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和影响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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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和影响分析
先秦私学兴起的要素和影响分析
2010年01月21日17:
18凤凰网历史综合【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私学在春秋时期产生，经历短短的一二百年就直接走向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不能不说一个奇特的教育现象，它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办教育发展的轨迹有诸多相似之处。
研究先秦私学的产生和兴起对我国当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作过积极的探讨。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论述逻辑：
一是“经济下移——政治下移——文化下移——‘士’的崛起”逻辑，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在唯物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较早提及经济下移、政治下移而导致文化下移这样一个逻辑。
[1]金忠明在其编著中把先秦私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导致文化下移，以及社会发展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两个方面，并作了系统的论述。
[2]王建军在其最新论著里则对这个逻辑作了比较全面的概述；[3]二是“经济下移——宗法制解体——学术扩散——‘士’阶层的出现”逻辑，此逻辑以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的论述为代表，文中把先秦私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
封建小农经济的建立（包括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商业勃兴两方面）、宗法社会形态的解体、学术扩散和“士”阶层的出现。
[4]另外的一些教育史专著和论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基本上没有走出以上两类经典的论述逻辑。
总体而言，这两个论述逻辑都是相对宏观的分析思路，很难从中直接看出每个要素对私学在操作层面上的影响。
本文试图更换叙述角度，以私学兴起的“前提—动力—舆论环境—物质基础—教育观念”为逻辑展开叙述，并切入到每个影响要素的微观层面，试图始终站在教育的立场上窥探每个要素对先秦私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微观影响。
按照这个逻辑，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叙述。
一、先秦私学兴起的前提：
旧教育制度的崩溃
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垄断着所有图书典籍，掌管典籍的官吏依据周礼的世袭制，父子世代传承，把持文化要职，文化礼仪和典籍仅在贵族内部传承，以备祭祀、兵伐及其它仪式之用。
下层百姓无缘接触，民间无学术，也无学校教育。
清人章学诚说：
“官守学业，皆出于一。
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5]“天子-诸侯-大夫”的等级制度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到了西周末，出现王官失守、学术下移现象，三代以来所形成的教育制度走向崩溃的边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掌管文化礼乐和图书典籍的官吏散落四方，有三次有记载的文化迁移作为佐证：
“国人暴动”导致第一次文化下移以及周王室内部争权导致两次学术下移。
很多论著对这方面已有详尽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二是殷商以来所形成的仅在贵族内部传承礼乐文化的学术传递流程出现了断裂。
王室贵族们在丧失经济政治大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进取精神，“不说学”情绪在周王室内弥散。
这就注定了周王室贵族无法承担传承学术薪火的历史使命。
但是，官学废并非等于教育废，孔子说：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唐孔颖达引王肃曰：
“孔子称学在四夷，疾时学废也。
”[6]“杜预注：
失官则是，学废则非。
因为学官不修其职并不意味着教育从此废毁，而是由官学替降为私学。
”[7]旧教育制度的崩溃，对私学的兴起产生了先导性影响。
（一）官、师分离，为私学提供了师资力量
三代之时，文化和礼乐知识一般由史官和乐师掌管。
《周礼》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国学），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口之数（乡学）。
[8]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中说到：
“……至于三代，其数（注：
即史官）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
”此时官师不分，政教合一。
“国人暴动”发生后，第一批文化精英从周室的职官系统和政务系统中分离出来，王官开始失守本职，流落四方，“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馨襄入于海。
”[9]这批当时的文化精英散落在民间，以教习礼乐文化为生，标志着教师开始从官吏中渐渐独立出来。
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靠出卖知识维持生计的士”。
[10]以后有记载的两次文化迁移中，也有一大批乐工和史官流散到民间，包括道教所尊奉的祖师老聃。
《庄子·天下》中曾说：
“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张瑞王番先生认为“这些人最先出现在旧文化根基最深且封建制改革又进行得较早的邹鲁之地。
”[11]此时的私学经营者并非官吏，有别于西周的王官之职，而是以“造士”为专职，是专门化的教师。
商代以来官师一体的格局被打破，私学和私学教师开始从政权机构分离独立出来。
（二）典籍散落四方，为先秦私学提供了最初的教材
如前所述，春秋以前，图书典籍均为王官所掌控。
经过几次文化下移后，典籍散落各地，这为私学提供了教材。
典籍从殷商开始就有了，《尚书·多士》引周公言：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这从卜辞和铭文等考古材料中可以得到证实。
由于当时文化掌握在史官手里，所以只有官方公文，没有私人著述。
经过“国人暴动”后，宫廷典籍逐渐散落到民间，这为私学教育提供了教材。
由于材料的零散性，据传孔子删订或整理了《诗》、《书》、《礼》等三代典籍，孔子以先秦典籍为教材，在《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中明确地反映出来，如子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子曰：
“《书》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12]等等，孔子本人晚年好读《易》，传有“韦编三绝”的美谈。
可以说在《论语》里，孔门师徒对话的论据无出《诗》、《书》、《礼》等三代典籍之右。
道家学派开山鼻祖老子携周守藏室典籍出走楚国，后来糅合自己的思想著述而成《道德经》，成为了道家学派必读的圣经。
与孔门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家，也是以散落于民间的记载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的典籍为基础，向门徒传授实用的生产知识和技能技巧。
阴阳家的思想也无非来源于《易经》、《易传》、《洛书》、《河图》等先秦典籍，杂合天文知识而形成金木水火土循环相生相克，以便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五行学说。
兵家的经典教科书《孙子兵法》，把构成影响战争的核心要素概括为道、天、地、将、法等五种，显然吸收了三代经典《易》的五行理论。
（三）揭开文化的神秘面纱，为新型师生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
文化精英和典籍的散落，既冲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教育樊篱，也向下层民众揭开了曾经笼罩在文化礼乐知识之上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学术官吏的权威地位，为私学建立一种新型师生关系奠定基础。
王夫之评述三代历史时说：
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
[13]其中的“文”就是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建设。
先秦典籍《周礼》[14]通过规定仪节行为区分尊卑、亲疏、贵贱、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秩序中的具体位置，通过潜移默化把这种长幼尊卑、“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植入社会成员内心深处。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15]其实是孔子对西周礼仪制度的向往。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官学失守、礼崩乐坏，笼罩在人们心里的这种森严的尊卑观念也随之瓦解，等级尊卑逐渐褪去了神圣的外衣。
私学里的新型师生关系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在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中，老师和学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朋友的关系，平等相待。
这点在孔子和子路的师生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语·雍也》载：
孔子去拜见把持朝政的南子，“子路不说”，孔子马上很着急地向他解释：
“予所否者，天厌之！
天厌之！
”还有，《论语·子路》记载：
卫出公请孔子主持政事，子路问孔子打算从什么开始做起，孔子说：
“必也正名乎”，子路当即嘲笑孔子迂腐，说：
“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反之，孔子对子路也是像朋友一样，如《论语·先进》记载了一次孔门师徒学术研讨会，会上子路讲大话，孔子直接当面“哂之”，微笑地讥讽他。
孔门师生强调相互切磋探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16]而且师生之间也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17]，来去自由。
如原本学儒的楚国之士陈相，听闻许行在藤国讲学，便弃儒从农，背起农具直奔藤国拜许行为师。
在私学中能够出现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不能不说与王官失守、礼崩乐坏而导致的思想解放有关。
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私学。
二、私学兴起的动力：
学术传承和社会对“士”的需求
（一）学术传承呼唤私学
春秋以来，各诸侯国忙于兼并和争霸，无暇顾及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发展文化教育，这点从春秋开始，就成为中国古代战乱时期文教领域的典型特征。
《毛诗·子衿亭》注曰：
“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
”近人黄绍箕概括更精辟：
“春秋二百四十年，诸侯学校之制见于经传者，亦只鲁僖公之立泮宫，子产不毁乡校二事。
”[18]战国时比较有名的也就齐国的稷下学宫，但是稷下学宫更像是一所“民办公助”的私立学校，以致于英国学者李约瑟将之称为“稷下书院”[19]三代所积累的有关服饰、饮食习惯、居住习俗、礼仪方式、庆典方式等显型文化传统，以及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等隐型文化传统，都需要通过教育传递给下一代。
而且，由于春秋战国正处于新旧制度更迭的时代，各种符合变革需要的文化知识和心理倾向都需要得到及时有效的传播，偏偏此时王官失守本职，旧贵族厌学，诸侯又不兴文教，于是，学术传承的历史使命呼唤着私学的产生。
（二）诸侯争斗对“士”的需求推动了私学的兴起
为了争取在诸侯混战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掌握主动权，诸侯纷纷“举贤才”，大力揽“士”。
史载“诸侯并争，厚召游学”，[20]列国君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招揽人才。
春秋前期，私学刚刚兴起不久，齐桓公便招收游士八十人为己所用。
[21]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致使“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相趋燕。
”[22]季康子甚至直接向孔子索求贤达弟子充当家臣。
[23]养士用士之风盛行列国，极大地鼓舞了人们拜师求学的热情，许多人潜心苦读，梦想有朝一日位极人臣，著名纵横家苏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战国策秦策》载：
（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赵襄子一日之内任命中章、胥己两位“中牟之士”为大夫，“予之田宅”，于是“中牟之人，弃其田耕，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
”现实的直接刺激了私学勃兴。
此时的“士”不再是指旧贵族的底层，不再受出身、等级限制，而是一个关于能力和人格的称谓，只要有才学有特长，都可能晋升为士阶层，一朝得势，权倾朝野。
这为平民提供了一条飞黄腾达的通道，他们通过游学拜师，或深谙权谋，或精于布阵，或善于辞令，或富于辩才，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24]不断涌现许多如公孙衍、张仪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25]的风云人物。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逐渐成为共识。
诸侯和权臣越来越倚重士人，于是到了战国，养士之风盛极一时，“战国四公子”及秦相吕不韦的“食客”均有三千之众。
且各国的大夫官吏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谋士充当智囊，为其谋划筑“窟”。
他们也注意善待士人，如魏文侯以卜子方、段干木等士人为师；“四公子”对待“食客”极尽礼遇：
“无论贵贱，一与文等”[26]、“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人”[27]、“其上客皆蹑珠履”[28]。
这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诸侯求贤纳士，刺激人们拜师求学，私学生源充足；私学培养的士作用越来越大，身价越来越高，越来越为列国所倚重，反过来又刺激了私学的繁荣。
三、私学兴起的舆论环境：
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的缺位
自迁都雒邑以后，周室名存实亡，诸侯坐大，于是郑庄公打败王师，郑将祝聃箭射周桓王，楚庄王问国之神器九鼎的轻重，季氏“八佾舞于庭”[29]，鲁国用天子才能用的大社祭等事件接踵而至，加之周王室两次王位之争导致内部斗争的公开化，标志着用《周礼》规范的西周奴隶制伦理制度走向崩溃。
且此时正值社会制度更迭的过渡期，注定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套新的礼仪文化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行，加之诸侯忙于军事、政治斗争，且对士人的思考和追问半信半疑，对曾经笼罩在周王室权威之中的礼仪文化仍然存在敬畏之心。
因而，私学得以在相对宽松自由的空气中存在和发展，当时思想自由，学派林立，史称“百家争鸣”。
据西汉刘歆的《七略》中归纳，主要有“十家九流”[30]它们以各自的理论主张相互论争、相互吸收，刘向《别录》记载：
“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即定期召开研讨会。
同时，各家各派又朝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从而推动了私学的兴起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多样性。
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下，士人以其学识自居，张扬个性，一种“舍我其谁”、傲视一切的书生习气广泛存在于士人心中。
“如果说前期文化知识的阐述者还必须依附于政治权力，那么后期知识垄断者常常可以与权力分庭抗礼。
”[31]孟子朝见了梁襄王后，就对别人说：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公开嘲讽襄王没有一点“人君”的模样和威严。
《孟子万章下》记载了鲁缪公与子思关于“师友”之争：
缪公问子思，“千乘之国”的国君把士当作朋友，怎么样子思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但是“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为友”孟子更是直截了当地说：
“彼（国君）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
”[32]公然挑起“王贵”和“士贵”之争，可见当时的士阶层已经开始自觉地以自己的学识文化为利器，不断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间接地抬高了先秦私学的重要性，士阶层社会地位之高，不断吸引着许多有志于挤身士阶层的平民拜师求学，从而为私学的发展繁荣创造十分良好的舆论环境。
四、私学兴起的物质基础：
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私学提供了潜在的生源市场
西周时期，周人“世居其土，世修其陂池”[33]，实行井田制，“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34]春秋以后，随着铁器和牛耕技术的结合，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导致私田大量开垦，新式地主和自耕农出现了；私田的开垦，出现“私门富于公门”的现象，人们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剩余产品，商品交换便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大批商人涌现出来。
在巨大的利润驱使下，商人们成群结队，匆匆奔走于各国之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35]，春秋时，楚国使臣声子自晋还，对楚令尹子说：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36]这是楚国对晋国贸易的一个具体事例。
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37]在当时就流传两句话：
“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倚顿、陶朱、卜祝之富”；[38]“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
[39]当时的人纷纷“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
”[40]
大批新式地主、自耕农、私营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出现，为私学提供了十分充足的潜在生源市场。
因为只有这些有了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的人，才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意识和可能。
当诸侯争霸大兴养士用士时，才能出现许多人纷纷弃商弃农而拜师求学的景象。
（二）城市的发展使远游求学成为可能
城市的发展对人们远游求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城市的发展冲破了宗族血缘关系的限制，使远游求学的思想观念得以建立。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纷纷实行“通商惠工”[41]的政策，加之诸侯两次会盟分别订立了“毋遏籴”（不要限制粮食从一国流通到另外一国）和“毋壅利”（不要设置交易限制）的盟约，[42]鼓励商品和物资的流通，致使城市有很大的发展，造就了临淄（齐）、曲阜（鲁）、商丘（宋）、郢（楚）、会稽（越）和大梁（魏）等大城市。
齐都临淄，“吹竽股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一片繁华景象，据苏秦描述，其街道“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43]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手工业兴盛起来，庶人（居住在都城以外的人）不断涌入城市做工，与国人（居住在都城以内的人）杂处而居，他们通过辛勤劳动，出现“庶人之富者，累钜万”的景象。
[44]使庶人（亦称“野人”）和国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纽带开始松动，国野制慢慢消失，“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受到强烈冲击。
孔子说：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45]把整天怀念故土家乡的人视为小人，可见游历之风在当时十分盛行。
还有，孔子谈及“父母在，不远游”时，也不忘补充一句“游必有方”（远游要有固定的去所）。
[46]
第二，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带动了道路交通的发展，为远游求学提供了可能。
楚都郢“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
”[47]齐都临淄街道“车毂击，人肩摩”，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交通的发展情况。
鲁襄公时郑子产适晋，曾称赞晋文公做盟主的时候“司空以时平易道路。
”[48]魏、赵、齐三国之间有一条交错大道叫“午道”，沿黄河到函谷关则有一条直达大道叫“成皋之路”。
此外水路交通也开始兴起，鸿沟、邗沟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们来往穿梭于各地，各诸侯国之间形成广泛联系的整体。
交通的发展，为那些梦想通过远游拜师求学获得“白衣卿相”之尊的人提供了可能。
于是，齐国的公冶长，陈国的颖孙师，卫国的子贡、子夏，宋国的司马耕，吴国的子游，楚国的公孙龙，以及秦国的秦祖等蜂拥至鲁国，师学孔子。
可见，没有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所带来的自耕农、商人、私营工商业者的大量涌现、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道路交通的发展，远涉他国拜师求学的游士之风则不可能兴起。
五、私学兴起教育理论指导：
以人为本教育价值观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涌动，其中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的形成对私学教育发展具有整体性的指导意义。
有学者认为孔子是无神论者，“无视鬼神迷信”[49]，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但是孔子关注人、以人为本却是事实。
《论语乡党》记载：
“厩焚。
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
《论语先进》载：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
曰：
“未知生，焉知死”他坚持，必须“尽人事”，然后才“知天命”。
《论语述而》载：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以下的两位大儒荀子和孟子也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荀子本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坚持“人定胜天”的极具人文色彩的理念；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0]则直接反映他的人本思想。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主张“为无为，则无不治”[51]，要求释放人性，让人回归自然。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更是痛斥种种压抑人性的做法。
庄子主张虚静无为，其思想内核是贵己养生。
葛兆光先生认为百家争鸣的主要话题有三个，其中一个就是关于个人存在的讨论。
[52]按照这个说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是先秦思想的三条主线之一。
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包含了人人平等、仁人等思想，它反映在先秦私学教育实践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招生过程坚持“有教无类”
据《论语述而》所载，“有教无类”的教育观乃孔子首倡，是指不分贵贱、不分贫富、种族，人人都可以入学接受教育。
前来求学的人只要“自行束脩以上”，“未尝无诲焉”。
[53]“有教无类”是一种平等的教育价值观，是孔子“泛爱众，而亲仁”[54]思想在教育领域上的体现和具体化。
它以人本思想和“性相近也，习相远也”[55]为理论基础，这在孔门私学中最富有代表性。
孔子的学生中，有贵族出身南宫韬，也有一贫如洗的原宪；有大商人子贡，也有梁父大盗颜涿聚；有与孔子年龄相仿的秦商，也有比孔子小五十三岁的公孙龙。
而且不分勤惰（“有颜回者好学”、“宰予昼寝”），不分智愚（“柴也愚，参也贤”）。
《荀子法行》中记载了子贡与惠子的一段对话，充分表现出孔门私学生源的多样性，侧面反映出“有教无类”招生观念在孔门中被彻底和坚决地执行了：
“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
‘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
‘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檃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
’”“有教无类”教育价值观虽是孔子首先倡导，但是绝不是孔门私学中所独有，它也同样指导着各家私学的招生实践。
如《吕氏春秋·尊师》记载：
“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於孔子。
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於子夏。
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於乡曲，学於子墨子。
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於禽滑黎。
”
（二）教育过程坚持因材施教
如果说“有教无类”教育观反映在招生实践上是坚持就学起点平等的话，那么这一教育观在教育过程中必然要求抛弃春秋以前单向流动的灌输式教学，而不得不寻求新的、适应生源现实的教学方法，于是，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论应运而生。
因材施教主张从学生个别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情况给予个别辅导。
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对两个弟子的同一个问题给予两个相反的回答：
子路问：
“闻斯行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
“闻斯行诸”子曰：
“闻斯行之。
”作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乃是基于“求也退”和“由也兼人”的学生差异。
既然学生情况各不一样，培养目标就不应千篇一律，儒家的培养目标大体分三类，荀子说：
“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也。
”“士”用以满足诸侯养士用士的现实需要，君子和圣人则用以传承学术薪火的需要。
培养目标不同，就不能按一个标准统一教学、强行灌输，于是“启发式教学”就产生了，这种教学方式坚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领会和探索，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56]如子贡问孔子虽然贫穷却不巴结奉承；虽然富有却不傲慢自大，这样做怎么样孔子回答说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
子贡又问：
《诗经》里说：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孔子大为高兴，说，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告诉你这一点，你就有所领悟到那一点。
（三）教育结果的多样化评价
由于招生过程的“有教无类”、教育过程的“因材施教”，必然要求对教育结果的多样性评价。
如在评价自己的弟子时，孔子说：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
宰我、子贡；政事：
冉有、季路；文学：
子游、子夏。
”[58]《论语雍也》记载：
季康子向孔子要弟子充当家臣，分别询问了子路、子贡和子有三人哪个可以从政，孔子回答：
“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通事理）、“求也艺”（子有多才多艺）都可以从政。
在以人为本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从招生实践发端，经过教育过程，到教育结果，形成了一套适应私学发展的内部教育指导理论。
由此打破了三代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迎合了文化下移至民间的历史潮流，使私学活动既培养出能传承学术薪火的人才，又造就出能为时所用的各种“士”；既适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流，又满足了当时社会对“士”的需求，顺应了“士”阶层的崛起，对于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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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第一卷.14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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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7]程二行.官学下移与游士之风[J].湖北：
武汉大学学报.2001.第三期.
[8]周礼春官宗伯.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
”周礼地官司徒.载：
“大私图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口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
”
以下注释皆出自.论语：
[9]微子；[12][15]为政；[29]八佾；[16][53][54][56]述而；[23]雍也；[45][46]里仁；[55]阳货；[58]先进.
[10]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
[11]张瑞王番编.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89
[13]清.王夫之.诗广传[M].北京：
中华书局.1981.
[14]《周礼》虽被疑为托名周公所作，且有可能经过孔子修订，但书中所述礼仪制度毕竟从西周沿用到春秋，可以作为考察西周礼仪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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