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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

源县)人,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朱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朱松进士出身,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

朱熹天资聪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

18岁“举建州乡贡”,次年考中进士,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其政治与教育生涯。

然而仕途坎坷,50岁时才被任命为偏僻之地南康军知军,以后又曾一度做过浙东、漳州、潭州等处地方官,晚年受宰相赵汝愚推荐,为焕章阁等制兼侍讲,遭谗言,仅40余日即被解职,结束其政治活动。

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从政仅14年,而专门从事教育活动时间达40年之久。

即使在为官期间,他也重视文教、锐意办学,未曾间断教育工作,如为南康知军时,修复白鹿洞书院,并在其中讲学,制订学规,对后世影响很大;为潭州知州时,倡导州学、县学,亲自主持修复岳麓书院,处理政务之余,仍教诲诸生不倦。

朱熹曾师事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他的理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学术思想,同时吸收了周敦颐、张载的主张,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教育理论是其理学思想体系的一部分。

朱熹著作颇丰,主要有《诗集传》、《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

录》等,后人编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

他的儿童教育思

想除散见于一些诗文中,还见之于他为儿童编写的教材《小学》与《童蒙须知》

中。

一、重视蒙养教育

朱熹依据古代的教育经验,把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

段,其中8~15岁为小学教育段,即蒙养教育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段。

他认为

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则

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

朱熹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他说:

“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

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

”(张伯行:

《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

初编本,第2页)又说:

“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

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

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

”由此他认为

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

本。

”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

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张伯

行:

《小学集解·小学书题》,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为了说明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阶

段,他说:

“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

光饰。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7,中华书局1986年自版,第125页。

)并指

出倘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他说:

“而今自

小失了,要被填,实是难。

”总之,在他看来,蒙养阶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必须

抓紧抓好。

二、要求慎择师友

由于幼儿模仿性强,是非辨别能力弱,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习

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

”因此朱熹也与古代许多教育家一样,强调在幼儿教育

中应注意慎择师友。

朱熹认为,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慎择幼儿的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

为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幼儿的影响也较大,作为婴幼儿的最初教

育者,“乳母之教,所系尤切。

”如何选择乳母呢?

朱熹提出的条件是:

必选求

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

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

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儿童稍长,除须慎择教师外,还应开始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

能力。

朱熹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

“交游之间,尤当审择,

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

”至于如何决定交游的亲疏,他指出:

“大凡敦

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

也。

”“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普通人家的子弟要善择师友,对太子、皇孙来说,师友的选择就更为重要。

作为晚年曾做过焕章阁等制并兼皇帝的老师的朱熹,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他

说:

“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

”至于皇孙,由于其“德性未

定”、“闻见未广”,则“保养之具,尤不可不严。

”针对当时皇太子、皇孙师

友选择不当的情形,他大胆地指出太子、皇孙左右的宫僚之选,不仅罕有称其职

者,而且多有“邪佞、儇薄、阘冗、庸妄之辈”(朱熹:

《戊申封事》,《晦庵

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11。

)厕身其间。

认为如此疏略“辅养之

具”的择取,“是犹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盗贼之冲也,

岂不危哉!

”(朱熹:

《己酉拟上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

本,卷12。

)同时劝告统治者,应效仿古之圣王教世子法,选拔端方正直,道术

博闻之士为太子师友,并盛赞贾谊在《保傅传》中所说的话:

“太子之善,在于

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为天下的至理

明言,“万世不可易之定论。

三、强调学“眼前事”

朱熹认为:

“圣贤之学,虽不可以浅意量,然学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

始。

”(张伯行集解:

《续近思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2,第46页。

)同时他还

说:

“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远幽妙。

”因此他规定小

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学其事”,学习眼前日用的事。

他指出:

“小学之事,知

之浅而行之小者也。

”具体言之,它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

数之文”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这样一些内容。

朱熹认为儿童学习这类

“眼前事”不仅符合儿童认识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够为大学“学其理”打下基

础,因为“理在其中”,事事物物之中都存有一个理,“学之大小,固有不同,

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张伯行:

《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初编本,

第5页。

为使儿童“眼前之事”的学习有章可循,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小学》与

《童蒙须知》两部教材。

《小学》系将古代童蒙读物加以选择、扩充,加上古今

圣贤名流的嘉言善行汇集成书,全书共分内外两篇,内篇有四:

《立教》、《明

伦》、《敬身》、《稽古》;外篇有二:

《嘉言》、《善行》。

《小学》一书对

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地位相当于《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

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

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

汝当继我长处,笃行而好之也。

“(张伯行:

《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

初编本,第5页。

)《童蒙须知》则是朱熹为儿童制定的学习”眼前事“的具体标

准与要求。

它依童蒙习学之序,”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

洁,“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服,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

凡就劳役,必去上

笼衣服,只著短便,爱护勿使损污。

”又规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

有常处(朱熹:

《童蒙须知》,《蒙学须知》(传统启蒙教育资料),山西教育

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等等,虽然比较琐屑,但却也有不少合理成分。

朱熹强调学习“眼前事”,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儿童的学习由浅

入深,自近及远,这不仅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为儿童掌握,

而且也有助于自幼儿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习惯,养成践履笃实的作风。

古语说:

一室不能扫,何以扫天下?

小节不拘,大德怎成?

注重“眼前事”的学习,也就

是要求从小事、身边事做起,至今这仍是儿童品德教育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四、提倡正面教育为主

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他曾说:

“尝谓学校之

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

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

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亦必不胜矣。

”又说: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

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持循哉?

”尤其是对儿童教育

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要求“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

(张伯行:

《小学集解·小学辑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4页。

)”因此在他编

写的《小学》一书中,他非常重视榜样的教育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

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

同时在他

编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的日常生活行为的规定也主要着眼于进行正面的

具体的指导,如他教育儿童“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

有缺落。

(朱熹《童蒙须知》,《蒙学须知》(传统启蒙教育资料),山西教育

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

污手(朱熹:

《童蒙须知》,《蒙学须知》(传统启蒙教育资料),山西教育出

版社1991年自动,第23页。

)”等等。

根据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

求,他说:

“指引者,师之功也。

”又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

于终尔。

(黎靖德:

《朱子语类》,卷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6页。

)”并

把教师对学生的适时启发比喻为“时雨之化”,认为“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

已加。

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这些子雨来,

生意岂可御也。

(《朱子全书·论语六》,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卷15。

)”

朱熹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直观理解,包含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古代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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