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级《纲要》第三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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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级《纲要》第三讲

第三讲中国革命的结论：

走俄国人的路

一、改良山穷水尽，革命柳暗花明

对中国人来说，西方殖民者既是导师又是强盗：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

中国对西方“长技”的认识大致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1、器物（坚船利炮）——洋务运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

2、制度（立宪、共和）——戊戌维新（甲午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辛亥革命（八国联军入侵、立宪运动失败）

3、文化（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北洋军阀混战）

1851~1864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梁启超：

“故金田之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

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

“概括起来，清政府地方势力在此期中的变化，不外两点：

一，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

二，军队由‘单元体’化为‘多元体’，中央失去了把握之权。

这两点是清廷颠覆的诱因，也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的诱因。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的洋务运动

李鸿章（1823-1901）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办海军等，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外强中干，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成一净室。

小小风雨打几个窟窿，随时补箿。

一定要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箿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日本1867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废封建”，“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幕府统治，并以欧美列强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为样板，也参考了古代中国郡县制建立的经验，政令军令归一，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落后国家要实现强国之梦须有近代化的经济、军备动员甚至国民教育体系，关键要有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切实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的强有力中央政府，建立“举国体制”：

德国、日本以及前苏联都是如此。

“西报有论者曰：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其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不务扩养国民实力……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

……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

故曰：

为时势所造英雄，非造时势英雄。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1873~1929）：

《李鸿章传》）

1898年的戊戌变法

“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

”（蒋廷黼：

《中国近代史》）

变法措施与主流意识形态（“祖宗之法不可变”只是幌子）背道而驰，实同几乎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相冲突。

维新派相信“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

秀才造反，自以为“一笔能敌百万师”，却根本没有使变法内容成为现实的力量。

结果：

慈禧一挥手，光绪被囚，康梁出走，六君子喋血菜市口。

“新政”和立宪运动（1901～1911年）

“新政”可以说是捡起了19世纪末的改良事业，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度与传统思想命运的终结，也标志着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开端。

“新政”内容（略，详见教材）

“从甲午到辛亥的17年，中国内部已组成三大派的政治势力：

一革命派；二袁世凯实力派；三君宪派。

这三派政治势力随着满清中央政权的日益削弱而渐趋强大，并且通过反满革命、东南互保、君宪请愿显示了各自的政治力量。

”（李剑农）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次又是“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使中国人受到震动。

因而，要求改革，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目标再次被提了出来。

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是19世纪末维新派的继续和发展，分为国内、海外两派。

国内立宪派，不是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就是各省经济上有实力、政治上有一定地位，与官场联系密切的人物【如张謇、郑孝胥、汤寿潜等】。

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1906年决定“预备仿行宪政”，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同时下令改革官制，中央设资政院、各省设咨议局。

一个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运动日益高涨起来。

立宪派为了实现君主立宪，“消弭革命”，仅在1910年1月、6月、10月，就发动了三次和平请愿，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有的断指血书，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牵动了数10万人，光是参与签名的就达20万人，显示了拥护立宪、和平改良的社会基础。

立宪派设计的方案是：

议会由上下两院组成，议员分钦定和民选两种。

钦定议员包括王公世爵、宗室觉罗、硕学通儒和纳税多者；民选议员有财产、年龄、学历等严格限制。

议院的权力有：

协赞宪法、监督政府、尤其是议决财政预算案。

1911年5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责任内阁竟是“皇族内阁”【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占7人】，违背了“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的君主立宪国之唯一原则。

从“新政”到“立宪”，满清政府的举措把许多主张改良的汉族各界领军人物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保路风潮

铁路国有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启示：

对于一个推行现代化实业政策的主政者而言，政治决策不但要合乎经济发展逻辑，且要合乎政治运作逻辑，即政府必须有“权威”【权威不同于权力。

权力以某种强制力作为后盾，人们服从它不一定信仰它，而是畏惧、“怕”。

权威则是得到人们广泛认同，它是建立在人们对这种力量信赖、“敬”的基础上。

（德）马克斯·韦伯把政治权威分成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人们把共同协商产生的法律文献视作最高权威。

人们听从某人的指挥，仅仅因为他是法定的官员）】。

“权威”是一种促进或控制社会认同的重要资源，它能有效地减少决策实施所必须支付的各种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

盛宣怀（1844-1916）拒绝由政府支付四川商办铁路公司原先亏空的部分股资。

盛氏曾明确表示过，政府不能把从全国老百姓聚集到国库的钱，用于补偿民办铁路公司由于自己经营不善所造成的亏损。

事实上，如果清政府当时不急着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问题，到时他们将会主动要求政府收购路权。

1911年辛亥革命

满洲贵族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实行残酷镇压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靠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加之顽固，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使得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满族入关建立的大清王朝全盛时期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即便后来不断被列强鲸吞蚕食，还是把我国疆域基本固定下来，而且面积比汉族建立的任何一个王朝有效管辖的面积都要大。

（详见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

中国历史的启示》）

亨廷顿：

“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

……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秩序。

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

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

人们一般都把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视为一大失误。

可是在南京临时参议院上，袁世凯是以17票（全票）当上的临时大总统。

当时的社会心理是呼唤一个能迅速结束动乱、稳定政局的人物，人们渴望和平与秩序。

“非袁莫属”甚嚣尘上，不仅有立宪官僚、外国公使和领事，而且同盟会内也有共鸣。

孙中山和黄兴都多次说，只要赞成共和，有威望有魄力统一中国，谁当总统都可以。

“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将来，袁不如我。

”（孙中山）

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到比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更为严重的新生政权。

临时政府在《宣告友邦书》中，重申承认清政府和列强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承担过去的外债和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

但是，列强一直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

革命胜利后，清政府所课征的许多苛捐杂税已被宣布废除；海关及部分常关、盐厘的税收仍就被帝国主义把持，拒绝交付给临时政府；各地的田赋和其他税收也被各省军政府截留，不上缴中央（起义的各省发出的是拥护中央的电报，“电报统一”）。

革命党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钱。

上海起义之后，统治南京的是满洲贵族铁良和“辫帅”张勋，两人不投降。

江浙革命党组织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

打南京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国，并没立刻回来，而是先到英法：

一是要求英法采取中立政策。

二是希望英法的银行、财团借钱给革命党人。

他希望能从西方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

但转了一圈回上海后，有记者问孙中山带回了多少钱？

孙中山说：

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

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回国后，孙中山最主要的一件事还是借钱，筹备北伐经费。

办法：

用企业做抵押钱借。

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

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

日本资本家觉得有利可图同意借。

可一些革命党人不同意。

章太炎就说：

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力，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

孙中山写信说：

“此事非弟不知权利之外溢，其不敢爱惜名声，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

”

“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

”（鲁迅）

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他就借了，他从中拿出一部分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

孙中山称“让位于袁”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

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

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正确的，天下是某人的“家天下”局面在中国历史上终结了：

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

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主要是因为没有钱。

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其影响：

财源匮乏，军饷不能保证，造成军心浮动，战斗力下降；财政困难使一些重大决策无法贯穿执行；财政困难导致了人们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度下降。

【孙中山关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形势的估计：

政府不过极小之机关，其力量不过国民极小一部分，其大部分之力量则在吾中华民国之国民。

以后的社会，应当以工商业为中心，政权不过是为工商业服务的一种手段而已。

共和制度建立后，谁做总统都无关紧要，因为总统不过是一个公仆，他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宪法精神，遵从人民意愿。

】

辛亥革命是一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乎和平的革命。

代表中国进步力量的年轻的革命家，由于来不及消化的西方政治学说、缺乏政治操作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对中国社会没有深入的了解，他们那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建国方案同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格局之间产生了很大的距离。

二、孙中山（1866~1925）的“三民主义”

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军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实施程序即“三序”【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成为各地革命党人遵从的经典性文献。

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中设计了更加具体的革命建国路线图：

“革命措施之序，则分三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

每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

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皆循守之，有违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

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

”

“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

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至其实质如何，都非所问。

”（胡汉民）

“大多数人对民生主义莫明其妙，民权主义是装装幌子，大家对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