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建筑大师张开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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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建筑大师张开济

红色建筑大师张开济

　　经历：

建筑是今生无愧的选择

　　张开济1912年出生在上海。

小时候因为沉迷于画画，成绩并不很好，小学毕业后，张开济在父亲任教的私立复旦中学读了整整6年。

在中学里，有几门课程用英文教学，这为他日后熟练地阅读英文建筑期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复旦中学校会客室的墙上挂着几张复旦大学新校舍立面图的水彩画，图上有西方建筑师墨非（Murphy）的签名。

这些富涵中西特色的建筑渲染画给张开济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如今，张开济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建筑师，而且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建筑画家，他的建筑画以精确、优美、雅淡取胜，反映了非常深厚的绘画基本功。

　　中学时代，有一次他在复旦中学图书馆看到一本《留美指南》。

这本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编写的供学生留美时选择专业所用的书，罗列了美国大学里各种专业的课程设置a张开济查阅到，建筑系里有水彩画、徒手画、透视画、阴影学、人体写生，当然还有课程设计。

对于这些课程，张开济十分感兴趣，加之尤喜绘画，他暗暗决定选学建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上海建筑业发展的繁荣时期。

外滩新建筑群、四行储蓄会大楼等建筑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

“我的一位中学同班同学家里开设了营造厂课余我俩一同逛马路时，他常常带我去参观一些新建的大楼，这也加深了我对建筑的兴趣。

”张先生说。

　　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建筑系并且较为有名的是东北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因东北局势危急，张开济便报考中大并被录取。

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开济先后在上海、南京、成都、重庆等地从事建筑设计工作；40年代在上海、南京创办过建筑设计事务所。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政府准备在外滩和延安东路交接处建造一座“胜利门”，作为8年抗战的永久纪念，并为此举办了一个建筑设计方案竞赛。

张开济和他的同班同学孙增蕃共同做了一个方案参加，结果得了第4名。

方案夺魁的设计者便是后来的共和国建设部副部长、建设部设计院总建筑师戴念慈设计大师。

　　1945年夏至1949年夏，张开济在南京开办伟成建筑师事务所。

这期间，他由朋友介绍结识了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陈果夫是“四大家族”中陈氏兄弟的兄长。

由于二陈的关系，张开济在南京的事业发展相当顺利。

“解放前夕，我同样面临3种前途选择。

一是随陈果夫一同去台湾，因为他较早离开大陆，去台中养病，临行前曾邀我同行，被我婉言谢绝。

二是去美国留学。

我曾于1946年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张先生说，尽管当时张开济已办理妥出国护照，并购买了一些官价外汇，但最后还是决定暂不出国，因为“当时南京业务很忙，心想不妨在国内多赚些钱再去美深造也不迟”。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37岁的张开济敏感地意识到建国创业是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他准备动身前往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

途经天津时他去看望舅舅许季上（著名学者），告诉舅舅去北京开业的计划。

许季上先生思想比较进步，认为“解放之后，应该参加国家政府机关工作”。

张开济接受了舅舅的建议。

1949年底到北京后，便主动加入当时的北京市公营永茂公司设计部，由此开始了在首都的辉煌人生。

　　作品：

实而不华是设计的真谛

　　天安门城楼是明、清两朝宫城外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广场如今已是举行重大节日庆典和群众集会游行的政治性场所，也是新中国政权中心的象征。

这里以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无与伦比的政治地位、中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高度浓缩，为中外人士瞩目和神往。

在这个政治广场上，天安门观礼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优秀建筑便出自建筑大师张开济之手。

　　1954年初，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外金水桥与天安门城楼之间建造观礼台，以便嘉宾在此观看阅兵式或群众集会游行。

工程虽小，但地点却极其重要、特殊。

设计天安门观礼台时，竞争很激烈，建筑师们出了多份设计方案，都很华丽耀眼，最后，还是张开济的设计方案胜出，中选的原因，在于它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最平淡，最没有“设计”的方案。

　　张开济说：

“我当时认为既然是国庆或‘五一’才启用的观礼台，就是一个实用性问题，越不起眼越好，没有必要建得富丽堂皇，那样只会喧宾夺主，破坏了天安门的古朴形象。

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的确，观礼台的高度未超过红墙，而且露天观礼部分的坡度十分平缓，也反衬出天安门城楼的高大挺拔；从体量上看，其顶部样板从底层墙身向外出挑，使本来不高的体量分为两个部分，更弱化了看台的体量感――背面以连续的15个圆形拱券与天安门城楼的五个圆形拱券相呼应，使这一嘉宾出入、上下的空间鲜活生动而富有表现力；从色彩处理上看，观礼台的室外墙面处理为水泥抹灰加矿质鲜红的防水粉，其色泽及质感与天安门城楼和红墙完全相同，整个建筑浑然一体。

　　1958年，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京兴建国庆工程。

国庆工程包括了10个大型建筑项目，主要有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等工程。

这些工程是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革命历史博物馆和钓鱼台国宾馆便由张开济设计完成。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取得与7.1万平方米人民大会堂的巨大体量相呼应的效果。

整个建筑采用院落式布局，坐落在一个宽大的基座上。

北院的革命博物馆与南院的历史博物馆通过两侧柱廊在空间上得到沟通，构思的精妙在于空廊与内院式布局的结合。

建筑立面分为两段，底层以花岗岩墙为主，两翼墙面按壁柱处面，中部为TT开间柱廊，正中上方顶部装饰有一个大五角星和一组旗徽，造型取意中国古代的石牌坊，既宏伟壮观又挺拔空透，方柱带有传统海棠角。

与人民大会堂的圆柱实廊相对应，一实一虚，一方一圆，一欢快明朗一庄严沉雄，遥相呼照。

　　由于革命历史博物馆属于国庆工程，又是专门陈列中国革命历史的展览类建筑，其重要的政治工程身份无疑要求建筑首先要体现特定的“思想内容”。

采访中，张开济向记者吐露了有关革历博上那组旗徽“思想含义”的一段趣事。

‘文革’期间，有一批红卫兵责问张开济：

“革命历史博物馆门廊上的一组红旗正好是8面，到底影射的是什么?

”张开济答复：

“这组旗徽是中央工艺美院罗天意教授完全根据我的建筑设计意图而设计的。

在我的设计意图中，红旗就是用来象征革命。

至于8面之数，则完全是根据图案长度的需要而定。

如果一定要说这数目代表什么，那就只能代表八路军了。

”其实，同样的具有政治含义的纹样一3束连续的火炬，还出现在“凯旋门”的角墩檐部正面。

在张开济设计的建筑中，这还是首次大量采用具有政治含义的纹样而且得以实施。

　　能够成为一个建筑师是很荣幸的，因为建筑物的寿命比人的寿命要长得多；相比之下，人不过是历史的过客。

　　1957年建成的、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的中国第一座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是张开济主持设计的工程，也已载入新中国的建筑史册。

设计时，中国建筑界正盛行复古主义，所以曾一度有人反对采用世界各国天文馆都用的大半圆球形屋顶，主张代之以中国攒尖式的重檐大屋顶，并说半圆球形的建造在中国人心目中太像坟墓，所以人们一定不会喜爱它。

但张开济认为，我国向有天圆地方～说，天文馆采用半圆球形屋顶不仅内容与形式十分统一，而且还非常符合我国传统。

最终，“半圆球”派得胜，维持原设计草案中的体形不变。

1993年，该馆的设计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

　　观点：

建筑师须对得起人民

　　有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老板一句话”。

而建筑大师张开济说，“建筑师不能只跟首长、大老板打成一片，要时时想到老百姓”。

　　张开济说：

“建筑古而有之，但建筑师这一概念是20世纪初从国外带来的，最初是指上海盖洋楼的外国人，叫‘打样鬼’。

我国古代虽创造出了许多好作品，但谁也不知建筑设计者是谁。

历史上只把他们当成工匠，形同官奴。

”

　　他认为，现在中国即使存在建筑师，也时常是被扭曲的，处处要受到商人、领导和文化素质较低的“甲方”的干预。

“一个建筑师要敢于向政治家进言!

他不仅要向领导负责，还要对得起百姓和良心。

只有如此，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

”

　　北京西站主楼上的“超级小亭子”，是他最为反对的：

“这种仿古复古的、生硬的、强加上去的东西，着实令古都风貌的重心一下子向西倾斜了。

在那高52米、中间净跨45米的门式建筑的‘横梁’正中，安上这么一个50米高的三重檐四坡攒尖亭子――设计者都会明白，这在实用上毫无意义，在结构上则是最不科学、最浪费的做法。

为了这个超级小亭子，需要一个重1800吨的钢桁架来支承，需要增加8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张开济为此算了一笔账，“用这笔钱捐赠希望工程，可帮助20万失学儿童上学”。

殊不知，这所谓的建筑“巨人”，实为建筑艺术创作方向的一个典型“侏儒”。

他认为：

“贪污造成西站的浪费我没见着，但设计方向的错误才是最大的贪污。

”

　　张开济是古代建筑保护的倡导者，但他却反对在新建筑创作中搞复古主义，他认为民族形式应该是建筑创作的努力方向，要因事因地制宜，不必让所有建筑物都具有民族形式，即是古建筑附近的新建筑，只要在高度和体积上尊重古建筑的存在，即可不必都追求古色古香。

他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发现在巴黎、在伦敦、在布鲁塞尔，古建筑被保护得很好，但新的建筑却一点也不仿古。

“新的就是新的，古的就是古的。

我赞成‘旧瓶装新酒’，但坚决反对建造‘假古董’。

现在的房子就应是现代的，没有必要去‘复古’。

现代的建筑应是亲切、开放和平易近人的，而且在建筑尺度和色调上要与传统保持一致。

北京应该重视城市风貌问题，因为她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国际都市，西洋古典的东西不符合北京在国际上的地位。

”90岁的老人对古都风貌的被破坏十分痛心。

“九三学社曾组织过一次有关建设平安大道的讨论会，大体上是请知识分子骂街，当权者来听。

我当时也被邀请参加了，结果这次力争胜利了，平安大道两侧不再盖高楼，改为较低矮的明清式建筑。

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给了我鼓励。

”

　　在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有一组建筑称“四部一会”的办公楼，是张开济20世纪50年代初规划设计的。

时至今日，每每谈到这个建筑群，张开济还耿耿于怀。

原来，他规划的是在内城外建设一个以国家计委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政中心，以保护首都古城。

1955年，4个部办公楼已竣工，大屋顶建成之后，国家计委办公楼大屋顶的琉璃瓦已运至工地即将盖大屋顶。

可是，反浪费运动开始了。

于是，这幢尚未盖大顶的主楼“在劫难逃”。

作为工程主持人的他违心地同意设计一个很不满意的败笔，不再用大屋顶。

时过境迁，许多人看到这“脱帽”的主楼表示不满意，张开济也自责当初未坚持自己整体设计的思想和原则。

　　更无奈的是，1999年“四部一会”的主楼全面改造时，主持人没有恢复原来的设计，反而在原来有顶屋的四周加了一个列柱组成的外廊，且装饰得不伦不类，其形式与色调和原来的主楼都很不协调。

张开济失望也痛心，这些建筑形式或改造破坏了北京的街景：

“今天人们都懂得尊重作家的版权，而为什么对建筑师的创作权却很不重视?

”

　　正如人居大师吴良镛院士所言，不能把所有的发展矛盾统统归咎于“文物挡道”，城市的现代化不能只有牺牲历史、牺牲文化为代价才能实现。

在建筑文化的保护上，张开济的观点是：

“一个传统城市的建筑主要可分3类：

一种是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第二种是令人怀旧的风貌建筑，第三类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建筑。

这3种建筑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样一个城市看上去才会是一个发展的城市、一个有生机的城市。

北京古城由3个层面组成，一个是类似故宫、颐和园的‘帝王的北京’，一个是诸如天坛、各种庙宇等的‘鬼神的北京’，再一个是‘人民的北京’，就是四合院、胡同。

保护古都，既要注重保护故宫、寺庙等这些公共建筑，但对普通民居不能冷落。

”古都北京在明清时代留下的危旧房屋成片，他构思的“周边式”布局，既保留了四合院的风格，让爱交往的老北京天天相见相闻，又省地皮省资金。

德宝小区的设计经他画龙点睛，将“行列式”改为“周边式”，组成了一片楼群四合院。

这一改，多回收资金200万元，增加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