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企业并购重组现象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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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企业并购重组现象分析
第一章导言
一、中外企业并购重组的历史回顾
（一）西方国家的企业并购重组浪潮
企业并购重组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永恒的话题。
西方国家最为典型和悠久的企业并购重组史是美国企业的并购重组史，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目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从19世纪末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其证券市场发展的历程中，共经历了五次比较大的并购浪潮。
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之间，也就是1893年美国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
其主要特征是横向并购，目的是扩大企业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规模效益，抵御经济危机的风险。
这期间,通过并购导致的企业形式首先是托拉斯，其最直接的结果是企业数量的急剧减少和单个企业规模的迅速膨胀，同时产生了一大批垄断性的企业集团。
根据Nelson（1959）的估计，被并购的企业达3000多家，300家最大的公司规模增长了400％，并控制了全美产业资本的40％。
需要指出的是，股票市场的建立为本次并购浪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于1863年设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其后设立的波士顿证券交易所和费城股票交易所为企业并购重组大开方便之门，据统计，在此次并购重组的高峰时段，有60％的交易案是在这些证券交易所中进行的。
有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这次并购浪潮的结束，一是美国经济从1903年起再次出现衰退，股票价格大跌，资金来源枯竭；二是美国国内兴起了反托拉斯运动，垄断价格的形成危害了大众福利，激起了社会不满，促使政府采取了一些反垄断措施。
第一次并购浪潮的高峰在1898年到1903年之间，在这五年中，以横向并购为主的浪潮推动了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并为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垄断利润。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
与第一次浪潮相比，横向并购虽然仍占较大比重，但同时出现了相当规模的纵向并购，寡头及规模经济仍是此次并购的重要动机。
一个相关的副产品是，并购后公司的形式虽然仍是以控股为主，但并购所导致的产权结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并购并未导致企业产权的绝对集中，而是单个股东的持股率越来越低。
因此，这次并购浪潮，奠定了美国工业结构的基础，对美国企业制度的直接影响则是确立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模式——即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最后分离。
1929年经济危机开始时，这次浪潮随之停止。
第三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至60年代。
此次并购浪潮有两个明显特点：
一是混合并购超过横向并购居于主体地位，二是跨国并购异军突起。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萌芽，大企业经营的空间分布开始出现多样化发展的趋向。
但同时也给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发展留下一定空间。
至70年代初,美国企业的总数比50年代初增长了80％以上。
本次浪潮因石油危机而平息下来。
第四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最大的特点是，由于杠杆收购策略的运用和垃圾债券融资手段的出现，出现了“小鱼吃大鱼”的案例。
这次浪潮主要是由金融财团推动的,同时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1990年，随着经济的再次衰退，证券市场价格大幅下挫，这次浪潮略为平息下来。
第五次浪潮在90年代初紧接着第四次浪潮迅速掀起。
这次浪潮有四个新的特点：
一是在总规模上创造了历史纪录，且呈现连续八年递增态势；二是相当一部分并购发生在巨型的跨国公司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强强联合趋向；三是金融业的并购明显加剧；四是大多数企业放弃了杠杆收购式的风险投机行为，改以投资银行为主操作，旨在扩大企业规模和国际竞争力。
但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因为股市动荡、IT行业缩水、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的打击，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的进程，第五次浪潮正在趋缓，但也必将酝酿着第六次浪潮的开始。
此次浪潮的显著特点是基本以友好兼并为主，进行主动的强强联合，显示出现代企业经营中的“策略联盟”。
从许多关于并购重组的论文和专著中可以发现，上述关于西方企业的五次并购浪潮，理论界的认识比较一致。
从总体上讲，西方国家的五次并购浪潮呈现出以下一些共性：
第一,从时代背景看，企业并购浪潮往往掀起于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与经济周期呈现出一种被动的吻合。
第二,从内生力角度看，技术革命是企业并购的催化剂。
譬如，第一次浪潮无疑与第二次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并购集中在重型制造业；第二次浪潮与陆上的运输革命，尤其是汽车工业的突飞猛进密不可分，并购开始向机器制造业、食品加工等更广泛的领域转移；第三次浪潮则与航空航天、核技术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非常密切，航空业在并购中占有了显著的份额；第四次和第五次浪潮与新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及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相吻合，并购重组由第二产业大量转向第三产业，并产生了大量的跨国并购。
因此，从总体上看，呈现出了一种技术革命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并购，企业并购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趋势。
第三，从并购重组的空间范围看，市场的扩张与企业的扩张同步进行，近年来跨国并购表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第四，从政策约束的角度看，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美国国内有关反垄断法案的执行开始呈现放松的迹象。
管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保护竞争，更重要的是追求帕累托最优和国家优势。
第五，从进化的角度看，随着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的发展，并购重组也从最初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恶意收购为主，到90年代强强联合的善意并购为主，似乎存在某种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
如果说1998年以前的企业并购重组浪潮主要是以美国为主的话，那么1998年以后的并购重组浪潮则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企业并购重组。
1999年仅欧洲企业并购重组额就高达近万亿美元，另外，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并购重组案也呈大幅度上升趋势。
据有关资料统计，亚洲在全球并购市场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增长到2002年的16％，大额交易（超过5亿美元）的数量从1997年算起已经增长了80％，其势头盖过欧美国家。
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BGG）估计，从1998年到2001年，中国国内并购重组案发生了1700多起，金额为人民币1250亿元；海外企业收购中国国内企业的交易66起，金额为人民币66亿元。
另据国资委宣传局的统计，2000年全球并购交易总规模为1.14万亿美元。
2001年,全球并购交易总规模为6010亿美元,比2000年下降了47%。
2002年前三季度的全球跨国并购总额又比上年同期下降45%。
但是中国却一支独秀，在亚太区不断增长的合并交易数量以及交易额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和中国经济发展一样，中国企业的并购重组已经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中的一个亮点。
（二）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发展轨迹
对于中国企业并购重组发展轨迹的划分，理论界并未取得一致结论，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将中国企业并购的历史从清末算起，认为清末和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民族资本之间的并购重组都可以算作是中国的并购浪潮。
第二种观点将中国企业的并购历史从改革开放后算起，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
第一次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河北省保定市锅炉厂兼并保定市风机厂为标志性事件，从而开辟了中国企业间兼并的先河，在这一浪潮中，有一条比较主流的思想是企业兼并能够消灭亏损企业，这样，政府可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负担，于是政府“拉郎配”的并购活动成为主流。
第二次浪潮是在中国一个相对透明、公正、有效率的舞台即证券交易所诞生了，特别是1992年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双重压力下，以扩大经营规模，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并购活动大大活跃起来。
它的标志性事件即是拉开上市公司并购帷幕的“宝延事件”。
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在经济贸易全球化日益发展，国内经济转型、体制转轨以及股权多元化的条件下，企业股权结构变动大大加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公司控制权市场不发达的新兴市场而言，并购市场的巨大发展引发了第三次并购浪潮。
第三种观点将中国企业的并购浪潮局限于证券市场，认为1993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发生的并购重组有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政府对并购重组的态度也相应由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市公司并购的萌芽阶段（1993-1996），这一阶段以市场自发探索为特征，第一起举牌收购、第一起协议收购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政府对并购重组态度比较谨慎。
第二阶段为上市公司并购的活跃阶段（1996-2000），这一阶段政府大力推动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重组成为市场热点，不规范问题日益突出。
第三阶段为上市公司并购的纵深发展阶段（2000——），这一阶段并购重组在多层次展开，战略性并购重组逐渐凸现，政府的态度则从大力推动转变为引导规范。
本文认为上述关于并购重组发展阶段划分的三种观点侧重点各不相同，虽不无道理，但难以反映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全貌。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虽然清末和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发生过企业间的并购重组，但当时并购重组的规模和范围有限，称其为“并购浪潮”有点夸大。
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将中国企业并购的历史从改革开放后和1993年算起在时点上则过于滞后。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事实，将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历程分为解放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三个时点来考察。
同时，基于研究的时点和样本选择的需要，除在导言中简单介绍该三个时段的并购重组外，本文以后各章将对改革开放后证券市场发生的并购重组作重点研究。
中国的近代工商业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没有经历简单协作——手工业工场——机器大工业——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轨迹，但也不乏兼并、联合等资本集中的惊心动魄。
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解放前的并购重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市场条件的恶劣和外国资本的压迫，民族工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不少走上了并购重组之路。
例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1915年创办的上海申新纱厂于1917年收购了上海恒昌纱厂，于1923年收购了上海德大纱厂，于1924年收购常州纱厂，于1927年收购了上海恒大隆记纱厂，于1929年收购了英商东方纱厂，又于1931年收购了上海厚生纱厂和三新纱厂。
同时，荣氏兄弟还通过并购涉足面粉、银行等其它行业，以分散经营风险。
通过并购，荣氏兄弟加强了实力，提高了企业地位，在此后同外国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一定的优势。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并购重组活动还有：
1931年的中华、裕生、鸿生、荧昌4家火柴企业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并继续进行并购活动，1934年收购杭州光华火柴厂，资本总额由191万元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占中华地区全部火柴市场的一半，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家火柴公司；1936年，中汇银行控股浙江商业储蓄银行；1937年国华银行控股太平银行，四川商业银行、川康殖业银行、重庆平民银行合并成为川康平民银行；1935年6月，趁上海金融业危机之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加入官股的形式，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及新华信托银行。
可见，我国解放前的企业并购重组，基本上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民族资本不发达，并购的目的和形式比较单一，企业并购一般采用直接购买的形式，目的也只限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其次，证券市场当时不发达，通过证券市场进行并购的方式很少。
2．改革开放前的并购重组
改革开放前的并购重组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10月到1956年，这一阶段并购重组的主要内容是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行公私合营。
1952年底，公私合营的企业高达1000家，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1954年，公私合营企业达1746户，产值占全部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的33％。
第二阶段为上个世纪60年代在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下，对工商业的关、停、并、转。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的方针，对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
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对国营企业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整——对部分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出现的。
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并购重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府指令的推动。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的附庸机构，没有自主产权，没有市场，企业并购重组采用的是政府指令下的划拨方式，这种并购重组是一种行政性合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并购重组，不存在现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公司并购。
3．改革开放以来的并购重组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经营和利益主体，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并购重组搭建了并购（尤其是股权并购）的基础。
以资本市场介入并购重组为分界点，改革开放以来的并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资本市场介入之前的阶段，以“保定兼并”为起点，中国企业开始了企业并购重组的早期探索。
1984年7月，河北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42万债务的形式兼并了保定市风机厂，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企业的“兼并第一案”。
随后，这种优势企业以承债方式兼并劣势企业的模式一路蔓延，到1987年，全国大多数城市都陆续出现了企业兼并。
1988年5月，武汉市率先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一年之中，武汉、保定、南京、福州、成都、深圳等地类似的机构相继成立。
兼并市场的建立为兼并方式多样化探索创造了条件。
1989年《关于企业兼并暂行办法》的出台则是对这一阶段探索成果的肯定和规范。
二是资本市场介入之后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建立，我国资本市场步入发展完善的快车道，并购重组开始在中国证券市场频频出现。
自1993年“宝延事件”首次演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案件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上演了一幕幕并购重组的生动案例。
据统计，中国证券市场1993－2002年共发生了1194个以上市公司作为目标公司的收购重组案例和22个上市公司作为收购公司的吸收合并案例，即总计1216个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
2003年当年共发生上市公司并购案例925个。
截至2004年11月18日，2004年已公告的上市公司并购共有470例。
本文即是对1993年“宝延事件”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实践发展及其引发的思想演变的研究。
二、中外企业并购重组思想的理论综述
（一）国外的企业并购重组理论
在西方100多年的企业并购重组历史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大量的并购重组理论，下表是美国学者Weston对目前西方比较成熟的并购重组理论的总结：
表1－1：
国外的并购重组理论
Ⅰ效率理论
A效率差异理论
B经营协同理论
C经营多样化理论
D财务协同理论
Ⅱ价值低估理论
Ⅲ信息－信号理论
Ⅳ委托代理理论
A控制机制论
B管理主义
C胜者的灾祸－盲目自信
Ⅴ税收节约理论
Ⅵ市场垄断力理论
1．效率理论（EfficientTheory）
效率理论认为公司购并活动能够给社会收益带来一个潜在的增量，而且对交易的参与者来说能提高各自的效率。
这一理论包含两个基本观点：
（1）公司购并活动的发生有利于改进管理层的经营业绩；
（2）公司购并将导致某种形式的协同（Synergy）效应。
该理论暗含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公司购并活动。
效率理论可细分为四个子理论。
（1）效率差异化理论（DifferentialEfficiency）
效率差异化理论认为购并活动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易双方的管理效率是不一致的。
举例来说，如果A公司的管理效率优于B公司，那么在A公司兼并B公司后，B公司的管理效率将被提高到A公司的标准，从而效率由于两公司的合而为一得到了促进。
该理论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管理协同”理论，亦即具有较高效率的公司将会兼并有较低效率的目标公司并通过提高目标公司的效率而获得收益，这一理论暗含着收购方具有剩余的管理资源。
（2）经营协同效应理论（OperatingSynergy）
该理论认为，由于在机器设备、人力或经费支出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产业存在规模经济的潜能。
横向、纵向甚至混合兼并都能实现经营协同效应。
例如，A公司擅长营销但不精于研究开发，而B公司正好相反时，如果A公司兼并了B公司，那么通过两者的优势互补将产生经营上的协同效应。
威廉姆森、阿罗和阿尔钦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经营协同效应的解释是通过联合可以避免联络费用、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和机会主义行为等。
（3）经营多样化理论（PureDiversification）
作为一种购并理论，经营多样化区别于股份持有者证券组合的多样化理论。
由于股东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将其投资分散于各类产业，从而分散其风险，因此，公司进行多样化经营和扩张并不是出于为股东利益着想。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管理层甚至其他员工将面临较大风险——如果公司的单一经营有可能陷于困境的话。
由于他们不能像公司股东一样可在资本市场上分散其风险，只有靠多样化经营才能分散其投资回报的来源和降低来自单一经营的风险。
而且，公司内部的长期员工由于具有特殊的专业知识（SpecificKnowledge），其潜在生产力必优于新进的员工，为了将这种人力资本保留在组织内部，公司可以通过多样化经营来增加职员的升迁机会和工作的安全感。
此外，如果公司原本具有商誉、客户群体或是供应商等无形资产时，多样化经营可以使此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虽然多样化经营未必一定通过收购来实现，而可通过内部的成长而达成，但时间往往是重要因素，通过收购其他公司可迅速达到多样化扩展目的。
（4）财务协同效应理论
财务协同效应理论认为资本成本会由于若干原因而降低，如果两家公司的现金流量不是完全相关的，破产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并且这一结果还可能会降低破产费用的现值。
此种理论认为买者有多余的现金流量，但缺少良好的投资机会。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目标公司企业需要额外的资金为其丰富而良好的投资发展机会提供资金。
马克汉姆对此作了经验证明。
2．价值低估理论（UnderValuation）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
当一家公司对另一公司的估价比后者对自己的估价更高时，前者有可能投标买下后者。
目标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
（1）经营管理能力并未发挥应有的潜力；
（2）购并公司拥有外部市场所没有的目标公司价值的内部信息；（3）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造成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差异，使公司价值有被低估的可能。
Tobin以比率Ｑ来反映企业购并发生的可能性，其中Ｑ为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
当Ｑ＞１时，形成购并的可能性较大；当Ｑ＜１时，形成被购并的可能性较大。
美国80年代的情形说明这一点。
在80年代美国购并高涨期间，美国企业的Ｑ比率一般在0.5－0.6，但当一家公司投一家目标公司时，目标公司的股票行市形成溢价，一般溢价幅度在50％左右。
如果一家企业比值为0.6％，股票溢价50％，那么购并总成本为资产重成本的0.9倍，比新建一家企业便宜10％，而且这种购并形成的投资，在投资完成后，可立即投入运行。
还有人认为，当技术、销售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变动非迅速时，过去的信息和经验对未来收益的估计没有什么用处。
结果是价值低估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且导致购并活动增加。
因此，价值低估理论预言，在技术变化日新月异及市场销售条件与股价不稳定的情况下，购并活动一定很频繁。
3．信息－信号理论
兼并谈判或要约收购的宣布可能会传递给市场参与者一定的信息或信号，即使收购活动并未最终取得成功，目标企业的股票在收购过程中也会被重新提高估价。
这一点在Dodd和Ruback等的文献中得到了验证。
在收购兼并活动中，信号的发布可以以多种方式。
公司收到收购要约这一事实可能会传递给市场这样的信息：
该公司拥有迄今尚未被认识到的额外价值，或者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会增长。
当一个竞价企业用普通股来购买其他企业时，可能会被目标企业或其他各方视作是竞价企业的普通股价值被高估的信号。
4．委托代理理论
代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公司股东两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由于管理层只有公司的小部分股权甚至没有任何股权，使得管理层会偏向于非现金的额外支出，如豪华办公室、专用汽车等，而这些支出则由公司的所有者共同负担。
这种情形在大公司更为严重，由于所有权更为分散，对于个人股东更缺乏动力花费成本以监控管理者，即使监控管理者，所费资源仍属于代理成本。
所以代理成本可以扩大为以下范围：
所有人与代理人的签约成本、监督与控制代理人的成本、限定代理人执行最佳决策成本或执行次佳决策所需的额外成本、剩余利润的损失。
这一理论对公司购并的解释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控制机制论
公司的代理问题可经由适当的组织设计解决，当公司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时，决策的拟定和执行与决策的评估和控制应加以分离，前者是代理人的职权，后者归所有者管理，这是通过内部机制设计来控制代理问题。
而收购事实上可以提供一种控制代理问题的外部机制，当目标公司代理人有代理问题产生时，收购或代理权的竞争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通过收购股票获得控制权，可减少代理问题的产生。
（2）管理者主义
Muller于1969年提出假说，认为代理人的报酬决定于公司的规模，因此代理人有动机通过收购使公司规模扩大，而忽视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率。
但Lewelle和Huntsman在1970年的实证分析表明，代理人的报酬与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有关而与公司规模无关，此结果与上述假设相反。
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收购本身实际就是代理问题的产生。
（3）胜者的灾祸－盲目自信（骄傲假说）
Roll在1986年认为收购者在评估目标公司时，往往过于乐观，尽管该项交易并无投资价值。
如将所有的收购都归因于骄傲理论，必须具备强式效率市场的前提，但在实际的经济体系中，强式效率市场是很难存在的，因此骄傲假说只能部分解释收购活动的发生。
5．税收节约理论
税法对个人和企业的财务决策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资产所征收的税率是不同的，股息收入和利息收入、营业收益和资本收益的税率有很大区别。
由于这种区别，企业能够采取某些财务处理方法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
例如，企业可以利用税法中亏损递延条款来达到合理避税目的。
所谓亏损递延，是指如果某公司在一年中出现了亏损，该企业不但可以免付当年的所得税，它的亏损还可以向后递延，以抵消以后几年的盈余，企业根据抵消后的盈余交纳所得税。
因此，如果企业在一年中严重亏损，或该企业连续几年不曾盈利，企业拥有相当数量的累积亏损时，这家企业往往会被考虑作为兼并对象，或者该企业考虑兼并一盈利企业，以充分利用它在纳税方面的优势。
再如，当企业B兼并企业S时，如果企业B不是用现金购买企业S的股票，而是把企业S的股票按一定比率换为企业B的股票，由于在整个过程中，企业S的股东既未收到现金，也未实现资本收益，这一过程是免税的。
通过这种兼并方式，在不纳税情况下，企业实现了资产的流动和转移，资产所有者实现了追加投资和资产多样化的目的。
在美国1963年至1968年的兼并浪潮中，大约有85％的大型兼并活动采用这种兼并方式。
6．市场垄断力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购并活动的主要动因，是因为可以借购并活动达到减少竞争对手来增强对企业经营环境控制的目的，提高市场占有率，并增加长期获利机会。
下列三种情况可能导致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标的购并活动：
（1）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和削价竞争的情况下，几家企业结合并起来，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
（2）在国际竞争使国内市场遭受外商势力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通过联合组成大规模联合企业，对抗外来竞争；（3）由于法律变得更为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等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并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二）国内关于并购重组的理论
1．1993年以前的并购重组理论
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于并购重组问题的研究，1993年是一个分界点。
1993年以前，基于国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特殊经济结构，理论界对并购重组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国有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而展开，这一时期的并购重组理论主要是关于并购重组的动机和功用的研究。
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四个：
（1）消除亏损理论
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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