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五大致胜法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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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的五大致胜法宝
刑事辩护的五大致胜法宝
作者：
田文昌
这是田文昌主任在全国律协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技能培训班的演讲，全篇分为五个部分：
探案和会见、调查取证和阅卷、形成辩护思路、庭前会见和庭前准备、庭审技能，浓缩了田文昌主任多年来从业经验的精华，具有极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一、接谈案件和会见
（一）接谈案件
在接谈案件当中，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耐心倾听而不轻信。
在接谈案件的时候，当事人的家属、朋友或者相关的人来谈委托，他们既不懂法又心情急切，感到无依无靠，很惶恐。
所以，我们可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很难应付的一些情况，他们可能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甚至挺不着边际的话。
但是，我的一个体会——不管什么样的话，都要耐心倾听，就像一个医生面对一个患者。
找我们办案的人比求医的人有时候更可怜，他们更需要帮助、同情和理解，所以千万不要对他们表现出厌烦、不耐心、居高临下、不屑一顾。
当然，我们和国外不一样，国外按小时收费，把表一按，说话的人就发慌，尽量少说。
我们没有计时收费，他们就放开了说。
我遇见有人几个小时都说不完，我们可以适当地引导一下，但是不要粗暴地打断对方。
为什么要不轻信？
因为你没有理由轻信。
他可能不了解情况，可能只是分析判断，还可能说假话或者出于各种目的来和你谈一些他的想法。
我有一条体会：
我谁都不信——当事人不信，亲友不信，警察不信，检察官不信，连法官、判决书都未必信。
为什么？
都可能有假，都可能有错，都可能有各种问题。
信什么？
信证据。
我说不信不是太自信，而是一切都要从证据出发。
我们办案，查明真相，查清事实，根据是证据，别的都不能作为根据。
这就涉及到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冲突问题。
在现有条件下，当前条件下，我们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律真实——证据真实。
不要期望相信当事人都说真话，未必如此。
换一个角度，即使他和你讲真话，如果没有任何证据，你也束手无策。
在当前情况下，从法律角度最公平的认定依据是什么？
就是证据，别的都没有意义。
有一年，我到德国去考察，德国一个教授讲，按照德国的理论体系，庭审的目的就是查明事实真相。
但是我对这个观点是有保留的，我认为把查明真相作为目的不对。
我的观点：
查明真相是手段，目的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基础是证据真实。
有的时候，真相未必查明，但是让人家感到公正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我所强调的就是，我们依靠的是证据。
但话说回来，谁说的你都得听，你不能拒绝别人说，也不能不听就简单地相信你自己。
什么都要听，但什么都不要信，听是判断的参考，但不是判断的依据。
最后看材料，看证据，重调查，重研究，这才是办案子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客观分析而不承诺。
中国现在有些当事人层次还比较低，一找到你就像抱着一棵大树找到了救星，最爱听的就是你的一个承诺——你能够办到什么程度，对这个案子给他一个结果。
这是最普通也是最可怕的问题。
我遇到好多次，我不敢给他承诺，我说我们既没有承诺的水平，也没有承诺的条件等等。
他说人家某某律师都能够答应做到什么程度，你怎么做不到？
我只能说人家比我强。
但是我告诫大家：
千万不要做这样的承诺。
而且，你承诺之后会出现副作用，会让人抓住把柄很难交代。
所以，绝不能讲大话，最多可以客观分析——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我们认为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但是不能说能够保证或者预测到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第三，告知权利、防范在先。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为了给当事人一个比较稳妥的说法，我们要做到告知权利、防范在先。
就是口头说还不够，最好签约时还有一个权利告知的回执，比如律师不能够承诺，不能够讲大话，不能私自收费等等。
这一点我也体会很深。
从我做律师以及给律师们讲课的第一次起，我从来都坚决告诫大家不要讲大话，不要给承诺。
但是有的当事人就投诉过我讲大话，承诺了肯定能办到什么程度。
我是有苦说不出。
什么样的当事人都有，你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要搞一个东西，让他签一个字，这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
（二）会见
会见当事人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摆正关系。
要明确我们的权利来源——受委托而形成，我们是委托人的代言人。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
到今天为止，还有的律师正襟危坐、煞有介事地去训斥当事人，“我是代表公正、代表法律的。
”不是，你收了人家的律师费，接受人家的委托，人家随时可以撤换你，可以解除这个委托，你只是私权利的代言人。
你不是代表法律，也不能代表法律，而只能是依照法律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
一定要摆正这个位置，这样你才能放下身段，放下架子。
依照法律是前提，为委托人服务才是目的。
第二，端正态度，要有亲和力、信任感。
你会见当事人，他见了你像见了亲人，像找到救命稻草一样，不管这个人罪轻罪重、官大官小、是好还是坏。
当他落入到这个境地的时候，他肯定拿你当一个救星。
当你了解到这样一种状态，理解对方这样一种心态，就一定要给他一种亲和力，让他如见到亲人的感觉，让他信任你，这样他才能把他想说的话都告诉你。
有的当事人不信任你，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你很难和他沟通，你会觉得他眼睛背后藏着一种东西。
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
一是当事人本人太狡诈，顾虑太多，城府太深；还有很大程度上是律师没有给人家亲和的感觉。
第三，耐心倾听而不轻信。
你与当事人会见的时候，当事人的话可能很乱。
有的说的很不着边际，有的滔滔不绝，我们可以适当地引导，但前提是耐心倾听，后话是不能轻信。
第四，不能训斥、贬低当事人。
这一条很重要。
我经常遇到律师训斥当事人，有时候不耐烦的教训一番，这是非常忌讳的问题。
法官、检察官可以教训他，律师只可以帮助他，委婉地说服他。
他拿我们当成依靠，你若摆出一副教训的架式、贬低的态度，让他对你根本就没有信任感，你怎么能和他配合好？
再说，有些当事人的身份比你高，知识比你多，智商比你高，甚至素质也比你强，他落到这个境地本来就非常不平衡，你再训斥他，会对他有非常大的打击，对你办案子也不利，更不要说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人格。
有一次模拟法庭培训，律师说话还以训斥的方式，在场的检察长都和我说：
“这是律师，还是检察官？
这个角色演的就不对。
”这说明我们从根本上没有搞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中国的某些律师，有些时候把自己打扮成和官员差不多的角色——官本位的理念太深。
律师就是律师，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当事人不会真正相信你，也不会很好地配合你。
第五，依法行事、遵守规则。
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家属对我们寄托厚望，同时由于不懂法律、不懂规矩，经常要求我们做一些违反规则的事。
我们如果动了感情又忘了规则，在会见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
最近，全国律协刑委会结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正在搞一个新的《会见规则》，到时候大家再按照规则来分析、行事就可以了。
第六，谨言慎行，自我保护。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即提问、解答问题和解释法律。
首先，是要注意提问的方式。
谈话的时候，问话的学问很大，可以利用问话首先引出问题，引起互动，进尔发展为更深入的交流。
接下来，在交流当中就会涉及到解答疑问和解释法律的问题。
比如对于经济犯罪来说，如讲到贪污受贿，什么叫贪污？
什么叫受贿？
——包括问话、解答、解释法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比如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受贿，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就不是受贿。
这个解答没有问题，再进一步说一点——具体的事怎么办，你给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没有做会怎么样——可能越来越接近禁区了。
律师怎么办？
可以接近，但是不能踏到线上，你可以把法律规定解释得很清楚，很具体，但是你不能告诉他如何去说假话。
这就是能力——做到从解释法和解答问题这个范围内来说清楚问题。
像这类问题，我建议将来应当有专门的具体培训，一个一个细抠，模拟一些案例，问问题的时候怎么问，回答问题的时候怎么答，解释法律的时候怎么说。
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们谈话的能力。
二、调查取证和阅卷
（一）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这次《刑事诉讼法》没有做出修改是一个很重大的遗憾。
说是有进步，把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明确了，原来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辩护人身份，所以不能调查取证，这次有了辩护人身份可以调查取证。
但是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纠正、一个反省。
1996年《刑事诉讼法》在这个问题上表述就是错的。
辩护律师从接受委托那天起，他所做的工作一切都是围绕辩护的，就是辩护活动的开始，居然还能够搞出一个侦查阶段没有辩护人身份的“提供法律帮助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但是，更遗憾的事在后面。
我们一再提出来，要和《律师法》接轨——关于调查权的问题，尤其是向被害方的证人和被害人调查的时候，不应当经过法院或者检察院的允许。
但是这一条没有改。
既然没有改，那么我们就要注意这些问题。
在现有的规定下怎么做？
我讲三点。
1.调查取证的作用不容忽视
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
由于我们消极辩护的效果有限，所以取证更加重要。
辩护有积极辩护、消极辩护两种。
在一个法治发达、程序法受重视的国家或者环境下，律师主要是进行消极辩护，因为举证责任在控方，打破控方的证据链，攻破了控方证据，辩护就会获得成功。
可是在我们现有的体制和法治水平下，这种消极辩护的作用很有限，仅靠打破证据链根本不行，往往要你提出反证来，甚至判决书都经常出现“律师……理由没有证据支持”。
所以在这种环境下，积极辩护的作用就更加重要。
什么叫积极辩护？
就是要有调查取证，举出有利被告的证据。
在立法过程中，我和有关领导反复地强调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我总是强调调查权，没有必要，国外律师也没有那么多调查。
我说他不了解中国的现状，国外律师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调查，在确实需要调查时，人家还可以专门找私人侦探调查，我们没有。
人家不用调查就可以否定指控，而我们否定不了，我们的司法环境摆在这。
所以，我特别强调争取调查权，尽管现在调查面临着很多风险，但调查取证的作用不能忽视。
2.知难而上，不能因噎废食
由于调查取证有这么多风险，很多人都不去调查。
据我了解，很多省市的很多律师由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威胁都不敢调查。
这个状况我非常理解，每个人都很担心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也正是我们呼吁废除《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和《刑事诉讼法》原第三十八条最重要的原因。
我曾经有一次说过，“不管你取消不取消，我喊到死也要喊，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法条存在，这是为我们律师执业的安全。
”
这次应当说有很大进步，对刑诉法第三十八条做了重大修改，这些修改很艰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坚持提出来，最后总算有了程序上和内容上的修改。
但是还没有达到我们希求的目标，没有彻底废除，还是保留了。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要对案件和当事人负责，不能因为担心有风险就不去调查了。
很遗憾，很多地方律协规定不准调查，虽然都是出于好意和对律师的保护，但与此同时，我们能不能放弃对委托人利益的维护，眼睁睁地看着应当获取的有利证据而不去获取？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说到这里，我原来谈过一个辩方证据合法性的问题。
我们经常在法庭上遭遇被控方质问证据来源，说不清楚或者来源不合法时，我们无言以对。
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提出并想解决这个问题——辩方证据合法性问题。
原来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这个问题还比较受到漠视，现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已经入了法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排除非法证据是否包括辩方证据？
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的法学专家，都认为是包括的。
我是1980年刑法硕士研究生，从我开始学习《刑事诉讼法》那天起，我就知道证据有三性——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从来没有对控辩双方证据做区分。
直到今天，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包括其导师，也都认为证据的三性是不分控辩双方的。
现在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认识。
因为对辩方证据不可能要求合法性。
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如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无罪，能不能因为证据的来源不清或者不合法就仍然判他有罪？
一个人不是杀人犯，控方指控他，我们辩方拿出一个反证证明他不是杀人犯，但由于这个反证来源不合法，能不能也仍然认定他是杀人犯，把他枪毙掉，谁会这样做？
可能没有人说应该这样做。
那为什么在理论上没有解决？
没有人思考和论证过。
大家都会遇到过一些案件，有的当事人的亲属或者朋友提供一个证据，不敢说是谁给的，还有的甚至是被通缉的人出了一个证据，不敢露面，但是这个证据确实被证明是属实的。
这种情况下，非法证据的不利后果不能由被告人和嫌疑人承担。
这就涉及到法律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为公权力一方，控方举证不合法，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但是由于它取证手段不合法，不利后果应当由公权力方承担。
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为了普遍正义而牺牲个别正义。
而对于被告方作为一种私权利的主体来说，则完全不一样，不能由于律师取证的不合法，而把不利后果加到委托人头上，这是个原则。
我专门到国外做了一些考察，也查了一些资料，我还请陈瑞华教授帮我找理论依据。
他找到美国和欧洲的相关法律都有规定——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根本不包括辩方证据。
这个问题在一个法治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识，在我们国家，由于没有人去认识它、思考它、论证它，而变成一个大家统统误解的问题。
所以，辩护律师一定要搞清楚，而且要在理论上澄清它，否则我们很被动。
我希望大家都关注这个问题，能够在教科书上、课堂上堂堂正正地讲，证据的三性是指控方证据而言，是指定罪的证据而言，辩方证据不要求合法性。
当然，这不意味着鼓励律师非法取证，那是两回事情，一定要分开。
假如律师非法取证，甚至从最坏的角度讲，律师可以承担非法取证的法律后果，但是不能让当事人来承担不利后果。
我这里讲的是两个方面：
一个要讲清楚证据合法性的问题；再一个，律师取证时要注意，不能够因为取证危险就不取了。
3.运用智慧加强自我保护
在了解证据合法性这个概念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取证要合法。
我们遇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运用智慧，还要注意自我保护。
我们一方面要对当事人负责，如果不对当事人负责，就称不上一个律师，我一直这样坚信。
有人批判、攻击我——就知道当事人而不注意原则，甚至有人说我为了当事人而不顾法律。
当然，我并不这样认为。
前提是依照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号召大家去践踏法律，这不是律师应该做的。
但是律师的第一目标是为当事人服务。
可以这样说，我们是依照法律为当事人服务，不是为了维护法律才去帮助当事人。
通过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方式，最终达到了维护司法公正的目的——这是一个辨证关系，一定要搞清楚，绝对不能本末倒置。
既然有这样认识上的误区，有这么多的风险，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取证当中要充分运用智慧加强自我防范、自我保护。
比如说两个人以上去取证。
我们十几年前第一次搞《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的时候，法庭没有要求必须两人调查，但我们要求最好这样做。
这又涉及到一个权利性质的混淆，很多文件和规章里面，要求律师调查取证必须两人以上，这都是公权力的做法。
律师是私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要求必须是两个人或一个人。
但是为了自我保护，我们应当尽量用两个人，尽量录音录像。
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时候，我们一再强调另一问题，希望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有录音录像权利，至少被告人、嫌疑人同意就可以。
但这一条没有被采纳。
看守所等可以录音录像，律师更可以录。
我们录音录像是为了保护自己，避免第三百零六条这种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被写进来，当然也没有否定，将来我们争取在实施细则里面写上去。
还要注意谈话方式问题。
和被告人、嫌疑人谈话，在调查取证的时候也是一样，谈话方式更重要，和证人谈话时也需要注意方式保护自己。
取证涉及到第三百零六条，说实在，稍不注意就容易陷进去。
（学员互动：
如果向证人取证或者发问的时候，你的方式不同，可能导致认定事实的结果是不同的。
比如，在向一个证人询问被告人是否实施了伤害犯罪，你如果问那个证人：
“你看到被告人某某对受害人进行伤害了吗？
”他的回答肯定是没有，公诉人就会说：
“他没有看到不等于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
”另外一种问话的是直接问证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伤害犯罪？
”他的回答也是没有，这个时候的回答就是正面的。
我指的是两种问话方式导致的结果对辩护律师是不同的。
）
很好，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相关的案例大家都可以举出很多。
但是，另一方面，稍不注意可能就陷入到诱导式问话的误区中，甚至自己的一个口头语或习惯说法都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后果。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采用调取书面自书材料的办法，还可以申请出庭作证，当然最后的办法也可以申请法庭去调取证据。
这些情况都有。
我前几年办了一个南方的案子，证人是受贿案件的突破口，证明被告人接受了他的贿赂，后来证人在住院期间谈到完全是被逼的。
那个案子非常恐怖，我采取了一个办法，通过另外一个人给证人传递我的想法：
如果他愿意做证，可以把材料寄给我。
他先录了音，做了一个光盘，然后又整理成书面的材料，从浙江寄到了我的律所，我把这个完全相反的内容拿到法庭上了。
到今天，我也没有见过这个证人的面。
首先我做到了保护自己，就是接收了寄过来的特快专递，我连封皮全都留着。
但遗憾的是，案子还是没有解决，后来又把证人抓起来逼供，证人又承认了，那当然是另外的问题。
取证这个问题，可以采取各种方式来做，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要充分运用智慧，要想办法，不能不做。
几年前，我在北京办过一个敏感的案子，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我调查了十几份证据，并做好了周密的防范措施，当时有人查我但没有找到任何借口。
这个问题短时间恐怕很难解决，但是我们要注意采取更好的策略保护自己。
（二）阅卷
阅卷的重要性是和国外对比来谈的。
案卷的数量之多，我国是超出一切国家的，国外没有这么多案卷。
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证人出庭，一切都真真正正在法庭上举证、质证，当面解决，所以不会有那么多卷宗。
我们由于证人不出庭，所以有时候一个证人就问十遍八遍，几百个证人就问了上千遍，依此定案。
我经历过最多是700多本卷，这说明我们是靠案卷来定罪的，所以案卷就非常重要。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特色。
阅卷的方法，我个人总结要注意这样几条。
1.全面细致通览
要全面细致，要通览，不管你认为有用没用。
几百本卷，咱们没有那么多精力细看，时间也不够，但是得先看一遍是什么东西。
很多案件有很多本卷是没用的，但是你不看怎么知道它没用？
先粗看一遍，然后抓重点。
2.抓住重点
前一段，我在广东办了一个中国远洋公司广东某外代公司走私食用油的案子，走私偷税额25亿，单位犯罪，一审还判了十几个自然人的刑罚。
案情是：
一个集团公司让它两个分公司从香港往广东走私食用油，走私手段很高明，每一船油都是手续健全的，到了海关以后，把舱单一分为二，一部分正常进关完全合法，另一部分放到保税仓里伺机走私进来。
案发以后，走私这一部分的偷税额被认定是25亿，判处第一被告单位的当事人死刑，其他几个人是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该外代公司单位犯罪，十几个责任人都被判为共同主犯，判外代公司罚金25亿元。
后来外代公司聘请我时，希望能够做到罚金少一点就行了。
我这个案子做的比较成功，我把单位犯罪打掉了，因为它不能代表单位的利益和单位的意志。
同时，又把单位十几个所谓的责任人由共同主犯变成了从犯，刑期减少了一半左右。
我只是受单位的委托，那十几个人不是我的委托人。
另外，案件的卷宗是370多本，我在卷宗里发现了半页纸中反映出来的重要问题。
被判死刑的第一被告人讲，“我们是两个公司，上面有一个总公司。
总公司老总给我的任务是把船到港后分舱单，一部分进关，另外一部分放到保税区，放保税区以后再怎么进关是另一个分公司的事，我不知道。
”我对法官分析说保税区是关外，还没有进关，你根据什么定这个被告走私？
这个案子问题在哪？
总公司老总和负责保税区公司的老总全跑了，证据链是断的。
如果证明这个被告与他们有共谋，可以定走私罪没问题；如果不能证明有共谋，你连定他走私罪都有问题，怎么还可以判死刑？
就这样，把这个人的死刑改了。
说实话，这十几个人和第一被告都不知道是我把他们给救了。
这个案子我主要想说的就是这一点，这么多卷宗里面，这半页纸反映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他和别人有共谋，实施了走私的行为。
后来这个问题完全是我和法官做了交流以后把它改过来了。
这么多卷宗，如果不细看可能就发现不了这个问题，你要在粗看当中善于找到哪些是有用的，筛选之后再细看。
还有一个例子，广东珠海的***是另外一个走私案。
***走私手机案，号称是建国以来第三大走私案，走私金额78个亿。
走私的事实是有的，当场抓获。
怎么走私的？
腰里捆绑的，衣服兜里放的，还有在香港与深圳之间的铁丝网下面挖了一个洞，用塑料口袋往这边拽的，都是一些低级、原始的走私方式。
当时截获的走私金额有几十万是真的。
但是，海关侦查时候扩大了战果，在一个走私行为人的家中查到了一个复制的电脑移动硬盘，里面有一百多个没名没姓的账套。
他们从这一百多个账套里面挑出了十几个账套，掐头去尾，改头换面连起来变成一个总账，就认定78个亿的总数额。
我们一看，整个证据是复制件本身就不对，掐头去尾更不对，数额也完全对不上。
这个案子的法庭质证非常典型。
在法庭质证的时候，幸好有一个律师电脑玩的很好，当场演示电脑里这个账套怎么可以改动，并要求鉴定人也出庭，把他质问得无言以对。
这个数字完全可以否定，我和法官讲：
“走私确实有，有多少定多少就可以了。
怎么可以凭空搞出78个亿？
”当然，这个案子最后还是照此判了，这另当别论。
还有一个，就是第一被告***把公司卖给另外一个人，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与本案无关，可还是判了刑。
买他公司这个人当时跑到国外去了，但是现在回来自首了，***案子依然没改。
我要说明的是，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在阅卷时发现的。
所以，一定要善于在卷宗中发现问题，要找出重点。
3.善于理清线索
有一个***的案子，非常典型，现在还在申诉。
一个国企公司的老板，一分钱没出，把一个国企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制，股东变更先后不下十几次，最后搞成了一个多亿的资产。
指控他的罪名是贪污，数额是一亿一千六百万，当地律师跟我讲怎么样做罪轻辩护。
刚看这个卷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太厉害了，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把国有资产全变到个人头上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不轻信别人，也不要轻信自己的第一感觉，一定要对当事人负责。
我经过反复地琢磨，我和我的助手光画图就做了两个礼拜，反反复复地研究、修改。
当我把整个资金流向、公司股东变化走向图画出来以后，我的结论是无罪。
为什么？
一团乱麻在你手里的时候，你怎么理也理不清，一旦理清了就是一根绳，非常清晰。
案子也是这样，把整个纷繁复杂的线索理清了，其实就会变得很简单。
所以我说分析案件的时候画图做表是非常重要的。
我曾经带过几个年轻的教授去办案，包括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他们都是顶尖的学科带头人，专业水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分析案子的时候，他就理不清楚，越理越糊涂，越理越乱。
所以我说，学者的本事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律师的能力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否则你做不了律师。
当然，前提是你先得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然后再简单化。
就像毛泽东谈读《红楼梦》一样，要“钻进去”还得“爬出来”，钻不进去读不懂，爬不出来就中毒，就陷进去了。
我们研究案子，先要把它复杂化，不把它复杂化，你就吃不透这个案子。
然后一定要简单化，理清楚，理不清楚你就陷进去了。
画图做表就是把一个案子简化的过程，就达到了理清线索的目的。
阅卷的时候不能理清线索，可能会白阅，也可能误入歧途。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现在的卷宗整理水平有时候低得可怜，字看不懂、话说不通，这是次要的，更可怕的是，它会绕来绕去把你绕糊涂了。
多年前，黑龙江一个死罪变无罪的案子就是如此。
二审期间，庭长和我说：
“我们承办法官看不明白这个卷。
”后来我说：
“我帮你看。
不是我水平高，是因为我看熟了，看多了，所以帮你去摘一摘。
”确实有的案卷看不明白，稍不慎重就把你绕糊涂了。
所以看卷也得“钻进去”和“爬出来”，这样才能看明白。
4.不要先入为主
分析案卷内容的思路要注意做到客观超脱，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盲目乐观，一定要先从最坏处考虑。
为什么？
我们是为被告人辩护，但不是凭主观愿望给他辩护，要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辩护。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定要从最坏处着眼，多找找自己一方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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