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标新立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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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标新立异
凯恩斯的“标新立异”
托斯丹·凡勃伦在离世前几年曾在证券市场上从事投机，这是件怪事，是跟他的性格不相投的。
一个朋友劝他买石油公司股票，他在晚年不免要注意到自己的经济问题，就拿出一部分储蓄来从事冒险事业。
起先略有所获，但是他所买的这家股票价格刚要上涨，这个公司就发生了事故，牵涉到了当时流行的石油丑闻。
他的投资终于变得一文不值。
这件事除了足以表明几勃伦在自保其身方面又一微小的弱点以外，它本身是不重要的。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这一不幸事件未尝不富有启发性。
因为足以使凡勃伦自己成为牺牲者的那个眩惑人的诱饵，也就是当时蒙蔽了全国的诱饵——当即使最清醒的观察者也不免于随风而靡时，则全国把繁荣看作永久不变的现象而处于自我陶醉情况，又何足怪呢？
诚然，繁荣的迹象处处可见。
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全国就业人数达4，500万，工资、地租、利润和利息总额共达约770亿美元，这样大的收人，同世界上以前所看到的情况是无法比拟的。
当时赫伯特·胡佛总统说，“靠了上帝的恩惠，在不久的将来，贫穷将在我国绝迹。
”这句话也许说得目光过于短浅，可是，谁不是这样想的呢？
他的话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
就美国的普通家庭说来，与世界史上迄今为止的任何处的普通家庭比较，在衣、食、住和生活享受方面都是独步一时的。
这个国家自有它的一种新的憧憬，其意气昂扬的气势，远非所谓“强盗贵族”的海盗式理想可比。
民主党议长约翰·J．拉斯科布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具标题是“每个人都应当富裕起来”，可谓一语中的。
他说，“如果每人每周节省15美元，用以投资于可靠的普通股，到20年之后他至少可得8万元，用以投资，每月可得收人约4百元。
他这就可以富裕起来”。
根据这个计算，假定的只是，此人以其收入的一部分不断地进行再投资，其所投之资则按周年6厘计息。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更加诱人的生财之道。
假使一个拉斯科布的信徒把他的收人花费掉，只是让他的资金按股票价格的动向增长，他也会同样迅速地达到目的，而在过程中所受到的痛苦却要少得多。
假定他于1921年用每周节省15美元的办法得来的780元购买股票。
到1922年，他的资金将是1，092元。
如果他每年投资780元，他将会看到，于1925年时他已拥有4，800元，一年之后将是6，900元，1927年时将是8，800元，1928年时，将是难以置信的16，000元。
难以置信吗？
到1929年5月时，他的财产将超过21，000元。
在不到9年之间，他的储蓄7，020元将增至3倍。
当这个以多头占优势的市场，以几乎无间断的涨势，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代之久时，如果有人认为这是致富捷径，谁能说他不对呢？
理发师或擦皮鞋的人，银行业者或商人，个个在赌博，每个人都满载而归，这时在多数人心目中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在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做。
结局是无须多说的。
1929年10月的那个可怕的末一周，市场一下子崩溃了。
对证券交易所场内经纪人说来，就像尼亚加拉瀑布从窗户里冲了进来，市场上一片叫卖声，如海覆江翻而至，使他们无法应付。
他们叫嚷得声嘶力竭也找不到一个买主。
眼看着大量财富，如阳光下的冰雪，都化成水了。
当一场风暴过去，痛定思痛，看一看这场风暴带来的损失时，情况是非常可怕的。
两年来所赢得的阵地，在这昏天黑地的两个月里完全丧失了，整整400亿的价值化为乌有了。
投资者三年前通过浮夸的估值，比方说为21，000元的财产，三年后不但无所增益，倒反减去了80％2原来7，000元的储额，而今只值4，000元。
那种认为“个个都是财主”的说法，结果证明原来是虚诞之词。
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这场风暴是无可避免的。
证券市场是在无数贷款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它仅能承受这么多压力，再多就受不住了。
还不止是这样，支持着繁荣这一壮丽景色的，有些都是枯枝朽木，它们本身就不可靠。
议长拉斯科布提出的退休方案，在数字计算上是够精确的，但是，当一个人的平均工资只有30元，而要他拿出15元来储蓄这一问题没有解决时，这个方案将如何实现？
就国民收入数额之巨大说来，无疑是赫赫洋洋，令人叹羡的，但是从它的分配中会看到，其间存在着极其显著的不均和不公平。
处于金字塔式社会结构顶端的约2．4万户的收入，约3倍于处于金字塔底层的6百万户的收入；前者各户的平均收入，高于后者约630倍。
这一点还不是在社会上表现出来的唯一缺点。
在无限繁荣这类喧嚣的后面是，有2百万居民陷于失业状态，银行的门面尽管富丽堂皇，而在大爆炸到来之前的6年之间，银行倒闭者平均每天有2家。
还有，一般美国人喜欢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来利用繁荣，他们竭其所能地进行抵押借债，在购货时可以分期付款的诱惑下，危险地扩大其资源，最糟的是，为了求财心切，盲目地买进数量大得惊人的股票，据估计约达3亿股，而买进时的方式不是一手交款一手取货，而是用缴纳保证金，即信用借款的方式。
对于绘局是否会避免，当时是无人看得清的。
那时，总是传播着一些使人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振奋的消息。
即使像耶鲁大学的欧文·费希尔那样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被繁荣的表面迹象所骗倒，说我们正在向着“无边际的高原”行进，这句话正好成为当时的笑柄，因为在此后的一星期，证券即跌落到这个高原的边缘之外。
这种现象尽管是激动人心的，但是，证券的狂跌，并不是最足以摧毁“永不会完结的繁荣”的一个世代的信心的唯一因素。
它是内部所固有的，不是被某一现象所激发的。
在这个阴森的岁月里，有几件事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
在印第安纳州的芒西，于1930年终时，每4个工厂里的工人就有一个失业。
在芝加哥，女工每小时的收入，大多数低于25美分，其中的四分之一还不到10美分。
单是在纽约的鲍厄里街，每天就有2千个失业者排队领取食物救济。
全国住房建筑一下子减少了95％，9百万家储蓄帐户化为乌有。
商号关掉了8万5千家。
全国薪金数额缩减了40％，股息减少了56％，工资减少了60％。
在这次大萧条中最使人沮丧的是，瞻望前途，似乎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没有转机，没有解除痛苦的希望。
1930年，政府果敢地号召，“好日子又要来了”，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收入从870亿降至750亿。
1931年流行的歌曲是“我赢得了5元钱”，这时国民收入则继续降低到590亿。
1932年的歌声就更加凄凉了：
“兄弟，你能不能施舍一毛钱？
”，这时国民收入则惨落到420亿。
1933年，这个国家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国民收入已降至390亿美元。
还是在4年前所看到的繁荣，而今大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的生活水平，已经退回到20年前的规模。
有1，400万人找不到工作，闲坐在家里，或是在大街上逛来逛去。
看上去好像美国人已经永无振作起来的希望，从此将一蹶不振。
最难忍受的是失业。
成百万找不到工作的人，对国家说来就好像是肌体上的赘疣，一般经济学家对此只是说制度上出了毛病，只是控手顿足而无计可使，既不知症结所在，也拿不出治疗方案。
失业——这种形态的失业是制度病态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是越出常情之外的，是荒谬绝伦的，从而是不可能的。
但是它的确存在着。
生产不足，而同时又存在着人们找不到工作的现象，这看来是个不可解之谜，试图解答这个谜的人，看来应当是个左翼人士，是个愤愤不平的无产者；这个说法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但是，实际上再没有比这个说法离开事实更远的。
解决这个难题的人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或者是近似于这样的一个人，绝无好勇斗狠气质。
事实上，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例如，他写过一本关于数学概率的极其深奥难解的书（伯特兰·罗素（伯特兰·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英国数学家，哲学家。
——译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是，“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然后他又在生财之道上大显身手，通过对外汇与商品的交易，积资达50万镑。
更足以使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是，他所写的关于数理方面的精深微妙，只是他的一种副业，他还担任着行政方面的职务，至于从事于积蓄私财时每天所花的时间，只是他未起身前的半小时。
但是，这里所说的只是他作为一个多面手的一些范例。
当然，他主要是个经济学家——是剑桥大学学院的学监，但看这一职位，其人之尊严和博学可想而知，但在择妻时则舍去女学士不顾，部挑选了著名的迪阿吉利夫集团中一个演主角的芭蕾舞女演员。
同时他既与上层阶级社交生活水乳交融，又是个知识界中的出类拔草人物，还是个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各个方面应付得八面玲拢，头头是道。
他在微妙的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方面是中流砥柱，但是，他尽管主持公道，对欧洲其他政治家之纵横排网以及在财务方面的涛张为幻则又无所不知。
他在收集现代艺术品方面，在此道尚未流行之前已经开始，同时他对牛顿著述的私家收藏之精，是属于世上第一流的。
他还经营着一个剧院，而后来又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
他认识罗斯福和邱吉尔，也认识肖伯纳和毕加索。
他喜欢玩桥牌，但喜欢独当一面，不喜欢合约进行。
有一次他说，此生只有一件事引以为憾，喝香摈酒时量再大一些就好了。
这里说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一姓是英国的故家望族，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凯汉恩斯和1066年。
凯恩斯是个传统主义者，想到他这一族源远流长是颇为自负的，他的父亲是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其人自己就是一个很有名声的经济学家。
但是他儿子的资质是不同寻常的，所凭的不单是上代的遗传，好像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才形成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他出生于1883年，就在这同一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
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生存的时间上这样接近，在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上又都产生了这样深刻的影响，但就思想的不同而论，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加任渭分明的了。
马克思心情沉重，怀着满腔怨愤个平之意，仿佛时刻处于背城借一之境，是“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的起草人。
而凯恩斯所感受的是此生之同乐，他在一生中总是驾着轻舟从容前进，终于圆满地成为“会繁荣生长的资本主义”的设计师。
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所以要热衷于作出资本主义一定要崩溃的预言，说成是由于他实际生活的坎坷不平；假使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凯恩斯所以能重新唤起人们的信心，所以能使死灰复燃，是由于他生活的一帆风顺和丰富多彩。
凯恩斯的童年时代正处于维多利亚学派风行之际，那时他已崭露头角。
他4岁时已经在推敲利息的经济涵意，当他6岁时，对于他自己的脑子是怎样运转的，在感到疑惑，7岁时，他的父亲认为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同伴”。
不久他到准备进入大学的预备学校去求学，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待同伴的能力：
他有一个“小厮”代他拿着教科书，恭顺地跟在他后面，作为交换，凯恩斯帮他解决比较棘手的课外作业方面的问题；同另一个他所不喜欢的孩子订了个“君子协定”，凯恩斯答应为他每星期向图书馆借一本书，交换条件是，对方的一帮人平时不得无故走近他的一帮人的15码之内。
14岁时，伸向伊顿公学（伊顿公学在伦敦西面伊顿（Eton）镇，是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中学。
——译者）申请并获得了奖学金。
关于英同公立中学的恐怖故事是传闻很广的，但凯恩斯肉体上既没有受到凌辱，精神上也没有受到折磨。
他已进入青春时代，考试时得到的评分是最高的，因此得奖累累，他为自己买了件淡紫色的背心，渐渐染上了饮香按酒的爱好，他的背略有些驼，蓄起了小胡子，参加了划船比赛，渐渐成了个令人生畏的辩论家，他并无阿议讨好之意，却成了个伊顿学校的狂热分子。
从他17岁时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所表现的洞察力，就他的年龄而论是很少见的。
当南美布尔战争达到高潮时，校长发表了一次演说，凯恩斯用了短短几句话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这是我们具有的品质、我们应当表示欣慰；记着我校的光荣传统，同向有的情况一样，如果要干什么就得尽力而为”。
他在伊顿公学的经历是一次胜利的进军，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也获得了巨大成就。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希望他成为一个专业经济学家，庇古教授（马歇尔未来的接班人）每周同他共进早餐一次。
他当选为大学学生俱乐部秘书，这个职位最后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最著名的非官方辩论会之一的主持人。
他被伦纳德·伍尔夫和利顿·斯特雷奇（伍尔夫（Leonardwodf，1882—1941），英国女作家；斯特雷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译者）物色到了，结果产生了在伦敦的所谓“文化设施集中区”。
他痛好很多，喜欢买书，常常午夜不睡，思考问题。
总之，他不是个平凡的人，是个杰出人物。
但是，即使是一个非凡的人也得穿衣吃饭，这就发生了做些什么工作的问题。
他手里的钱很少，而从事于学究生涯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他怀有较大的野心。
有一次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我想办一条铁路，或者组织一个托拉斯，或者至少从事股票投机，要掌握这些方面的原则是容易的，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
没有人请他办铁路或托拉斯，从事投机事业的想法也只是表明了凯恩斯想象的不诚实方面。
于是他流入宦途，借此求得升腾。
他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参加了文官考试，这就促使斯特雷奇的一个姊姊问他，他是不是在装腔作势。
他说不，他对试题已经了然胸中，何必烦燥不安，折磨自己，这又有什么用；他准定会名列前茅。
结果当然如此，他是第二名，在答案中他分数最低的是经济学部分。
他后来说，“主考人所懂得的经济学大概还不及我”；就这里的情况说，假使他所说的不是事实，人们将责怪他狂妄至极，然而情形与他说得完全一样。
他于1907年被派到印度政府机关服务，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工作。
当时他在国内正以充沛的精力从事于写作关于数学的论文，觉得在政府机关当个小官，跟他经营铁路的愿望差得太远了。
经过两年，觉得在这方面的经历已经够他受的了。
他说，他的一番努力，无异是把一条纯种牛从英国冤屈地运到孟买。
他在行政工作中还发觉，一些考虑欠周的对他的评论会把他葬送掉。
于是他辞去职务，回到剑桥。
但是，他在印度的岁月不是完全白费的。
根据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写了一本叫《印度通货与财政》的书，于1913年出版，看到的人都说这是一个小小的杰作。
就在这一年，由官方组织了一个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从事于研究印度通货问题。
其时凯恩斯年29岁，被邀为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是很少见的荣誉。
他比较喜欢的是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是一向受到尊敬的，不久即被邀请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工作，这个杂志是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刊物，这个职务他担任了33年。
比剑桥大学更加合他的意的是文化设施集中区。
这个集中区既是个场所，也是个代表着一种心满的表现的所在。
一小簇知识分子（凯恩斯在其之间是个“尚未取得学位的学生”）聚在一起，现在他们有了个家，有了个集中表现的哲学观念，有了声望。
属于这个有魔力的圈子里的人物，也许不到20名或30名，但是，他们的意见足以形成一个艺术上的标准，其一字之褒或片言之贬，都不是开玩笑的；总之，在这个集团中人才济济，有伦纳德·伍尔夫、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赖伊、利顿·斯特雷奇等等。
如果这个“文化集中区”面呈喜色，那个诗人就可以成名，如果皱眉蹩额，那个画家就要倒霉。
据说，它可以用十几种不同的声调来表示“真的吗？
”这个词的不同涵意，其中表示厌烦是绝非最少用的皮里阳秋。
它的态度是变化多端的，时而是理想主义的，时而是冷嘲热讽的，时而勇往直前，时而心虚胆怯，是难以捉摸的。
在这一切活动中，凯恩斯是个中坚人物——是顾问，是参赞，是公断人。
他可以用完全有把握的态度来谈任何事物。
担任“作曲”的威廉·沃尔顿和担任“舞蹈动作设计者”的弗雷德里克·艾什顿以及许多其他艺术家和专业人员，常常听到凯恩斯对他们说，“不，不，关于这一点你完全搞错了，……”
对于要努力整顿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人来说，这些不过是他初踏进社会时小试其技。
在战争期间，这个“文化集中区”有点陷于中断状态。
凯恩斯被召到财政部，派他处理海外财政事务。
他在那里必然也是干得很出色的。
一个老同事后来曾谈起他在那时一段有趣的轶事：
“当时迫切需要西班牙货币比赛塔，费了点气力搜集了一些。
凯恩斯及时报告了财政大臣，后者说，无论如何，在短期间我们总算有了一批比赛塔了。
凯恩斯说，‘啊，不是这样！
’他的上司吃了一惊，‘什么！
’他回答，‘我把它全部售出了，几乎压垮了市场。
’他真是这样做的。
”
他不久就成了财政部中的中坚人物。
为他写传记的人以及他的同控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都说，凡是见解成熟的人都认为，就对战争获胜所作出的贡献来说，在文职官员中再没有超过凯恩斯的。
尽管这样，他还会找出时间从事别的活动。
有一次为财政事务来到法国，他有了一个念头，如果法国人把他们国立美术馆所藏的画卖给英国一部分，未尝不有助于两国之间帐务的平衡。
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为英国取得了价值以10万美元计的科罗、戴拉克瓦、福赖因、高盖因、安格尔和莫内的作品，还设法为自己买到了一幅塞尚的画。
此时德国的大炮在轰击巴黎，画的价格在低落。
他口到伦敦，有一次出席了一个舞会，通过西特韦尔一家（西特韦尔（Sitwell，1860—1943），英国作家，其子女均为名作家。
——译者）结识了擅长歌舞的莉迪亚·洛科波娃。
凯恩斯说的是标准英语，莉迪亚所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个，两人之间的相得可想而知。
但是上述的一些都是枝节，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战后的欧洲臻于安定。
凯恩斯现在已是个重要角色，准备对国是有所献助，但仍然处于幕后，他实际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尚未被人识破。
他作为财政大臣的代理人，在来到巴黎最高经济委员会上作出决定时拥有全权。
他在和会上是财政部的代表。
但是，他只是次一级官员，在看台上虽然占有一席，但对台上的纵横种闺则无权直接干预。
当凯恩斯从旁目睹到威尔逊被克列孟梭挫败和人道主义和约被报复性和约所代替时，他必然是非常痛苦的。
他于1919年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我已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写信给任何人，我感到疲乏不堪，这部分是由于工作，部分是由于对周围的恶势力感到沮丧。
我从来没有像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那样地感到难受。
这次的和约是荒唐无耻的，而且是行不通的，它会促成的只有灾难，再没有别的”。
他勉强从病榻上爬起来，对于他所谓的“维也纳谋杀”提出抗议，但没有能阻止潮流。
这个和约是摆太基式的和约。
据此，德国所应付的赔款数额之巨，为了挣得那么多的英镑、法郎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它将不得不无所不为。
当然，这不是民意所在，但是凯恩斯还从凡尔赛和约看到了由此在无意中引起的后果——更加可怕的德国的独裁制度和军国主义。
他在失望中辞去了职务，在和约成立的前三天，开始对它进行攻击。
他怀着满腔怒火，用高速度写成了《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2月间发表，他也由此成名。
这是一篇辉煌的、具有压倒一切力量的文章。
他看到一些首脑人物在发挥作用，他是用小说家的技巧和上述“文化集中区”尖刻的批判精神，来描写这些首脑人物的。
他说克列孟楼“在意想中只有一个幻觉——法兰西，还有一个是不属于他的幻觉范围之内的——人类，其中至少包括他自己的同僚”。
对威尔逊他说，“就像个奥德修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
——译者）当他坐下来设谋献计的时候比较明智。
”他对人物的描绘固然才智焕发，对和约危害性的分析尤其令人难以忘怀。
凯恩斯看到，审定和约者的意图，只是在于清算政治上的怨恨，而全不计及当时的迫切问题——使欧洲从创伤中恢复过来，成为一个团结的、活跃的整体。
四巨头所全神贯注的别有所在，而不是这些问题。
克列孟梭所注意的是要挤垮敌人的经济生活，劳埃德·乔治只希望搞到一个协议，能暂时敷衍过去就行，总统所关注的只是正义和公理。
至于欧洲的饥饿和分崩离析这个基本问题却不能引起这四巨头的注意，这是个非常任特的现象。
赔偿问题使他们在经济领域内迷失了方向。
他们只是从神学、政治学，选举方面的诡计、从一切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操在他们手里的有关国民经济的前途却漠不关心。
他接下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因此，我们面临的威胁是，欧洲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降低，对某些国家说，已经降低到实际上挨饿的程度（俄国已经实际达到了这一点，奥地利已将近达到这一点）。
人是不会始终甘心淹没在沟壑中的。
由于饥饿，有些人将垂头丧气，陷于无告的绝望状态，有些人会神经失常，挺而走险。
当他们处于极端困境时，为了不顾一切地满足个人的迫切需要，就会推翻战后残留的组织，会毁灭文明本身。
这就是我们必须把所具有的资源、勇气和理想集中在一起来共同防御的危险。
这本书问世以后获得了巨大成就。
条约的难以实行，在一开头就已显得情势了然，但是首先看出、首先说出这一点的、并且直率地提出要进行修改的是凯恩斯。
他已经以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知名。
当他1924年所提出的道斯计划开始了打破1919年造成的僵局这一漫长过程时，他富有远见的天才获得了证实。
他现在已经成名，余下的问题是干些什么。
他选择的是冒险性尽可能大的业务，他开始用几千镑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从事投机而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资金。
有一位银行家，从来不认识他，但对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留下了深刻印象，靠这位银行家的贷款，结果积累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财产。
这完全是凭偶然的机会造成的。
他从事投机时，对内部消息不屑一顾。
他曾说过，华尔街的商人如果不去理睬那些内部消息，就不难致富。
他自己的法门没有什么别的，只是仔细审查一些资产负债表，此外所凭的是，他自己对金融的广博知识，对于一些人物性格的直觉观感，和关于经商的某种资责他早晨未起床时，就逐条审阅金融市场上的情报，作出决定，把他要进行的交易通知经纪人，就是这么回事；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整天的时间来处理较重要的事项，如有关经济理论的探究。
这样他就可以同大卫·李嘉图的大名并驾齐驱。
顺便说一句，他有时并不专为自己赚钱。
他为皇家学院掌管财务时，曾使戈戈之数30，000镑变成380，000镑。
他曾管理过一个投资信托公司，领导过一个人寿保险公司。
他的活动目标，在同一期间总是不止一个——他为《曼彻斯特导报》写稿子；在剑桥大学按时上课，为了使枯燥的理论增添些趣味性，不时地掺入一些关于当代人物或国际商品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的描绘；在此期间还娶了利迪亚·洛科波娃。
一个芭蕾舞女演员成了剑桥大学学院教师的妻子，这是她的一个新任务，但她完成得很出色，使凯恩斯的友人有些诧异，他也感到宽慰。
当然，她放弃了她的专业生涯，但根据一个老朋友的报告，则与此说颇有出入，说她仍在练习故技。
她长得非常美丽，而他只是一个正常的爱慕女子的男人，并不漂亮，但个子很高，仪表威严。
他那壮大而略带些笨拙的身躯，同他偏长的三角形脸正相配合，他鼻梁挺直，有着从在校时就留起的剪短了的小胡子，厚嘴唇，尖下巴。
他的一双眼睛善于表情，在弯弯的眉毛下有时庄重，有时冷漠，有时则闪闪发光，大概要看对方是政府的使者、投机家、“文化集中区”的行家还是芭蕾舞迷而随时变化。
凯恩斯对客寒喧时有个怪解，喜欢把两手拢在袖子里，袖手而谈。
由于他对别人的一双手特别注意，又由于对自己的手感到自豪，因此这一藏匿双手的姿态，就格外显得难以理解。
他甚至把他自己的和他妻子的手制成模型，还收集了他的朋友们的手的模型；当他遇到一个人时，第一件事就是注意对方的手掌、手指和指甲的特征。
后来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一次谈话后，记下了如下的对这位总统双手的观感：
当然，我起先没有密切注意这类问题。
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双手。
他的手很结实，相当有力，但是显得不大秀气或不大灵巧，他的指甲短而圆，像个商人的指甲。
我无法如实地加以描绘，他的手（在我的眼里）虽然不是什么特殊的，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类型。
不管怎么说，我似乎是在哪里见到过的。
哪里呢？
我足足花了10分钟，就像追忆一个忘记了的名字一样。
我终于想起来了，是爱德华·格雷爵士——一个更加踏实的、美国化的爱德华·格雷爵士。
罗斯福写信给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时说，“我跟凯恩斯作了一次有意味的谈话，我对此人倾倒之至。
”他如果知道，他在凯恩斯眼中被看成个具有一双某一外交大巨的商人式的手，他是否会这样说就大有疑问了。
1935年时，他已经有了显赫的经历《印度通货与财政》虽然篇幅无多，却是部精心杰作，。
和约的经济后果。
是一次巨大成就，《概率论》的专业性虽然强得多，情况也是这样。
关于上述最后一本书有一则小小趣闻。
凯恩斯与马克斯·普兰克教授一同进餐，普兰克是一位在数学方面具有天才的人物，量子力学就是在他手里发展起来的，这门学问是人类智力比较惊人的成就之一。
他对凯恩斯说，他曾一度考虑要从事研究经济学，但是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它太难了。
凯恩斯把这句话作为一个趣闻，转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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