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文字起源17918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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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文字起源179188

如果说楔形文字真是某种原始符号的发展的话，那么，它可能是泥泡、泥球记事系统的发展，而不可能是书写符号的发展。

就像殷人迁到洹河之畔几十年后就创造了文字一样，苏美尔人迁到两河流域后不久就创造了文字。

于是一些学者假定，要么“这种文字是凭空制造出来的”，要么是“苏美尔人随身带来了‘词的文字’的原则”。

再看埃及的情况。

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埃及进入了铜石并用文化阶段，典型的铜石并用文化是上埃及的巴达里文化、涅加达文化Ⅰ、涅加达文化Ⅱ。

考古学证明，巴达里文化（公元前4500-前3600年）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涅加达文化Ⅰ（公元前3600-前3500年）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涅加达文化Ⅱ（公元前3500-前3100年）处于氏族社会瓦解、城邦形成的时期。

在涅加达文化Ⅱ的晚期，才出现了像卡尔迈调色板（见图1-22）那样的所谓图画文字。

比较埃及的史前图画、图画文字以及圣书字产生之后有文字说明的图画，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的联系和差异。

史前图画只有图画，属于单纯的面式符号记事系统。

图画文字既有图画又有标记，通常是在人的图形旁边加上个人或城邦的标记；因而是一个以面式符号为主，点式符号为辅的杂合符号系统。

在圣书字产生之后，所谓的图画文字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就是图画部分一如既往，基本保持原来的全部特点，仍然是图画。

如果圣书字是图画文字发展而来的，最多只能说图画文字这只“鸡”生了圣书字这只“蛋”，鸡生了蛋之后，依旧是鸡。

同时应该注意，图画文字中原来人的图形旁边的标记却不见了，被说明性文字所取代。

即是说，杂合符号系统中的点式符号被线式符号——圣书字——所取代。

可见，图画文字中表示个人或城邦的标记与圣书字的关系更为密切。

与其说圣书字是图画文字的发展，莫如说是单个标记的发展。

笼统地说图画文字发展成了圣书字肯定是不确切的，正如我们可以说猿猴的前肢发展成了人类的手，而不应该说猿猴发展成了人的手一样。

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埃及的图画中一般没有夹杂标记。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许多图画中出现了形体较为抽象的符号。

直到各城邦（习惯上称为州）基本形成之后，城邦或个人的标志才在图画中出现。

城邦或个人的标志在卡尔迈王时代前后才在图画中大量使用，形成所谓图画文字。

这时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

而从卡尔迈王的权杖（见图1-21）到第一王朝第五位君主“登”打败东方人（见图1-23）的记录之间仅有100年的时间，再到左塞王重臣赫西勒墓的浮雕（见图1-24）又有200年的时间。

由此推断，从图画中的标记到圣书写的转化，最多用了300年的时间，很可能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

殷人和苏美尔人都是从其它地方迁来的，没有发现比甲骨文和楔形文字更早的大量符号，人们还有理由推断这是因为没有摸到他们的“来龙”。

尼罗河两岸集中了从旧石器时期至文字诞生期间的大量原始文化遗址，被誉为一部保存完好的史书。

可是，在那些石器文化遗址中，依然只发现了形体与我国仰韶陶器符号极为相似的简单刻划（见图1-17），并且数量也不太多。

此外，所谓图画文字的确在涅加达文化Ⅱ晚期得到发展，但在两三百年后，圣书字就出现了。

看来，圣书字也不太可能是图画文字的发展。

以至于有人怀疑埃及圣书字“是被一位熟悉文字的人当作一个统一整体一下子人为地创立的”。

总之，在长达几千年的石器时代，原始符号根本没有大量积累起来，那些数量不多的单个书写符号也不可能是单字（或叫表词符号）。

就已有的资料看来，自源文字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产生的。

许多学者认为文字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符号数量的逐渐积累而形成的，这与考古证据不相符合。

而说“巫师把群众中流传的图形符号加以整理总结，就创造了文字”，不仅没有阐明文字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的原因，而且否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因为考古材料表明，在巫师创造文字的时候，可供整理总结的传统符号寥寥无几。

殷代的巫师要从寥寥无几的传统符号中整理、总结出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像格林童话中的穷士兵用斧头熬出美味的汤一样，肯定掺进了更为重要的东西。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显然是社会制度改革的结果。

商代巫师在270年内留下的符号比过去几千年留下的符号要多近千倍，所创造出的新符号是以往几千年的8倍，其间不可能没有革命性的突破。

创造文字的关键显然不在于整理、总结传统符号，文字突然产生的原因需要新的探索。

第二节文字的温床

文字起源的传统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我们最好还是回到自源文字的故乡，看看有何等肥沃的文明土壤才能生长出文字这样的参天大树；去分析孕育了文字的沃土，看其中含有哪些重要的营养成分。

孕育了自源文字的五大文明共有的文明成分里，必然隐藏着文字起源的蛛丝马迹。

据观察，创造了文字的文明有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很难一一述说。

但是我们明白，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信息工具之一，并且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工具。

且不说创造文字有多困难，就是在前人已经创造出文字的情况下，后人仅仅是学习使用现成的文字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远古人类心目中，创造文字的是神仙，使用文字的也不是凡夫俗子。

尽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文字毕竟被人类创造出来，还被学习使用者散布到世界各地，流传到现在。

信息论创始人维纳说过：

信息是社会赖以黏合在一起的混凝土。

文字作为一种复杂的信息工具，能够从它的故乡走向世界，能够从远古来到现在，没有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探索文字的起源，不必观察自源文字故乡的全部文明要素，而应发掘社会需要文字的迫切性和创造文字的可能性。

一需要文字的社会

“目前的研究水平告诉我们，文字仅仅出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社会里，而且看来无例外地是一些人与人的关系特别复杂、等级制度的组织极为细密的社会……有文字的三大文明中心均庇荫着古老的农业社会，部分地实现了城市化、人口稠密，交流体系发达。

”虽然法国学者海然热只谈及“三大文明中心”，实际上创造了自源文字的五大文明都有同样的特点：

强大的农业、稳定的城市国家和发达的交流体系。

正是发达的农业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国家，使高水平的交流体系成为社会需要，而文字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交流工具。

强大的农业是孕育自源文字的五大文明的共同特点。

人要生存，首先就需要食品，而食品又来源于农业生产。

人类早期文明的整个大厦就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文明的盛衰完全由农业的发达程度和农业的生产水平来决定。

因此，我们来到人类早期文字的故乡，必然要看到一派繁荣的农业生产景象。

这个繁荣是由高效的农具、高产的农作物、种类繁多的农产品等许许多多要素促成的。

但是在众多的要素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人类早期相对发达的科学知识。

这一点通过与农业生死攸关的两项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得到证明。

一是在治水方面，水是农业的生命线，人类早期文明有着特点不同的水源，但根据农作物的需要对水源进行人工改造却是完全一致的。

大河之滨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哈拉帕文明、商文明均有衡常不断的河水，只需开凿沟渠就能引水灌溉，所以都有适应当地水文和气象特征的沟渠灌溉系统。

马雅文明虽然没有如期而至的河水，却处于雨水丰沛的热带地区。

于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出高超的储水技术，他们在需要的地方建造蓄水池，最大的水池储水量可达数千吨，并虔诚地祭祀雨神查克，祈求风调雨顺。

二是关注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五大文明无一没有相对精确的历法，埃及人和苏美尔人有精确的历法，能够预测河水涨落。

中国早在夏代就产生了依据北斗星的旋转确定月份的夏历。

马雅人更是天文学高手，他们掌握了日食周期和日、月、金星的运行规律，推算出太阳历的周期为365.242天，其精确度令人难以置信。

有灌溉系统的农业是大型农业，有历法支撑的农业是有科学为指导的农业，其效率是家族生产、部落生产不可比拟的。

哈拉帕遗址中的巨大谷仓可以储藏数千吨粮食，足够卫城中的居住者吃上好几年，农业生产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乌鲁克、西拉康波里、哈拉帕、殷等都市常住人口达数万人，每天要消耗粮食几万斤，没有强大的农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由于农业发达，大量劳动力得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各种技术工作，导致社会角色复杂化，形成越来越复杂和庞大的社会，从而使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信息成为迫切需要，为文字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农业与手工业分工以后，石器、骨器、陶器和玉器的生产都有了专门工作者，专业工作者的出现，不仅使技术的流传和发展有了空前的保证，而且为更复杂的新技术的产生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可以说，农业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推进器。

在自源文字的发祥地，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个共有的东西，那就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稳定国家。

当然，在“国际”争端主要靠战争来解决的远古时代，一个国家的稳定要靠强大来支撑。

孕育了文字的五大文明，要么是战争中的胜者，要么没有可与抗衡的大敌，因而有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体系。

她们拥有大量永久性建筑和大规模礼仪重器，表现出对未来充满信心。

与那些朝不保夕或前途渺茫的社会相比，一个稳定的社会更能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建立起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

仅以青铜器铸造为例，从矿石开采到冶炼、从器物设计到模具制造、最后浇铸成器，各环节不在一个地方，在配合方面稍有差错，就会耽误时间，甚至使质量受到影响。

仅仅就这一个行业来说，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信息就很有必要。

我国传统的仓颉造字说认为“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使得“结绳而治”不适应社会需要，才导致文字的产生，这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社会需要促使文字的产生，莫赫塔尔在他的《非洲通史》中有精彩的描写。

在谈到圣书字的产生时他明确指出：

“推动象形文字在尼罗河得以发明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无疑是河谷居民需要以协作的方式统一行动。

”虽然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泛滥给两岸带来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但它毕竟不会按照人的意志涨落。

迅猛的河水常常给两岸带来灾难。

一家一户或一个村庄都无力驯服河水。

为了保证农业的丰收和避免洪水的灾难，人们必须把力量凝聚在一起。

于是在尼罗河谷地的若干盆地里产生了“州”这样的社会组织。

州的重要职责就是把人们组织起来加固河堤，兴建水坝。

堤坝的修筑只能在收获之后至河水再涨之间，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要高质量地按时完成任务，就必须有效率很高的组织者，以便进行工程设计和规划，发动人力，准备工具，分配工作、安排后勤等等。

人群的大规模聚集和角色的复杂化对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把命令传达到各个村落，要计算工程量、根据人数准备工具和粮食，文字无疑是最佳的工具。

相比之下，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地带的居民，并没有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而更加强大。

那些在改造尼罗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州，最终形成联盟，统一了整个埃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当地的居民构成与埃及相同，在圣书字没有产生之前，其文明程度并不在埃及之下。

但他们以畜牧业为主，分成较小的村落。

这些村落因为放牧而流动性较大，相互之间没有联合行动的必要，彼此孤立。

因此，努比亚人不仅没有创造文字，就是知道埃及有了文字，他们也从来不采用。

相同的种族，一部分人创造并发展了文字，另一部分连使用文字也不愿意，莫赫塔尔的结论是：

“控制尼罗河的迫切需要所强加于河谷下游居民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文字的出现和发展，又转而使他们创造了世界上头一批伟大的文明。

”在五大自源文字的故乡，我们总会找到许多需要动员组织大规模人群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

在苏美尔和埃及，有大规模的排灌系统，在哈拉帕，有规划严密的宏伟都市；在商朝的首都，有异常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在米拉多，有巍峨的神殿。

密集的人群、复杂的社会角色显然有利于文字的发明和发展。

文字当然只会在需要它的社会中产生，但并非需要文字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文字，因为它毕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

中国的三星堆文明和美洲的印加文明就是典型的例子。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这是诗人李白对蜀国悠久历史的描写。

据史书记载：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