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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雷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德布雷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二十世纪的法国，涌现出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不但影响了西方世界，而且对中国也有深刻的影响。
我们可以罗列出一长串名单：
萨特、马尔罗、罗布-格里耶、巴尔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科、布尔迪厄、托多洛夫、克里斯蒂娃……等等。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不同的作用。
这里，我打算选择一个目前在中国可能不知名、尚未被关注的法国作家德布雷（RegisDebray）作为一个论题。
德布雷的《教师，作家，名流：
现代法国知识分子》（Teachers,Writers,Celebrities:
TheIntellectualsinModernFrance,London:
NewLeftBooks,1979）在西方学术界是一本重要的讨论知识分子的论著。
我所以选择他作为论题，旨在通过他的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在汗牛充栋讨论知识分子的著述中，德布雷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
用萨义德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足智多谋的法国知识分子"。
[1]他是一个积极活跃的左派，50年代末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到哈瓦那大学任教，后因与格瓦拉的关系被玻利维亚当局判处30徒刑，服刑3年后回到法国。
社会党上台后他又出任密特朗的顾问。
所以萨义德说：
"这种独特的际遇使他得以了解知识分子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此一关系从来不是固定的，总是在演变中，其复杂性有时令人吃惊。
"[2]
如萨义德所述，德布雷的知识分子研究最著名的就是他深入讨论了法国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复杂关系。
这一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工业和知识分子的制度化问题尤有参照价值，这是因为在中国面向现代化的艰难历史进程中，制度化、专业化和媒介化作为一个必然趋势，正在不断地改变或塑造着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及其角色。
透过这一独特视角，我们可以瞥见一些知识分子角色的微妙转变。
教师、作家、名流：
法国知识分子的三步曲
德布雷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现代社会制度的作用。
恰如美国学者波卫指出的：
《教师，作家，名流》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成，以及他们与文化生产及知识-政治影响的各种力量复杂关系的一段历史，一种理论，一种分析。
作为一种历史，它考察了自第三共和国到现在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作为一种理论，它探讨了作为"权力动物"的知识阶层矛性的社会存在，他们为了在不同的经济和技术环境中生存成功地调整自己及其利益；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分析，它透视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在结构，并具体解析了它与自己所服务或支持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3]德布雷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恰如他书名的三个概念所表征的，"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的三个彼此有别的阶段。
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就是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
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政府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
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所以，他不同意一种常见的说法，即知识分子是边缘化的角色。
换言之，知识分子总是与权力错综纠结，这使我们想起了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论"，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论"，以及种种其他相关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倾向，那就是强调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是中心角色。
德布雷的发现异常独特：
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学为了掩盖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力量，为了制造一个他们并不存在的幻象，必然会忽略他们。
而那些宣称边缘化的具有某种颠覆作用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者，到头来他们不过是表面上所反对的那种霸权的奴仆而已。
[4]从总体倾向上我们不难发现，德布雷的知识分子理论是激进的甚至是悲观主义的。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第一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
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
法国的大学与英美有所不同，在1871-1885年间，第三共和国所以使大学合法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把大学作为一种对抗教会、捍卫第三共和国的力量。
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伦暴政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
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
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实施某种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这些价值与大众媒介所制约的大众化和商品化价值是完全不同，因为它受制于某种资产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得体的（恰当的）"文化价值和行为。
大学和教授曾经是集体记忆的贮存和价值与知识的象征。
从这个阶段的基本社会文化语境来看，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典型形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与国家权威的联系和纠结，他们最初是作为捍卫第三共和国的社会力量和角色而出现的；第二，上述功能又是通过教师对特定文化价值的生产而实现的，即教师在那个时期乃是文化价值合法化的基本力量。
他的这个分析与鲍曼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扮演的"立法者"角色的分析很接近。
[5]不过我以为，德布雷的分析只关注到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们与这一权力种种复杂的可能性，特别是教师作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官办大学体制内也有多种角色的可能性。
文化生产的合法化和公共领域（大学就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的扩展，使得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空间和余地来从事与国家和权威关系复杂的工作。
这后一点对于我们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尤有启发。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
1930年代以后，大学的重要性在降低了，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
这一时期，法国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瓦、马尔罗，到卡缪、罗布-格里耶、莫里亚克等，都是这种角色，他们组成了一个由作家和编辑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族"。
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
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作家知识分子与出版制度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这个体制来获得自己的权力和权威，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当前知识分子的问题也不失为一个独特的视野。
第三阶段是1968年以后，也就是现在流行的分期概念--后现代主义时期。
"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萨特式的参与性知识分子逐渐衰落了，恰如福柯所言，普遍知识分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在专业领域里的专业型知识分子。
德布雷则认为，知识分子告别了出版社转向了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
在我们的一般理解中，出版社也应该是大众媒介的一部分，但德布雷认为大众媒介与60年代以前作家们所倚重的出版社是有根本区别的。
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大众化的和商业化的，而后者则维护着文化自身的合法化根据和"得体的"文化价值。
德布雷曾经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
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
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
它并不是侥幸的：
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
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
它涉及到知识活动本身，以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
[6]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的地位高下是依据他们与媒介接近程度来划分的，这种接近也就是影响和权力的力量。
回到他对知识分子"去魅"的结论上来，德步雷实际上是主张，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重要功能就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影响，而这种过程有赖于他们获得或扩大影响的种种手段。
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
正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立场一样，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离开了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
同时，在他看来，这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
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更加偏激的结论：
当代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分子与媒介联姻，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假如说大学作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尚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话，那么，大众媒介便消解了这种可能性。
大学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作为批判的人文学科的瓦解；其二，知识阶层在另一霸权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
道理很简单，大众媒介所依循的是严格的"市场逻辑"，这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进而消灭了各种独立的声音和判断。
尤其是资本对知识阶层的直接控制，最终将瓦解古典知识阶层的根基。
所以今天的学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开启和诱导。
[7]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知识界晚近的热门话题。
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导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财团、基金会、政府基金等外部资本的诱导和限制。
哪种传统的自由思想和个人兴趣的研究日趋衰落。
[8]在30年代到60年代间的法国，出版社是生产和编辑支配着流通，而出版社的衰落则是相反，流通压倒了生产和编辑。
这是文化贫困化的征兆。
在德布雷看来，出版社所以衰落，原因在于它不再有一种在文学知识阶层的"磁场"中极化可能性，因而出版社的游戏规则完全被媒介和流通的规则所取代。
如果说出版社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意味着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的交流是可能的话，那么，在大众媒介占主导地位时期，出版社和学术都转向屈从于市场法则和资本流通。
"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则是"名流"的崛起。
在德布雷看来，"名流"乃是知识分子追求"影响的权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只要看一看热门的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畅销书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学者，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又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反复提及和再现，于是，他们便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力，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
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是把各种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
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也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合法化。
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
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
其结果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电视媒介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通过"评选最佳图书"之类的节目的策划和实施，来消解文学艺术自身的自律性和优秀标准，进而以某种"象征暴力"手段来改变知识界或文艺界关于优秀的标准，并使之适合于商业化的价值。
[9]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确，在大学和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与知识的自身价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导时期，市场化价值取而代之。
决定一个文本市场价值的是作者的形象和言说所提供的快感，而不是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快感。
作品的价值被非作品的外在媒介价值所取代，经济的尺度决定着文化生产的整个过程。
依据德布雷的分析系统，我们可以归纳出艺术一些结论性的看法：
"教授、作家和名流"，这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三种代表形态，它们与大学、出版社和大众媒介这三种相继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形式相对应。
恰如美国学者波卫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他或她追求某种权力效果，所以，知识分子便生存于一种背叛的状态之中。
简而言之，这是某种吸纳、消耗和耗尽别人时间的权力。
德布雷带有格言式地写道，知识分子并不是生来就是对人们言说的，而是生来聆听的。
结果是，知识分子转向了技术的和文化的讲台，这就提供了大量的听众，正是他们的注意使得知识分子的存在变得正当了。
"[10]
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个西方左派理论都无法避免的问题：
那就是在媒介社会，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日渐衰微，人文学科逐渐丧失了作为批判思想源泉的地位，要么越来越趋向于学院化、专门化的技术性的操作，要么转向哗众取宠的商业价值或市场交换逻辑。
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当然，知识分子与媒介到底应有或者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和法国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是否有差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那么，大众媒介和知识分子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换言之，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结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
德布雷依然根据他对知识分子的基本界定--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追逐权力或影响的人--来探讨这种关系。
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
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
他们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更在于媒介把他们的形象推销给了公众。
德布雷注意到，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必然引起残酷的竞争，"媒介的内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个体，因而它毫无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个群体的团结。
这种特性驱动了追求名声的永恒战争，这便使知识分子陷入一个为了部分媒介而战斗至死的命运。
"[11]"为了影响民众，首先必需能够使自己被别人被听见（或被看见），这就意味着要使自己能够接近那些带有最佳受众的场所和形式，其他事亦复如此。
对人们’言说’的欲望是永恒的，公开演讲有一个历史，亦即不断地回响的演讲厅的历史。
……正式通过这种音响学，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他们自己，并有权留在这个知识分子动物园里。
"[12]
由此，德布雷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
于是，各种通过媒介来获取名声和资本的方法，也就是确保知识分子存在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反对人民利益最危险的因素。
[13]这种危险并不来自他们自己的自恋或追逐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公众社会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
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
毫无疑问，德布雷对知识分子"去魅式的"分析，揭橥了这种特殊的"动物"的某种本性。
尤其是在媒介日益渗透进或越来越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危险的可能性。
倘使我们把这种分析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进而和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似乎可以透视到更多的意味和启迪。
较之于曾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启蒙知识分子，较之于启迪民众动员社会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启蒙英雄"，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恐怕真的是彻底变质了。
呜呼哀哉，"知识分子"！
从德布雷的视角看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显而易见，德布雷的知识分子论有明显的悲观主义倾向，他之所以对知识分子作出如此悲观的判断，和60年代以后法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
尽管如此，他对知识分子去魅分析，对于那些知识分子的自恋神话不啻是一种"棒喝"。
反观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颇多启迪。
从较为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也可以区分出一些与法国知识分子不同但又相交叉的阶段。
既是说，德布雷以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来考察其社会角色的发展演变，乃是一个十分独特的视角。
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及其角色的变化，始终与各种制度机构的形成密切相关。
徐复观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形态是"士"，其发展阶段分先秦、秦至唐，以及唐至清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游士"和"养士"为代表，他们一开始就成为依附于统治集团的寄生阶层；第二阶段以"乡举里选"的形式（制度）为主，知识分子通过"清议"而进入政治体制，这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关系最为合理的时期；第三阶段出现了科举制度，这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功能，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断裂了，文字能力和德行脱节，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遂变成"垂饵"与"入彀"的关系。
[14]徐复观的历史分析隐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从官学体制中出现。
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那么，情况似乎有些不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虽与传统知识分子有联系，但毕竟有许多差异，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社会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在我看来，新的社会制度性机制，特别是大学、出版社、媒介或其他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既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条件，又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公共空间。
回到德布雷的分析系统，大学-出版社-大众媒介，以及相应的教师-作家-名流三种知识分子角色，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初略说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公共角色演变的历史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学-出版社阶段，时间上大约从1890年代到1930年代，相应的主导知识分子角色是教授-作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任务是确立新的知识制度形式，传播新知、培育新人，塑造新的世界观。
这与法国知识分子的区分性的两个阶段有所不同，这也是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的转变与引进和宣传新知、新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有人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倾向。
[15]从19世纪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通过创建现代学堂和书局，来履行并塑造自己的特定角色。
从康梁师徒、严复、谭嗣同，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他们都和现代大学和出版社这样的制度形式密切关联。
恰如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所说的，一方面是深感"国家多难，岁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另一方面，锐意变革，积极参与"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16]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危机和转变的艰难时期，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
启蒙者和新知传播者，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只有通过大学和书局这些现代体制来践履自己的角色功能。
于是，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与新学堂和书局的机能便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了。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大学和书局一方面是新知生产和传播的通道，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场所。
这与德布雷所分析的大学阶段法国知识分子的功能基本一致。
显然，大学不但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活动空间和根据，而且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角色。
[17]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后大学的基本功能是维护新的共和制，那么，中国现代大学甚至包括书局的基本功能，也在于在反帝、反封建，传播"德先生"和"塞先生"的新观念，进而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换言之，大学和出版社这些外来的新生事物，它不但使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角色得以形成，而且为这些角色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并造就了一种集体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往往又和以系列现代性观念（如科学、民主、民族国家、启蒙、现代化等）纠结在一起。
于是，在这一阶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关于自身身份的想象基本形成了，那就是追求新知、新观念，提倡科学民主，担当社会变革的重任。
我们看到，大学和书局在促进人们观念和意识变化方面，的确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旧文化向新文化的转变，这类文化新体制起到了任何其他制度形式都无法取代的作用。
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这一时期的另一特色是文学救国论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历来有所谓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传统，但是在向现代文化转变过程中，这一传统不但继续光大，而且有了新的内涵。
它同时与现代书局或出版业的制度形式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传统社会中，文学艺术服务于道德或宗教功能，现代性的分化过程导致了艺术与道德和宗教的分离，这就为它的自律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自由的获得反过来又促使文人关注艺术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像鲁迅这样弃医从文的人很有代表性。
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到梁启超"今欲改良民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再到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直至鲁迅藉文学来进行国民性批判，都鲜明地反映出以审美促进社会变革的倾向。
这和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很是相近。
[18]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出版对文学和文学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
正像大学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群体活动的公共空间一样，现代出版体制的构型也同样为知识分子的活动提供了可能。
那一时期许多著名的文化人，一方面是作为大学体制中的教授；另一方面有往往是和书局有密切关联的作家。
倘使说德布雷区分了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从教授到作家的转变，大学的衰落而出版社兴起的话，那么，以这样的分析系统来看中国现代史，大学和书局是同时作用的，互相依存，并不存在一个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过程。
而现代知识分子则同时在这两种制度形式中工作，也就形成了他们自身（同一性）的想象和体认。
我以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变化的时期，各种制度正在发展形成，因此给了知识分子较大的活动空间和话语的自由。
但是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制度形式总是这样那样地纠结在一起，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决定了后来知识分子的命运。
因为知识分子与制度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由于这些制度他们获得了自身活动的空间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随着制度形式本身的演变，他们所受到的限制约束也会越来越多，也越严厉。
因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还有较大的制度外活动空间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化的过程，亦即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和科层化，现代知识分子与制度的联系是传统知识分子所无法想象的。
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这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大学和出版社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降了，亦即知识生产暂时被排挤到一边，而实践性的活动则明显上升，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抗战的爆发，民族矛盾空间激化，第一阶段知识分子的启蒙的任务被救亡的主题所取代；第二，新中国的建立，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矛盾和压力，迫使大学和出版社这样的文化体制与政治权威结盟，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介环节的功能基本丧失了，于是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也就被剥夺了。
他们转而履行某种工具性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阐释者和机件。
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的角色的转变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知道，较之于西方知识分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历来有重实践（行）的传统。
这一方面是和中国文化的伦理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又和中国哲学思想中"即行即知"的传统有密切联系。
余英时发现，知识分子在西方完全是近代的事，他们不同于古代的智者和教士，注重行动和实践；而这在中国古代的"士"那里却是一以贯之的传统。
[19]但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展来看，第一阶段似乎较多地集中在文化建设上和话语生产上，知比行具有更重要的优先性，因为观念的改变是最为迫切的事。
难怪林毓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总喜欢"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然而，在第二阶段，由于国内国外各种矛盾的激化，由于救亡的迫切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于是，种种外部的限制和制度扼制了知识分子的话语生产者和批判者的功能，进而转向一种"雅各宾式的"角色。
激进主义、工具主义和理想主义，一方面与民族的解放大业相缠绕，另一方面又和政党国家的建立相纠结。
早先知识分子所认同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角色，逐渐消失殆尽。
加上建国以后国家与社会同一，单位制度统辖了一切，国家作为政治权威高度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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