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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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吴敬琏：

中国股市正处于强盗贵族时代

2010年11月11日 10:

16  新京报

　　他，最早在国内提出并倡导市场经济理论；他，是经济理论界“市场经济论”和“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因坚持市场化改革被称为“吴市场”；他，是吴敬琏。

　　舆论把华尔街妖魔化了

　　新京报：

今年有部叫做《华尔街》的纪录片很火，我看了好几遍了。

你是这部片子的总顾问对吧？

　　吴敬琏：

对，片子的导演李成才是我的老朋友，他拍《大国崛起》时我们就认识了。

　　新京报：

平时工作和研究那么忙，怎么会想起做一部纪录片呢？

　　吴敬琏：

成才要拍片子我肯定要支持；美国的经济学家很多也做演说，做讲座。

　　另外，我感觉金融危机后，舆论把华尔街妖魔化得比较厉害，这样不好。

我希望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和态度。

　　新京报：

如果让你用一句话介绍华尔街，你会怎么介绍？

　　吴敬琏：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介绍，现在社会太复杂，你把他简化了以后，一定有歧义。

　　新京报：

你觉得华尔街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什么？

　　吴敬琏：

不断地变革。

　　股市正常化信息需对称

　　新京报：

《华尔街》中讲述了美国市场发展史，如果和美国股市相比，你觉得当前的中国股市处于哪个历史阶段？

　　吴敬琏：

十九世纪末期吧，美国人管那个时代叫强盗贵族时代。

比如，那时候美国开发西部，如果谁承修了一条铁路，铁路两边的地就给他了，然后找银行、政府给钱，铁路其实不是他自己的钱修的，还占了大片的土地。

　　有一本书就叫《强盗贵族》，就一个一个地讲他们的故事，包括摩根、洛克菲勒、斯坦福（均为华尔街大佬）等等。

　　这本书后来得了普利策奖。

　　新京报：

为什么认为我们的股市处于那个时期？

　　吴敬琏：

股市要正常化，政府监管、证券公司以及媒体，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但是他们都可能发生扭曲。

政府监管尤其要解决信息不对称，但是如果有些官员想的不是这个，他们想的是寻租，就会利用各种行政许可、审批来寻租。

　　高西庆（中投公司总经理）写过一篇文章谈两种监管路线：

一种监管路线的要点是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这样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另一种叫实质性审批制度。

中国就是用的后一种制度，后一种制度很容易造成权力寻租。

　　私募好多不真正做私募

　　新京报：

你刚才讲到寻租，能举个例子吗？

　　吴敬琏：

比如现在私募基金的问题就非常严重。

我感觉，私募基金好多都不是真正做私募基金了。

　　私募基金和风险投资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帮助你改善整个企业的战略、管理，所以一般都培育好几年，平均大概要五六年。

但目前我们的私募基金不是这样。

现在有个说法叫做“临门一脚”，就是你条件都具备了，我就找你了，我要入股。

　　新京报：

证券公司存在这种情况吗？

　　吴敬琏：

证券公司本来是中介，因为他本来可以有研究班子，可以研究股票，然后给投资者说买哪个股票能够赚钱。

就像《华尔街》里讲的那家，他把他们的分析全部公布到网上，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可中国有些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不是这样，他们操纵市场、内幕交易，都干。

为什么罗斯福当时要分业经营呢，就是因为他玩这些东西。

　　新京报：

没有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

　　吴敬琏：

对，所以这里面就是人性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想把人性改了，想通过运动斗私批修把人性净化了，结果搞得一塌糊涂。

　　媒体是信披的重要一环

　　新京报：

我记得你以前曾经提过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

　　吴敬琏：

现在仍然是这个说法。

权贵资本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新京报：

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应该做些什么？

　　吴敬琏：

媒体的作用很重要，是信息披露里面的重要一环。

前不久我给《凤凰周刊》写祝词，我说“在四十年代的时候，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党报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都高度评价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还是有局限性。

　　现在看来一个最重要的自由，就是信息传播的自由。

媒体在促进信息对称上，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是媒体在起这个作用的时候，又会有人利用这样一个职能谋求个人私利。

所以《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道琼斯有一个守则，守则里面对于员工的个人投资规定得非常严格：

持股时间不得短于六个月。

　　最紧迫任务是全面改革

　　新京报：

你最近在经济增长模式方面写了一些文章，提了些建议。

　　吴敬琏：

主要是产业升级方面吧，现在看来在产业升级方面，广东的决心比较大。

　　新京报：

为什么这么说？

　　吴敬琏：

产业升级，我并不太看好转移。

要升级原地增加知识含量，增加技术含量，改进产品，就可以。

　　新京报：

看来你不支持“腾笼换鸟”这个说法。

　　吴敬琏：

我觉得“腾笼换鸟”这个说法有危险。

我在广东其实也讲到了这些。

　　腾笼以后，凤凰不来怎么办？

后来他们也改了说法，叫“筑巢引凤”什么的。

　　新京报：

“十二五”规划中，你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什么？

　　吴敬琏：

一个全面的改革。

经济上，主要就是要减少政府、国企控制的资源，要实现民进国退；司法上，要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的审判要保证独立性。

　　保护创新需要具体措施

　　新京报：

说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搜狐董事长张朝阳曾经抱怨过，现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保护创新很不够，搜狐被人剽窃创意最终起诉，结果被判各打五十大板。

你怎么看？

　　吴敬琏：

我赞同张朝阳要保护创新的呼吁。

我也挺好奇，他以前赚钱赚得很多，然后吃喝玩乐了，好像不太关心这些宏观的事，但近年这方面的表态不少，是个积极的表现。

　　2003年我们做过调查，大多数的出口企业都说人民币不能升值，因为我们只有微薄的利润。

但是在浙江，有一个老板就说，近期不升值，好。

长期看，三五年如果继续这样，要出大事儿。

因为没有人搞技术革新了。

　　新京报：

不搞技术革新了都怎么办？

　　吴敬琏：

像浙江北部这些服装出口什么的，一点创新都没有，样子都不改。

怎么形成的？

　　就是开始有少部分人搞了设计了，很少很少，然后呢，别人就抄。

抄了以后，搞设计的当然不干了，不干就闹。

闹到当地政府，政府就出来说“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乡亲嘛，别打了，大家共享”。

共享的结果，就是不再创新了。

以至于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等着，你要创新，我就抄。

这样几年下来以后，问题就大了。

　　新京报：

“十二五”规划里也有很多鼓励创新的内容。

　　吴敬琏：

现在需要有具体措施，具体内容。

现在司法地方化非常严重，我在你这儿搞一个发明，我拿着这个发明跑了，只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法院就会支持他。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国企有些是政企不分的，就会获得行政力量来保护。

　　应允许民间银行运行

   新京报：

其实地方的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金融业是不是也有原因？

　　吴敬琏：

应该反省，我们的正规金融为什么不够发达，民营企业没有办法拿到资金。

　　新京报：

你觉得正规金融不发达的原因是什么？

　　吴敬琏：

还是国有垄断。

　　管制太严了。

过度管制其实是不好的。

　　新京报：

前一段时间有传闻说，阿里巴巴想开一个银行。

　　吴敬琏：

我觉得很好。

　　新京报：

听说到监管层，这事就没下文了。

　　吴敬琏：

宁波的民营银行准备多少年了，五年以上了，还没有上市。

　　新京报：

不让民营银行上市，担心什么？

　　吴敬琏：

不知道，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由一百多位经济学家组成，专门去跟监管部门谈，应该允许民间银行运行。

他们说可以，这样，你们来改造信用社。

　　新京报：

这好像是金融系统中比较显著的不良资产？

　　吴敬琏：

对，但是这些人说资产倒不怕，就是文化改不了。

　　新京报：

是国有银行的文化？

　　吴敬琏：

对，信用社其实也是国有的。

　　保护中小企业要落实制度

　　新京报：

大量的创新其实来自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似乎压力很大。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吴敬琏：

今年第三季度以后国务院制定了“新36条”，但是总的来说改善得不够好。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些措施落实得比较好。

所以，到了1999年、2000年，中小企业有一个急速增长。

当时国企下岗职工有几千万，很快就解决了就业。

　　现在保护中小企业，政府还是应该要从制度上来落实，光是号召大家要重视，恐怕还是不够的。

　　新京报：

你认为应该从哪里突破呢？

　　吴敬琏：

我说一个小事。

　　我们有些地方，民间办了一些小额贷款、微小贷款，最高限额2万、3万那种微小贷款，民间办得不错，但是资金量有限。

吴晓灵（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就提出来过，建议我们的国有大银行对这些小额贷款公司做批发。

　　如果让国有大银行去做几千块钱的贷款成本太高，这种贷款国有大银行很难做。

吴晓灵建议国有大银行批发，比如说贷100万给一个声誉比较好、经过审核的小额贷款公司，然后由它再去做零售。

　　转变方式要创造创新

　　新京报：

你对“十二五”规划有什么建议？

　　吴敬琏：

老有人问我“十二五”会怎么样。

其实“十二五”基本的调子和方向和“十一五”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有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是执行的情况并不理想。

　　世界增长委员会主席、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

斯班斯，前段时间受邀做“十二五”研究，我跟他座谈了几次。

他看了我们的“十一五”，听了发改委的一些司长、秘书长讲“十一五”的过程以后，他评价非常高。

但是他说，为什么这个上面写的东西看来并没有发生。

其实，落实是最根本的问题。

　　新京报：

你认为该如何落实呢？

　　吴敬琏：

“十一五”的时候就讨论过，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

其实，“九五”计划里面就提到经济方式转变的问题了。

为什么“九五”没有落实呢？

所以看起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制度性障碍。

　　新京报：

制度性障碍体现在哪里？

　　吴敬琏：

大概有四个：

第一，把GDP增长看作政绩的首要标志，追求高GDP；第二，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控制权力，各级政府，比如土地、贷款。

这两条一来，各级政府都运用资源的权力去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方式就转变不过来了；第三，财政体制。

财税体制迫使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去搞GDP，不然它日子很难过；第四，价格扭曲。

各种资源价格太低，就鼓励人们浪费资源。

　　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要提高技术含量，要鼓励创造创新，要提高附加值。

　　本报记者阳淼

　　“货币超发必然制造股市泡沫”

　　货币超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为了刺激经济，一个是为了人民币不升值，去收购美元，收购外汇。

你看最近升值很快，如果升值到了位就不需要发票子去买外汇了。

　　Q：

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胀情况？

　　A：

目前我们国家处于货币超发的状态，这必然会造成通胀，制造股市泡沫，抬高房价。

超发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为了刺激经济，一个是为了人民币不升值，去收购美元，收购外汇。

你看最近升值很快，如果升值到了位就不需要发票子去买外汇了。

　　中美两国存在经济结构差异，美国储蓄率很低，是入超国家，中国是出超国家，因为我们有大量的人需要就业。

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外汇多了，自然要求升值。

要求升值就得压制它不升值，就得发钞票，去买外汇。

　　Q：

你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在2011年的发展有怎样的预测？

　　A：

我们的资本市场比起九十年代还是有进步的。

进步的动力来自多种多样的力量。

比如说，有来自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以及一些有改革思想的和政治抱负的官员。

但目前阻碍改革的力量也非常大。

这两股力量现在还看不出来是谁强谁弱，只能说希望这个健康的趋向变得更强。

　　Q：

目前还在世的人中，你对谁的印象比较深刻？

　　A：

有一些人吧。

比如梁小民不错，他能够把经济学说得很通俗，他写的那些短文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