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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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差
剪刀差
百科名片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
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
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
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
目录
简介
产生原因
历史起源
发展情况
缩小方法
相关介绍
编辑本段简介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这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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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它的具体表现是：
当一般物价上涨时，虽然农产品价格也同时上涨，但它上涨的幅度往往低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
而当一般物价下跌时，虽然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时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
如果把一定时期（比如一年）内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情况用统计图表表示出来，那么，工业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而农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二者犹如张开的剪刀的形状一样，因此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编辑本段产生原因
中国连续出台一系列刺激粮食生产的政策后，从生产环节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
但当中国粮食的定价体制，仍采取国家调控与市场供求相结合的方式，粮食价格的调整并没有与农资等工业品相适应，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落后于农资等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造成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流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工业、服务业等领域。
受访专家概括道：
粮价形成机制的不完全市场化，与农资、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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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新剪刀差”现象的产生与发展的主导因素。
哈尔滨市市政府调查显示，受整个东北地区稻谷市场疲软的影响，2007年秋收以后稻谷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低，2007年秋国家稻谷收购保护价为0.75元/斤，但远远低于2006年平均1元/斤的收购价格，达到了近年来的低点。
而同期种子、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与上年相比平均涨幅达到20%以上，部分品种涨幅达到50%以上。
农民外出打工与种粮效益的剪刀差逐步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调查资料显示，受劳动力资源紧张影响，河北省建筑领域人工费价格在2006年上涨7.3%的基础上又上涨10.4%，涨幅创1998年以来的新高。
而同期粮食价格仍处于低价位运行，与种粮要面临的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因素影响相比，农民打工收益明显高于种粮收入。
编辑本段历史起源
剪刀差一词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俄国。
这个词首见于托洛茨基在俄共8大上（1919）的发言。
随后列宁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及托洛茨基在其《新方向》中又提及了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1927～1929年期间也就当时存在的情况从理论上作过多次的论述，不过，斯大林得出的结论却是“农业集体化是必要的”。
从历史的发展看，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占有先进生产技术的工业资本家在与生产技术落后的农民交换工农业产品时，抬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来剥削农民。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剪刀差还反映着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
剪刀差是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交换手段之一。
它是指发达国家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方面压低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初级产品的世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的世界市场的价格。
如果把这一现象用图表示出来就象一把张开的剪刀。
发达国家通过这种交换手段可以赢得高额利润。
编辑本段发展情况
苏联在1921年初走上和平建设轨道后，国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人为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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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得部分农民收入在工农业产品交换过程中转入政府支持发展的工业部门，当时人们把农业和农民丧失的这部分收入称为“贡税”或“超额税”。
1923年上半年，政府的工业和商业部门又再次提高工业品价格，使本来已被政府强制压低的农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又大大降低。
到1923年10月，同1913年相比，农民需要相当于原来2·8倍的农产品才能换到等量的工业品。
苏联政府的这一行为先是引起农民的不满，农民以不买或尽可能少买工业品来抵制，于是导致工业品市场萧条，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结果又引起工人的不满。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九月中央全会。
会议在斯大林的主持下第一次把农业流入工业的超额税正式称作‘剪刀差’，并且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立了剪刀差委员会，专门从事研究和调整剪刀差的工作。
从此，‘剪刀差’这一名词便流传开来。
苏联的“剪刀差”概念在30年代被介绍到我国。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工农生产在战争中遭受的破坏程度不一样，恢复的速度不一样，以及恢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得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间扩大了很多，1950年工农产品比价与抗日战争前的1930-1936年相比，扩大了34·4%，农民在交换中吃亏很多。
因此不少人就采用“剪刀差”这个词来形容工农产品比价扩大的现状，但是此时中国使用的“剪刀差”已经与当年苏联的“剪刀差”概念有所不同了，它不是指那种政府依靠人为扩大工农产品比价来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表现，而是指工农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状态。
例如1951年4月第二次全国物价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就是出自上述概念。
以后的学者也多是从这个概念来研究“剪刀差”问题。
编辑本段缩小方法
①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使单位农产品的价值量不断下降，从而使工农业产品交换价值量的比例差距逐步缩小，愈来愈接近等价交换。
这是缩小差价的根本办法。
②通过价格杠杆来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
当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较多时，应逐步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当工业品（尤其是农用工业品）的价格高于价值较多时，应尽量降低其销售价格，使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逐渐缩小。
但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需要与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的价格统筹考虑，综合平衡，以免引起轮番提价。
同时，工农业产品价格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市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平衡，特别是农村工业品供应量和农民购买力之间的平衡。
不仅要求商品供应总额和社会购买力之间平衡，而且要求主要商品的供应量尽可能适合消费者的需要，特别是适合农民的需要。
③通过办农工商联合企业，以及采取农产品加工利润部分返回农业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
另外，放开农产品价格，积极开展农产品议购议销业务，继续开放集市贸易，也是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的重要方面。
编辑本段相关介绍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工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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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历史形成的。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只是农业的附庸。
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基本上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对华贸易的各种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的基地。
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国内剥削阶级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提高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
仅据安徽六安、陕西安康、广西百色、四川大竹四个农村初级市场的价格指数来计算，从1936～1948年的十多年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就扩大了65％，相应的剪刀差也达到了最高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政府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了一些调整，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稳定了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逐步缩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过大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
到1958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已经缩小到1930～1936年时的水平。
因此，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实物形态变化看（即从同等数量的农产品可换得工业品的数量看），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0年期间扩大的剪刀差已基本上消除。
1958年以后，除了政治动乱的时期外，政府继续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基本稳定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等措施，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进一步缩小。
据统计，1978年同1950年相比，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107.3％，而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仅提高了0.1％。
同期，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水平仅提高了9.8％。
因此，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1978年比1950年缩小了53％。
也就是说，农民换回同等数量的工业产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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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可以比1950年少拿出53％的农产品;或者说，农民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1978年要比1950年多换到112.7％的工业产品。
如果结合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变化来考察，工业产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的状况仍然存在，而且这种差额有时缩小，有时还有所扩大。
这种差额是由于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慢程度不同形成的，它不同于过去的剪刀差，所以，应称为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
这种差价也反映不等量价值交换，差额过大则不利于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
剪刀差在我国解放前就已经存在，解放后一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发展成为我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
如果单从农业税上看，农民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小的、农民负担是不重的，如1982年我国农业各税收入是29.4亿元，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4%。
而该年度农产品价格转移总额是740亿元，农业总产值是2，78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1，083亿元。
那么套用剪刀差的绝对量测算公式：
（740÷2，785）×1，083，可以得出1982年国家通过价格渠道从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量是288亿元。
1982年农民剪刀差绝对量负担是当年农业各税税收的9.8倍，与1982年国家财政收入1，212.3亿元之比是23.8%。
农业各税与剪刀差绝对量之和是317.4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6.2%。
关于国家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里取得多少钱的问题，官方没有给出正式的数据，下面列出一组研究者根据不同计算口径测算出的剪刀差额度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农民所承受的这种剪刀差隐性负担是很沉重的
湖北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年扩大
何人民 周家庆
据湖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近几年来该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逐年扩大的态势。
据反映，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1999年湖北省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7.9％,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尽管全省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水平比上年下降3％,但据此计算出,1999年湖北省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比上年扩大了18.1个百分点。
据测算，1999年因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下降使全省农民人均减少收入103.72元,尽管因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水平下降而使农民减少支出43.04元,两者相抵,因价格“剪刀差”的扩大，导致农民人均损失60.68元。
调查还表明，近几年来湖北省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逐年扩大的态势：
1997年、1998年和1999年分别比上年扩大了5.2、8.0和18.1个百分点。
“剪刀差”的扩大是直接导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的重要原因，如1997年、1998年和1999年湖北省农民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2.8％ 3.3％和2.1％,它既影响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影响到农业生产投入的减少,同时还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农村市场的销售,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开拓。
据统计，1999年全省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1572.90元,比上年下降7.4％;农民人均生产性支出为486.27元,比上年下降13.6％,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597.56亿元。
《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06月22日
从河南产粮第一县观察国内外粮价剪刀差现象
产粮29亿斤“减收”25亿元
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河南第一产粮大县滑县今年预计总产高达29亿斤，但仍受困于“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
怪圈的背后有这样一笔账：
由于国际粮价远高于国内粮价，如果以国际粮价为基准计算，滑县29亿斤粮食相当于“减收”25亿元。
25亿元若计算为财政，滑县财政收入将达到沿海一些较发达县市水平；若折合为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人均增收2080元，将由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接近江苏的水平。
“国内外粮价剪刀差”是继“工农剪刀差”之后出现的新困境，严重影响了“政府抓粮、百姓种粮”的积极性，体现出粮食产区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国内外粮价剪刀差”喀嚓一剪，抹杀了粮农的收入、产区的财政、干部的努力
说起粮食生产，滑县有着耀眼的光环：
全国惟一一个连续5年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河南第一产粮大县……
但一提财政收入和农民收入，便相形见绌：
全县人均财政支出606.4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1.1%，全国平均水平的26.2%，滑县财政局副局长王绍华介绍说，如果滑县要达到全省的公共财政服务水平，需要上级补助10.8亿元，达到全国平均水平需要补助21.5亿元。
农民收入也是如此，去年滑县农民人均纯收入4009元，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农民收入的高低、财政收入的多寡，与滑县最重要的产出品粮食的价格有直接关系。
当地干部和记者一起计算了“国内外粮价剪刀差”：
如果以今年6月份（国内小麦收获月）美国芝加哥期货市场为基准，国际市场平均小麦价为每斤1.9元（此价格为到岸价，含运费和港口装卸费）计算，而国内中等小麦（三级白麦）收购价为每斤0.77元，国内外市场小麦差价为每斤1.13元，滑县今年小麦总产达到17亿斤，以国际小麦价计相当于“减收”19亿元；同类推算，国内外市场玉米差价为0.6元左右，今年滑县秋粮预计总产为12亿斤，其中玉米播种面积占秋粮总产的近87%，以国际玉米价计相当于“减收”6亿元左右。
两者相加，共计相当于“减收”25亿元。
专家们认为，这笔价格差反映出，如果国内粮食产不供需，国家和销区需要进口粮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粮价差就像一把大剪刀，喀嚓一剪，抹杀了粮农的收入、产区的财政、干部的努力。
主管农业的副县长万小虎认为，以前工农产品剪刀差，就曾使产区吃亏；现在粮价剪刀差，仍是产区吃亏。
他说：
“由于种粮食很难产生财政税收，前几年粮食产区是‘吃饭财政’，现在保工资、保运转靠财政转移支付，变成了‘要饭财政’。
去年全县财政收入2.04亿元，可仅教师工资一项就要3个亿。
我一个副县长月工资1800元，如果调到市里，至少拿3000元。
”
国际市场已步入“高粮价时代”，“粮价剪刀差”现象普遍存在。
以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河南为例，河南省用占全国6%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0%以上的粮食，不仅解决了本省近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每年还调出300亿斤的原粮及加工制品，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但是相关统计资料显示，“高产穷县”问题十分突出。
2007年，河南省70个国家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县的粮食产量占全省粮食总产的81%，但是其财政收入只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9.1%；放到全国比较，矛盾更为突出，以粮食产量在10亿斤以上的52个县市为例，其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不足1/3。
卖便宜的粮食，用昂贵的化肥
国内市场粮价没有与国际高粮价接轨，但是农业生产资料却和国际的高价格接轨，甚至国内市场上一些化肥品种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都是最高的，这直接导致种粮比较效益下降。
粮食产区的干部群众形象地称“卖便宜的粮食，用昂贵的化肥”。
记者在滑县走村串户，调查发现落实取消农业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粮食托市收购等惠农政策，调动了种粮积极性。
但是农资价格猛涨，又使种粮积极性有所下降。
副县长万小虎忧心地逐一列举：
“与去年同期比，尿素每袋由90元涨到120元，复合肥由100元涨到160元，还有柴油、农药，只要涉农的，没有不涨价的。
今年上半年农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49%。
”
滑县的情况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统计部门调查表明，今年河南省小麦每亩生产成本为423.5元，亩收益为153.4元，比上年减少7.8%。
按调查的户均种植5.3亩小麦计算，每户种麦收益不足千元，仅相当于一位外出打工农民一个月的收入。
记者在滑县枣村乡，和几位粮农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普遍反映，生产资料再涨，按目前的价格，种粮就无利可图了。
今年68岁的张保林老汉讲得很有代表性：
“现在种粮的主要靠老人和妇女，我们老一辈的农民爱土地，但年轻人要算账。
年青人一是不愿种地，觉得种地不如打工挣钱多；二是不会种地，村里30岁以下的年青人大都连基本的打农药、点玉米都不会了。
”
保粮食客观上也使产粮大县失去了一些发展机遇。
县财政局副局长王绍华说，粮食产区肩负着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重任，河南省GDP前15位的县，其平均耕地面积占区域面积的35%，而滑县高达72%，除了村镇、道路，绝大部分是基本农田，没有土地用来发展工业。
副县长万小虎告诉记者，这些年县里引来不少投资上亿元的大项目，可人家一来考察，发现这也是基本农田，那也是基本农田，许多项目泡了汤。
一些乡镇干部说：
“这些年滑县抓科技种粮、抓中低产田改造、抓灌区治理，‘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可年终一排名，就落了后。
现在从上到下的经济数据排名，指标往往有利于工业型、资源型的地区，靠的是GDP和财政收入，这‘粮价剪刀差’实际上也剪掉了干部的成绩。
”
产区财力没保障，粮食产能提高难
抓粮食生产，往往不能直接产生财政税收，滑县自2005年享受国家产粮大县补助以来，县财政坚持把奖补资金用于乡村两级办公经济、发展农村教育和发放干部教师工资方面，一定程度上缓解县级财政压力。
但并不能满足地方基本运转需求。
有一些村干部甚至要垫付自己的报酬，用于日常办公开支。
依靠现在的财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难上加难。
县水务局局长说了三件关于“水”的难题：
其一，最近6年，滑县水埋深每年下降1米左右，影响了有效灌溉面积，需要引黄（河）补源，可是如果全县补源，需要1000万元，县财政左挤右凑，也拿不出，最后只好先补一个灌区。
其二，若将当前的大水漫灌改为地埋管道灌溉，可以节水30%以上，提高粮食产量，但是根本拿不了钱来。
其三，农村的农田水利末级体系因为无钱可修，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县农业局局长王典让告诉记者：
“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标准粮田建设、增加水利设施等，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还是大有潜力。
比如全县有近100万亩中低产田，去年我们改造了1.2万亩，每亩投入600元，一下子把单产由300公斤提高到623公斤。
现在的问题是，每个农业项目都需要县里配套，县财政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配套资金，有时只好放弃。
我们基层是‘不要项目难发展，要了项目更作难’啊！
”他说，滑县作为产粮大县，曾为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仅1985年到1996年期间，仅粮食差价（调销价低于市场价）就为国家贡献了4.2亿元，国家的政策不能再让产区吃亏。
说起农业基础设施滞后，农民的感受更为深切。
枣村乡温庄村支书郑清师说：
“我们村以前井打30米，现在要打到60米才能出水，浇一亩地过去只需要1个小时，现在需要5个小时。
”大屯村村民张保林说起村里的电，气就不打一处来：
“全村2600多亩地，只有6台变压器，容量太小，3天才能轮到用电浇一回水。
结果今年有1台变压器烧坏了，一修就是半年，正好夏种，结果400多亩玉米没浇足水，晚了半个月才出苗。
”
提粮价 增补贴 强基础
如何改变“粮价剪刀差”的现状，专家和广大粮食产区的干部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即提粮价、增补贴、强基础。
——从价格机制上，国家应该有计划逐步地使我国粮价与国际接轨，最终由市场形成价格。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认为，近年来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速度地过快，客观上使惠农政策被大大消化，要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种粮愿望，就必须从提高粮价上做文章。
从战略上考虑，与国际上的高粮价接轨是迟早的事情，但在战术安排上，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用5年的时间，逐年提高收购价格，最终与国际粮价接轨，由市场来形成价格。
对于“粮价会带动百价上涨”，乔林选认为，粮价是百价之基，是过去短缺经济时的认识，那时粮食是主要的食品，占据了人们重要的消费；但是现在食品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价“渐进式”的上涨不会对物价上涨产生大的影响，反过来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种粮的意识。
而对低收入阶层，国家则可采取“发猪肉补贴”式的办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说，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可以提高城镇居民对高粮价的承受能力。
应该通过给消费者补贴，让粮价逐步和国际市场接轨，让农民得到好处，调动种粮积极性。
——从补贴机制上，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产区的补贴力度，形成“农民种粮食，财政买安全”的共识。
一方面是进一步加大种粮补贴。
河南省农业部门统计，今年国家对河南省种粮农民的各种补贴达到90亿元，不足以弥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农民收入造成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建立对粮食调出财政奖励补偿机制，即对粮食生产大县按粮食调出量进行奖励或补贴。
现有的对粮区财政的补贴政策很难调动积极性。
河南省产粮大县商水县年产出20亿斤粮食，国家对粮食商品粮大县的奖励去年是3000万元，相当于产一斤粮食国家给补1分5。
豫东周口市算了一笔账：
全市10个县都是粮食生产大县，每年粮食调出量约60亿斤，如果1斤补1元，就是60亿元，平均每个县将补6亿元，加上现有的财政收入，就能达到全国县级财政的平均水平，能够使产区安心抓粮。
滑县副县长万小虎认为，粮食问题有三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中央要安全，地方要财政，农民要收益”。
国家一定要增加投入，才能稳定农业的基础地位。
河南省正在积极规划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计划增加300亿斤的生产能力，但是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全省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62%，还有40%的耕地望天收。
一些产区的干部建议，国家一定要尽快建立五个方面的机制，即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奖励补贴机制、粮食生产稳定增长的科技创新机制、粮食稳定增长的金融支持机制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机制，以充分夯实粮食生产的基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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