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化分析重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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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化分析重点
耻感与罪感文化
一、定义
罪感文化：
“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在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产生一种深重的罪恶感,“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
”
耻感文化：
“公认的道德标准借助于外部强制力来发展人的良心社会”。
也就是有一个公认的道德标准，并且在外力的作用下依靠这一标准来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
相对于“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加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力来达到那个道德标准罢了。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在《菊与刀》一书中提出“耻感文化”时并不是就整个东方文化群体而言的,它的针对对象是日本。
二、东西方的两种文化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一）两者的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劝人向善，主张构建道德社会
目的都是为了发展人的良心社会。
一旦人犯了错误不管不是感到有罪还是羞耻，都会使人摆脱目前的困境，改过自新，重新塑造良好形象。
（二）两者构建的社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羞耻感主要是由外部的力量强制执行的一种耻感，是由外向内的一个反应的过程，随着这种反应的中断，即使做错了事，耻感也会随之消失。
罪恶感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的一种感觉，它无需由外部力量的制约，排除了犯了错误而免受惩罚的可能行，而耻感文化则让人存在侥幸心理。
（三）两种文化的解脱方式不同
在罪感文化的国家里，人们的错误可以用向上帝忏悔的办法来加以解脱
“耻感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被动性。
耻感文化下的人们毫无解脱途径而言，重要的是避免被别人嘲笑，就要在这种羞耻由外向内的反馈的过程中采取某种措施来使之中断。
这样就有产生了两个犯罪陷阱，一个是人们可以心存做错事而不被发现的侥幸心里去做错事，这样就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另一个是，在人们已经犯了罪的情况下为了不暴露罪行，而进一步的犯罪。
三、根源
不同的文化类型与他们不同的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关系。
耻感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罪感文化与西方的宗教文化紧密相联。
认为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
因此,耻感思想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人们立身处世的原则。
而这种耻感文化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它的最大特点是精神价值高于生命价值。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所以形成了东方民族在意社会地位、社会评价及在意别人言行的一种行为习惯,也形成了东方人注重“面子”的文化心理。
其实“面子”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脸面问题,它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儒家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和社会文化的耻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
李泽厚对“仁”与“礼”是这样定位的，他认为“作为外在政治社会体制的‘礼’，只能规范、管辖人的行为。
……作为内在心性修养和人性境界的‘仁’，涉及的是人性情感的培育和塑造，它是一种个体追求的宗教性的道德。
前者具有强制的力量，后者纯系个体自愿地选择。
”即便两者有着不同，但两者都会使人产生耻感
西方罪感文化的产生与西方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来源从根本上说是基督教之“原罪说”。
“人是生而有罪的”。
西方人不会很在意别人及社会对自身的评价,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们笃信的是唯一的上帝——耶稣。
在西方人心目中,上帝是不可受到丝毫亵渎与侵犯的,爱上帝要胜于爱自己的父母、胜于爱自己,上帝是无所不能、高高在上的。
所以西方人的在做错事时经常是内心深处的忏悔,这种行为无需向众人展示或解释。
但是在受到污蔑时,他们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清白”。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不同是源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也反映了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
四、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市场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伴随着巨大的生产力的产生，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固有的“利益中心”原则被极端功利主义的曲解甚至泛化的现象。
随之产生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滑坡，构建一种与现在社会相匹配的德育体系，及如何构建这种体系成了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重中之重。
对于“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我们既要宽容的对待，又要加以批判的继承，耻感文化根源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仁”与“礼”的统一，是外在的体制与内在品质的统一，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因此，我们一方面在重视耻感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内在品质的教育，真正的做到他律与自律的统一。
罪感文化对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也有积极的作用，处在罪感文化影响下的人们，人们的错误行为必然的转化为内心的罪恶感，必然的受到惩罚。
这样就避免了耻感文化中的罪行没被人发现的现象，避免了人们对自己的罪行还心存幻想的可能，在这一点罪感文化对降低人们的犯罪尝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日本罪感文化的特别性
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
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虽然日本输入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中的本质人文精神却不为之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进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观则坚持绝对化的性善论，他们认为德行只在于打开自己的清净无尘的心灵之扉，但这种绝对化也就意味着无所谓道德上的进步和发展，这与中国文化中基于心性修养的理性进步性完全不同，在这种绝对化的意义上，一切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都被抽掉了本质的人性内容。
文化本质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准则之外，而道德本身就成为对道德准则的不可违背性。
日本文化没有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罪感意识，罪感观念承认人性可以沦丧，所以能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直的后果并对其负责，而没有罪感的人即便是明知道是干坏事时也不会有任何约束力，因此只有“错”而无所谓“罪”。
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基础篇：
地域起源不同形成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西方文化则发源于古希腊的爱琴海海滨。
在黄土高原，人们面对的是大片大片的黄土地，是沉默稳固厚实可靠的大地。
黄土和中国的文化联结得非常紧密。
而古希腊在地理上是一个半岛，三面临海，其大部分居民又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爱琴海海滨。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面对的首先是汪洋浩瀚、神秘莫测的大海，海水与西方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形成中华文明的必要条件愚以为主要有两个:
一为地域条件，二为政治条件。
气候地理条件的限制，使得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大而封闭的环境当中。
这种大而封闭的条件造成了中华文明形成延续下来的两个因素:
封闭的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免于遭受外来民族的入侵，从而更好的保留下来;而广阔的地域为生物的多样性牛长提供了条件，使得农业更能够发展，同时也可以提供足够多人生存的空间，而在冷兵器时代人数?
就代表生产力和战斗力，这又反过来保护这个文明的存在。
中华文化形成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明体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和对于商业的鄙弃。
在长期的重农抑商的环境之下，在商业中取得利益的商人并不是将资本继续投资在商业之中，而是转而投资土地，形成新的大地主，这样，中国的商业文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农业文明为主导。
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文化形式对中国民族性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中国人在平时往往自私、不团结。
另一方面，内陆干旱气候与单一农耕结构，使得水利设施的兴建具有关于民族存亡的重要功能。
而大型水利设施的兴建又非一家一户所能承担，须有一种超越农户、乡村之上的权威机构，来组织人力、物力管理水资源。
这样，集体主义与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也就有了可以追溯的生成基础，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悖论。
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沿岸，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型经济，所产粮食甚至不能自给。
在人口稠密的城邦如雅典等，要从黑海沿岸和埃及等地购进谷物。
于是，西方文明发展成为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的产生基于市场意识，而市场意识又基于交换意识，交换意识又基于承认各自独立的平等意识，平等意识则来自于分立、独立意识。
于是，西方对人显得相当的尊重，个人主义盛行。
由于地域的不同形成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是中西方文化差异中最基本的差异，由此便形成了人际关系，思考方法，文化分流等，宇宙时间观等种种差异
二、色彩的文化意蕴
心理效应
蓝色意味着冷静、淡漠和超脱。
西方文化的智性特征、理性精神以及对知识的重视，无疑是与蓝色的冷静、淡漠和超脱相一致的。
它那严密的逻辑思维，机械论的科学模式，纯客观写实的艺术倾向，超越性的真理观念和宗教意识等等，都与蓝色的心理效应相吻合。
黄色意味着热烈、狂躁和入世。
中国文化的情性特征、感性精神、对生命的重视和强烈的功利意识，又无疑是与黄色的热烈、狂躁和入世相一致的。
从行为学意义说，这一层次的文化意蕴是通过对色彩的运动知觉展示出来的。
就水平方向看，蓝色是“离开观众而向后退缩”，而“黄色的最初运动是向观众进逼”。
就圆周方向看，蓝色的运动是“向它自身的中心收缩”，形成“向心运动”；黄色则是“一个从中心向外扩展的运动”，它“盲目冲击着每个障碍物并且漫无目的地向四下扩散”，形成“离心运动”。
离心方向表现出向观众的逼近；向心方向则表现出向观众的远离。
两种运动方向的知觉与对冷与暖的知觉也是对应的。
“暖色意味着接近黄色，冷色意味着接近蓝色……暖色向观众逼近，而冷色却离开观众向后退缩。
”蓝色与黄色的这种不同的知觉运动效果，同中西方文化的行为张力也有着紧密的对应关系。
众所周知，西方文化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的文化，其人格构成是以内在自我为其核心，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特别强调自我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强调意志的自由。
在同他人的关系上，他们特别注重突出自己的个性，力求充分显示自己与他人的相异之处。
所以他们时时注意同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尊重他人的私人时间和私人空间，尊重他人的意愿，时时明确自己同他人的界限，他们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是趋向于远离，偏向于冷淡，归向于孤独。
在人与人的联系中尽量地向后退却，尽量地向自身收缩。
这一西方人的行为倾向正与蓝色的知觉运动效果相一致。
与此相反，中国文化则建立在群体本位的基础之上，其人格构成是以人际自我为核心，所以，在中国人的意识深处不是以自我意识，而是以他人意识为中心。
在他们的行为中，他们不是强调独立、自主、个性、自由、求异等代表分离的倾向，而是特别地具有一种从众心理和求同意识。
在同他人的交往中。
中国人往往极力消除自己与他人相异的地方，以显示自己与他人的相同之处，往往表现出对别人的关怀与亲近，努力在同他人的关系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种你我不分的“互渗状态”。
在与其它文明交往中，这种互渗仅是边缘上的互渗，是以黄色为底色或为中心的互渗，而非混合在一起的互渗。
这是黄色文明最根本的优势。
三、文明影响文化多元:
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
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经济结构，不仅影响到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而且还会对其社会政治形态、思想意识以及人们的心理结构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农业文明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为了保卫自己相对发达的文明体系，处于防守的一方必须要大规模的兴建防御设施，而兴修水利和修建防御设施并不是一人或者数人能够完成，有时候要倾尽全国之力
这就客观上需要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才能够最大的发挥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文化方面也可以发挥较强的整合作用，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同化其他民族文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长期存在的政治条件的影响下，中国必须出现一种文化，才能够更好地为一元非民主的统治服务。
在经济基础，政治统治以及强势文化熏陶的影响之下，中国人民或自然或不自然的接受了这个一元文化的世界，他们始终认为皇帝是天子，并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西方在这种地域条件下，首先形成的是非专治的奴隶制民主政治，在商业基础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形成了文化的多元。
西方人由于有文化多元的传统而产生了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到来又使得西方文化更加宽容和多元。
在美国文化与社会里，多元化和多样性，一向是非常强烈突出的特征。
他们所追求的幸福是完全个人化的幸福和快乐。
四、文明影响宇宙观:
注重时空联系与割裂时空联系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时空观念的不同上。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时间和空间联系联系得相当的紧密，时间和空间基本上是一体的，其中对时间的重视利用要多于对空间的重视利用。
而西方则恰恰相反，西方的时间和空间是割裂的，相对于中国来说，西方更加重视空间，于是，中西方的文化一个以时间为主一个以空间为主各自发展开来。
中国一向是以农业为主导的黄色文明，农业最主要的就是对时间的把握，
西方文明产生的地理条件，并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以商业文明为主导的文明。
商业相对于农业，对时间的要求也并不是那么高，他们更注重的是空间上的扩大与影响。
由于这种环境的限制，西方人始终没有让时间的观念发达起来，并不像东方人那样遵守时间观念。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人都会有一定的时间观念。
这里所说的时间指的是在一个民族的思维和民族的传统中按照时间固有的特性进行思考，而不是指空间标定下的具体时间。
西方文化中对空间标定下的时间是很重视的。
因为这里所说的时间是和金钱、效率效益紧密相连的。
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和欧洲之间最深刻的区别，也许是在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的重大争论方面”。
五、文明影响人际关系:
尊上与平等
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和西方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分别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而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又反过来影响到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的不同观念，形成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上与平等。
中国由于处于一种相对大而封闭的地理位置上，客观上产生了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决定中国必须要产生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在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条件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济条件下，中国人心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强烈的家族宗法观念。
在社会关系上，则讲求三纲五常。
总的来说，中国在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妻之间是严重不平等的，人民讲求尊上，即在地位和身份上比自己高的人，而在上位者也习惯被人尊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最多也以俯视的态度去对待地位低的人的请求，并被认为是悲天悯人。
西方文明发展成为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的产生基于市场意识，而市场意识又基于交换意识，交换意识又基于承认各自独立的平等意识，平等意识则来自于分立、独立意识。
像古希腊，古罗马这样的传统欧洲文明国家，有许许多多独立的奴隶制城邦式民主国家组成。
这样的不同的经济政治条件必然会影响到精英分子的心理，形成对待普通民众的不同态度。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中国的统治阶级。
总的来说，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社会的用处有多大，但是实现之后所带来的尊重使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地位是完全不平等的，他们成功实现自己得理想抱负之后处在“上”位，可以得到普通民众的尊重，知识分子为专制统治而存在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处处高人一等，而他们也习惯了高人一等的地位
而在西方则不同，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兴趣。
六、文明影响思考方法:
注重细节与强调整体
在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下的差异: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以整体综合见长。
比如在姓氏的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分，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顺序则相反，突出的是自己。
在时间、地址书写表达顺序上两者也是相反的，一个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一个是从个体向整体的合成关系。
在文字、语言结构上，中国文字是由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会意文字，句法一般不做严格要求，强调以意会来把握。
西方文字有个体字母组成拼音文字，对句法的主谓关系、修饰关系成分之间的性、数、格和时态，都有较严格的一致的要求。
在绘画布局、艺术风格、审美意识方面，中国山水画是以纵轴统观全局，人物、动物、植物描写以勾画轮廓为主，艺术传统以象征写意的表现为基本特征，以想象真实代替感觉真实，讲究风貌神韵，离神得似，擅一长以抽象线条节奏表现凝练的感情，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
审美情趣在于强调对浑厚隽永意境加以直接领悟，注重美与善的统一。
传统的西方绘画则对每个细节力求形似，人物和动物绘画都要求以解剖学为基础，静物、风景则讲究透视比例的立体感，艺术传统在刻意写实，以感官真实为目标，强调模拟再现，审美情趣则注重对审美对象加以系统的条分缕析，追求真和美的统一。
中西方研究事物的方法也产生了差异，西方强调唯理、思辨，中方则强调的是经验，直觉。
七、文明影响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
天人合一与个人本位
“黄色文明”的特点就是长期从事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
农业采用的主要是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方式。
某种意义上讲，是“靠天”吃饭的，因而对天（大自然）有一种深厚的感情。
这种生活方式养成他们顺应自然、不求人为的和谐心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的审美情趣。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特殊的自然观有关。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
天与人是相同的、统一的，天地万物与人具有相同的生命起源。
天是有意志、有道德、有感情的最高主宰，具有人的一切属性。
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天”并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上帝，而是天地人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
人是天生的，人的生活服从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与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统一的。
人的生命源于宇宙大生命，人的价值源头在于天。
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认识、顺应、推进宇宙的进化的过程。
人的任务是替天行道。
天不但是人的价值源头，也是人的价值归宿。
中国古代思想家从不离开人生去讲自然，总是从人生出发去探讨自然，自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
宇宙观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西方的宇宙观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和抽象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机械综合论宇宙观。
这种宇宙观的特点是:
在研究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中，以研究人对物、人对自然的关系为主:
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强调两者的对立与分裂，是一种天人相分的关系。
西方文化的核心就在于个人本位与自由主义精神，西方文化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也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为自己才能维持社会正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和社会，为自己奋斗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奋斗。
有个人才有社会整体，个人高于社会整体。
每个人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一个人越是表现出自我个性，越能体现人生的价值。
西方的这种个人价值至上文化也被描写为“我”文化。
西方个人主义在充分激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同时，又往往导致个人主义的盛行，人对社会的义务感、责任感的淡漠，人与人关系的疏离。
群体化的社会则要求其成员符合群体要求，提倡相互帮助和对集体履行自己的责任，愿意以自己对集体的忠诚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关怀与照顾，强调对组织的归属感，提倡“我们”意识。
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以此来求得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完善。
但在重群体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个人的权利;在弘扬道德理想主义时，又反过来在扼杀人性之真，甚至成为虚假的面具。
中国人更多地是以道德感来维系社会的和谐，西方则更强调以共同的契约，以法律来维持社会的稳定，约束个体的行为。
八、文明影响道德观念:
求善与求真
“黄色文明”这种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和周围的人或事物友好的相处才能够得以生存，于是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生存哲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存文化，这种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体现为天人合一，而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很大的特点体现为与人为善，求善。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都追求至善，在善、美、真的序列中，将善置于第一位，由善统领美和真，而真则位居末位。
古代中国的先贤们更是把追求善作为一种最重要的人生目标，甚至比建功立业还要重要。
而西方则不同，蓝色的海洋文明造就了他们独立自主的性格，就像西方的个人本为观念远远大于集体主义意识一样，西方文明中对善的重视远远没有东方文明那样厉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即“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从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到现代的科学哲学，无不把追求真知当做第一要务。
西方人将科学（真）与价值（善、美）分成两类不同的命题。
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定位（论述）
取其精华（《中国人的精神》）去其糟粕（国民劣根性）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精神成果的结晶,它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的诸多领域。
文化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实践活动,起着或推动社会发展,或抑制社会进步的作用。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曾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灿烂的黄河文化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凝聚和促进作用。
今天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在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的辽阔背景下,当我们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原文化,就会看到其中既有凝重、朴实,至今仍闪耀着鲜活生命力的精华,又有封闭、守旧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糟粕。
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认真分析研究中原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为河南经济振兴、社会进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乃是我们关注中原文化的目的。
一、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
现代思想文化是指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按照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的思想行为观念、与市场运转、商品经营的谋略和手段方式以及社会主义环境与心态等一系列的规范和准则。
我认为现代思想文化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开放性
现代思想文化必须是开放性的文化,它要适应国家全方位开放的需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把商品推向广阔的地域与市场,实现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衔接与互补。
（二）竞争性
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推行竞争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的原则。
这就决定了现代思想文化必须是富于竞争精神意识的文化。
（三）自主性
“政企分开”之后,企业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和经营权,企业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企业领导和企业员工手中。
市场文化内在的合力就在于:
承认人、相信人、尊重人。
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自信、自主、自强的信念与责任感、充分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功利性
物质利益不仅成为企业猎取的目标,而且也成为广大群众的强烈欲望。
现代思想文化要面对物质利益和金钱财富,帮助企业和公众树立正确的致富观,反对拜金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摆正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
（五）高效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公平竞争,讲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协调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的现代化经济,它的发展呈现着横向发展、专业化、协作化的格局。
在这种复杂的、多边的关系网络中,现代思想文化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的协调思想、协调意识、协调心理行为、协调手段与方法等,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建立和谐的关系和合作。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冲撞与抉择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伴生的现代思想文化的特征与要求,必然会带来组织发展与人们活动在观念、心理、行为上的很大变化,这样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冲撞与对抗不可避免。
传统文化从其主流上看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主体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农业经济。
现代思想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冲撞与对抗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有代表性的方面:
（一）“义”与“利”的观念冲撞与抉择传统文化把“义”看成是至高无上的。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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