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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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
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
周一平许曾会
2013-04-0920:
54:
56 来源：
《学术研究》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
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三位影响最大。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
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关键词：
美籍华人史学家大陆史学影响
作者简介：
周一平，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许曾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学美国的美籍华人史学家主要有：
杨联陞（1914-1990年）、何炳棣（1917-）、黄仁宇（1918-2000年）、吴天威（1918-2005年）、刘子健（1919-2003年）、唐德刚（1920-2009年）、徐中约（1923-2005年）、刘广京（1921-2006年）、沈已尧（1926-）、余英时（1930-）、许倬云（1930-）、张光直（1931-2001年）、林毓生（1934-）、张灏（1937-）、汪荣祖（1940-）、黄宗智（1940-）、杜维明（1940-）等。
①他们大都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中国大陆突出政治，突出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纲，“贴标签”式的思维方式盛行，使得这些海外华人史学家的影响在中国大陆被屏蔽了。
尽管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他们中的个别人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②但比较正常的、频繁的来往则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他们可以回大陆讲学、参加学术会议，逐渐对大陆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甚至成为“不在场的主角”。
其中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影响力最大，以下略述他们的影响。
一、促进历史理论多元化
（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
1982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很快轰动中国大陆学术界，其毕生宣扬的“大历史”观在大陆产生深远影响。
如今“大历史”观已渗透到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法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中。
当然，受“大历史”观影响最深的还是历史学领域。
何为“大历史”观？
黄仁宇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高屋建瓴的分析方式，即强调从较长的时段来考察历史，将历史的基线向后推，500年成一个单元，50年也可以。
[1]
“大历史”观相较于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习惯个案研究有很大区别，更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史学的意识形态式思维。
当“大历史”观一入国门，即以空谷足音之势对大陆史学观念的更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它“使部分中国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的史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认识规范’危机”。
[2]1983年，“史学危机”成了大陆史学界的一个主题词。
其次，一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如今很多已是知名的史学专家）将“大历史”观作为一种借鉴，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突破教条主义史学，并收获许多重要的成果。
如萧功秦说：
大历史观能克服数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史学造成的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能别开洞天，高屋建瓴。
他对中国政治转型的研究就是一种“大历史”视角的考察。
他在《30年与300年》一文中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具有千年历史上结构大转型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将在这一进程最终告别自己的千年结构，并向一种新的文明蜕演。
[3]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完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通史，这部通史是不拘泥于细节与实践过程的叙事，而着重于从总体上把握历史演变的大势，并对这种演变的原因与趋势做出解释。
它固然以中国王朝更迭叙述为线索，但其间所关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大原因、大结果、大影响。
[4]这种独具特色的通史便是“大历史”观的通史。
赵世瑜在黄仁宇逝世后曾专门写过《无可替代的黄仁宇》、《通古今之变，再读黄仁宇》、《三读黄仁宇》三篇文章，以表达其对黄仁宇的哀思和敬仰之情。
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便受到了追寻“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的“大历史”观的影响。
这是一部关于吏的通史，从先秦时期一直写到晚清，进行纵向的连贯考察和分析，不限于对某一朝代、某一时期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描述，以便通过对整个发展变化过程的整理，对某些问题产生新的认识。
[5]2006年，赵世瑜出版了《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提出了大历史也要与小历史相结合。
林载爵在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的“编者说明”中，提到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
[6]而在赵世瑜看来，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中，人们用某种绝对化的、单一化的宏大叙述模式去研究问题，抽去了“大历史”的生活基础，而他要做的是把这个生活基础归还给大历史，这就是“小历史”。
这个归还工作一旦结束，大小历史的区分也许就不再需要，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就像生活本来就是一个那样。
[7]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不仅以“大历史”的长时段理论、通史的眼光来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也以“小历史”作实证性补充，让读者看到了历史鲜活的细节。
这种“大历史”与“小历史”相结合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是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是一种让“大历史”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且更加完善的史学努力。
（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理论，是指在寻求历史变迁的动因中，专注于内在原因的探求，不赞成外部因素决定论。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一书即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由香港龙门书店初版于1976年，2000年在大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增订本。
余英时在增订本的《自序》中指出：
“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并未将它和‘外缘影响’对立起来”，余英时认为“内在理路”可以与一切有效的外缘解释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但如果不深入“内在理路”，则终不能尽其曲折，甚至舍本逐末。
[8]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为大陆史学尤其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甚至树立了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引起大陆学者的模仿、借鉴和运用。
如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与《论戴震与章学诚》相类似），展现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揭示、发掘各种被压抑、被埋没的声音，挑战以“西学东渐”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内在理路”。
再如余英时的学生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
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第2期），刘明《论先秦儒家死亡价值观的内在理路》（《学术论坛》2006年第9期），张实龙《董仲舒学说内在理路探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等，都体现了“内在理路”的具体运用。
有人指出：
余英时“内在理路”是对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对于学术思想的“制约性”影响，忽略追寻学术自身“合乎逻辑”运动轨迹趋向的一种“拨反”和“补充”。
[9]20世纪90年代初形成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也基本上呼应了这一取向。
改革开放后，大陆学者兴起“现代化”研究，但是大都把复杂的现代化进程简单理解为在外力影响下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破坏的必然步骤，而看不到传统发挥的作用。
余英时的“内在理路”对于现代化研究中过分强调外力作用应当是一种挑战。
如今这种挑战已经产生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趋向。
正如马敏所说，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
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
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
[10]
（三）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出自于他的《晚清七十年》，书中写道：
“四千年来我民族之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盖可综合之为三大阶段，亦即封建、帝制与民治是也。
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历时约三百年。
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吾侪及身而见之中国近现代史之阶段也”，“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
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
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
③这一理论不但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深刻洞察，而且也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将转向何处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唐德刚的“社会转型论”为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编写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条恰当的、有价值的基本线索；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与现实联系的很好的契合点，同时也给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转型的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还可以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1]也有学者称“历史三峡”理论认为历史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历史是在“定型——转型——定型”中变迁的、对于历史发展的前景持乐观态度等，这些认识较之“历史衰败论”和“英雄史观”，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12]
“历史三峡”论的流传，又引发人们思考中国如何穿越“历史三峡”、何时能穿越“历史三峡”。
学界有关这类探讨文章比比皆是，如《何以通过“历史三峡”》（彭闻，《上海国资》2010年第2期），《穿越历史三峡》（李怀宇，《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在“历史的三峡”中曲折前行》（吴晓波，《中国报道》2009年第12期），《2010：
行走在历史三峡的关键处》（毕诗成，《法律与生活》2010年第24期）等等。
2008年初，周天勇等人《攻坚：
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指出：
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
也即是2040年能实现转型成功，这和唐德刚所指的时间恰好吻合。
再如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在第一章中有一小节名为“‘历史三峡’与‘敦刻尔克撤退’”，对唐德刚的“历史三峡”社会转型理论表示支持和欣赏。
作者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并和唐德刚一样对中国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
④
相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历史研究，“大历史”观、“内在理路”说、“历史三峡”论等，无疑拓宽了大陆史学研究者的视野，改变了大陆旧有的史学范式，促进了大陆史学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发展。
二、促进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一）心态史学方法
心态史学，或称为历史心理学、心理史学，兴起于20世纪前10年。
最早的著作是弗罗伊德在1910年用精神分析理论写的达·芬奇的传记——《童年的回忆——达·芬奇》。
至20世纪60年代，成为世界史学的新潮流。
心态史学对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并与黄仁宇等的影响分不开。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各阶层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引起大陆学者的广泛关注。
杨念群说：
“我认为《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做得最好的一个‘心态史’。
”[13]许纪霖也曾说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做知识分子心态史研究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我最开始写的书《无穷的困惑》和《智者的尊严》，写的是两个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
……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
[14]
此外，黄仁宇还带动了中国大陆帝王将相心态史的研究。
如樊树志的《万历传》，就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明神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认为在他身上具有纵酒、好色、贪财、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等性格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作为剖析其临朝40余年政治生涯的一把钥匙。
⑤另一位明史学者韦庆远的《论隆庆》（《史学集刊》1993年第2期）从隆庆身世遭遇、品格素质、心态动向诸方面，对其继位前后判若两人（如继位前恭俭谦抑，继位后极端放肆纵欲）之因进行了细微的心理分析和研究。
再如赵良《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借鉴了心理史学的某些方法对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李后主、明太祖、光绪、溥仪七位帝王进行了分析，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认识。
⑥这些学者的作品都是心态史学的有益尝试，为说明一些通常情况下难以解释的问题打开了一条新路，拓宽了治史的路径。
余英时强调的“内在理路”，自然是非常注重内在原因的探求，注重对历史人物心理的考察、研究。
如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中，既重视历史考据，又注重戴震、章学诚二人的心理研究，使全书更严谨、周密，更具有说服力。
⑦受其影响而成的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也是一部心态史的力作。
由余英时的推广，心态史学方法得以在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广泛运用，进一步促进了大陆史学方法多样化的发展。
（二）口述史学方法
口述史学，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至20世纪70年代，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都有了广泛发展。
中国大陆现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广泛的开展则在2000年以后，这与唐德刚口述史著作的影响分不开。
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张学良口述自传》等几部口述史作品不仅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拉开了中国现代口述史学的序幕。
在唐德刚几本口述历史作品中，《胡适口述自传》是被公认的影响较大的一种。
1979年，唐德刚根据原录音和经胡适修订的底稿，将上述自传译成中文。
山东大学葛懋春、李兴芝曾在唐德刚的许可下将胡适口述书稿编辑成《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胡适的自传》，198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使得一部分大陆读者得以先睹该书。
许纪霖回忆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当我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时，买到了一册《胡适的自传》，灰皮本，内部发行。
不吃不睡，一口气读完，简直是如痴如醉。
让我着迷的，不是胡适本人的叙述，而是文后那些长篇大论的注解，口若悬河，妙语连珠，狂放之气夺纸而出。
狂则狂矣，却句句有来历，看得让人拍案叫绝，又心悦诚服”。
⑧唐德刚为《胡适口述自传》所作的注释不仅是一座连接口述文本的桥梁，而且成为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的范本，它种类繁多，内容广博，注中有评，评中有传，提高了口述自传文本的学术价值。
唐德刚对口述历史的认识及其进行口述访谈的实践，对于大陆开展口述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蒙和奠基的意义。
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行《口述历史》主编的丁冬说，唐德刚的口述历史作品对大陆的口述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目前大陆做口述史研究的人，都或多或少受唐德刚的方法和观念的影响。
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口述史著作大量出版，口述史机构的纷纷成立，口述史的杂志和报纸甚至以口述史为名的电台节目的出现，这些口述史的繁荣发展都源于唐德刚当初的推动和影响。
三、促进通俗史学的发展
（一）亦历史亦演义
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历史作品中，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显然已成为一种经典，这本书对于大陆通俗历史写作的深远影响是学界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第一次阅读《万历十五年》，都非常感慨原来历史著作可以这样好看。
而这部作品的好看就在于“亦历史亦演义”的写作手法，即叙事结构的故事性、历史细节的呈现、人物的栩栩如生等等，在其通俗化和颇有文学色彩的叙事中，又不失历史的真实，雅俗共赏。
美国文学家厄普代克说：
“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城堡》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
⑩这部与大陆之前写法完全不同的历史著作，长时间畅销并拥有广大的各层次的读者，自然在情理之中。
黄仁宇著作的畅销，使中国大陆学者认识到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历史学家应“以引人入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15]可以说《万历十五年》在大陆吹响了向史学通俗化进军的号角，之后一大批通俗史学作品陆续出版并风靡图书市场。
其中有历史专业学者的尝试如：
樊树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华书局2007年）；池子华《咸丰十一年》；赵世瑜主编的《龙蛇沧桑丛书》（十册），等等。
非历史专业学者以“当年明月”、“十年砍柴”名声最大。
“当年明月”名石悦，原习法律，以《明朝那些事儿》风靡大陆，陆续出版了7册，累计销售已数百万册。
“十年砍柴”真名李勇，原习中文，已出版的作品有《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同心出版社2004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晚明七十年：
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他们的通俗史学作品又叫好又叫卖。
（二）不拘一格、活泼、潇洒
与黄仁宇相比，唐德刚的写作风格更为奔放，随心所欲，黄仁宇把历史写得像小说，唐德刚则写得像抒情散文，二者殊途而同归，都在读者中产生了远胜于学院派学者们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唐德刚非常讲究文采和可读性，他曾用16个字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
[16]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的史学著作不拘一格、活泼、潇洒。
夏志清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书序中说，“《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
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
德刚古文根柢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
[17]唐德刚随性挥洒的文字，洋溢着对历史的感悟力、洞察力，既通俗易懂又令人豁然醒悟、拍案叫绝。
“唐派史学”叫座，但并非是谁都能写得出的。
杨天石就坦言“这种独特的写史风格自己学不来，目前的史学界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11）但达不到唐德刚那样的高度，并不代表就没有人在努力尝试，且已甚有成绩。
如雷颐《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不仅书名与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类似，写作风格也非常相似。
如张鸣《历史的坏脾气》（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历史的底稿》（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及《北洋裂变：
军阀与五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文笔恣肆汪洋，夹叙带评，但又有理有据，有几分唐德刚的“传承”。
张鸣也承认自己的写史方法和唐德刚相似。
（12）非常推崇唐德刚的伍立杨，其著作《伍立杨读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读史的侧翼——打捞历史碎片》（海南出版社2007年）、《书生本色的历史机缘——晚清暗杀史》（同心出版社2008年）、《晚清时局中的生死较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等，也略有“唐派史学”的风采。
中国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西方学者说：
优美的叙事是历史著作的防腐剂。
[18]这些经验之谈都道出了有文采的重要性。
没有文采的史书，不会有多少人看，亦不会广泛、长久流传。
文史不分家，从“史”方面来说，大概主要指的是写史要有文采，但如果文史合为一家，恐怕也行而不远。
目前中国大陆市场上通俗史学作品或类似通俗史学的作品已比比皆是，它们是否都坚持了治史的求真求信原则？
是否还是历史著作？
抑或成了文学作品？
应该说《万历十五年》是历史演义作品而不是文学演义作品。
史学走通俗化的路是应该的、必需的，但如果完全用文学创作取代历史写作，把历史作品变成文学作品，抛弃了求真求信原则，这大概是黄仁宇、唐德刚不会赞成的。
四、若干思考
（一）立足本土，世界眼光
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和其他绝大多数美籍华人史学家，他们取得成就的重要经验之一是“立足本土，世界眼光”。
中国史学要走向世界，中国学者要有世界眼光，否则不会有出路，不会有成就。
但中国史学、中国学者不立足本土，也不会有出路，也不会有成就。
只有吸取世界史学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自己、更新自己，取长补短、取长去短，同时又在中国传统史学基础上创造中国特色新史学，中国史学、中国学者才有出路。
中国特色新史学越发展，才能越对世界史学做出更多的贡献、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自由
余英时曾说，唐德刚之所以取得成就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等优势。
[19]余英时的话，有一定的合理性。
不自由、不独立的人一定不会有想象力、创造力，不会有很大的学术成就。
要实现学术的进步与繁荣，需要有学术与思想的自由的环境、氛围。
章开沅说：
“我曾有一句话就是专给学生讲的：
科学无禁区，如果你选的课题有争议，但又确实有价值，政治责任由我承担，学术水平归你负责。
其实我至今仍需要顶住来自很多方面的压力，包括中国基督宗教史的研究都很有压力。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像鲁迅讲的那样，年长者肩负起黑暗的闸门，让年轻人走向光明的未来。
”[20]这表明中国学术自由的氛围还需要进一步努力营造。
（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
唐德刚曾谈到：
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有牢不可破的成见。
一谈到马克思主义，人们立刻便想到“政治挂帅”。
他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治下，一切学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本末倒置，就谈不到客观研究。
[21]说明有一些美籍华人史学家比较反感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论或多或少也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感）。
这容易误导中国大陆一些青年读者和学者认为大陆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是和政治挂钩，而嗤之以鼻。
可以说，这些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也造成了对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
客观地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有其优越性的。
瞿林东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与循环的、退落的历史观相比，进化史观是一大进步，与进化史观相比较，唯物史观则又是一大进步。
[22]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揭示，关于人本质的理论等等，使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超越、代替。
既然有优越性，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不应完全被否定。
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曾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历史认识领域里还在扩大。
[23]唐德刚也认识到海外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通盘否定是不应该的。
他主张，兼采中国传统史学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现代西方史学派三家之长，铸造一个综合性的第四家。
[24]这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这“第四家”，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指导，兼采诸家之长，应该是上策。
中国史学已在多元化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会在史学多元化的发展中博采众长与时俱进。
另外应注意的是，不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不一定都有政治上的考量、意图。
中国大陆个别学者认为海外华人史学家大都是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作品中充斥着攻击共产党的言论，因此要求批判并清理海外华人学者在大陆的影响，认为他们阻碍大陆学术的发展，声称让马克思主义与海外的思想、方法来一番较量。
[25]这样的话语在史学发展多元化的今天恐怕也有点泛政治化了。
注释：
①学者黄培把中国近代的留学史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游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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