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西夏发式.docx

辽金西夏发式.docx

《辽金西夏发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辽金西夏发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辽金西夏发式

宋、辽、金时期契丹、女真男子发式比较——兼论发式研究在绘画鉴定中的应用

（此文是我研2寒假的作业，望有志于中国古代书画、民族史研究的朋友多加指正。

）

    宋代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重要时期，技巧日臻成熟，题材空前丰富，表现出更多的世俗情趣和生活面貌，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历史学、人文学、风俗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辽、金两代的绘画成就虽难与宋代相匹敌，但在人物画的发展上却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成就，尤其是少数民族题材的人物画更是具有重要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遗憾的是，在宋代以来的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辽、金绘画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较少且缺乏著录，多数难以确定真伪，以致影响了其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近代的研究者做出了各种努力，在传统鉴定法的基础上，试图应用民族学、图像学等方法解决辽金绘画的鉴定难题，其中以发式、服饰研究为突破口的亦不在少数，【1】本文就从最易混淆的契丹和女真男子发式入手，详细解析一些古画中的人物族属，并探讨发式研究在绘画鉴定中的应用方法。

    与汉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不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均有髡发习俗。

髡发即剃发（也有称薙发，薙同剃），其成因现已难探端倪，可能是为了轻便，【2】也可能是出于某种信仰。

【3】若论契丹人的髡发习俗，实由来已久，其前身鲜卑人不分男女皆行髡发。

【4】延续至晋代，鲜卑析分为宇文等部，仍旧髡发。

【5】至辽代，契丹人虽仿汉制建立封建制国家，却没有就此放弃这一习俗，甚至在辽初还一度强迫辽地的汉人髡发。

【6】关于辽代契丹人髡发的具体式样，史籍所载甚略。

《辽史•仪卫志》中提到：

“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额后垂金花织成夹带，中贮发一总……”。

【7】可见当时大臣的额后两鬓处各有一绺头发束于夹带中垂下。

沈括曾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出使辽国，他在《熙宁使虏图抄》中形容契丹人的发式为：

“其人剪发，妥其两髦。

”可理解为：

头发一部分剃光，一部分留长，留长的部分有两绺自然下垂。

苏颂（1020-1101）《苏魏公文集》中提到“敌中（指契丹）多掠燕蓟之人杂居番界，皆削顶重发”，可知契丹人髡去的大概是头顶部位的头发。

以上三种叙述只能反映契丹髡发的大概。

史料中出现对女真人髡发的记载似乎比契丹人略晚。

《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等均记载女真先辈肃慎、靺鞨“俗皆编发”，并未提及髡发。

【8】至宋代，记载女真人髡发的资料才多了起来。

【9】其中较为详细的大抵如《大金国志》所载：

“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还有一些简单的说法如：

“秃（剃）头辫发”、“髡头绞发”或“辫发露顶”，意思不出其左右。

【10】不难看出，人们对女真式髡发的叙述更强调“辫发”和“留颅后发”，并指出“与契丹异”，主要差异应在于留发位置上的不同，女真为“颅后”而契丹为“额后”。

鉴于文字记载的简略，若想深入研究契丹、女真发式，还需结合辽、金时期的文物和艺术遗存。

    需要注意的是，在辽、金至元初的三百多年里，这两个民族的髡发样式不可能一成不变，由于民族、宗教、历史、地域、个人（如年龄、身份、个人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多种面貌。

另外，辽、金时期民族杂糅，在同一美术作品或绘画性遗存上极有可能出现多个民族的人物，我们在进行发式分析时应仔细辨别。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反应契丹人髡发形象的文物遗留远多于女真人，原因就在于辽金两代首服制度的不同。

辽代对佩巾的限制十分严格，除契丹贵族、官员和汉人外，普通契丹人佩巾需缴纳重金，因此辽墓壁画中大多是髡发露顶的人物形象。

【11】金代相较于辽代，其汉化程度更高，衣帽用度亦逐渐汉化，“巾”乃是常服之一，是以遗留下来的髡发形象不多，这为我们研究女真髡发带来了困难。

【12】本文首先根据辽墓壁画归纳辽代契丹髡发特点，再结合有限的金代文物遗存和年代较为确定的卷轴画分析金代女真髡发。

    1.辽代契丹男子发式

    从已发掘的辽墓壁画看，契丹男子的髡发总体上皆在两侧太阳穴上方各留有一绺头发，延续至鬓角位置，正如文字记载的于“额后”“妥其两髦”。

唯发式其他细节有不同：

如两绺头发或长或短、或散或编，发根形状或圆或扁，额头上方有无刘海，脑后是否留发等。

据其形式，大致可分为五种。

    第一种：

圈式。

【13】特点是，仅剃掉头顶天灵盖处一块头发，余发自然下垂。

刘海修剪得较短，不长于眉毛，其余头发长度及颈，两鬓各有一绺头发置于耳前，不系发辫。

整个发型就像头上围着一个圆圈。

代表壁画墓为：

内蒙古宝山1号辽墓（公元923），【14】辽庆陵之东陵（983～1031）。

【15】这种发式在《契丹人狩猎图》【16】中亦有体现，而且可以看见该发式背面的细节。

（图1）两个壁画墓分别属于辽代早期和中期墓。

（此分期参考李逸友《略论辽代契丹与汉人墓葬的特征和分期》【17】，将辽代墓葬分为三期，早期为太祖至景宗朝（907～981）；中期为圣宗、兴宗朝（982～1054）；晚期为道宗、天祚两朝（1055～1125）。

）留这种发式的人多是侍从，或牵马而行，或拱手站立，或手持骨朵。

值得注意的是，宝山1号辽墓的发掘报告中称该墓壁画上留此种发式的人为女仆，可是无论从服装还是所从事的工作看，他们均系男仆无疑。

问题是，壁画本身没有很好的反映出髡发的细节，画师将人物头顶上的短发一律图黑，看起来像是与其他头发连在一起似的。

好在发式的外轮廓还能显示出因头发长短不同而造成的上半部头发紧贴头皮，下半部头发向外扩散的效果。

《辽志》中记载，契丹人中只有贵族、官员才允许使用巾裹，一般人不戴巾帽，【18】这种上紧下松的发式的唯一解释就是上面的头发被剃短了，而不可能是由于戴巾裹挤压所致。

相比之下，东陵壁画中的人物发式就交代的比较清楚，甚至可以看到头顶青青的短发。

file:

///C: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1.JPG      另外，属于辽代早期的二八地1号辽墓【19】石棺内壁所绘的《契丹族放牧图》和《契丹族营盘图》中都出现了披发的契丹人形象。

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的发式其实是“圈式”发型的加长版。

但国内许多临模图版均将该发式头顶图黑，不知原画情形如何，因此暂将它归为“圈型”，存疑。

（图1）如果原图真的是头顶图黑的话，有两种可能：

一种如上述宝山辽墓因画法简略造成；一种则说明此图非表现契丹人生活而是其他民族，如匈奴人、【20】室韦人等。

【21】契丹在逐渐强大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扩充自己的力量，其中就包括匈奴人和室韦人，【22】因此在契丹人中混有披发的其他族群也是可能的。

    第二种发式：

门式。

特点是，除额头上留一道短短的刘海和太阳穴上方各有两绺头发下垂至腮部，其余全部髡掉，看起来像一个门框。

这种发式可算作“圈式”的简化版，两者区别只是后脑部位是否留发。

代表壁画墓为：

内蒙古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公元1018年），【23】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罕山辽秦王韩匡嗣墓（1031～1034），【24】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25】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下湾子1号辽墓。

【26】另有韩匡嗣墓出土相同发式男立俑一个，头发刻画得较具体，可观察到脑后头发状况。

（图2-1）以上四处壁画墓均为辽代中期墓葬，梳此发式者亦皆为仆从，分别呈牵马、臂鹰、捧物状。

多数人留短小胡须，从面容上看应是青壮男子。

其中以陈国公主墓中的仆从形象最为威严、壮硕，他们的鬓角垂发也最短，仿佛刚刚理过发，显得干净、利落，很像现在男青年的板寸发型。

相比之下，韩匡嗣墓中的仆从发式就显得毛糙，刘海很不整齐。

    此外，还有一种发式也可归入“门式”髡发，只是额后两绺头发更长，甚至编成发辫，有的发辫还被盘起，会使人误认为是新的发式。

留此类发式的如：

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湖辽墓《备食图》中侍仆（辽中期以后）【27】；内蒙古敖汉旗喇嘛沟辽墓《备猎图》和《烹饪图》中侍仆；内蒙古库伦1号辽墓（公元1080年左右）【28】墓道南壁《出行图》中捧帽侍从，及墓道北壁《归来图》中侧身侍从。

其中以喇嘛沟辽墓中的发式最为特殊，但其只是在“门式”加长版基础上对发辫做了不同处理而已。

（图2-2）这几个壁画墓年代属辽中晚期，对比于辽中早期的“门式”发型，可以看出契丹髡发的发展趋势是，额后两绺头发逐渐变长。

由于垂发过长会造成行动不便，因此有时需要结辫或盘起。

这种发式到辽代后期就很少看到，库伦1号墓中仅此两例，更多的是与它相近的“双蛇式”和奇怪的“蝌蚪式”，其中“双蛇式”与“门式”加长版似乎存在渊源关系。

    第三种发式：

双蛇式。

特点：

除前额至太阳穴上方留有对称中分的两片头发外，余发全部剃除，两片头发上缘呈圆弧形，中分处紧贴发际线，然后向两边升高，至太阳穴上方开始向下弯曲，形成类似M形的波浪线，从外观上看如两条头部相对的游蛇。

此类发式的刘海是与“门式”相区别的主要标志：

“双蛇式”刘海上缘的曲线造成刘海中间细两边宽的效果，而“门式”刘海上缘是平的，刘海长度基本相等；还有一类“双蛇式”刘海很长，可以与两侧垂发一同掖入耳后或编成发辫，这种呈圆润下弧形的刘海可与“门式”作明显区分。

我们从刘海较短的“双蛇式”髡发中不难看到“门式”的影子，两类发式同时出现在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湖辽墓壁画上，而且有些发式模棱两可，似乎可看作是从“门式”向“双蛇式”过渡的证据。

另外，内蒙古库伦1号辽墓中除两例“门式”髡发外，出现更多的是“双蛇式”和“蝌蚪式”髡发，说明“门式”髡发的势微。

此外其他代表壁画墓有：

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音敖包辽墓《烹饪图》中侍仆发式，内蒙古敖汉旗康营子辽墓，内蒙古敖汉旗羊山3号辽墓，内蒙古宣化2号、6号、7号辽墓，河北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1116年），河北宣化下八里张文藻墓等。

【29】（图3）这些辽墓从辽中期到晚期都有，主要集中在晚期；壁画墓分布更广，以北方的契丹墓居多，也包括辽南京辖区的汉族墓；壁画中留“双蛇式”髡发的人不仅限于下层仆从，也有身份显赫的墓主人（如库伦1号墓），年龄范围也较大，说明此发式流行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双蛇式”的垂发也有过长的烦恼，因此可以见到将发辫穿入耳环将其固定的例子，如滴水湖辽墓中的捧盆仆从；还有的将两个发辫系于脑后以便工作，如康营子辽墓中口含匕首的侍仆，都是契丹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

    需要补充的是，“门式”和“双蛇式”髡发还有脑后或头顶留一绺头发的特殊样式。

见内蒙古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内蒙古库伦2辽墓，河北张家口宣化区下八里村张氏家族墓。

（图4）对于这种发式的含义，有人猜测是因为某种特殊信仰，但未见具体根据。

另外，留此发式的人皆为青少年，不排除这是一种吉祥发式，类似现在所谓的“长命根”。

（小孩自生下后，保留一部分后脑部位的胎毛，系成发辫，一直留到成年再剪，谓之“长命根”。

）【30】而且在河北宣化张氏家族墓中可看到许多男童头顶都有一个类似的小辫，不同的只是小辫系以丝带，并与两侧鬓角部分头发会合于颅后，比上述发式更为复杂而已。

可见头顶或头后留小辫近于孩童发式，后一种猜测可能性较大。

因为张氏墓群年代较晚，也许是由上述发式演变而来。

在宣化张文藻墓中还有一备茶图壁画，里面两个少年的发式与以上皆异，头顶无发辫，颅后有一圈头发，似乎是将两鬓发辫向后合拢所致，也可看做“双蛇式”髡发的一类。

    第四种发式：

蝌蚪式。

特点是，除头部两侧太阳穴上方各留一绺头发外，余发全部剃除，且两绺头发的发尾部分修剪成圆形，整个看起来状如蝌蚪。

这种发式的两绺垂发处置方式与“双蛇式”略同。

典型代表有：

内蒙古敖汉旗康营子辽墓，内蒙古库伦旗1、2、6、7号辽墓，内蒙古巴林左旗滴水湖辽墓，内蒙古敖汉旗羊山3号辽墓等。

（图5）皆为辽代中期壁画墓。

其中康营子辽墓和库伦2号辽墓中除康营子辽墓外，其余留此发式的契丹男子都有胡须，应是中青年男子。

大部分人手持骨朵，身份应该是侍卫，还有一些在进行烹饪。

此种发式往往与“双蛇式”同时出现（如康营子辽墓，库伦辽墓，羊山3号辽墓，滴水湖辽墓等），但仅见于契丹墓，流行范围不如“双蛇式”广。

从美观角度看，“双蛇式”强于“蝌蚪式”，这也可能是前者更为普及的原因。

    “蝌蚪式”髡发最易与女真式髡发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女真发式部分再行讨论。

    （传）胡瓌《番马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中一人物两个发辫随风飘起，发根位置与辽墓壁画中“蝌蚪式”发式相符，可判断为契丹人无疑。

（明摹本）《胡笳十八拍图》卷（南京博物馆藏）图中亦有发根形状接近“蝌蚪式”者，唯位置稍微靠后，但基本符合契丹发式特点。

而（传）胡瓌《卓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两个接近“蝌蚪式”的人物发式，不仅发根形状不够明显，发辫位置也相对靠后，只是因为他们都留有长至下颌的鬓角，不仔细看会将其误认为下垂的发辫，因此笔者认为他们并非契丹人。

（图5）

    第五种发式：

桃式。

此发式与“蝌蚪式”小异，唯发根形状不同，在“蝌蚪式”圆形发根基础上又向后延伸，似乎在颅后相连接，因目前缺乏此类发型侧面或背面图象，难以判断颅后详情，但从正面看发根形状略似桃形，故名。

图见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大约建于1079年以前）【31】，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一、二号辽墓【32】。

（图6）此种发式出现时期为辽中晚期，地点在内蒙古敖汉旗一代，留此发式者均为青年侍卫。

    以上五种主要发式基本概括了契丹髡发的特点，即使有一些特例也可从这五种发式中找到根据，因此我们可以在脑中形成关于契丹男子发式的大致印象，并用它来判断古代美术作品中疑似契丹人物的真实性。

    2.金代女真男子髡发样式：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金代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卷轴画，对比辽代、元代发式，可发现金代女真男子髡发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

“耳根式”。

特点是：

与契丹“蝌蚪式”髡发相类，仅留两个发辫，余发全部剃除，但该发式发根不像“蝌蚪式”呈圆形，位置也明显靠下，延耳朵外弧线留发，靠近脑后，这一特点与史载女真人“留颅后发”相一致，但两发辫之间距离较远。

另外，在一些卷轴画中还表现了该发式编发的细节，它并不像一般辫发是将所有头发合拢后再编，而是从耳朵上缘起始处开始取一撮头发开始编起，然后每编一下加入一股头发直到将所有头发编入，这样头发可以紧帖头皮，相较于契丹人的发辫更为服帖。

“耳根式”髡发见于1961年发掘的辽宁朝阳师范学校院内金墓壁画，该墓是目前少有的绘有髡发人物形象的金代壁画墓，且有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题记，年代确定，属金代中期。

墓室西壁壁画《备膳图》中有“一人顶秃，脑后短发结辫下垂”，【33】就是“耳根式”髡发的最佳例证。

另外如（传）胡瓌《卓歇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传）胡瓌《出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胡瓌《回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佚名《柳塘浴马图》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人《胡笳十八拍图》册（波士顿博物馆藏），（传）李唐《文姬归汉图》册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张龙章《胡人出猎图》等卷轴画中也出现了留有此发式的人物，只是发辫长短略有差异，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画作中的人物可看作是女真人。

（图7）女真“耳根式”髡发在如此多的绘画内都有表现，足以证明它是女真男子主要的髡发样式，流行时间也应较久。

    第二种：

“脑后式”。

特点是，剃去额前及天灵盖处头发，只留脑后发，将头发中分，编成两条长辫，除发辫数量与清代满族人髡发不同外，其它细节相同。

该发式见于河南焦作西冯封金元时期砖雕墓出土的吹排箫俑及持节板俑，二俑“头前顶剃光，后脑两侧梳长辫垂肩”，【34】其发式与史料中对女真人发式的叙述也十分符合，（图8）问题是：

一、该墓无确切纪年，时代判断处于金元之间，若直接引为女真发式恐有不妥，还需进一步论证；二、墓中人物多是少年，就如辽墓壁画中一些少年、孩童的发式一样，不排除其发式存在特殊性。

鉴于这种后脑梳长辫的发式两辫距离较近，发根位置较高，不同于前面介绍的“耳根式”髡式，又与元代蒙古族髡发具有某些相似性，此处需对蒙古髡发作以简单介绍。

蒙古男子发式基本款式是：

剃去头顶状如新月的一弯头发，剩下的头发分成三部分，脑门上的刘海为一部分，修剪成圆桃等形状，剩下的头发平均分成两部分，在耳后结成发辫，发辫多结成环状，分一环至多环不等，【35】也有将发辫合在一起垂至后背的，【36】其发辫变化颇多。

（图9）可见元代蒙古髡发以特殊的刘海和结圈的发辫为特点，且目前所见不戴帽的元代蒙古人几乎都有刘海。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西冯封村砖雕墓的辫发人物非蒙古人而是女真人，其发式应为女真人的一种。

传世（题）祗应司张□《文姬归汉图》卷（吉林省博物馆藏），（题）鎭阳  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卷（日本大阪国立美术馆藏）中几个人物的发式与之十分接近，（图10）只是宫素然卷人物额头上还有一撮刘海，看起来更像是蒙古族的婆焦头。

若仅从发式上判断，则《文姬归汉图》卷中人物应为女真人，因此年代比《明妃出塞图》卷略早，很可能是金代作品。

另传世金代杨微《二骏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中绘一女真骑手，（图11）虽头戴皮帽，但有发辫露出，其飘摆之态与上述《文姬归汉图》卷中的发辫极为相似，或可作为另一佐证。

虽然“脑后式”女真髡发图像证据较少，但从它与女真后裔满族人髡发样式的相似性上判断，该发式极有可能就是满族髡发的前身，又因为它与元代蒙古人髡发也十分类似，笔者判断其流行时间应在金末元初，因此不如“耳根式”髡发具有代表性。

    从上述对女真髡发样式的探讨中可以发现，在缺少可靠图像资料的情况下，仍可利用对其他髡发民族发式的分析，借助排除法找到女真发式的蛛丝马迹。

幸运的是，由于我们掌握了较为丰富的辽代和元代髡发样式资料，有助于区分出处于这两个朝代之间的金代女真发式，为我们鉴别古画中人物的族属铺平了道路。

总结一下金代女真男子髡发，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无刘海，额头至天灵盖部位皆髡发；二、发际线靠后，头发主要留在头的后半部；三、发根无特定形状。

由于本文资料有限，不排除还有其他女真髡发样式存在，这里只对其大概特点进行总结。

    经过对辽代契丹和金代女真（包括元代蒙古）男子髡发样式的研究、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契丹、女真人髡发样式虽有部分相似性，但其髡发规律存在本质差异，其区别主要在有无刘海，发根的位置和形状上。

二、契丹人的髡发样式较为丰富，而女真发式相对单一。

三、契丹、女真髡发都具有一定的时代和地域特点。

因此只要掌握了两族发式的基本规律，我们在鉴定人物画时完全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本文希望通过对辽代契丹及金代女真男子髡发样式的梳理、总结，形成一种对其历史特点的熟悉感，而不是对它们作过于狭隘的界定。

笔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在于将发式研究应用于绘画鉴定，因此文中结合一些卷轴画进行了分析，并对上面某些人物的族属作了初步的判断，希望能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点线索。

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发式研究毕竟只是绘画鉴定的一个辅助手段，我们对它不能过分依赖，应用时要注意分寸，以客观审慎的态度灵活运用。

注释

【1】《文物》1959年第5期，刘凌沧《中国画里的<胡笳十八拍图>》

《文物》1959年第6期，王去非《关于明摹胡笳十八拍的一些问题》

《文物》1959第6期，沈从文《谈谈文姬归汉图》

《中国画研究》1983年5月第三期，陈兆复《论契丹的绘画》

《文物》1983年第9期，李逸友《契丹的髡发习俗-从豪欠营契丹女尸的发式谈起》

《美术研究》1990年第4期，余辉《金代人马画考略及其它》

《朵云》1992年32册，余辉《金代绘画史初探》

《博物馆研究》1993年第2期，苏兴钧《宫素然<明妃出塞图>之考辩》

《文物》1995年第12期，曹星原《传胡瓌<番马图>作者考略》

《收藏家》1997年第1期，余辉《民族学是鉴定番骑类古画的依据—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卷年代考》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余辉《陈及之<便桥会盟图>卷考辨—兼探民族学在鉴析古画中的作用》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8月

《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4月，彭慧萍《大都会博物馆藏<胡笳十八拍图>卷“官”字烫印之断代研究》

【2】《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

“乌桓者、本东胡也……以髡头为轻便”。

南朝·宋·范晔著，中华书局，1965年

【3】如西夏国崇信佛教，李元昊甚至强制国民髡发，见《西夏书事校正》（元昊）“欲革西夏旧俗，先自秃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尊此，三日不从，许众齐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

清·吴广成著，龚世俊等校正，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5月

【4】《风俗通义》（鲜卑）“皆髡头而衣赭”。

东汉·应劭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乌桓者、本东胡也……以髡头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勾决，饰以金碧，优中国有簂步摇。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

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

”

【5】《魏书》卷103《宇文莫槐传》：

“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

”

北齐·魏收著，中华书局，1974年

【6】《苏魏公文集》卷十三《前使辽诗·和晨发柳河馆憩长源邮舍》注。

宋·苏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辽史》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仪卫志二。

元·脱脱等著，中华书局，1974年

【8】《晋书》卷九十七，列传第六十七。

唐·房玄龄等，中华书局，1974年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靺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黑水靺鞨》。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第二《黑水靺鞨》。

宋·薛居正等，中华书局，1976年

【9】《大金国志》卷三十九：

“辫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

”

宋·叶隆礼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三朝北盟会编》（1194年成书）卷三：

“妇人辫发盘髻，男子辫发垂後，耳垂金环，留脑後发以色丝系之，富者以珠玉为饰。

”宋·徐梦莘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元·陈淮著《北风扬沙录》“人皆辫发，与契丹异，耳垂金环，留颅后发，以色丝系之。

”

明·楊循吉《金小史》卷一：

“人皆辫发，垂金环，”

【1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杨汝翼《顺昌战胜破贼录》：

“秃头辫发”。

宋·汤璹《德安守御录》：

“建炎二年（1128）十二月廿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至黄州（今湖北黄岗县）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

”摘自陈规《守城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南宋·宗泽《宗忠简公集》：

卷七“髡头绞发，装著寒服”。

《宋会要·兵》“辫发露顶，肆行摽路”。

【11】《辽史》第五十六卷，志第二十五，仪卫志二，国服条“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诏八房族巾帻。

道宗清宁元年，诏非勋戚之後及夷离副使并承应有职事人，不带巾。

”

宋·叶隆礼《辽志》：

“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驰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

”

【12】《金史》卷四十三志第二十四輿服下“金人之常服四：

帶，巾，盤領衣，烏皮靴。

”

元·脱脱等著，中华书局，1975年

【13】本文中所有发式名称均为笔者命名，以便于记忆和指代。

【14】参看《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梁万龙《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15】辽庆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索博罗嘎公社王坟沟，其中以辽圣宗耶律隆绪的东陵壁画保存最好，圣宗于公元983～1031年在位，因此东陵的建陵时间也应在983～1031年之间。

【16】图见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P485插图一二二，临摹图见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P140图L-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