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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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构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外延，是在历史上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切过程。
它不仅是不断发展的，而且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指导中华民族的复兴，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这个过程的丰富内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内涵成分的复杂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五个方面，构成了这个概念内涵体系的基本成分。
进一步揭示这些内涵成分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它的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问题的关系，是“箭”与“靶”、“矢”与“的”的关系。
“‘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提出的具体现实问题。
解决问题的多少好坏，是检验学习马克思主义效果的标准之一。
“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
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因此，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候，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而且还要有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还要有中国立场。
“中国问题”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它具有特定的时空结构，因而我们不能离开时间和空间来抽象地研究中国问题。
在时间上，每一个中国问题都有自己演变的历史，形成“历时性”问题，即问题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具体形态；这些历时性问题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问题的时间结构，从而表现出问题的时代性。
当前的中国，不仅存在现代性问题，而且也存在前现代和后现代的问题，使中国问题具有不同的时代态。
就今天而言，不管是哪类问题，它们都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中，在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都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野。
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把问题意识和时代意识、中国立场和时代立场结合起来，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
在空间上，在不同的领域和同一领域的不同层次，都有各种不同问题的分布，形成了“同时性”问题。
这些同时性问题的相互关系，构成了问题的空间结构，从而表现出问题的本土性、领域性和层次性。
就这种空间结构来说，首先是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相互影响和制约。
其次，在这两类问题中，又可以区分为不同领域中的问题，例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都是不同的领域，它们又都有自己的特定问题。
在这些不同领域，又有各自不同层次的特殊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较低层次的问题，在这些较低层次的领域，又有更低层次的问题。
再次，根据问题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可以将这些问题划分为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
发展是中国的一个战略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任务，首先要解决发展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回答了当前中国发展问题，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为了解决战略问题，必须有一系列为之服务的解决策略性问题的策略思想。
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是相对的，不同的领域都有自己不同的战略性问题和策略性问题，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还相互转化。
创新策略思想，解决策略性问题，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
这些策略问题，与民众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要求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解决民生问题，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
就问题的时间结构来说，无论是战略性问题，还是策略性问题，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因此，每个问题都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发展问题是一个时代跨度很宽的问题，而且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众多方面，必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采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对发展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必定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例如，过去我们要求“又快又好”的发展，现在则是要求“又好又快”的发展；过去我们实行“三位一体”的发展方略，现在则是实行“四位一体”的发展方略；在不久的将来，是否应该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再加入“生态”，而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五位一体”呢?
这不是说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中，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实践问题，二是理论问题。
我们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对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是根据这种认识，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再次是要把这些认识和方法，见诸解决问题的实践活动，实现社会变革、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贯彻和落实解决问题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并获得实际性的成果；而且也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实践中创造实际成果，才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就思想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二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理论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也是指党的指导思想方面的内容。
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学科组成的学术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理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中国化。
虽然这两个方面内容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既要解决理论问题，又要解决实践问题。
解决问题的结果，必定要创造出新的实践、新的理论和新的制度，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的中国化更是如此。
毛泽东说：
“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这里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包括理论（知）和实践（行）两个方面。
对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首先要回答“知”的问题，即“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然后，根据“知”的认识，则要进一步回答“行”的问题，即“怎样做”和“不怎样做”。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与行的统一。
我们党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实践问题中，走的都是这条知行统一的路子。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回答了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然后创造了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历史证明，我们党就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回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中，不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我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看作同义语，这是由它们的内容决定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且共产主义还是实践运动。
如果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同义语，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实践运动，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是制度创新。
这里的制度创新不仅是理论问题。
而且也是实践问题，它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规定和制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的，是中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
就中国实践来说，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和解决中国具体实践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注入到实践中去，使之成为中国实践活动的一种行为意义；另一方面，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中国的特性，从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实现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和制约，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形态既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体现中国历史的优秀遗产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
历史证明，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
其原因，除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造成的；甚至主体的主观因素也难以摆脱这种影响和制约。
这就使中国历史遗产和中国文化传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中，打上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深刻印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任何内容都表现为一定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式，或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形式，它既包括民族形式，又包括时代特点。
毛泽东说：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只有“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就必须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民族的特点和中国的特性。
民族形式往往首先表现为表达和叙述的语言形式，例如，“实事求是”、“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谐社会”、“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的表达，容易被人民所接受。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类似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它们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列宁在说明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时，提出了由第一本质到第二本质的思想，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相互转化。
同样，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是相互转化的，我们平常所说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形式，就属于这种相互转化的情形。
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语言表达形式，主要表现为外在形式。
这种形式是极其必要的，但仅仅停留于这种形式，自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到内在形式中去。
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形式，实际上包括了内在形式，即民族内容。
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种内在形式是特殊的原理。
而在这种特殊原理中，又包含着一般原理，因而这种特殊也就成为一般的表达形式。
例如，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内容。
在苏联，它采取了城市起义的形式；在中国，则采取了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形式。
在这两种特殊的形式中，都包含了暴力革命的一般内容，但它表现了武装斗争的不同道路，反映了民族特色。
所以，这里所说的内在形式，说到底还是由民族内容决定的，因而它本身也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这同样是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分不开的。
不管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强烈地受到了中国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制约。
在这些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中，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也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制约。
例如，大家都批评中国传统中的专制文化，同时涉及到我国政治生活中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这不能说是错的，它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
但是，权力集中却不能说都是坏的。
当然，权力过于集中会带来许多弊端，对推进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某种困难；但权力适度集中，却又能赋予社会主义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的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现“看不见的手”与“看的见的手”的结合，使市场经济中国化，等等，不能说与这种传统没有关系。
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叫做社会主义，称它为民生社会主义。
人们可以评论这种观念的对和错，但它反映了关注民生的中国文化传统，这是不能否定的。
今天，这个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突出的文化心态。
“以人为本”，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经济，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平等，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是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崇高使命。
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民族形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内容。
它使马克思主义带上了中国的民族特点，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有文本解读、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制度创新等路径和方法。
理论探索和实践试验是基础，是基本途径，文本解读是补充，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两者相辅相成。
文本解读、理论探索和实践试验的综合，表现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或称之为综合创新。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在认识论上，综合创新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
通过、试验、探索和创新，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设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要实现的社会变革目标。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不是专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创造的。
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没有完全成功的和现成的经验借鉴；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还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有的放矢。
所以，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上下求索，大胆试验，才能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凡事都要经过调查研究，大胆地进行试验，积累经验，走出一条新路来。
邓小平说：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所以，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富有敢“冒”的精神，才能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实践创新。
它既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又是理论创新的目的。
我们通常都说，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而强调理论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
但是，每次实践的结果，都不是完全按照原先的理论模式运行的。
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也不一定就能获得完全成功，说明制约实践发展的不只是理论。
还有其他许多社会历史和文化等客观因素和实践者的主观素质。
这说明，实践的演义不同于理论的逻辑推论，实践的发展也不能完全按照理论的逻辑路径。
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是一个反复创新的过程。
“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这个认识和实践途径的一种形象比喻。
有人认为，在改革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没有系统的理论，我们可以进行“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就不应该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其实，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是通过“摸着石头过河”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党的八大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出发进行逻辑演绎，造成了实践和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因为实践是发展的，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发现、分析和解决，使理论也随之进一步发展。
新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和解决。
正如列宁所说的：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他还引用了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话：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他以此来说明，理论是由实践赋予活力的。
其实，在认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条途径，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总规律的具体体现。
在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遵循这条总规律。
这条总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中国化也是适用的。
学术界提出的“马、中、西”综合的主张，这当然是对的。
但是，如果把“马、中、西”综合只看作文本解读。
而且把文本解读看作是书斋式的研究，可以脱离中国国情和实践探索，这也是难以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中国化，同样要面向中国实践，面向现时代，面向大众，把它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化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认识中国问题的“知”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过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通过知和行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最终转化为结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它包括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等方面。
我们过去谈得比较多的是理论成果，对实践成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是认识中的一个缺陷。
其实，在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中，更重要的是实践方面的新成果。
一方面，创造新理论的目的是指导新的实践，开辟新的实践道路；另一方面，新的理论成果是否正确，必须由新的实践成果来检验。
毛泽东思想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彻底胜利，毛泽东也得不到革命实践的检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成果，既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又表现为创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飞跃，进而表现为社会变革，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之间，存在着两个中介性的成果，即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
从理论向实践飞跃的中介环节，是中国化的道路。
“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因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改革开放实践获得巨大成功，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
中国化的道路和中国化的理论，都属于理性范畴，前者为实践理性，后者为理论（纯粹）理性，它们的指向都是中国化的实践。
从实践向理论飞跃的中介环节，是中国经验，即我们党的基本经验。
由于基本经验是中国化实践的产物和总结，因此，这些经验不仅是中国化的，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化。
通过对基本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实现。
在这个飞跃的过程中，不仅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环境，而且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同样得出这个结论。
他说：
“对毛泽东来说，还不仅仅是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他还提出用中国的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的统一，最终表现为社会成果，即完成社会变革，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最终结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对旧中国的彻底改造。
实现这种社会变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成果。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时促进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都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重大社会成果。
在历史的长河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不会结束的。
但是，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具有历史阶段性。
在每个时期中和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特定的中国化阶段性过程结束时所得到的结果。
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那么，只有把这个目的转化为结果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才能实现。
理论体系、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都属于不同层次的理论成果；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下的实践创新，则是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所得到的共同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成果，即社会成果，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重建和进步。
只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而忽视它的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不能说是全面的。
如果离开实践成果和社会成果来谈论理论成果，这个所谓理论成功也是难以评说的。
理论的真理性不是理论内部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
马克思说：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如何使人们相信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只能由实践是否成功来说话。
如何证明我们的实践是成功的?
这又表现为实践的目的是否成功地转化为所预期的社会结果。
发展是第一要务，社会生产力发展了，国家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社会文明进步了，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不仅说明这个理论成果的真理性，而且它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反过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致使“文化大革命”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这个社会后果表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而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产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的，以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为途径，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最终成果，创造具有中国内容、中华民族形式和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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