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骠国献乐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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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骠国献乐考
唐代骠国献乐考
【内容提要】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沿古代西南丝道赴长安献乐。
骠国献乐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也构成了唐代中后期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本文对骠国献乐的经过，骠国所献乐器、乐曲、乐工及其乐舞表演的基本情况作一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骠国献乐产生的政治、文化影响。
【关键词】唐代骠国音乐社会影响OnThePiaoPresentingNationalMusicAndSocialInfluence
【Abstract】In802,Piaocountry’envoysalongsouthwestsilkwenttoChangAn（长安）.TheenvoysofferedPiao’musictoTangDynasty.ThePiao’musicnotonlyproducedimportantpoliticsinfluenceinthattimesociety,butalsohadformedimportantcontentofChineseandforeignculturalexchangesoflaterstageintheTangDynasty.Thistextplanstoproceedfromexistinghistoricaldata,itoffersmusicprocess,themusicalinstrumentoffered,andhisdanceaccompaniedbymusicthebasicsituationsofperformancemakesandcombsmusicworkerscomposition.Onthebasisofthis,atPiaocountryofferhappypoliticsthatproduces,cultureinfluenceandactastheanalysesoftrynatures.
Keyword:
TangDynasty;PiaoCountry;Music;Influence唐德宗贞元年间，位于今缅甸地区的骠国，组织了一个颇具规模的乐团，不远万里赴唐都长安献乐。
骠国此举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此举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之深远。
那么骠国献乐的基本情况如何？
骠国献乐在当时产生什么影响？
一在公元1世纪至10世纪之间，今缅甸境内产生过许多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缅语族部落建立的骠国。
据缅甸考古学家的研究，骠国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前期，骠国以毗湿奴城为中心，称为毗湿奴时期；后期，骠国以室利差旦罗城为其国都，称为室利差旦罗时期。
作为联系前后两个时期的中介或过渡，则是汗林时期。
[1]（P16）据陈序经先生考证，至晚在公元4世纪时，中国人已知道骠国的存在，骠国的香料通过永昌郡输入中国。
（P64）在室利差旦罗时期，骠国与南诏、唐朝发生了更广泛、更直接的接触与交流。
据《新唐书·南蛮下》，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王“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至成都，韦皋复谱次其声。
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
”（P6308-6312）关于骠国献乐的具体时间，《唐会要》卷100骠国条记：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使来朝，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
”（P2132）看来，骠国使者入境当在贞元十七年下半年。
因此。
白居易《骠国乐》把骠国献乐时间定在贞元十七年。
（P4709-4710）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整理、记录了骠国乐曲，并对骠国乐舞和乐器感到新鲜奇异，命画工画下了骠国的舞姿和乐器，献之于朝廷。
他这样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朝廷先对骠国音乐有个初步的了解，以免后来表演的唐突。
在成都短暂停留后，骠国乐团大约于贞元十八年正月初到达唐都长安。
乐团在唐宫廷进行了表演，受到了唐德宗和文武官员的欢迎。
之后，德宗“授舒难陀太仆卿，遣还”。
（P6314）唐中央政府与骠国建立了直接的友好联系。
这即是《新唐书·骠国传》中有关骠国献乐经过的简单记载。
关于这个事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考辨1．骠国乐团取道成都的原因骠国献乐的目的地是唐都长安，那骠国乐团为什么要先在成都停留、表演之后才赴长安呢？
首先，这涉及到唐代后期的外交制度。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广设节度使。
节度使集地方军政、民政、财政权于一身。
一些地处边境的藩镇，与周边民族政权和国家关系密切，故唐政府授节度使一定的外交权力，如直接对外遣使，与境外互通文书，通和抚纳。
剑南西川节度使有“西抗吐蕃，南抚蛮獠”（P471）的职责，因此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有权让骠国乐团先取道成都再赴长安。
这在当时是名正言顺之举，实际上却反映了唐朝中后期中枢衰弱、方镇坐大的政治局面。
其次，成都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也是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沿此道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因此骠国乐团取道成都再赴长安有当时的历史必然。
2．骠国献乐队伍的人员组成情况按《新唐书·骠国传》所记，此次骠国乐团的率领者是悉利移城主舒难陀。
关于舒难陀的身份，是骠国王子还是王弟？
中国史籍记载不一。
《旧唐书·骠国传》：
“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
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
”（P5286）《新唐书·骠国传》：
“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献其国乐。
”（P6312）《唐会要》卷100：
“贞元十八年春正月，南诏遣使来朝。
骠国王始遣其弟悉利移来朝。
……今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乃因南诏重译遣子朝贡。
”（P2132）可见两《唐书》记为“弟”，《唐会要》前面记为“弟”后面又记为“子”，前后不一。
舒难陀身份究竟是弟还是子呢？
缅甸历史学家吴耶生认为：
舒难陀是骠国王子。
他的判断依据是白居易《骠国乐》诗中，记有骠王“雍羌之子舒难陀”。
同时，白居易在为德宗起草的《致骠王书》中也记有“国王之子舒难陀”。
白居易时任秘书省校书郎，在长安亲眼见过舒难陀。
（P55-56）吴先生此说甚是。
此外，《旧唐书》和《唐会要》将“城主舒难陀”五字遗漏，把城池名“悉利移”误为人名，显误。
悉利移是骠国最重要的边境城市之一，这点毫无疑义。
但这一错误仍影响到了今人着书立说。
如冯文慈先生在《中外音乐交流史》记：
“贞元十七年，骠国王雍羌派弟弟悉利移和城主舒难陀率领其国乐乐人先到成都见韦皋。
”（P124）即为一例。
冯先生把悉利移和舒难陀误为两人。
陪同舒难陀前来献乐的还有大臣那及元佐和摩思柯那。
乐团的乐工有35人，对这一数字多处史籍都作了明确的记载。
此外，《新唐书》记每首乐曲的舞者“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P6314）可见乐团除乐工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舞蹈表演者。
王子及两位大臣必带有一定数量侍从人员。
因此，骠国献乐队伍的总人数至少在50以上。
这在当时应是不小的规模了。
3．骠国献乐的路线及行路日程关于古代中缅印间的交通情况，唐代宰相贾耽曾记载两条路线，其一为“自羊苴哶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
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二百里。
又南至乐城二百里。
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
又经突旻城至骠国千里。
又至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千六百里。
又西北度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六百里。
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温罗国四百里。
又西至摩羯陀国六百里。
”[10]（P1152）按这一路线，南诏至骠国都城段的路线即为：
羊苴哶城——保山——怒江——诸葛亮城——乐城——罗君寻——锡箔——叫栖——室利差旦罗。
据吴耶生先生考证，骠国献乐队伍正是沿此道进入大理的。
从室利差旦罗到大理，骠国使团走了77天，大理到成都走了71天。
到成都后，他们与韦皋见了面，在韦皋的安排下，又花了62天赴唐都长安。
骠国乐团从都城室利差泹罗出发的时间大约在公元801年6、7月间。
（P68-70）4．关于骠国所献乐曲数目据《旧唐书·骠国传》，骠国献乐“凡十曲”。
（P5286）《新唐书·骠国传》则说，骠国进献了12首乐曲，并详细列举了曲名。
（6314）《唐会要》卷100则记：
“又献其国乐，凡二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来朝”。
（P2132）从《新唐书·骠国传》所记来看，曲名中文译名与骠名相对照，信度较高。
而《旧唐书》、《唐会要》均未详细列举曲名。
当以《新唐书·骠国传》所记为信从。
《唐会要》所记“二十二曲”，显误。
22是骠国所献乐器之数，而非乐曲数。
二
骠国此次所献的乐器计有8大类22种。
“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
金、贝、丝、竹二、刨二、革二、牙一、角二”。
（P6312）在这22种乐器中，《新唐书》详细罗列了19种，共计38件，详见下表：
（P6312-6313）八音乐器名数量
金铃钹4铁板2
贝螺贝4丝凤首箜篌2筝2龙首琵琶1云头琵琶1大匏琴2独弦匏琴1小匏琴2
竹横笛2两头笛2
匏大匏笙2小匏笙2
革三面鼓2小鼓4
牙牙笙1
角三角笙1两角笙1按现代乐器的划分，属于体鸣乐器的有：
铃钹、铁板；属于皮乐器的有三面鼓、小鼓；属于弦乐器的有大小包琴、独弦匏琴、筝、凤首箜篌、龙首琵琶、云头琵琶；属气乐器的有螺贝、横笛、两头笛、大匏筝、小匏筝、牙笙、三角笙、两角笙。
种类之齐全，数量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骠国乐团在唐宫廷演奏的乐曲计有12首，按《新唐书》所记，其唐名和骠名的对照及其律调可整理成下表：
（P6314）唐名骠名律调佛印没驮弥黄钟商赞娑罗花咙莽第白鸽答都白鹤游苏曼底哩斗羊胜来乃龙首独琴弥思弥禅定掣览诗甘蔗王遏思略黄钟商/林钟商孔雀王桃台野鹅/宴乐咙聪网摩涤烦扈那12首乐曲中，前7首是有歌有舞的乐舞作品，后5首则是器乐作品。
乐曲的乐意、内容多涉及佛教。
如“甘蔗王，骠云遏思略，谓佛教民如甘蔗之甘，皆悦其味也”。
（P6314）演奏的乐工计有35人，“皆昆仑衣，绛旄朝霞为蔽膝，……”。
（P6314）昆仑是由猛族建立的国家，位于骠国南部。
据此，陈序经先生认为骠国音乐受到过猛族因素的影响。
（P79）至于骠国乐舞的表演，《新唐书》说：
“初奏乐，有赞者一人先导其意，其舞容随曲。
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帽，拜首稽首以终节”。
（P6314）可见，表演中有一人先领舞，各个乐曲的舞者由2至10人不等，但都成双成对。
从“舞容随曲”可推知表演者的舞姿、表情和音乐的节奏是非常协调一致的。
三骠国向唐朝献乐在当时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我们从骠国献乐的原因、动机，可以看到该事件的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其音乐上的意义。
骠国为什么要向唐朝献乐呢？
《新唐书·骠国传》说“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
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乐曲，且令骠国进乐人。
”（P6308）要理解这段史料，必须考察当时唐、吐蕃、南诏、骠国四者的关系。
南诏在皮逻阁时期与唐王朝建立了羁縻关系。
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归义。
皮逻阁死后，子阁罗凤立。
在阁罗凤时期，南诏却唐断绝了关系，并多次交战。
关于两者关系发生如此大逆转的原因和经过，《通鉴记事本末》卷35记载“故事，南诏常与妻子俱偈都督，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
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不应，虔陀遣人詈辱之，仍密奏其罪。
阁罗凤忿怨，是岁，发兵反，攻陷云南，杀虔陀，取夷州三十二。
”[11]（P3235-3236）事件发生后，时任剑南节度使的鲜于仲通领三路大军讨伐阁罗凤，却大败于泸南。
作为胜方的阁罗凤做出反常举动，“遣使谢罪，请还所俘掠”，并声称“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
[11]（P3236）但“性偏急”的鲜于仲通拒绝之，并再次发兵进攻。
阁罗凤抵抗，再败唐军，“遂北臣于吐蕃”。
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号曰东帝，给以金印”。
[11]（P3235-3237）之后，吐蕃与南诏两者多次联合进攻剑南，均大败唐军。
从此，南诏与唐彻底断绝维持了十几年的友好关系。
南诏势力迅速扩张至萨尔温江上游以西和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寻传地区。
骠国与南诏接壤，自然不免被南诏渗透。
南诏“以兵疆地接常羁制之”，（P6308）“肃宗至德元年，南诏乘乱陷越巂会同军，据清溪关，寻传、骠国皆降之”。
[11]（P3237）骠国逐渐沦为南诏的附庸。
阁罗凤在位31年卒，子凤加异早死，孙异牟寻即位。
在这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已非阁罗凤在世时那样密切。
由于“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
[12]（P7480）吐蕃的压迫政策引起了两者的分化。
在唐朝方面，公元785年，唐德宗任命韦皋为西川节度使。
韦皋富有政治远见，上书德宗称：
“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
[12]（P7480）德宗纳之。
韦皋由此开展了一项劝南诏归唐的计划。
从公元785年—792年间，韦皋数次致书南诏王异牟寻，并最终使异牟寻下定决心摆脱吐蕃控制，与唐朝恢复关系。
迟至公元794年，南诏与吐蕃彻底断绝关系。
同年7月，德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两者恢复友好关系。
南诏再次归唐后，异牟寻为了表示对唐王朝的忠心，于799年末派遣使团赴唐，随行有一音乐舞蹈团。
南诏使团先至成都，音乐舞蹈团在成都做了表演。
“韦皋观后，不觉新奇，便亲自帮助排演一出南诏奉圣乐，带去长安演出。
异牟寻发现韦皋懂音乐，故令骠国国王派人前去向韦皋表演他从未欣赏过的骠国音乐和舞蹈”。
（P55）显然，南诏让骠国献乐的原因，是由于南诏本国的音乐不够“新奇”，而骠国音乐却有新奇的功效。
南诏可以借骠国音乐，表示对唐朝的忠心。
同为夷中乐曲的南诏音乐为什么会不够新奇？
大概是因为玄宗曾赐皮逻阁胡部及龟兹音乐各两部。
通鉴记有：
“滋至其国，异牟寻北面跪受册印，稽首再拜。
因与使者宴，出玄宗所赐银平脱马头盘二以示滋。
又指老笛工、歌女曰：
皇帝所赐龟兹乐，唯二人在耳”。
[13]（P7561-7562）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南诏的宫廷音乐舞蹈虽不同于唐朝，但由于与唐朝存在音乐上的交流，会或多或少留有唐朝音韵。
故南诏乐舞不够新奇。
后来骠国乐团在成都表演，韦皋观后“以其舞容乐器异常，乃图画以献”（P6312）。
我们可以从骠国乐舞的“异常”中反推知南诏乐舞的“不够新奇”。
为了以进献更新奇的乐舞来表忠心，南诏异牟寻“令骠国进乐人”。
（P6308）而作为奉命献乐的骠国，长期受制于南诏，自然不会心悦诚服，必然有改善自己政治处境的要求。
但凭骠国自身的实力还不能与南诏抗衡，因此要摆脱南诏的控制，必须借助于第三国的力量。
在当时，比南诏更强大的政权只有唐王朝，只有唐王朝才能充当南诏与骠国间的仲裁者。
而在地理上，骠与唐之间隔着南诏，使得骠国缺乏与唐朝直接交流的机会。
此次南诏要骠国向唐献乐，即提供了骠国与唐直接交流的机会。
可以说，骠国向唐朝献乐不仅仅是听命于南诏而做出的举动，从中也含有借助唐朝势力去影响南诏，以使自己摆脱南诏控制的政治意图。
前面的史料说过“贞元中，王雍羌闻南诏归唐，有内附心”。
（P6308）为什么南诏归唐后，骠国也急着想内附？
明白了骠国上述的政治意图，我们就不难回答这一问题了。
此外，骠国献乐队伍的人员构成，是以王子为首领，两位大臣陪同。
从这样的出使级别中，也不难推知骠国献乐是含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骠国通过献乐，获得绕过南诏直接与唐朝交流的机会，再在献乐的名义下，活动唐朝去向南诏施加压力，从而使自己摆脱南诏的控制。
在当时，骠国的政治意图基本得到了实现。
南诏在唐政府团结力量一致对抗吐蕃的要求下，撤离了入驻骠国的军队。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南诏对骠国的军事威胁，改善了骠国的政治处境。
骠国外交策略无疑取得了成功。
在此后一段时间内，骠国改善了政治处境，与南诏维持了相对友好的关系。
对唐朝而言，骠国献乐不仅密切了唐与骠国的关系，而且推动了唐朝与骠国周边国家的交往。
骠国献乐后，与骠国接近的弥臣、昆仑等猛族国家也随着骠国通使唐朝，开始与唐朝发生联系。
《册府元龟》卷972记：
“贞元二十年十二月，南诏蛮弥臣国、日本、吐蕃并遣使来朝贡”，[14]（P11417）同书卷965记：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弥臣嗣王道勿礼为弥臣国王”。
[14]（P11352）由此可见，骠国献乐扩大了唐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唐朝在最大程度上孤立了吐蕃，赢得了在西南边境与吐蕃斗争的主动权。
“骠国献乐通过文化艺术交流的形式，在政治上使各方面都如此满意，并且达到了敦睦邦交的效果，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14]四骠国献乐是以文化交流形式出现的一次外交活动，其主观动机和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其在客观上，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说，骠国献乐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较之其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更深远、更具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音乐方面，骠国献乐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域外乐器、乐曲乃至乐理，这对中国原有传统音乐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骠国输入的乐器种类达22种、数量居39件之多。
日本学者林谦三把《新唐书》具体所列的19种乐器，依其渊源分为印度系和土俗系两大类。
[16]（PP431-455）在这两大类中，印度系诸乐器渊源于印度，体现了印度文化对骠国文化的影响。
骠国献乐以前，印度系乐器输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西域丝道，而贞元年间骠国乐器的输入是经西南丝道输入的。
这对印度系乐器而言，是一种输入途径的扩大，也就是说骠国献乐后印度系乐器入华有了西北与西南两条输入途径。
这是一种量的变化。
印度音乐经西域丝道东来中国，并非长驱直入，而是一个渐进而多向的过程。
印度音乐先为西域各民族所接受，经西域各民族的融合、发展，再经河西走廊输入中原。
西域民族在印度音乐的入华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在传播过程中，印度音乐受到西域民族自身文化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某些变异，这一变异包括对印度系乐器的某些改造或改进。
同理，输入骠国的印度音乐在影响骠国原有音乐的同时，也必然会受到骠国原有音乐的影响，从而烙上骠民族的印记。
这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
骠国献乐，使具有西域特色的印度系乐器与具有骠国特色的印度系乐器在中土交汇，大大促进了印度系乐器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乐器的改进，扩展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力。
这是一种质的变化。
土俗系诸乐器，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骠国民族乐器。
此类乐器的输入，对唐代原有音乐而言，无疑是接受了一次骠文化的冲击。
骠国输入的乐曲有12首，大半是乐舞作品，集声乐、器乐和歌舞于一体，极富艺术表现力。
它们的输入对唐代原有音乐产生深刻的影响。
隋唐原有音乐呈现了一派“燕盛雅衰”的局面。
骠国乐输入对当时社会的中国音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对隋唐燕乐这一多元性民族文化聚合体”产生了补充和发展的作用。
[17]（P77）第二，骠国献乐在宗教方面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骠国西接东天竺，地域上的接壤自然使骠国与印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印度文化早在公元前就已开始影响该地区。
公元1世纪后，由于印度移民大量涌入，印度对缅甸的影响显着增强。
来自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适应了缅甸早期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孟人、骠人和若开人建立的国家里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
至公元7世纪，佛教已盛行于骠国，其中小乘佛教影响最大。
虽然关于骠国佛教的输入途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P80）但是，对于佛教在骠国盛行这一史实，学术界是一致的。
《新唐书·骠国传》说：
骠国人“明天文，喜佛法。
有百寺，……琉璃为甓，错以金银丹彩，紫矿涂地……”。
（P6308）寺庙众多，装饰豪华，俨然一派佛教圣地的景象。
又说“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
（P6308）可见当时幼童入寺修行，已形成风气。
《新唐书·骠国传》又云：
骠国人“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
”（6308）怕杀生而不用丝织物，显见佛教在骠国已深入人心，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骠人的音乐也深受佛教的影响。
我们从骠国进献的12首乐曲的乐名中，如《佛印》、《禅定》、《甘蔗王》，也可窥知佛教与骠国音乐的关系。
从本质上说，骠国音乐是一种佛教音乐。
所以，《旧唐书·骠国传》说：
骠国所献“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意。
”（P5286）《唐会要》卷100、《册府元龟》卷772也做了相同的记载。
骠国乐作为一种佛教音乐，源于印度，但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浸染骠国的习俗而产生变异。
缅甸史研究表明，骠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其音乐舞蹈艺术有高度的发展，那么这一民族特征必然会渗透到骠人的宗教活动之中。
骠人用乐舞来表现佛教内容，弘扬佛教精神，这可以说是骠国乐作为佛教音乐之外，自身具备的独特之处。
作为佛教音乐，骠国乐自然具备佛教音乐的一些功能。
随骠国献乐输入的乐器有22种39件，乐曲有12首，乐工有35人。
这是一次相对集中的域外宗教音乐输入，为中国传统宗教音乐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自东汉以来，随着佛教在中国广泛的传播，佛教音乐也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
佛教音乐从传入开始，便与佛教本身的流传一样，一直处于同中国传统相适应、结合的过程中。
最初在佛教活动中，佛曲的念唱，用的都是梵音梵文。
但由于“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乐以咏汉语，则声繁而仓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梵文，则韵短而词长”。
[17]（P85）可见传入的佛曲在音节上适应不了汉语译出的歌词；若用汉曲来咏唱梵文，则语音与乐调无法协调。
两种形式无不影响了传教的效果。
为解决上述两者的弊端，“俗讲”的形式逐渐被运用。
俗讲即是将佛经故事以通俗的方式加以演唱。
俗讲是唐代说唱音乐最主要的形式，也是佛教音乐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
唐初俗讲的讲唱内容大都与佛教故事相关。
[17]（P85）就传教效果而言，骠国乐比俗讲更胜一筹。
乐舞的形式相对于说唱形式而言，更具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
俗讲的内容仅限于佛事，说唱者要求是僧人，这意味着在佛教的世俗化方面，俗讲不如骠国乐舞，骠国乐舞在“寓教于乐”方面比俗讲做得更好。
所以，白居易评价骠国乐舞：
“闻君政化甚圣明，欲感人心致太平。
感人在近不在远，太平由实非由声。
” （P4709-4710）第三，对文学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影响骠国乐团在长安的表演，受到了唐宫廷和当时文人学士的欢迎。
唐德宗对骠国乐赞赏有嘉，令白居易写信给骠王，称赞唐与骠的友好邦交，并封雍羌为检校太常卿，舒难陀为太仆卿，随行的两位大臣也授了官职。
唐代文人记下了自己对骠国乐的感受。
白居易、元稹都作有《骠国乐》，这些文字一直传诵至今。
开州刺史唐次也作《骠国献乐颂》，献给德宗。
（P6314）骠国献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元稹曾写诗赞曰：
“史馆书为朝贡传，太常编入鞮靺科。
”[18]（4629-4630）骠乐编入了宫廷音乐中。
注释：
[1]贺圣达：
《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陈序经：
《骠国考》载《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南蛮下》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王溥：
《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1年
《全唐诗》卷四二六，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
黎虎：
《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
吴耶生：
《公元802年骠国使团访华考》载《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冯文慈：
《中外音乐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10]《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岭南道》
[11]《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十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
[1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年
[13]《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十一
[14]《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
[15]陈炎：
《中国同缅甸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载《文献》1986年第3期
[16]林谦三：
《东亚乐器考》音乐出版社1962
[17]修海林、李吉提：
《中国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8]《全唐诗》卷四二0，中华书局1999年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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