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改革的改革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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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改革的改革者

曾国藩被改革的改革者

　　改革者总是孤独的，尤其是最后的日子，改革者总在后来成为被改革者。

改革者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选择，更是这个国家的路径选择。

而当最后的日子来临，所有的矛盾才会那么激烈，所有的错误才会那么明显，所有的反思才会那么深刻。

　　1870年7月2日，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

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

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

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

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曾国藩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

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

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忮”、“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

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

他苍老的目光，似平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

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

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教案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

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

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

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

法国传教士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菲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

“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

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

结果“无一能指实者”：

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

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

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

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

　　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

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去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

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

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

将这个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

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

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

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

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

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

是以万口哗躁，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

又何止是这些?

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

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就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

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

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

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

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

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

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

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

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

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

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

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

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

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

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

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契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

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

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

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

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暗、死气沉沉的晚清，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

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赫德感到难以置信。

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

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

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

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

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

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

对此，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

当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

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

那么，赫德知道么?

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

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

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

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

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

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

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

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

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

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刨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

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

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

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而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

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

又何止于此?

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

“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

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

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制之变和“道体”之变。

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

史料记载：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