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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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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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本文在考察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分析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从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金融联动、金融创新等方面入手,探索适合我国金融中心建设的独特发展道路。

  关键词:

金融中心指标体系模式

  国际金融中心问题研究现状

  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论研究最早是从美国经济学家帕得森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开始的。

根据金德尔伯革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

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

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

金德尔伯革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欧伯瑞、戈林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

欧伯瑞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而戈林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

国内关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大规模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理论界比较有影响的有黄达(金融中心功能研究)、曾康林(金融中心发展模式研究)、姚念慈(金融中心业务研究)、谢平(国际金融中心类别研究)、张幼文(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研究)、干杏娣(国际金融中心环境研究)、杜洵诚(国际金融中心制度研究)等。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性体系

  综合指标体系:

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GDP增长率/人均GDP)、贸易密度(进口占GDP比重)、投资密度(FDI流入流出占GDP比重)、经济政策环境(经济稳定性/国家信用评级/政府支出)等。

  企业环境指标体系:

金融市场聚集度、商务成本、金融服务、法律法规、基础设施、政府经济政策、高素质管理人才、高层生活质量等。

  金融环境指标体系:

金融中介及配套机构、货币可兑换与国际化程度、金融价格的国际影响力、金融市场准入与自由度、金融监管水平、金融信息透明度、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等。

  风险预警与防范指标体系:

分析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成因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相对滞后,形成的隐患造成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海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最根本原因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既有政府的道德风险,也有个人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各种担保形成的道德风险。

维护上海金融体系安全在于制度建设,在于防范各级各类道德风险,要对金融危机预警体系模型可信度的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体系是个仿生概念,经济学辞典中很难找到类似术语。

平常所称生态环境,主要是生物学上的概念,系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并间接地、潜在地、长期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

依照这样的表述,一般事物的生态包含了系统内以及系统间各种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系统的有机链。

如果把金融看作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子系统,那么,金融生态就是由金融子系统和与之相关联的其他系统所组成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与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

  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发展模式分析

  众所周知,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是纽约、伦敦和东京。

二战后,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自然地成为了资本输出地;美国经济超过了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外交易在全球国际性交易中居首位,而美国对外交易占其本国经济的比例并不高,这就为美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纽约就自然地成为金融开放的重镇;美元也在二战结束后成为了最主要的国际清偿手段,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特殊,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向非居民提供一个可以用美元投资的金融市场,纽约金融市场恰好符合条件,该市场的主要品种则为美国国债。

于是,纽约便成为了能够与伦敦并驾齐驱的国际金融中心。

  日本东京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成为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东京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由于:

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和高利润吸引了外国投资者对日本股票市场的大量投资,使东京股票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度成为全球市值规模最大的市场:

日元的自由化和国际化是东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动力,并推动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相应地日本于1986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至今仍保持这个地位。

  考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就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中心通常具有这样的共同特点:

各类金融机构齐全、数量众多,几乎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是国际著名商业银行、大的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云集的地方;金融业务范围广,金融工具市场化程度高;金融运作电子化程高;资金融通的国际化程度高;金融管理制度健全,规范化程度高。

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通常都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良好的金融秩序。

  上海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不足

  “软件”基础差、中介服务弱。

虽然上海的信用制度、信用意识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各种金融服务机构数量多但是质量差。

  金融市场的广度不够、深度不足。

例如,证券交易量、交易品种较少,幅射能力差、资源配置效果不佳。

货币与外汇市场也有待进一步改善。

  金融体制还有待改善,金融法规还不健全。

首先,我国的商业金融机构从计划体制转变而来,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商业金融机构仍未按现代商业金融体制建立,仍不是真正的“企业”。

其次,中小金融机构比较分散、风险大,需要进一步整合、治理。

其三,改革后的央行体制仍不尽如人意之外,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空白点”。

  从市场参与者方看,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过分注重业务扩张,弱化了功能开发;过分注重争取优惠条件,相对轻视了自身创新能力和内控水平的提高;过分注重办公条件完善等硬件优势,对金融中心软件基础设施的投入明显不足。

  从市场环境看,上海金融的对外开放度与对内开放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尚待深入;金融同业公会的作用有限;货币市场建设相对滞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低、转换力弱;监管人员的素质与监管技术水平需要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不高;金融信息化包括银行IC卡的推广进展不快;金融中介机构明显不足;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严重缺乏。

  从政策方面看,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赖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策,其中包括宽松稳定的金融政策、人民币外汇率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制基本取消、资本充许国际流动以及优惠的税收制度和政策等。

同时,我国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不会加速。

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必将受到限制。

此外,按照目前的金融体制,国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行均设北京,各总行的结算和大宗业务交易也都在北京进行,这种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显然是不利的。

  从组织方面看,金融中心的重要构造之一是有一大批商业化的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中心通常是外资银行的云集之地。

上海虽然外资银行占银行总数70%左右,但其规模机构均受到很大限制,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参与度仍不高。

鉴于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人才、管理等均与外资金融机构有一定差距,竞争中无明显优势,近期内外资机构尚不可能大规模进入上海金融市场,这显然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面临着现有金融中心博弈的挑战,客观上与上海形成不同程度的竞争关系,包括争夺资金、争夺市场、争夺人才和争夺客户。

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大城市也纷纷计划建立金融中心,其中有的城市如北京本来就是国内金融中心,广州、深圳等地也都具有良好的条件。

这不仅会在资金、市场、客户等方面与上海形成竞争格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上海获取金融优先权和特许权变得较为困难。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不仅制约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限制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功能拓展。

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金融创新,不断推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满足各类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与稳步发展。

  

(二)全力打造人民币金融产品中心

  依托上海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走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之路,在中国入世、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下,使上海首先成为投资、交易、开发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三)推进国际金融人才高地建设

  金融人才的竞争是金融竞争的核心。

上海必须成为我国高级金融人才的培养、锻炼和输送基地。

我们必须全面实施金融人才发展战略,加快构建金融人才高地,为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针对目前上海金融行业紧缺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资金运作及新产品研发人才的现状,必须要采取多元化、全方位造就人才的模式。

既要立足于国内培养,又要适时加以引进。

  (四)加快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金融业的发展要特别体现“市场化”,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业务、服务对象差别化定位,支持金融工具多元化、金融产品多样化、金融服务个性化,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营造中外资金融机构生存发展的和谐环境。

  (五)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以发挥金融中心辐射作用

  上海要充分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推动服务创新,不断增强对外辐射功能,进一步向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拓展服务空间和服务领域,形成区域资金集散中心,在积极吸引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上海的同时,加快对内拓展的步伐,为区域内和其他地区发展建设融通资金;与区域内大中城市合作建立信息交互网,完善信息流通机制,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社会化信息服务体系。

  (六)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

  要积极发展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直接融资体系,不断推出实质性的适合各类企业的融资工具,要引入更多的商业金融债、企业债、商业票据等,推动债券的跨市场交易,培育机构投资者利用债券市场进行流动性管理、风险管理的能力,要调整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的角色定位、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明确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位、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七)积极构建长三角金融圈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离不开长三角城市群的共同发展,要明确江浙沪在长三角金融圈的定位,据此形成具体的应对战略,积极吸引服务于中小型企业的银行、财务公司;同时加大力度扶持中小民营企业上市,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进行海外融资,促进内外资互动融合发展,还要主动建立与香港及海外金融机构的对话机制,通过业界交流、金融产品推介会、高层次金融论坛等活动强化民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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