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国学经典》读晁错《论贵粟疏》有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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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国学经典》读晁错《论贵粟疏》有感

《品读国学经典》读晁错《论贵粟疏》有感

　　重农贵粟　政之本务

　　——读晁错《论贵粟疏》有感

　　晁错是西汉初期的政治家，汉文帝和景帝的“智囊”，文帝任命为太子家令；景帝任命为御史大夫。

晁错是一个有思想、有学问的人，早年学的是申不害、商鞅的“刑名之学”，后来学习《尚书》，思想理念和知识结构可谓学贯儒法。

他以政治家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热情，多次上书发表政治见解，许多主张被文、景两帝采纳，为形成“文景之治”作出重要贡献。

同时，他的一些主张尤其是削藩严重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

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诸侯王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叛乱。

景帝慑于七国势力，想息事宁人，以“吾不爱一人而谢天下”为由，把晁错作为替罪羊，腰斩于长安东市。

然而，诸侯王并不满足，继续叛乱，景帝最后还是靠武力镇压下去。

晁错虽然被错杀了，但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主张不可能被扼杀，对巩固和发展西汉王朝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论贵粟疏》，强调重农贵粟，对振兴汉朝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鲁迅先生称之为“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

　　汉朝开国之初，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物资匮乏、生活困难，国家经济百废待举，刘邦接受陆贾等建议，以“无为”治天下，推行重农、崇俭、轻徭薄赋三大经济政策。

至文帝时，汉朝经济得到一定恢复，但由于汉初采取不干预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使得商人的政治经济势力不断膨胀，商人兼并农民、商业分解农业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既威胁封建统治的根基，也迫切要求西汉统治集团从“无为而治”转向有所作为。

不少政治家为此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贾谊的《论积贮疏》，主张重农抑商，他说：

“今背本逐末，食者之众，是天下之大残也”；建议“今殴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

”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感其言，使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

晁错则上《论贵粟疏》，劝告文帝“重农贵粟”。

两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晁错的建议更具操作性，提出了“贵粟”、“受爵”、“免罪”等具体办法，还含有“惠商”因素，这比简单地“抑商”更符合经济规律。

《论贵粟疏》全文1184字，紧扣重农贵粟这一中心论点进行严密论证，分为四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今昔对比进行论证，古代圣王重农贵粟“畜积”则足，就有能力应对各种灾害，而今则为“畜积未及”而民贫。

晁错的结论是“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

第二段落是物物对比进行论证，物物对比是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的对比。

晁错认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粟米布帛”一日离开则有饥寒所迫，“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第三段落是人人对比即“农夫”与“商贾”对比进行论证，“农夫”一年四季劳作，历经千辛万苦，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商贾“亡农夫之苦”，却是生活异常奢侈。

晁错指出，这种“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意思是，国家法令规定尊农抑商，社会现实情况却是商贵农贱，统治者尊崇倡导的东西，与世俗社会追求喜好的东西恰好相反，这想让国家富强、法律有效，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段落是论证重农贵粟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入粟可以拜爵，可以免罪，“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从而把重农贵粟的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得重农贵粟的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品读《论贵粟疏》，我们不能不感动晁错忠心为国的精神。

为了巩固西汉政权和发展西汉经济，晁错不仅呈上《论贵粟疏》，还先后呈上《言兵事书》、《守边劝农疏》、《说景帝前削藩书》，为文景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殚精竭虑、出谋划策。

我们不能不佩服晁错直言敢谏的勇气。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运用多种对比手法，批评汉文帝不如尧舜和商汤；物物对比则是指汉文帝的政策有失误。

疏中几次提到“明主”、“明君”应该怎么样，实质是指汉文帝还不是一个“明主”、“明君”。

顺便说一下，我们也应该佩服汉文帝，他不仅采纳了晁错的主张，而且很包容晁错的直谏。

史载，晁错一再上书削藩，汉文帝不接纳，以致晁错在一次上书中狂妄地写道：

“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汉文帝确实英明，他批示道：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

”在汉文帝看来，建议没有什么狂不狂的问题，而决策却有个英明不英明的问题。

这一批示既体现了汉文帝政治上的清醒，也体现了汉文帝心胸上的宽广。

我们不能不重视晁错真知灼见的宝贵。

《论贵粟疏》主要反映晁错的经济思想，就是要“重农贵粟”，夯实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一思想对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贵粟疏》真切反映了农民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

农业和农民是关乎国计民生、治乱兴衰的大事，也是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不敢懈怠的治国之要。

吊诡的是农业效益低、农民生活贫困，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通病，换言之，中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农业和农民问题。

一方面，我们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从而使中国能够长期傲视世界、睥睨群雄；另一方面，我们的农民却是经常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始终没有跳出“温饱—饥饿—温饱”的循环。

与此相对应的是封建王朝“兴盛—衰亡—兴盛”的循环。

一般而言，农民温饱有余，封建王朝就巩固和发展，农民饥寒交迫，封建王朝就风雨飘摇乃至灭亡。

某种意义上说，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兴亡史，就是一部农民温饱与饥饿循环的历史。

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奖励耕植，同时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

所以，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论贵粟疏》所言的悖论：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很奇特的图景，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出发劝民务农，所制定的法律也是褒奖农民的，而社会习俗却是嫌贫爱富，羡慕商人，不尊重农民，甚至连封建官吏也鄙视农民，看不起农业。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形象地描绘了农民与商人不同的境遇。

农民是十分窘迫与艰难，首先表现在劳作辛苦，不仅要“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而且还要“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即砍伐木柴，为官府修缮房舍，服劳役。

令人心酸的是“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农民是赋役沉重，一个五口之家至少有二人为官府服事劳役，“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农民是家庭负担很重，“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意思是，农民负担着迎来送往、吊唁死者、问候病人、赡养孤寡和抚育幼童等开支。

农民还要遭受天灾人祸，天灾是指自然灾害，人祸则是急政暴虐，“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于是，无论家境稍好、有余粮的时候，还是家境困难、没有余粮的时候，农民都只能降价变卖自己的生产生活资料来交税和还债，“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无疑于杀鸡取卵，动摇国之根本。

与农民悲惨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商人乘人之危，大发横财。

“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意思是，在农民危急时，大商人正囤积货物，榨取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则设店摆摊、贩卖商品。

他们操纵稀缺物品和多余财物，每天在都市上游荡，乘着朝廷急需而出售，价格必定加倍。

商人不劳而获，生活奢靡，他们不仅“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佰之得”，而且还“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商人还要勾结王府，官商结合，“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

意思是，他们依靠殷厚的财富，交结王侯，势力都超过了官吏，常因利害关系而互相结纳交往。

　　《论贵粟疏》正确论证了重农贵粟的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重农不仅是王朝巩固和延续的基础，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农业好了，封建经济自然好了，因而重农是封建统治阶级一贯的指导思想。

早在公元前350年左右，著名改革家商鞅就提出了重农思想，他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商鞅的变法使得落后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

晁错学习接受了商鞅的学说，深受商鞅思想和实践影响。

《论贵粟疏》继承和发展了重农思想，“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更是充分论证了重农贵粟思想。

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是人的基本需求，即“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重农贵粟是巩固政权的需要，这是因为不重农则会导致民贫，而民贫就会使民众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民贫，则奸邪生”。

不重农则会导致饥寒交迫，而饥寒交迫就会使民众不受道德约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意思是，寒冷的时候，急需穿衣，不会坐等又轻又暖的衣服；饥饿的时候，急需吃饭，不会坐等甜美可口的食物；饥寒交迫于身的时候，人们的行动就顾不得廉耻了。

不重农则会导致民众背井离乡，“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而背井离乡就会使民众无所顾忌，“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既然老百姓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那么社会就不可能稳定，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即“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民贫之后，慈母都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君主怎么可能管住自己的臣民呢？

！

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的关键在君王，君王的作用在引导。

晁错认为，民众是趋利的，并以珠玉金银为例说明君王的引导作用是很大的，“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这种引导是君王的自我引导。

《论贵粟疏》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这段话是要求君王明确自己的职责，不是自己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引导鼓励民众从事农业生产。

这种引导是君王的行为引导，这就是“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晁错认为，珠玉金银轻便容易携带，会产生很多弊端，“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意思是，珠玉金银会使臣下轻易地背叛君王，民众轻易地离开家乡，盗贼的欲望得到诱惑，逃亡的人得到了轻便的资产。

而君王倡导贵五谷，又由于五谷很重，不是一日长成，从而使民众安心农业生产、重土轻徙。

这种引导是君王的政策引导，主要是把粮食作为赏罚的手段，交粮既可以拜爵，也可以免罪，“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在晁错看来，重农贵粟的好处很多，“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这就是重农贵粟既满足了王朝的需求，又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既发展了农业经济，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论贵粟疏》敏锐感到了商人的重要。

晁错提出了“入粟拜爵”政策，这一政策最有利的是商人和商业阶层。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商为末位，非常轻视商人的作用。

商人是要言利的，所以还把商人理解为小人，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封建统治者一般在“重农”的同时，都要“抑商”，重农与抑商形影相伴。

商鞅可说是开了“抑商”的先河，《商君书》记载，为了使民众致力于农战，商鞅提出了“事本禁末”的主张，制定了一系列打击“商贾、技巧之人”的严厉措施，譬如加重工商税收，提高酒肉价格，“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汉初更是十分鄙视商人，《史记》记载：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肆，然市井之子亦不得仕宦为吏”。

这说明刘邦对待商贾很严厉，不能穿贵重衣服和骑马坐车，加重租税困辱此辈；惠帝和吕后期间，“抑商”政策有所松动，但商人及其后代还是不得入仕为官。

《论贵粟疏》指出，“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所谓“有余者”，实际上就是商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

而且，入粟拜爵根据自愿原则，而不强令执行，国家通过这一政策使商人的“有余”补到了农民的“不足”。

晁错认为，入粟拜爵，一方面可以做到各得其所，实现多赢，即国家、农民、商人都可得到好处。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渫”是分散的意思，就是把粮食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更重要的是，爵位意味着社会荣誉和政治地位。

入粟拜爵，使得商人得到了爵位，就有了社会荣誉和政治地位，这不仅改变了汉初抑商和鄙视商人的政策，而且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满足了商人的精神需求和政治追求，缓和了商人与封建王朝之间的矛盾斗争。

而蕴含在入粟拜爵背后的是晁错深刻的思想认识，就是意识到了商人的重要和作用。

商人是活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品向商品惊险一跳的关键因素，这在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超前的认识和宝贵的思想火花。

晁错倡导的“贵粟”思想和“入粟拜爵”政策，对封建社会产生了久远影响，后世推行的“捐纳”政策，实际上是“入粟拜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然，“捐纳”有点像东施效颦，无论政策效应，还是实际效果，都不可与汉文帝时期同日而语。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令民入粟，六百石，赐予上造（第二级）爵位；四千石，赐予五大夫（第九级）爵位；一万二千石，赐予大庶长（第十八级）爵位；五大夫以上可以免役。

历史表明，晁错的重农贵粟和入粟拜爵政策，取得了非常好的政治社会效果，不仅造就了“文景之治”，而且为汉武帝大展雄风奠定了基础。

因为自汉文帝至汉武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这就使汉武帝开疆拓土有了殷实的本钱。

　　晁错是个历史悲剧人物，悲就悲在他的削藩主张是对的，景帝是接受的，也很欣赏晁错的才华，然而错杀晁错的是景帝。

景帝后来很后悔，据说有人谈及晁错被杀一事，“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

‘公言善，吾亦恨之。

’”晁错的悲剧只是个人生死的悲剧，而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主张却让他流芳百世。

削藩，对于大一统的中国而言，永远具有积极意义；《论贵粟疏》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晁错的经济思想，即使以现代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晁错的经济思想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君王要发挥经济引导作用，这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无论古今中外，政府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总是有着一定作用的，不可能完全消极无为。

就算是最自由放任的国家，政府还得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要重农贵粟，这不仅对于农业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也有着积极意义。

“民以食为天”，任何社会形态都不能不重视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强调农商利益的增损平衡，这也很有意义。

任何经济政策的推行和实施，总会涉及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调整。

因此，提出建议、酝酿对策和决定政策，都要注意集思广益，取得最大共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便平衡好各方面利益关系，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贵粟疏

　　晁错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

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

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

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

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

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

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

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

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

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

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

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

神农之教曰：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

”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

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

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

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

窃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

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

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