姓安居乐业了，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
现在企业个人保险的负担比较大，企业和员工的“五险一金”占收入的63.6%，实际上我们给员工发8000，最后他只能拿到5000。
最关键的是，80后、90后年轻员工最困难，买不起房不能成家立业，也养不起孩子，现在租个房子都3000块钱，国家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社会各阶层的状态，看现在该解决哪个阶层的问题。
政府要想办法往老百姓口袋里装钱，老百姓收入增加，内需起来，经济就也起来了。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解决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问题。
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提高，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解决，国家就能繁荣富强。
我们经常讨论信公信私的问题，虽然财产属于个人，但是使用的工具之类都是属于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农民开始搞土地承包，以前农村吃大锅饭，这么多农民还养不起城市居民，土地一承包什么都有了还卖不出去，这就是生产关系的改革激发了生产力。
没有哪个老百姓会认为这个企业他是有份的，他不会真正关心企业的发展，而改革开放允许老百姓拥有财富，这就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虽然这些财富到最后都是国家的，但是这个改变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
民营企业要想保持健康发展，就需要全员持股，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把企业搞好。
毕竟我们企业要搞好必须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如果把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会为国家、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引进国外企业家的进一步投资，也便于实现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在中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都是中华民族的企业，而且民营企业更听政府的话，为什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要有贵贱之分？
让过剩产业走到国外，既解决过剩产业的结构问题，又能帮助欠发展国家，我认为是大好事，企业要走出去，要加快产业调整。
黄益平：
没有产业支撑的增长都是空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对于中央高层日前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针对目前生产中存在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一提法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波动，但往下的趋势不会改变。
假如说我们把主要的经济学家们召集在一起，让他们预测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可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区间，非常有意思的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和悲观的经济学家给出来的数字将非常贴近，基本上都在6%-7%之间。
唯一能够把增长速度稳住的就是创新和产业升级。
但更重要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方案形成至今，改革落实的速度慢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中国需要更强的顶层协调来推进改革。
在创新产业的培育中，作为“有为政府”，应当将产业政策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基础性的方面，而非直接支持某一产业，凡是政府明确支持的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会很快发展，但产能过剩也会更快速地形成。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是长期与短期的关系
供给侧政策与需求侧政策，我不认为存在谁胜出的问题，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其实大多数需求侧的政策，主要是宏观政策、短期政策，它其实更多的是平衡经济。
而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长期性的政策。
在发生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时候，讨论供给侧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那时需要的就是反周期、稳定宏观经济的政策；但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经济还能不能持续增长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这时候考虑供给方面的政策是有意义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解决我国目前生产当中存在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的角度来说，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有可能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此前“通过增加投资刺激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思路有所转变，因此货币政策会相对收缩。
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现在货币政策并没有特别宽松，目前实行的一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其次，这两个问题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用于解决短期稳定的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过大，将货币和财政政策用于经济的短期托底、稳增长；而供给侧的政策，通常用于解决中长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不过，在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暂缓，这的确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是，需要推进供给侧改革。
比如，一些产业需要重组，意味着短期内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因为需要人为关停部分企业，那么原来有的就业和生产，现在都没有了。
当然，这些生产和就业本身都是无效的。
但即便如此，把它们人为关停，经济活动就变得更少。
此时，为了配合改革，以及实现保持经济平稳过渡，将短期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宽松一些，也是有可能的。
两年前的改革方案（指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发现如果所有的政策都能完全实施的话，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提高两个百分点。
但它同时发现，在短期内，这个改革会让经济增长下降0.3个百分点。
即调整和重组在短期内，是会让经济活动有损失的。
因此，经济结构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般是改革政策（例如关停僵尸国企等）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它是多层次、多维度的，而不是简单的一个方面。
僵尸国企退出的障碍并非无法化解
改革确实比较复杂。
例如要让僵尸国企不生存，从理论上来说很容易，但如果真要把一个大国企关掉，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执行的时候肯定会比较谨慎一些。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顶层设计方案做好了，但它最终实施的时候还是通过各个部门去落实，而各个部门的考虑和动力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不同的部门，政策推进差距很大。
现在的有利之处是，有了顶层设计，那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实施和落实方面的协调，共同推进。
就国企改革而言，如果是僵尸国企要被关闭、被兼并或被重组，政府担心的无非是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果工人失业，会不会有社会问题；第二，会不会有很多不良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过多会导致问题；第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三个问题，有可能导致改革推进变得非常困难。
但反过来看，不推进的后果是什么？
例如我们确实担心失业问题，但通过支持一个本来已经资不抵债和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企业继续运行，来保证一部分人的就业，和直接用资金保障这部分人的生活，哪一个效率更高？
答案显而易见。
并且，目前我国有一定的社保体系，与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改革环境已大不相同。
同时，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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